第十节 服务业老字号 旧时服务业主要分为照相、理发、沐浴、旅馆、洗染和影剧院等6个自然行业,集中于城镇。由于长沙消费城市特点和商品中转集散中心地位的加强，经商者川流不息，谋生人云集城区，带来了长沙服务业的繁荣与兴旺。仅从店铺的数量之多，就可略见一斑。抗日战争以前，30多万人口的长沙城竟有照相馆21家(1937年)、理发店2700余家(1937年)、澡堂27家(1930年)，旅馆800家(1937年)、洗衣店80余家(1935年)、影剧院30家(1936年)。数量一多，竞争自然异常激烈，为了“拉客”，各店奇招迭出，服务措施时有创新，顾客有什么样的需求，商店就有什么服务项目，把长沙服务业的质量水平提到空前的高度。民国时期今坡子街地区的服务业以照相业最为有名。 镜蓉室 长沙最初的一家照相馆是镜蓉室，创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设于当时市中心区的药王街。创始人瞿瑞卿，长沙西乡回龙洲人。瞿家境宽裕，曾饱读诗书，人称“瞿二相公”、“瞿秀才”，因久学不第，常往各地游览。到上海时，值摄影术传入不久，初开的几家照相馆轰动全城。瞿亦被吸引，常去像馆观看攀谈，逐渐与像馆中人建立起一定的友谊，进而了解到一些照相知识。回到长沙后，即着手筹设照相馆。后又多次去上海参观学习，并请来一位姓胡的师傅，购回照相器材。于药王街开设小型照相馆。瞿本人参与照相冲洗等操作。开办之初，很受群众欢迎。许多好奇者来店照相或围观，小小的店堂内外几乎整天挤满了人。因为当时国内各中小城市，仅有画像店，即用水彩或墨炭画成人像，或在瓷版上描画，经火煏成瓷像。但神态往往失真，且又收费昂贵。今见镜蓉室像馆用银版摄影，洗出来的相片逼真，价亦较画像便宜，所以拍照者日多，熙来攘往。但该店受技术设备条件限制，只能在天气晴和的正午前后的短时内，拍摄为数不多的几张照片。约一年以后，瞿又陆续从上海请来二位技师，并着其青年子侄多人参与学习照相冲洗等工艺，人力得到充实，业务范围随之扩大，从此生意兴隆，获利不少。三五年后，由小小的照相室扩建成一家颇具规模的店面。瞿瑞卿亲撰嵌字联悬于摄影厅，联曰： 佳兆镜明蓉，照澈红情空色相; 春芳帘咉草，摄来绿影有丰姿。 1915年镜蓉室改名为镜中天照相馆，由其子瞿和生及姨侄萧春生主持店务。瞿瑞卿本人对于店中的经营管理很少过问，仍常出外旅游。瞿和生死后，其子外号“钱少爷”沉湎酒色，任意挥霍。店务由堂兄瞿紫照主持。此时继起的南绘素楼、白东波、金粟影等照相馆相继开设，镜中天的业务日趋衰落，到1933年已难支持，由瞿家亲戚朱巨和、朱登仕兄弟参股，继由朱登仕备价顶下来，仍用镜中天的招牌。原在镜中天的瞿照、李玉林等技师继续在店内工作。因朱亦是大少爷出身，对摄影技术既不懂，又不钻，经营不力，业务更差。后虽改名燕燕照相馆，力图振兴，终因管理无方而破产，将店子转让给戴康候作为新华照相馆分店，后来该店毁于1938年的长沙大火。镜蓉室——镜中天共经营30余年。 南、北绘素楼 正当镜中天照相馆兴旺时期的1910年前后，顾湘泉在福源巷开设南绘素楼照相馆，左顺臣在西牌楼开设白东波照相馆，李荣轩在药王街开设金粟影照相馆，周瑞庭先在走马楼后在南阳街开设二我轩照相馆。在此同时，还有日本人石井于金线街开设石井照相馆。石井本人主持照相冲洗，其妻亦日本人，担任修理。石井夫妻对于照相工艺非常保守，暗房冲印和修理都设在楼下密室，不让外人进去。石妻死后，才雇用中国工人张九芝等二人参与修理工作，其他工艺仍由石井本人操作。未几，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诞生，照相业务更为兴旺。南绘素楼、潇湘楼、白东波、金粟影等照相馆均有大的发展，分别加雇人员，增带学徒，有的多至10余人。而石井照相馆却仍保持其原有规模。 1926年后北伐战争胜利，长沙照相馆的业务更趋繁荣，大批军人涌入照相馆，拍摄复员相片，由于数量多，难于一一清点装套，只好用箩筐装着，让顾客自己翻寻。在市场景气刺激下，这些相馆的部分职工，先后自己出来或被人挖雇离店，在药王街、走马楼、府正街等处另立门户。北绘素楼、锦华丽、裕新公司、华丰、四明、光华等照相馆即于此时出现。除四明、光华两户外，上述4家（即北绘素楼、锦华丽、裕新、华丰）加上镜中天和金粟影，共六大照相馆，集中在短短的一条药王街。这条街成为当时长沙市的繁华街道之一。 这些新开的照相馆，多是占地很宽的新建二三层楼房的铺屋，每户雇用工人一二十人，多系由上海、宁波、汉口等地城市请来的技术较高的师傅，每人每月工资多达光洋四五十元，这在当时长沙的商业中是少有的。其摄影技术和设备亦有较大进步，如南绘素楼、镜中天、白东波等几户，已设有玻璃棚日光照相，所用的机具材料都是从英、法、德、比各国进口，感光片是英国依尔福大红牌、船牌玻璃干版，镜头是德国制造，既大又长（6—8市寸），感光极慢。拍照时，被照人坐在一张靠背椅上有只特备的叉子凳上，须紧靠背，让叉子把人头叉紧至不能移动，摄影师才将镜头上盖子揭开，并念念有词（数字），需要好几分钟才能照完，底片一律用大暗合，各装（4—16寸）玻璃干片一张。一般多照4、6、8寸，没有1—3寸的。如要小照片，亦须交付4寸相片的价款。他们用4寸片给你头部照小点，印像时少印出一部分，名曰4寸缩小。至1927年前后，才加用水银灯和电粉补佐日光照相感光的不足。到1934年前后，裕新公司、四明、蓉光几家新照相馆才部分改用电灯光照相，但仍以日光楼拍照为主，突破了过去只可在白天上午九时至下午四时照相的时间局限。照相品种亦由过去只能拍照，不能放大，只有无光纸半光纸，发展成为日夜照相放大，既有无光纸又有半光纸和大光绸文美术着色等多种多样。湖南省照相业历来重视修工，在价目上分全身、半身像，同样一份4寸像，照半身光洋一元，全身的只收八角。店内职工除工资外，伙食亦由企业免费供应，年终还要分红。当时赚钱较多的要算北绘素楼。 1938年，南、北绘素楼在“文夕大火”中付之一炬。 蓉光照相馆 蓉光照相馆的前身是光华照相馆。店主梁兆莘兄弟3人均出身于照相业学徒。梁兆鹏为长兄，原是南绘素楼学徒，出师后，转入锦华丽帮工。其弟梁兆莘入锦华丽学徒，即拜在梁兆鹏名下。后来梁兆鹏、梁兆莘又带其弟梁兆雄为徒，于1928年开办光华照相馆于走马楼曲园酒家楼上，当初是一个小店，带有6个徒弟，协力经营，业务发展很快。后又吸收学徒邹子庄等13人，加速培养技术人才，实力更为雄厚。当年湖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等大专学校的毕业像，都由光华独揽。在短短的五六年内，业务突飞猛进，获利甚丰。因所租曲园酒家房屋不够用，改在府正街购地新建三层新型铺屋，开设蓉光照相馆，并代理新昌照相材料行长沙分行的业务。为了业务发展的需要，再次招收了学徒13人。这时的蓉光照相馆，既有光华作后盾，又有新建的第一流大型店堂，技术力量雄厚，原材料充足，乃大打开张，大肆宣传，以赠送五彩大像（即按原价照4寸美术像一分，加赠8寸彩色放大像一张）为号召，一时全市轰动，顾客蜂拥而来，从早到晚排座等候，两部大座机，十几个人连续不停地工作，仍照不完，乃一方面委托光华代照，并发售预约票。每天收入光洋1000多元，打破了行业的记录。该店以梁氏兄弟三人及第一、二批学徒，共计20余人为主力，连同全店其他职工共三四十人，每天操作到深夜一二点，赶制像片，这样忙了一二个月，共盈利光洋四五万元。 在蓉光照相馆大打开张，吸引大批业务之际，其他相馆亦竞相仿效，但因人力不足，不能与之抗衡。个别店虽一度降价竞争，不几天便停止。其中实力较强的北绘素楼自恃企业名声大，高级军政人物上门照相的多，又有技术精通的技师戚家胜（江苏人），拍摄大型团体长片多，稳扎稳打，得以保持现状。 蓉光照相馆的业务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与梁兆莘的善于经营是分不开的。粱兆莘在主持店务期间，能刻苦钻研技术，在吸取新工艺、培养新生力量等方面，不遗余力。他本人文化水平虽然不高，对照相原材料上的外文不能理解，但对已经掌握的一部分工艺，经过反复实践，逐步有所提高。他常去上海、汉口等大城市参观学习，向先进同业吸取新的经验，购置新的机件，使店里的技术、设备不断更新。当时我市其他照相馆多沿用日光照相，每至下午四五点即停止营业，蓉光改用灯光，可日夜照相，质量亦大大提高。他在培训学徒方面，尤能尽心教诲，严格要求，除教导学徒操作外，对其作品，凡不符合要求的，一律限时返工。他先后培训出来的3批学徒30余人，后来多成为长沙照相行业的技术中坚。抗日战争胜利后，蓉光照相馆在中山东路复业时，仍有不少早已出师的学徒，留在该店工作，一直跟着梁氏兄弟数十年。从光华于1928年开业起，至1950年蓉光照相馆于府正街原址停业止，先后经营了22年。 凯旋门摄影社 凯旋门摄影社总店今位于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1946年3月1日，摄影行家朱振三集资12股计1200银元开设灯光照相馆，店址设药王街。时抗战胜利，为贺祝捷，取名凯旋门摄影社。店内设日（灯）光摄影室、营业厅、工作房等15间房，艳毯铺地，店堂宽敞，彩灯闪烁，气派非凡。且首次采用新颖别致的一人多影照，一照多影，表情各异，崇为时尚，引起轰动。特别是抗战八年离乱，人思团圆，拍照留影者甚众。故开业逢时，生意颇兴隆，日均营业额达100银元，列行业前茅。 开业之初，除股东任店职外，另雇22人，其中技工17名，学徒5名，员工月薪照发，年终还可分红。店主平日对店员、学徒待之以礼，不分厚薄，同桌共餐，齐心协力，各尽其责，为店争荣。因而店中祥风瑞气，和气生财。当时参与营业的五大股东均系摄影名师，每照必亲自摄制，分工把关，保证质量，不论拍照、冲洗、放大；也不分团体、个人，均按规矩办事，毫不敷衍，做到认真摄制，精心选印，稍有瑕疵，立即重照。直到以顾客满意为好。1947年，在一次拍摄集体婚照时，摄影师不慎失误，照片略显灰色，但外行却难以分辨，连顾客本人看照后都说“可以了”，并将相片取走。经理朱振三得知此事，顿色而言：“凯旋门的照相质量不是‘可以了’就行，而是要顾客真心满意才行。”随即亲自跋涉200余里路程，逐个登门邀接，约日重拍。重拍之照甚佳，博得顾客赞誉，纷纷加印放大。结果，仅此笔生意竟增收千余银元，声望日高，至今仍传为行业佳话。民国36年（1947年），凯旋门摄影社被编入《长沙一览》一书，书中称其为“著名商店”，次年又荣登《长沙日报》，誉为“长沙市五大摄影权威之首”。 1949年8月，凯旋门摄影社迎来新的春天，兼营照相器材，财源茂盛，月最高营业额11万余元，仍为行业之冠。1954年与白宫照相馆合并，集资6万元，新建4层营业楼，占地650余平方米。请中国著名书法家、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黎泽泰题写招牌。1956年，“凯旋门”首批转入公私合营，其后又合并华昌、红日等照相馆。实力壮大，业务倍增。并荟萃一大批摄影名师，如萧伯訚、邹子庄、周振怀、陈更新、蒋国政等，他们或擅长拍摄，或精于修工，各有所长。特别是著名技师萧伯訚，16岁进相馆当学徒，开始步入影相圈，从此，一辈子与照相机结下不解之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空军派人到长沙招收有照相技术人员13名，要求年龄在22岁以下，且技术较好。萧条件合适而被应招，随军8年。时军中使用的照相机和照相器材，大都是德、美、日、意等国制造，拍摄、冲洗方面技术均较复杂，所招人员均进照相训练班培训，学习照相技术和器械操作，萧伯訚勤思苦学，刻苦钻研，不但掌握了进口设备的操作，还能利用字典翻译说明有关资料，为自己的照相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5年，萧带着一手技艺回到长沙，先后在国际、华昌、红日和凯旋门等照相馆献技。他每拍一片，极为认真，从胶片的选择，到用光、布景、摄影画面的构图等方面都很讲究，使得照片的构图在主体、背景、轮廓形状、影调配置、色彩关系等方面协调统一。他拍的肖像画，若通过放大镜，人的头发、眉毛、睫毛一根根清晰可辨，其技艺可谓炉火纯青。1956年，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来长演出，有关方面特请萧为其拍照，所拍之片张张立体感强，神态自然，维妙维肖，深得梅先生赞许。1964年元月，经商业部批准，湖南省商业厅任命萧伯訚为一级摄影技师，直到1979年退休。修相名师邹子庄，人称“长沙一支笔”。一张相片，由于拍摄、洗印过程中的失误，或眼闭鼻塌，或嘴歪牙缺，只要一经邹修点，这些缺点就不复存在，相片也和新拍的没有两样。为了掌握修相技术，邹子庄不仅精通美术，而且对解剖学、生理学、心理学都颇有研究，使相片达到像形合一、栩栩如生的境界，用行话说叫“起籽起肉”，毫不走样。特别是相上修眉，邹更是一绝。他能根据男女老幼面部特点，五官长相特别是眉骨的轮廓，巧点神笔，使所修之眉如天然生就，不露半点痕迹。在团体相中，如有一人在拍摄时眨眼、移动，势必影响相片的整体美观。但邹子庄能够修补其中的缺陷，使团体相拍摄者都能拿到一张完美的相片。如抗日战争胜利时，湖南溆浦机场6位美国飞行员合影留念，在按动快门一瞬，站在边上1人有急事走出，又不便重照，相片出来，只现5人，1个位置明显空着。当时邹子庄正在溆浦工作，有人拿着那位出走的飞机员个人照片和5人合照要邹修合在一起。邹看后，经翻拍、修画，照片又形象地再现了6人在一起的场面。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拍的一些中央领导同志在长视巡的照片，大都经过邹的修饰。1987年，邹子庄病逝。萧伯訚、邹子庄技虽精却毫不保守，把技术传给众多徒弟，如今，这些徒弟们秉承师艺，继续在摄影行业作出贡献。 凯旋门摄影社由于名师济济，摄影业务日趋发展，名声远扬。省市领导部门大型会议及团体照，一般都指定该店摄影，六七十年代，曾派人多次为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在长的活动拍照留念。著名艺术家贺渌汀、李谷一等人也慕名来凯旋门摄影。其中为贺老所摄的照片，还获全国大像摄影作品二等奖。 1956年公私合营后，各行各业开展技术革新和专业练兵活动。凯旋门摄影社根据行业特点，进行攻关，取得了一批革新成果，主要项目有光电测密印相机、电动座机、照相油压阀门等，有的项目达到当时国内先进水平。特别是光电测密印相机的成功，使影相的准确曝光有了保证。众所周知，照相胶片具有乳剂感光性能。胶片的感光度越高，对光越敏感，只需较少的光线就能产生合适的影相密度，胶片的感光度越低，对光的敏光越弱，则要有较多的光线投射到感光乳剂上，才能使之产生合适的密度。正确的曝光，要求无论在任何拍摄条件下，不管拍摄现场的光线多强多弱，都要使胶片获得不少不多的曝光量，才能在底片上产生合适的影相密度，适于印相、放大，所以，感光度高的胶片，曝光要相应地少一些，反之，要相应地多一些。一般用人工读数进行估计曝光，由于受人为影响，往往难于准确掌握曝光多少，影响照片质量。利用光电测密印相机，自动测量影相密度，准确控制曝光时问，而达到理想的曝光效果，使照片画面清晰、协调。其次，电动座机的发明，不需人工对焦，只需把被摄体摄入镜头，便可达到满意的效果。为便于团体拍照，他们革新了自动梯形架，即梯架根据拍摄人数的多少，可高可低，错落有致，顾客对号入座就可拍摄，解除摄影师搬凳之劳。此外，还首创音乐照相，为拍照增添了欢乐祥和的气氛，对拍“全家福”、“新婚照”尤具吸引力。在技术革新中，曾涌现大批革新能手，特别是邹子庄更突出，一年中，他试制出照相电动快门、照相油压阀门、安装景象合同摄影等。 凯旋门摄影社的革新成果，为同行所瞩目，各级领导给予了充分肯定，被评为“全国行业技术革新先进单位”，获得市技术革新成果奖。“文革”中，“凯旋门”遭到冲击，招牌被砸，更名“人民摄影社”，技艺也遭批贬，技术革新停顿，业务受挫，收入下降。到1978年，拨乱反正，业务兴苏，恢复原招牌。 进入20世纪80年代，该店率先引进彩色扩印机，成为省内首家开展彩扩业务的照相企业。扩大照相器材经营，新辟照片压膜、相机维修等业务，生意越做越红火，规模也越来越大。1988年，成立“凯旋门摄影公司”，设“一楼五部两车间”，即摄影楼、彩色加工部、摄影广告部、摄影器材部、营业部、财务部、整修车间和维修车间。公司有各类高、中级技术人员30多名。除保持传统的黑白照优势外，彩色摄影及冲扩业务发展迅速，特别是婚纱摄影更是独领风骚。“凯旋门”的婚纱礼服照有大套、小套和豪华套照3种，每套4张，情调各异，大套和豪华照放大两张，规格24寸，豪华照一张压膜。千元以上的婚纱礼服各式各样，异彩纷呈，任君选用。在服务方式上，设看样选择台，派专人接待，提供美发、化妆、着装等一条龙服务。所拍婚纱照构图新颖，用光别致，色调高雅，画面豪华、形神合一。摄影室内清新舒适，四季如春，被群众誉为“婚照之家”和“情侣影地”。 2002年，凯旋门完成企业改制，定名为长沙市凯旋门摄影有限责任公司，共有7家门店。2006年，国家商务部重新认定凯旋门摄影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华老字号，同年“凯旋门”获湖南省著名商标称号。 百合电影院 百合电影院于1925年由长沙基督教青年会会员祖荫祺、张孝荣、魏乔年等集资2000元左右，租青年会所属西牌楼教堂开业，每周为会员免费放映一次，后来增开场次对外公开售票放映电影。当年由西牌楼迁到四方塘，以1000元租赁洞庭春茶楼左侧属长沙关监督公署的空坪开办露天电影场。因为生意较好，旋即扩大投资，改建木质结构内场，设座位800个，配备2部百代牌无声放映机。通过基督教青年会向外国电影公司租到一批欧美名片《情海狂澜》、《牧师艳遇》、《情之所钟》和国产片《爱国魂》等，每张票价为光洋3角，受到知识界和青年学生欢迎，当时在长沙颇有声誉。 1930年由魏乔年独资经营，改名为乔记百合电影院，放映上海联华影业公司的影片。1931年7月在湖南省首次放映美国黑白有声片《花团锦簇》，票价1元，军警优待票为8角。次月又首次放映国产黑白有声片《虞美人》。当时，国产有声片使用蜡盘录音播放，有时发音不好，有时声音与动作不同步，因而营业情况不佳。次年放映技术有所改善，7月又开办露天电影场，生意好转，盈利甚多。1934年魏乔年又投资把原有杉树皮屋顶换为瓦顶，并对场内和门面进行修理装饰，添置了一些新设备，使电影院焕然一新，成为当时长沙最好的专业电影院。民国1938年4月受抗日战争影响而歇业。 同福公栈 太平街马家巷17号系清末旅社同福公栈旧址，民国时期重修，辛亥革命时期湖南革命组织秘密机关共进会曾设此，今为居民住宅。同福公栈为浏阳商人开设，旅客也多为浏阳人，故同福公栈又具浏阳会馆之性质。公栈旧址建筑面积450平方米，为典型的“口”字形四合院天井住宅。建筑格局十分清晰简洁，天井地面由长条形花冈石铺就，建筑细部犹存。两层木栅回廊上的竖木条做工精细，颇具地方特色。一色的木楼梯、木地板，木板隔成10间房间，油漆虽已剥落，但构制仍很完整。 1909年8月湖南革命党人领袖、浏阳人焦达峰（1886—1911）从汉口回到长沙，在太平街马家巷同福公栈设立共进会湖南总机关。焦达峰召集同志多次在这楼里秘密集会,组织两湖同盟，策划两湖暴动。1911年10月18日，焦达峰召集100余人在太平街贾太傅祠开会，决定响应武昌起义，推翻湖南清政府。22日起义一举成功，被推为湖南军政府都督。 2010年同福公栈旧址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于2013年一次火灾中烧毁。 撰稿配图：陈先枢 来源：《坡子街史话》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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