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坡子街的气魄与胸怀

第二节  儒商的气魄与胸怀

日本文化学家名和太郎在《经济与文化》一书中说：“非常有趣的却是这样一个事实，担任文化交流角色的大都是商人和商品。”从长沙坡子街商业史略中，也可窥视长沙商业浓厚的文化氛围。著名的商业街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商业文化中形成的。商业街的形成与发展、兴衰与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城市的变化。

坡子街商业街在长期的经营中，各行业都产生了许多名老字号。这些名老字号都坚持以信誉第一，倡导“市不豫贾”，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营风格。坡子街的两家最早的老字号—玉和酱园和九芝堂药号都是靠诚信把生意越做越大的。玉和生产的玉醋从原料加工到酿造，再到成品包装，各道工序的操作规程极为严密，产品制成后要储藏一二年方可出厂销售，客户可先提货后付款，走出了一条颇具特色的经营之道。九芝堂药号进货非常认真，非正宗药材不采，药材采购回来后，必须按质分等，按质论价，诚实待人，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乙地货充甲地货，货真价实被视为经营之本。

湖湘文化对商贸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王夫之“商贾负贩不可缺”、魏源“货先于食”的商业思想是湖湘文化中的精华。从表面上看，湖湘理学是重义轻利的，但事实上，长沙书院学派的兴起，不但没有扼杀商业，反而促进了长沙市井的繁华。古代坡子街临近长沙府学宫、善化县学宫和省学院衙门，每当学院闳开，坡子街便熙熙攘攘，带来了餐饮、旅馆和纸张笔墨业的昌盛。而且儒家的信条“仁义礼智信”也逐渐为商人所接受，并成为商业伦理道德的准则，即提倡以义求利、买卖公平、诚信无欺。因而以保护同业利益、反对不正当竞争为宗旨的行会应运而生，成为商业文化的一种形态。坡子街的财神会、老郎会、火神会虽是一种民间风俗，实际上又是一种严密的行会组织。

儒学既有鄙视商人和商业的一面，又含有“通商惠工”、“富而教之”的合理思想，即主张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让国人富起来，而富裕了就要拿钱办教育。坡子街的商人深受这种思想的薰陶，成为儒商的典范。如原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曾伯祖父朱昌琳，本系儒生，由于科举落第，青年时开始做粮盐生意，渐积巨资，在坡子街开设朱乾升钱庄，发行市票，投资近代工矿业，成为长沙首富。朱昌琳乐善好施，耗巨资办义学，修义渡，捐资13万银元疏浚新河河道，功授侯补道员。德茂隆酱园的创始人魏鹤林，亦是清末富商，他在坡子街开设德裕盐号、德裕茶庄，写有《盐法小志》和《茶法小志》，开长沙商人著书之先河。他富而不忘回报社会，曾捐银1000两兴办慈善公所。

坡子街商人的民族气节也令世人欣佩。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坡子街“李文玉”、“余太华”、“同丰”三家金银首饰店店主及员工合捐1万元慰劳前线战士，《中央日报》曾作头条新闻予以报道。

纵观一部中国经济史，经济社会的繁荣与停滞，完全是实行“重商”和“抑商”两种不同政策的结果。用“新儒学”来诠释“重商”，乃是义利并重、义利统一的新义利观。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里，长沙采取了“兴商”、“富商”的政策，这是坡子街商业街区得以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撰稿配图：陈先枢

来源：《坡子街史话》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