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宝荪

艺芳的组织与学生的自治

艺芳的组织与各学校大致相同，有董事会，校长、教务主任、训导主任、总务主任，及各专责教职员。所不同的是，如上文所说有一个艺芳学友会，全体学生与教职员都加入，而校中大事的定夺，在这个会。不但校长教员不能勉强，就是董事会，也不能勉强。可以说实在大权操之于学生，因为学生人数占学友人数绝大多数。

    学校得教育部许可为六年中学一贯制。初中不毕业——但学生如要转学，可以给她转学证书——四年级可以插班，收外面的初中毕业学生，五六年级便不收插班生了。一年级招生，不超过三十人，等到四年级，即使因为有离校学生而补入插班生，也决不超过三十人。因此到六年高中毕业，人数很少，最多不过二十四五人，甚至少到只有九人。学生一律住校，每日三餐，师生同在一个食堂，见面特多，自然亲切，有如家庭父母子女。学生有小疾病，由学校校医免费治疗，但如有重病则由学校通知家长商量医治。    

    训育工作由师生分任，各班举班长一人，每寝室举室长一人，分任指导与劝化的责任。如有一同学不能听从，可以告知训导主任，再不听从，则训导主任告知校长，校长亲自与她个别谈话。艺芳从不记过，不开除学生，但经校长一番劝导，没有不改悔的。功课不好的学生，各科教员亲自为她们补习，甚至校长也亲自补教，绝不收补习费。我有一个学生，算学极坏，经我自己给她补一学期，后来是算学最好的一个。另有一个学生，在长沙各女学都读过，每次闹事出来。而她的父亲，是长沙一个有名学校的教务主任。她到我们学校时，由她父亲送来，对我说“只要曾先生能把她在贵校毕业，我就感激不尽了”。第一个礼拜，有一天夜晚，我就请她来谈话，我告诉她“无论有何不满意的事，不管与同学、老师，甚至家庭、经济、或婚姻有关的题，都可来和我讲，我一定站在你的角度，同情地与你解析”，我要她答应我，“如发生你不满的事，先同我商量再取行动”。她答应了我。果然在三年读高中的时候，只与我谈了二次话，均满意解决，直到毕业。此学生是湘潭人，一九四九年夏天毕业。那时长沙已经乱轰轰了，我要同学人人回家，而这个同学坚持留校三日，为的要送我上飞机离开长沙。师生感情，有如此的深。

    学校规矩，每日六时起床，七时早餐，七时三刻礼拜，八时上课，上午四堂课，十二时半中饭，饭后休息一小时，二时至四时再上二堂课，每日只六堂课，下午的课多半是科学试验、音乐、手工、图画、体育等不太用脑力的课。每礼拜六第一节课由我讲论时事——世界、本国、本省——的要事。每礼拜五下午请名人演讲——讲题包括文学、科学、艺术、宗教等等，使学生多得课外常识。学生的学业成绩，若用升学考试来衡量，可说极好，因为高中毕业联考，我校是百分之百及格；考大学，考出洋也是百分之百的成绩。最好还是学生读书的精神。夜间自修，不要先生监察，考试也不要监场，决无夹带，枪替，或私相传授的举动。至于普通生活上，也做到抽屉不要锁，园中花果不乱摘，别人的东西决不擅用。不是艺芳没有出过失物的案子，有过两次，都查出来了。而且那拿东西的学生有一个痛改前非，有一个自行告退了。

    有一次，一个四年级学生失去了一只金表，报告好几次，都没有人送回。于是学友会召开临时大会，有人提议“搜查”，我极力反对，同学中也有反对的。因为搜查，可以有坏人“移赃好人”的危险。但学友会通过要“搜查”，校长也无法禁止。我便将各班同学召集在大礼堂。然后由训导主任、学友会会长、干事一人及被查学生本人，拿她的箱子钥匙——若是锁好的箱子，去开箱搜查。我在大礼堂讲台上讲故事与众人听。我讲了些中国故事，如聊斋上的“王成”  “劳山道士”等，也讲了些外国故事，如纪柏林的“失去的光”(Kiplings the Light that Failed)及戴华(M.Diver)的“报复”(Requital)……等等。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心平气和，同学中那些反对搜查的，本来很不高兴，也都不作声了。恰好听得出神之时，忽有工友来报告“金表在垃圾桶内寻到了！”于是皆大欢喜，也没有人追问了。我想那金表很少可能是偷去的人怕搜出，丢在垃圾桶内的，因为时间不许可，因此可能是扫地时，工友不小心，扫出去了，也可能学生们自己吃零食时，纸屑果皮包住，连金表一起丢了。总之，从那以后，没有失过东西。尤其大众听笑话故事时，把气氛和缓下来，大众嘻笑的再上课，将一天大事，化为无事。这就是艺芳师生合作的精神，也是艺芳的民主精神。

    因为艺芳人数太少，体育竞赛，就差得多了。那时长沙以“周南”和“一女师（古稻田）”体育最好，艺芳不能与同日语，但是艺芳有体育家的精神，屡败屡战，从不发“输”气。

学生对于学校财政可以过问，每两个礼拜，可以查学校的伙食账一次（那时因为人少，没有由学生自办伙食），每学期也可查学校财务账一次，出入对照，可以看出学校收入的学费、膳费、杂费，远不够学校的开支。其中尚除开巴师、约农、萧女士与我不受薪水，外国来的教员，由国外友人支持，也不支艺芳薪水。因为如此，所以不敷尚不太多，而学生的杂费，每每还有多余的退回与学生（学生每人每学期缴学费二十五元，膳费二十元，杂费十元，均光洋计算。杂费包括电灯、炭、文具等，多退少补，中途退学，只退膳杂费，学费不退）。这样学生对于学校财政，很清楚，也很信任。

五四运动与艺芳

上文说过“五四运动”，这个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它的起因实在基于爱国——不愿把德国在山东半岛的利权让于日本，因为我们本是加入联盟国，大家抵抗德国的。而联盟国反倒偏袒日本。因此北京大学学生发起反抗《凡尔赛条约》，驱逐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示威游行，北京各大学群起响应，连各大埠商人，也罢市为学 生后援。各省大中学校也不例外。那时艺芳，仅只一岁大的学校，学生不到二十人，但也不因人少而不参加，于是学友会决定除开不游行以外，要做点积极的事，不可只有五分钟热度。那时全国发起抵制日货，成立提倡国货的爱国十人团，艺芳师生，共成立了三个团，大家立志不用日货，只用国货，不坐日本船，要等日本对中国的态度改变，才能解散十入团。每团举团长一人，执行职责，把学生已有的日货都登记过印，可以继续使用，以后不能再买新的。我本来有的日本物件不多，不过也有两三件夹衣里子，是日本洋布，也归学生印过。每学期抽签抽查一次。调查有无添置日货，当然抽到教员、校长，也是一样检查，可见艺芳的民主精神和法治作风。

   有一次，有一个学生的新帽子的里子是日货，被团长查出来了，经团员通过，要没收或焚毁，那个团长十分谨慎，剪下帽里绒布一块然后拆下帽里，当众焚烧。当然那个学生十分不快，礼拜六回家告知家长。这位家长大发雷霆，到学校问罪。十人团团长便说“我们早已告知了某某同学，不可买新日货，她违章买了，原定要烧，只好烧了”。那家长便说“你可包你们同学没有一个有日货么？”团长说“任凭检查，连教员，校长都可检查。”那位家长毫不客气，在学生寝室内到处查看，并看了几位教员的衣服，果然凡是日货，都是旧的，也都盖过十入团的印，这才悻悻的去了。艺芳十人团一直保持了三十年，直到日本投降后，方才解散。

    我们的学生对日本政府侵略中国的政策，虽然积极反对，但对于日本的人民都很表同情。民国十二年九月日本东京大地震，学生们自动捐救济款五百余元，托基督教宣教委员会的霍德进博士(Dr．Hodgkin)带去日本。并且请霍博士询问，在日本有没有同我们一样，秉基督爱敌的精神的学校。如有，我们愿意与他们通信，让他们得知我们热爱和平的精神，与他们军阀恶意的真相——因为当时日本军阀蒙哄日本人民，极力的宣传中国如何仇日，去刺激人民的仇华心理。但是不幸霍博士竟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学校，也许是日本政府不容这样一个学校的存在。

    对于新文化运动，学校老师，两方面都有。有的绝对主张读文言文，有的说“初中可以读一部份白话文”。我们初中学生作文，大多数用白话，但高中就都用文言，直到民国十七年以后，才文言白话都可用了，学生响应新文化，办了一份杂志，里面包括各样的材料：有文章，有诗歌，有小说，有笔记……等。我记得还是熊秉三先生给它题签“艺芳杂俎”。这个杂志每学期出二次，但不幸学校被毁三次，已荡然无存了。除此外，学生偶然也出过壁报、漫画，及各种游戏文章，但都思想纯正，富于文艺及幽默感，很受同学及师长们的欢迎。

    学生们也极关心时事，民国八年秋，张敬尧督湘，要大大开放湖南米出境，每石抽税一元。那时正是湖南自己也有水旱灾情，民食不大充裕，所以各界发起请愿，不要放米出省。学生也不例外，艺芳学生与各学校学生联络，群起包围省议会，用意在使到会议员无法半途逃席，一定要得到代表多数的决议案。从中午直到下午七时，饥、渴、倦交并，很多其他学生都走了，唯独艺芳坚持到底，直等议员们说“你们回去吧，他们都走了（按：都由某些不认真的学校所看守的门溜走了），我们总尽力而为，禁米出境就是”。但不幸并未发生效力。

    艺芳便改变方法来唤起社会同情。编了一个戏剧，名叫“绿波恨”。剧情大致是说一个米商的女儿，名唤“绿波”的，多次跪劝她父亲，不可放米出境接济日本人。后来又邀同学去沿街苦劝商人，不可损己资敌。他们用各种方法去说服。不幸被一汉奸设计将绿波害死。最后她还手持劝商人的信件不放。这样总算感动了有些商人，停止与日本人做生意。这戏的大意，当然也是讽刺当时的张督和有些奸商的。戏的台词及节目编织，当然也不能说很好，却完全是学生自动编写的，并无教员帮助。编剧，所有导演，道具，灯光，都是学生负责。而且学友会每人得推销票最少十张，我们做老师的也不例外。所得的款项，作为十人团救灾的费用。学生们不但所销的票价涓滴归公，连自己坐车的钱——如借道具，买用品等——也不肯用公家的钱。

    浩园风景优美，长沙城内可算第一。学生们曾利用浩园扮作西湖，酌收游园费用来赈济湘南旱灾，湘西水灾，游园的入场券也是每人推销若干张，毫不自私，完全交与干事会。我至今想起，少年人真正可爱，我们收票的人，是小学生，进门时，连自己的父母姊妹兄弟，也毫不放松，一定要每人一票，才能入园。如中国每人都有这样公德心，则中国要富强安乐，有何难办？

从民国十一年到十六年春，艺芳的外籍教员有顾女士(Dr．Grubb)、贾女士(Miss Galbraith)、曼女土(Miss Madge)、孙师母(Mrs．Gibson)，中外教员相处很好，至于巴先生更受尊敬，学生们都与外国先生很合作，她们也与学生们同住在一块，同在一起吃饭。

四八节

五四以后，长沙有毛泽东、邓演达、郭亮、柳直荀等，在文正公祠西边的思贤讲舍开办了一个船山学社。民国十五年秋季，民军北上，有俄国顾问加拉罕、鲍罗廷等人到了。船山分子把艺芳与船山中间的墙打倒，日夜出入浩园，不能禁止。并且有一笔名“短棍”的人，每日在《湖南日报》上痛骂各校校长。艺芳当然更受诋毁，出有打倒艺芳专号。我看见我本身是众矢之的——身负土豪，劣绅，地主、封建余孽，帝国主义走狗……等等罪名，便想如果我本身辞职，或者可以保全学校，就在一九二六年寒假时，宣告学生，我要辞职保校。学生起初不肯，经过我再三说明后，便由学友会组织了一个“校务维持会”，聘了国文老师李碧棠，数学老师言自芳加入维持会，聘我及约农为顾问，以备商讨校事。我又告诉学生，明年情形一定更不好，同学中如有暂时愿意退学者，也可以回家静候。因为我校已失窃几次，与船山学生又械斗过一次，由警察解散，所以不得不慎重。

    果然第二年（民十六年），长沙各校学生不是开会，便是游街，不能上课。店家十有八九关门，大街上一片凄凉景象。三八妇女节早几日，就有学生联合会人来说要各校全体出发游行，我们学生不肯答应。到三月七日，我们开了学友会全体大会，那天到了教职员十五人及全体同学。由学生陈某某女士主席。当时众人言论激昂，都不赞成参加。有一位教员先生说：“我们不必自去，只要有几个工友去，打起艺芳旗子也就可以了，这样或可保全学校”。但有一位学生任承华女士说：“我们从不参加，这一次也不例外。并且‘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我们是真心认为游行与妇女利益无关，又何必装假。充其量，他们不过封闭我们的学校，我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结果任生的提议全体学生通过，只有教员十几票反对。教员是失败了，但是艺芳学生的自治独立的精神成功了。

    十六年四月八日（星期五），我上午照常上课（我仍是一名教员），下午因头痛目眩上楼休息。约农仍在办公室做事。忽然来了两个人，要会学校当局，既无公文，也未着制服，只说“我们是农民协会的人，来接收你们的校址，你们的学校已经由政府封闭了”，约农当然不退让，便说“你们把教厅公文给我看”，他们说“人都来了，还看什么公文！我们限你们两小时出校。”果然就进来四五十个人，每人手拿一支“梭标”（是一根五尺多长的竿子，顶上安上长约六七寸长的铁尖刀，可以用来刺人）蜂涌而入，一面四处跑，一面大喊学生出校，稍后便来了不少荷枪实弹的兵丁。此时学生便鸣钟开紧急大会，同时因怕我受伤，便由学生任承华与曾XX护送我步行出校。

    紧急会仍是学生教员联席会，由约农报告学校已经被政府封闭的事。学生激昂慷慨，有的说“决不出校”，有的说“去请愿政府，努力挽回”。这时梭标队和枪兵站在会场门口，环立虎视。我知道学生的性情，便写了一个条子，叫人送去请约农报告学生：“务必于天黑之前出校，不可傲强，致生惨案，作无谓的牺牲。”学生得了这个信，又见此时人越来越多，除梭标队、步枪队之外，还有来看热闹的人及街上老百姓，乱哄哄的不下一二千人。于是决议自动解散，把毛笔大书特书“艺芳精神不死”在墙上，把玻璃器皿都打碎，连梭标队的人也说“你们有这种精神，一定要回来的，何必要捣毁东西！”此时军队准学生拿自己的东西出校，但学生都为学校抢文件器具等而不拿自己的东西。学生站成两队，由舍弟约农领队，三舍弟昭权殿后，整队走出校门，口唱校歌，并放万字鞭炮送行。

当夜我的学生徐君谭君便到去汉口的小轮上占了两个位子，未到天明，就要我们上船。我们一行廿六人离开了长沙。我们到上海在聂府及俞府小住，拟去庐山。那时巴师与顾贾二位先生已在上海，但英国的领事，不许他们去庐山，我与约农去庐山稍为休养。不幸巴师因见学校惨遭封闭，中国又紊乱异常，心脏病突发，等我与约农赶到上海，她不幸已亡故，她一生为艺芳计，竟未见其恢复，可悲可恸！她的墓地在上海法界八仙桥。

选自《曾宝荪回忆录》（1982年岳麓书社版）

辑录:陈先枢 杨里昂 彭国梁

原载:《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