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冰莹

湖南的风

谢冰莹

    是一个狂风暴雨的午后，我乘山手线的电车来到了目黑。用电话约好了的冈崎君，他已经在车站的月台上等着了。这样的雨天，为了找房子而害得朋友来车站等候，实在有点过意不去。但昨天明明是晴天，谁知道仅仅隔了一夜，老天就变得如此可恶呢？

    我一面说着对不住他的话，一面走出了木屐声嘈杂的车站。冈崎君告诉我，今天因为雨太大不能去看房子，现在暂且到武田君家商量好了房子的地点再说，

    这两句话不啻在我的背上泼了一盆冷水似的，全身打了个冷战！因为有个病在医院的女朋友荔子，想要和我们住在一块，明天就出院，房子是非在今天找好不可的。然而做向导的人不愿意，而自己又路径不熟，有什么办法实现自己的希望呢？

    衣服全被雨打湿了；开了口的皮鞋，也像破船一般开始咭啾咭啾地流进水来，于是一双脚都被淹了。

    五分钱的公共汽车，又把我送到了武田君的家里。

    不久，竹内样①也来了，于是我们四个人开了一个会议。房子的地点和其他条件，大致都规定好了，但为了要有树木和“窗户向南”这两个条件，谁都说太难了，恐怕找不到这样如意的房子。

    “为什么一定要窗户向南？”他们问我。

    “无论是夏天或冬天，南风总是好的。”

    这是我简单的、直截了当地回答。

    “那么是要湖南的风呢？还是福建的风？”

    我知道他们是在开玩笑了，因为特是福建的，所以他们这样问。

    “既然是南风，当然是从湖南吹来的。”

    他们听了我似滑稽而非滑稽的答复后，都笑起来了。

    “那么，你有‘乡愁’吗？”冈崎君问。

    “没有，我是以四海为家的，从来不知‘乡愁’是什么。”

    说了这句话后，不知怎的，大家都静默了几分钟。我对着火钵里熊熊燃着的炭火，不觉在心底里反问了自己一声：“真的我没有乡愁吗？”

    呵，湖南的风，多么富有诗意的句子。

    坐在静谧的电车上，我想起了湖南的风。

    呵，湖南的风，是那样地温和，那样地吹得令人陶醉。

去年的春天，我过着不能以文字形容的幸福日子。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当特挟着书包从学校回来后，我总要求他同我去郊外散步，他和我做的工作虽然不是一样（他整天拿着粉笔教书，我整天拿着钢笔写文章），但疲劳是同样地感到的。况且他为了采集标本，更高兴跑到野外去。

迎着温暖的南风，拖着疲倦的脚步，慢慢地边谈边走，不觉来到了绿树苍然的山坡。在那儿，有雄壮的松涛，有小鸟的歌唱，有翩翩飞舞的蝴蝶，有沁人心脾的花香。在绿茵的青毯上，我总喜欢坐下来静静地听松涛，看流云。但特却和我相反，他需要动。当我正看着一只美丽的粉蝶，在和花儿接吻时，他却用捕虫网捞来放在置有氢酸钾的玻璃瓶里了。最初我对于这种行为，未免有点感到不忍。后来看了特回来将这些为科学而牺牲了性命的可怜虫制成标本后，觉得它们死后的躯体比生时还要美丽、可爱，值得爱惜。于是后来，我也慢慢地帮助他捞鱼虾，捕蛾蝶；为了科学的原故，竟把二十余年来的“人道主义”、“慈悲心肠”改变了，这最大的原因，不能不归到爱的上面。

走到野外，我才恢复了本来面目，恢复了儿时的天真。我长啸，我高歌，时而躺在草上，看流云变幻，听蛙鼓催春；时而临风乱舞，低低地吟着：

    春归何处？

    寂寞无行路。

    若有人知春去处，

    唤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

    除非问取黄鹂。

    百啭无人能解，

    因风吹过蔷薇。

其实，那时并不是春已归去，我只是喜欢念这首词而已。

我采的野花，有时比特捉的蝴蝶还多。经过菜园时，总要买两把青菜带回去。当黄昏的暮霭罩上了归路，我们从大街上并肩着、微笑着走回家时，不知曾经惹过几多少男少女的羡慕，孩子们的欢呼（他们见了我们手里的花和蝴蝶，总是这样大声叫着：“咧！来看，快来看，他们捉了这多蝴蝶，还有花”）。

更值得我回忆的是放风筝。

从书房兼寝室的窗口望过去，是妙高峰通天心阁的环城马路，这在以前是筑有城墙的地方。每天下午，学校下了课后，一队队的男孩女孩，每人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风筝，争先恐后地跑上山坡或者马路上去比赛，看谁比谁放的高。

有时写文章写得疲倦了，偶然站起身来伸伸腰，不意猛然地孩子们手里牵着的像蚕丝那么细的绳子和翱翔在半空中的像蜻蜓一般的纸鸢映进眼睛，我羡慕得几乎要流下泪来。想到自己如今快到中年了，还没有尝过放风筝的滋味。和他们那么大的年纪，我正是被母亲用二丈多的蓝布缠着我两只脚，开始过痛苦生活的时候。小时候，除了用泥巴做菩萨，用篾刀在地下挖地洞煮“灰饭”吃以外，住在偏僻乡村的我，简直连风筝这名字都没有听说过。

“英，你高兴放风筝不？我们也去买一个来放吧。”

有一天，太阳正照着我发热的时候，我这样用试探的口吻问三嫂，她是个年龄比我小两岁的大孩子。

“我根本就没有放过风筝，自然很高兴来一下；我早就想邀你去买了，惟恐你笑我太小孩气，所以一直到今天还没有说出来。”

听了她高兴的说话，内心里感到轻微的悲哀。

——一个所谓成年人是这般可怜的吗？连放风筝的自由都没有。

丝毫也不踌躇地，我俩即刻去买了一个二十四个铜板一个的风筝来（因为在小巷子的铺子里，只有这样的便宜货）。为了怕特和三哥回来找不着钥匙开门，于是写了一个纸条贴在门上：

“要找我们，请到晒台上去。”

英拿着风筝，我拿着绳子，两个人边笑边跳地跑上了妙高峰的小山坡。有些女人男人见了我们，总是不约而同地用讥笑的眼光凝视着，谈着。我们在这一刹那间，似乎自己变成了孩子，完全忘记了是大人，没有半点感到羞耻和不安的表情，只是天真地笑着，在暖和的阳光下快步地跑着。

把我们自己用粉红色的纸做成的尾巴系上去后，就开始解下绳子放起来。

不知怎的，风筝老是放不上去。有时根本放不上去，有时放上去了，在半空中打了两个筋斗又掉了下来。我总怪风不好，所以没有法子驾驭风筝。但别的孩子们为什么一个个都是放的很高呢？而且一点困难也没有。

孩子们都望着我们微笑，但我们仍然不感到害羞，反而诚恳地、谦虚地向他们中一位比较放得好的孩子请教。

“我们老是放不上去，请你告诉我吧。”

那孩子走近来，拿起我们的风筝一看，没有说话，就哈哈地笑了几声。

“你们把绳子系在风筝的背上，难怪它放不上去。”

旁边看热闹的孩子们，也都笑得在草地上打滚。这时我的脸上羞得发烧，而英也脸红红地低下头来了。

我们是一对可怜虫，生在二十世纪，却在乡间过的十八世纪的生活。一切城市中的孩子们的玩具、教育，以及一切的物质享受，我们在那时是连梦都没有梦见过的。

那孩子替我们弄好以后，我开始照着他们的方法实行起来，果然风筝像轻燕似的飞上去了。

“绳子要紧紧地抓在手里，慢慢地松，不要松得太快，不要松的太多，要先将绳子向自己身边一拉一拉的，然后才慢慢地松过去。”

那孩子，不，应该说我们的老师，他又教给我们上面那一段驾驭风筝的方法，自然我们是有说不尽的感激藏在心头的。

特回来跑上晒台一看，没有看见人，只远远地发现在妙高峰的山坡上，有一对似乎像我们的影子，但他不相信我们会真的去放风筝。恰好那时三哥也下课回来了，于是他俩一同来找我们。

三哥远远地就大声地叫起来：“冈猛子（我的名字）不怕害羞，这大的人放风筝。”特也用手指在脸上划着。我和英假装做没有看见他们一般，只管拼命地松绳子。因为顺风的原故，风筝竟达到了与云接界的地方，最后只看到一点黑影在天顶上浮动。孩子们都一齐叫着：“好！好！好！”

这是我们风筝技术的成功，我和英相视一笑，这笑里含着无限的快乐和骄傲。

一直到黄昏遮住了视线，四个人才被袅袅的晚风吹回家来。

呵，湖南的风，是那样地温和，那样地令人陶醉。

收入散文集《湖南的风》，1937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①样：日语中接用于人名、称呼后表示尊敬。

重上征途

谢冰莹

     用什么来形容我的快乐呢？当我在下午两点钟得到四点钟要出发的消息时，我简直发狂了！坐洋车我嫌太慢，就三步跨做一步的走回储英源，赶快吩咐几位团员，分头去找她们那些不知道今天出发的同志；我自己的家就只好整个地交给慕堂去处理了。我坐了老李的包车到处去找人，幸好在四点以前居然也找到十六个人；还有四个住的太远，无法通知，只好让她们失望。有什么办法呢？军队的生活有时在一点钟之内，就有许多变化的。

    真的，我不知道用什么文字来形容我的快乐！解除武装整整十年了！在这十年中，我没有一天不回忆那一段有意义、有价值、雄壮、痛快的生活；也没有一天不留恋那种又艰苦又悲壮、同时又很有趣味的行军生活。真想不到今天我又实现十年前的美梦了。我不但个人能够穿上军装跑上前线参加杀敌；而且带了十六个小姐也和我一样地穿上军装，到前线去。她们都是第一次过兵的生活，谁都怀着一颗好奇心在细细的体念兵的滋味；谁都在向她的朋友亲戚夸耀；‘你看，我今天要上火线了！’

    在封建势力支配下的中国女人，素来都是被轻视的。他们不但不相信女人有勇气上火线，而且不相信女人能负起任何救国的责任来。你如果把十年前女兵参加北伐的事实举例给他们看，他还要瞪着眼睛骂一声‘胡闹，胡闹’！

十年了!时间是多么悠长，但终于在艰难险阻的环境中挨过去了！在这十年中，我没有一天忘记兵的生活，没有一天忘记兵的使命，可是一直苦苦地等到今天，我才有机会重上征途，与我们中华民族最大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拼命去，今天该是个多么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该是个多么值得我高兴，而感到光荣、痛快的日子！

  我高举着鲜红的团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们十七个人大声唱着《义勇军进行曲》，把路上每一个观众都惊醒了。孩子们和许多散学归来的男女学生也跟着一同唱，一同叫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的口号。整个的长沙城都被我们这些女兵哄动了！到达火车站时，竟是人山人海，把我们围在中间。一会儿，大队伍来了，她们更加提高了嗓子唱着，士兵就站在我们的旁边休息，每个人的视线都集中在女兵身上。他们心里在想

“女人也能上火线哩”

本来没有通知一个朋友的，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瑞林、美珍她们都来了；新闻记者也来了很多个，他们拍的拍照，访的访新闻，把我闹的手忙脚乱。一个简单而又雄壮的北上抗敌宣誓典礼举行之后，就六点半了。但车子仍然没开，恩萍的父亲傅小云先生来找我谈话，他是个六十八岁有了胡须的老人。

 ‘先生，我把小女恩萍交给你带到前线上去是很高兴的。我年纪老了，不能到战地去服务，只好把孩子送去。先生要时时刻刻督促她努力工作，如果她万一受了伤或者死了，我不但不悲痛，而且会感到光荣的！’

  末了他又把脸转向站在他左边的孩子：“恩萍，记着我的话，我是不挂念你的，你也用不着挂念我，关于前方的战争，我天天可以从报纸上看到的，你也不必给我写信只要努力救护伤兵，就能使我得到无上的安慰。”

孩子是那么睁大着眼睛呆望着她的父亲不做声；傅老先生呢，虽然在这生离也许是死别的场合中，不但没有丝毫凄怆之意，而且很自然的微笑着。他的背虽然弓了，胡子虽然花白，但他像一个强壮的青年那么有精神、有朝气。

——伟大的父亲，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了。将他和翠珍的父亲比较，真有天壤之别。那一个听到女儿去前线，就用绑票的方法将她从产院弄回去禁闭在家里，而且痛骂她胡闹。害的翠珍整天哭泣，绝食，眼睛浮肿的看不见光了。傅老先生呢，亲自送女儿赴前线，还勉励其他的团员们：

“你们不要惦念家里，应该牺牲一切为国奋斗！”

听了他的话，谁不鼓掌，谁不感动呢？假若中国做父亲的都像他一样把女儿送上火线，全中国的儿女们都是战士了。

感谢伏老、惟中，徵庸三位先生给团员们许多宝贵的训词。十年前我出发北伐的时候，伏老曾经鼓励我，欢送我；如今又轮到他们来欢送，来勉励；在革命的浪涛中，我们又汇合了。

可怜的周南和自治的四个学生，她们硬要随我们出发。周南的两位刚从学校散学出来，手里还拿着书本；自治的每人夹着一个包袱，她们都流着泪要求去前线。从下午六点一直到晚上一点半，始终不肯回去，车子开了，她们还在想跳上来。为了她们都是穿的便装而又没有学过看护，所以只好硬着心肠要她们回去，等训练好了再加入第二批出发。

东北沦亡已经六年了，想要替祖国复仇的志愿，到今天才能实现。我们虽没有武器，不能直接杀敌；但前方的受伤将士，是多么迫切的需要我们去救护，前方的群众，是多么迫切的需要我们去宣传，去组织。

别了！长沙的朋友们，等到消灭了敌人再见吧！

                  9.14日

   选自《抗战日记》

长沙女兵出征记

谢冰莹

    来到长沙，我立刻发动妇女到前方为伤兵服务，消息在报纸上一披露，就有许多护士和女学生来和我接头，于是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在四天之内便成立了!

    我们都穿着灰色军服，打裹腿，青色鞋袜，一切都是自备。我写了两封公函，向××机关接洽，结果挨了一顿骂，说女人只能在后方工作；然而我们终于在全中国妇女刚开始动员时候，抢先上了前方。

    长沙怒吼!每天晚上，收音机放送着战事的报告和雄壮的进行曲，许多团体为我们献旗，长途电话局的女职员为我们募捐；要求参加妇战团的一天比一天加多，只是这个完全由我个人负责组织的小团体，实在没有能力容纳许多人。

用什么来形容我的兴奋呢?当我在下午二点，得到四点钟就可出发的消息时，我简直要发狂了!坐洋车我嫌太慢，就三步并做一步走回储英园，赶快吩咐几位团员，分头去找她们那些不知道今天出发的同志；幸好在四点钟以前，居然找到十六个了，还有几位因为住得太远，无法通知，只好让她们失望。

我高举着团旗，走到队伍的最前面，我们十七个人，大声唱着抗战歌曲，路上的每一个观众，都把视线集中在我们的身上。孩子们和许多散学归来的男女学生，也跟着一同唱，一同叫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万岁!……”的口号。整个的长沙市都被我们这些女兵哄动了。到达火车站时，竟是人山人海，把我们团团地围在中间。一会儿，战士们的大队伍来了，我们更加提高了嗓子唱着，这时几十位（）新闻记者也赶来了，他们拍的拍照，谈的谈话，把我们弄得手忙脚乱。我们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又雄壮的北上抗敌宣誓典礼，孙伏园、席徵庸、陈×等三位先生，还有瑞林姐和美珍姐都赶来送行，给我们许多珍贵的临别赠言。在车子将要开行的前几分钟，突然有一位白发萧萧的老人来找我，他说：“我就是傅恩萍的父亲，我因为年纪老了，不能到战地去服务，所以特地把小女交给先生带到前方去。你要时时刻刻督促她努力工作，万一她受了伤或是死了，我不但不悲痛，而且会感到光荣。”

末了，他又把脸转向站在他左边的女儿：“恩萍，记着我的话，我是不挂念你的，你也用不着挂念我。关于前方的消息，我天天可以从报纸上看到的，你也不必给我写信，只要能多救护几个伤兵，就能使我得到无上的安慰。”听到这里，大家都感动得鼓起掌来。

有四个周南和自治的女生，提着包袱和书本来参加我们的队伍，她们都流着泪，要求去前方；从下午六点，一直到深夜一点半，始终不肯回去，火车开了，她们还想跳上来。因为她们都是穿便服，而且没有学过看护，所以只好硬着心肠要她们回去，安慰她们，等到练好了之后，再加入第二批出发。

摘自《女兵自传》

辑录:陈先枢 杨里昂 彭国梁

原载:《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