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

沫若在长沙

田汉

洞庭落木余霜叶，楚有湘累汉逐臣。

若与吕伊同际遇，何缘憔悴做诗人。

                      ——和寿昌原韵  沫若

    若干年前，沫若到东京访我，在我们户山原的寓所住了两三天，我们得他的教益很多。比方我虽是生长田间，却并不曾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我们一块在田野里散步的时候，彼此指着许多花草相问。在一个有过深厚理科素养的人的面前，我简直显得“不辨菽麦”。这以后我才努力想补充一些人生应有的常识。颇拟写一篇《和沫若的三日间》，志当时的游踪，却没有写成。知道十数年后的今天，沫若到了长沙，在这一关系民族存亡的伟大历史时期和我们相处了四五天，我才觉得应该鞭策我自己写下一些生活的印象，告诉广大关系沫若的青年。

    沫若此来给我最大的印象是他的爱国之情之如此挚切。几乎他所写的每一行，他的日常生活的每一断片都表现他对于民族运命的关系。但显然地，中国的进步速度不能像他刚归国的时候所估计的那样高。许多复杂多歧的现实使一个烈火似的革命诗人不能不冷静下来，沉郁起来。记得在上海战争还壮烈进行的时候，他丝毫不考虑他的安全，驰驱战火之中，常常以行军毯裹着身子在军车里过着战场之夜。北新径退兵的时候我打电话告诉他，他说：

   “这有什么值得惊怪的。这是我军应取的行动。不如说退得太迟了。”

    当时他真是那样的兴奋，那样的乐观。十月间，他那带着子女留居千叶的夫人安娜女士，被日警捕去毒打之后监禁一个月之久。安娜女士来信劝他珍重，不要时常上前线。她说：“您要是被他们捉去，可不得了。”

沫若虽则是伉俪情深，却丝毫不曾因此动摇其抗敌救亡的信念。他仍旧大胆地英勇地上前线跑，为鼓励将士，为联合军民而奋斗。

相隔不过两三月，当我和他在长沙相见的时候，他的表情变的那么阴郁，他的诗虽仍是那样地豪迈奔放，但如“伤心最怕读《杯沙》，国土今成待剖瓜”，或“漫道能先天下忧，欲倾万斛写奇愁”诸绝，音节之间不免流露着一脉的感伤。当他长沙生活的第二天，由我们邀他游岳麓的时候，他听着同游者壮烈的救亡歌声，不觉感叹地这样说：“在武汉一个月以来的闷气才稍稍一吐了。”

他深深地感觉艺术家的天地未可轻易捐弃。艺术家的自由被束缚，等于扼杀了他的全部生命，他将无法发挥他应有的力量。过朱张渡时，划子为着争先取了捷径，不知反而搁浅在浅滩上，舟子下水推挽，船才稍动。望着邻舟绕道下流的反而先达，沫若对着那船饱孕着春风的白帆不胜艳羡，他说：“瞧，她们真是一帆风顺啊。”

  因而他谈到世间许多事也真像这样欲速反而不达。同时，许多事看去似乎顺利而暗礁却异常的多。显然地他不能无所感慨，不像上海抗战时期那样乐观了。

许多朋友们听得说沫若来了，多想找他讲讲话，我们更因为友谊关系好几次要他写点文章，但终于被他婉谢了。我是听过他在上海和南桥嘉定的演说的。他的火一般的爱国热情使他成为那样一个雄辩家。他的话时那样煽动的，几乎每一句都能使听众为之狂热，为之击节。因此在上海陷落后，大家认为让沫若留沪，不仅很危险，也是抗战的损失，因为可以运用他的雄辩力、煽动力，对后防广大民众做救亡宣传。但是及至到了后防，他反而不说话了。这又该是抗战前途多么大的损失！我们迫切期望的是沫若兄迅速的从目前的忧郁和沉默中解放出来，把他诗才的全部，辩才的全部，贡献给危迫的祖国，贡献给为自由独立而挣扎的祖国。因为他是中国青年的代言者，他的忧郁将引起全中国的忧郁，他的积极和乐观将成为全中国的积极和乐观！

沫若的长沙生活却是非常有趣的。他刚到的那天，我邀他上南门城上天心阁指点太平军过长沙的战迹。胡萍小姐来了，同赴银宫旁一酒楼。醉中素笔狂草，茶房在一旁，赞叹不置，他问胡小姐：“这位是谁？写诗不假思索,挥洒自如,就像我们扫地似的。”胡小姐把茶房的批评转告沫若，沫若大笑成一绝，有“作书如扫地，把酒欲问天”句。前日午前，天又晴朗，邀游玉泉山，寻所欲古书，仓卒中无所得。漫步至民众俱乐部参观何云樵所筑箭场，沫若谈北伐战争时过长沙事，谓十年日月若不浪费，何至让日寇猖狂至此？晚题短纸赠某氏，因有“何来后羿箭，射日破愁天”句。沫若喜欢吃长沙的凉薯（四川叫“地瓜”）曾于赴宴归途买四毛钱的，分量以不如平时的多，沫若少之，请“客气点”。卖凉薯的回答的秒：“不是我加，你怎么拿的了呢？”

沫若因大赞长沙人的幽默。自来此间“人吃人”殆无虚日。沫若盛赞李合盛的百叶，于长沙酒家及远东中菜部亦有好感。为理解长沙市井生活，曾偕登北门外某茶馆店。他颇感叹于谭祖庵派书法在长沙的普遍，说连“登楼大发”的字条都有“谭味”在吃包子春卷的时候，他谈到少时在他的故乡成都做“亸神”（不良少年）时候的故事，说在戏场里看戏丢手巾把子的艺术三昧，不下于今日技巧派的作家。最后有一位“瘪三”一类的人上楼来，老要我们“抽彩头”，说“蛮灵验的”，不过又补足一句说：“句子是好歹都有，不可见气。”熊岳兰女士去抽一条是“去年好，今年差”。她点首称是，说：“可不是吗？去年在上海《立报》做女记者,今年在长沙做难民，自然差得多了。”沫若抽一条可吉利的很，有四条偈语似的话：     孔明借箭，只有三天。一桩好事，就在眼前。

我们都替他道贺，说不仅时局有好转之象，说不定还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好事等着他。他说：“至少只有三天的话是验了。我三天之内必离开长沙的。”末了轮着我们三爷，却抽了一条这样的东西说：有鬼有鬼，内中有鬼。拉的拉脚，扯得扯腿！

这把我们都笑歪了。亏着沫若安慰三爷，他说：“您别怕鬼，我们得打鬼，比如我们要想创造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国家，日本鬼子却拉的拉脚，扯得扯腿，所以我们非打倒日本鬼子就别想过太平日子。”

我想沫若的话是对的，我们大家努力吧。

   原载1938年2月13日长沙《抗战日报》

离乡的滋味

 田汉

    “黯然消魂者别而已矣。”这句话一点也不错。但也不要等待你年纪大了点，尝过了些人生的滋味，你才真正了解离别是何等黯然消魂的事。不然也就不觉得怎样。

    民国五年秋，我在长沙师范毕业，许多朋友都打点去当教员，我算是特别幸福，可以不必到教育界去“竞存”，却有到外国去继续读书的机会。因为我的三舅父梅园先生被任为湖南留日学生经理员，他要带我到东京去进高等学校。我听到这个好消息后，赶忙和家人一起清检行李预备起程，又跑到那些相契的朋友那里去辞行。我动身前的几点钟还在吕铸嘉兄那里呢，随后回家别了母亲、兄弟、舅母和已有婚约的漱瑜，随着三舅于八月一日晚搭沙市轮动身。我这时心里充满了小孩子的欢喜，充满了宗悫①式的雄心，充满了诗人的想象，毫不觉得“别”这字含着何等深刻的意义。这是我第一次离开长沙。

第二次离开长沙在民国八年，也是一个秋天。我从东京归国在上海见了三舅，便回长沙，一到长沙，便使我理会得第一次离开长沙的意义了。三年中我的同学已死去了好几个，有的病亡，有的被兵匪杀了。我第一次离开长沙的前几点钟还和他相约将来同到欧洲留学的铸吕嘉君，早已于半年前害了痨病死了。因为我在报上做了一首长诗追悼他，一天在街上遇见了他的父亲，他老人家那惨淡消瘦的面容上还含着微笑向我道谢，我那时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难过，寻不出话来慰藉他老人家。

还有惨过如此的，便是我的七叔七婶之死。我的七叔和九叔本在乡里种田，因为当时有许多同乡到江西某地开垦，回来时都把那地方说得非常好，地价如何便宜，开垦事业如何有望。因为湖南那几年收成不好，生计艰难，所以我九叔便邀了七叔变买了所有的家具，携了家小，千山万水地走到江西。不想天不从人愿，冒着万苦千辛披荆斩棘地刚开垦了半年，这些移民当不住那山岚瘴气，十人九病，七叔不幸也得了病，因为病了，更是不名一钱。七婶竭尽心力看护他，。不想一天因为煎药偶然失慎，那小小的茅房顿时着了火，七婶赶忙把七叔从床上扶了出来，七叔因为想到房里去抢一两件东西，拚命地又跑到火里去，不想他刚进去，茅房便倒了下来，我那可怜的七叔便被烧死在离乡千余里的江西了。  

七叔死后七婶从江西回乡，后来改嫁到某家，却因军阀张敬尧祸湘，到处兵匪纵横，七婶因为要避免兵匪的污辱，和他家的姑嫂一并投在塘里自尽了。如是我七叔夫妇俩，便一死于火，一死于水。

亲友中的惨事，不一而足。最使我伤感的便是我姨妈之死。我常说我的外祖母做了两件“好”事：一件是替我三舅取了一个好妻子，另一件是为我姨妈配了一个好丈夫。她老人家以为这“男婚女配”是尽了老人疼爱儿女的心，不知却是替他们预定了一条黑暗的死的路程，叫他们一天一天非向那条路上走去不可。我姨妈的婚姻生活中似乎不曾感到过什么幸福，她只望生一个男孩子，将来大了也替她出口气。谁知也是天不从人愿，一连生了四个女孩子，直到后来总算生了一个男孩子，但她腿上长了疮，又没有好的医生替她治，后来烂穿了七个洞，便在我外祖父的家的西厢房断送了她那三十年间的黯淡的生涯了。

这些惨事本来很够我觉悟人生的滋味，不过究竟死的是朋友，叔叔、婶婶、姨妈，对一个正在饥求着爱的甜味的青年，没有什么多大的打击。世间有许多不幸的事，但那些毕竟是降在别人身上的。我们却是命运的宠儿，但能于梦一般的幸福生活中，对于不幸者表深厚的同情便够了。所以那年八月中秋前，我为家人所送，冒着潇潇的夜雨，登上一艘小轮船时，我的心里也不觉得怎么难过，并且还希望那船越开的快越好，因我带着漱瑜妹同行，而她出门是没有得到她的祖母和她的母亲的同意的。这次旅行、虽是一种冒险，但实是我有生以来最甜蜜的旅行。我们都商量着将来的梦，对于故乡和亲人的留恋之情是很轻的。这是我第二次离开长沙。

我本没想到这几年有机会到长沙去的。我和漱瑜都因为梅园舅父在长沙为军阀所害，而此等豺狼尚盘据长沙，豺狼一日不去，我们是不能回去的，所以我们宁可把母亲弟妹接到上海来住。不想去年漱瑜在沪染病误于庸医，日益沉重，她急想归乡调养，莫奈何只得送她回去。那时我母亲也得了太祖母危笃之报，急欲归乡侍疾，便带了小孩一起回去。从上海动身经历千辛万苦，跋涉了三个多月，才算辗转把漱瑜送到长沙乡里。在老家又住了三个月之久，只望她早点痊愈；重登幸福的旅途，谁知命运的女神对于她的宠儿，亦无所怜悯，竟于去年末夺我漱瑜而去！我这才知道“不幸”这件事不是单降于某种人的，是可降于任何人的！不是单降于他人的，是连我也会遭遇的，我们不单是他人不幸的同情者，有时也是需要他人同情的不幸者。去年阴历十二月二十日黄昏，距我漱瑜之死的六点钟前，我从城里匆匆奔走七、八十里之长途，赶回我外祖父的家里来看她的病，她那时已经是病骨支离欲哭无泪，坚嘱我莫离开她，要我送她的终。我说：“我今天心里很宁静，我确信决没有那回事。”感觉得命运的严肃的她，冷然地说：“咳，我最初也确信决不会有这回事，象我们在东京确信我爹爹决没有遇害的那回事一样，但是我的许多确信都次第给严酷的事实打消了。”我又说：“你放心罢，上帝决不会轻易把你召去的。”意思是上帝还得使你在世上多受些苦难，不肯轻易解除我们的责任。但是漱瑜毫不感到安慰，她绝望的说：“上帝要召我们去是很容易的……，你今晚务必要送我的终。……我今晚死了是幸福。”我听了她的话虽然心里象刀也似的割痛，但我仍是确信没有这回事。至少隔那“不幸”的距离还远。所以我外公坚劝我去睡觉时，我也和衣躺了一会，谁知我第三次起来看她，并依她的意思，扶她起来斜卧在我的右臂时，她竟在我的怀里长眠不醒了。我那时的心里仿佛遇着迅雷疾雨，山崩海啸，只觉得宇宙的威力之不可抗，只觉得渺小短促的人生之无意义，只觉得命运之绝对的严肃。啊！严肃，我们曾否严肃地观察过人生？曾否严肃地创造过甚么艺术！不！不曾有过这事，因为我们总以为不幸究竟是他人的事，究竟轮不到我们俩！

第三次离开长沙却是这回的事。在长沙愁惨的空气里呼吸了将近一年，到了非离开家乡不可的境遇，年不过半百而白发如银的慈母虽然十分不想我离开长沙，但看见我的精神上和物质上都有走的必要，所以也只好忍痛让我走。  

行李都已搬到城里去了，好就近搬到船上去。吃完了早饭便同三弟到城里去找开往汉口的船，有什么船便搭什么船去。母亲先说要一同进城去送我们的行。我们说：“不必。”母亲便抱着我那可爱的孩子海男——嗳哟，海男啊！我是多么爱你，多么不能离开你，爹爹写到这里眼泪滴了一纸呢！——送到前路上，她老人家站在一棵松树旁边，嘱咐我们一路好生保重，又特别嘱咐我“以后别那样喝酒”时，我那孩子似乎也感到他爹爹此次进城和往常不同些。他并不嚷着要“爹爹买条丝糕回来把海男吃”，却在他祖母怀里闷闷儿的，做出莫明其妙的表情，大约是他的冬姑妈告诉他“爹爹同三叔要到上海去了”吧。我们走到那松林里时早听得海男哭起来了，一直走过那松林还听得海男在那里哭。我听了他的哭声，想到长眠在枫子冲头的他的母亲。嗳呀，漱瑜呀，恕我没有到你坟上来辞行。我是何等想来哟，但又是何等不忍来啊。我吞着带咸味的眼泪，一声也不响，撑着伞只是走，走到新刷了粉的白皮靴上面沾满了很厚很厚的黑尘，这才对三弟说：“水又退了许多呢。”因为这时已经到了湘水之滨了。

作于1926年

选自《田汉代表作》，上海三通书局1941年出版

① 宗悫一南阳人，南朝宋名臣，少有大志，曾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

梦里的故乡

田汉

    从青年会里别了柳罗两君，和赶来送行的诸位朋友同到船上时，已经八点钟了。船小人多，房舱又恰在火舱摊边，蒸闷不堪，一时头上汗如雨下。只得重偕他们上岸，在江边立谈。谈起这半年间的影事，又谈到将来的计划，杂着又说了些笑话。站在江边警戒的士兵，等着接生意的车夫，在码头上卖水果的小贩们，听得我们时而笑谈，时而叹息，都睁着好奇的眼睛望着我们。我们谈到差不多要开船的时候，五弟也提着篮早赶了来，我嘱咐他发愤读书，并且要他赶快下乡到妈妈那里去。因为妈妈骤然离开了他两个儿子心里一定寂寞得不堪，何况又在一番人生的悲哀以后呢！我和送行的诸位好友一一握别了，五弟同九叔重新又送我上船，船本说晚上九点半钟开，但直到十一点钟才开，所以他们谈得很晚才去。后来汽笛一声，卖水果吃食的人都上了岸，这才听得机声轧轧，轮身打了个大兜转，向湘水下流直驶，一时水声震耳，清风飘衣，蒸闷之气，为之一散。这总算真离了长沙了，我和同行的三弟、叶鼎洛君坐在船边的石凳上，手攀着铁栏，望着夜雾迷茫中的湘水，望着万家灯火的长沙，望着新由云中出来的半圆的明月，象都引动了各人的愁绪，相对无言，这时的情境正所谓“晚风叹息白浪吼”，我低吟着拜伦的《去国行》不觉泪下。船行极慢，只听得船两边竹篙打水之声，与报告“四尺五”、“五尺”、“五尺一”，“五尺三”……之声。夜越深，水也越深，风也越冷，他们也不打水尺了。我们劳苦了一天昏昏思睡，便下到舱里去寻找我梦里的故乡。啊！故乡当于梦里求之耳！我们去年不是为求故乡而归的吗？去年在南通时，友人左舜生兄劝我们归上海，我们不是厌倦上海的喧嚣，想要到我们的故乡求暂时的安息吗？我不还引着威廉易慈(William yeats)《银泥斯瑚理之湖岛》(The Lake Isle of Iunisfree)的首章——

    好，去、到银泥斯瑚理去，

    到那里去用泥和树枝建一间小屋

    栽九块豆子养一箱蜜蜂，

独在那蜂声嗡嗡的山径里享人间的清福。来表示我们的忆乡之情婉谢他的劝告吗？但我们一回到我们的“银泥斯湖理”时，才发现我们还是异乡人，我们带的钱，在路上已用罄了，称做回乡，其实是无家可归，我们祖上留下来的唯一的一栋房子，就是我诞生之地，早巳卖给人家了，我从那所房子前面经过时，几乎要哭出来。因为连我小时候攀援过的那些果树都被新主人砍掉了。我们“上无一尺天，下无一尺地”，却到哪里去找泥和树枝建小屋，更到哪里去栽豆子养蜜蜂呢？我们后来只好都住在外祖父家里。漱瑜在养病，我们便在山里捡捡柴，舂舂米，我外祖父家里本来养了两大箱蜜蜂，平常每年要出十几斤蜜，可巧自从我三舅被害之后，那些蜜蜂都跑了。所以漱瑜气喘的时候，想要弄点蜂蜜给她润润肺，还得托人四处去讨，在平常是用之不竭的。乡里人都说蜜蜂跑了象征主人不利，不想漱瑜果然应了蜜蜂的预言，一病不起，人生不过数十寒暑，无贵无贱终于一死。她虽然不曾如她自己和我的愿，多做得一些事业，多过得几天畅快日子，但她总算归了故土了。最难得的是她死时所睡的床正是她生时所睡的床。更难得她葬在她二姑妈即我姨妈旁边，也可以不寂寞了。我有一晚梦见读她寄我的诗，醒来时也做了一首：“是耶非耶谁能保，梦中忽得君诗稿，倦鸟欣能返故林，小羊姑让眠青草。平生好洁兼好静，红尘不若青山好，只怜尚有同心人，从此忧伤以终老。”她算倦鸟似的宿在故枝上了，小羊似的眠在青草上了。但我在她死后虽在生我长我的故乡生活了半年，却依然是个异乡人，依然是“上无一尺天，下无一尺地”，依然天天感受精神上生活上的不安。我的故乡爱我的人，寄我以不甚适合的希望，恨我的人也罪我以不甚适合的罪名。我时常城里住得厌了又下乡，乡里住得不安了又进城，我总觉得我眼里的故乡，还不是能慰藉我的故乡。我觉得我在异乡异国受了侮辱，感受人生的凄凉的时候，我所景慕，我所希求，我所恨不得立刻投到她怀里的那个故乡，似乎比这个要光明些，要温暖些，我似乎是回错了！我的灵魂又引我到所梦想的那个故乡去了。啊！梦里的故乡！ 

    作于1926年

选自《田汉代表作》，上海三通书局1941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