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汉

辑录:陈先枢 杨里昂 彭国梁

原载:《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

田汉（1898—1968年），原名寿昌，曾用笔名伯鸿、陈瑜、漱人、汉仙等。湖南省长沙县人。话剧作家，戏曲作家，电影剧本作家，小说家，诗人，歌词作家，文艺批评家，社会活动家，文艺工作领导者。中国现代戏剧的奠基人。多才多艺，著作等身。早年留学日本，1920年代开始戏剧活动，写过多部著名话剧，成功地改编过一些传统戏曲。他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死于狱中。1979年后平反。

母亲的话（节选）

田汉

十二、小乡巴佬进城

寿昌在清源庵读了一年，湘澄先生看这孩子成绩还好，主张他进城去升学。湘澄先生在当时算是一个新富，省城教育界里熟人甚多。他很亲切地写了几封介绍信给王憬和、张道南先生托他们带寿昌去考有名的选升学校。寿昌从没有进过城，心里又是欢喜，又是害怕。动身那天，寿昌问我要衣换，我那时恰把他的衣服浸到水里去了。他问我：

    “我的衣服呢，妈妈？”

    “浸了。”

    “好的，妈妈，您放心，我这次一定‘进’了。”

    孩子从我的回答里得到一个好的彩头，很高兴地进城去了。

    寿昌那次进城是同九叔和裁缝八叔一道去的。走的是崩坳那条路，到望仙桥打中伙。当时湖南米价便宜，旅客们吃饭可以管饱，饭铺里盛饭有特殊技术，都是堆得象尖山似的，高出碗面四五寸。但斯文客人可以例外，仍是照普通那样平平的盛。那次寿昌叫伙计平平的盛饭，裁缝八叔恭维这孩子有品格。

    他们走近小吴门的时候，裁缝八叔哄这孩子说：“寿昌，第一次进城的人都得拜城，你该叩头了。”

    寿昌却没有上他的当。但当他走近那“长毛”都没能攻破的一尺多厚的大铁门，进入那又深又黑只远远望见一线天光的古老的城门洞的时候，的确产生一种紧张和新奇的感觉。城里的事物也引起了孩子很大的兴趣。裁缝八叔笑他“乡里人进了城，两眼望不停”，其实这孩子的心情和普通乡下孩子进城并不完全相同。

    第二天，九叔就滞他去见王憬和先生。他住在北正街一所小学里。他们去得早，王先生刚起床。看过湘澄先生的信，赶忙就带孩子到选升学校去。那是一个大学堂，在贡院坪附近，门口挂有慈禧太后的上谕。从大门到学校办事处要经过很长的通道，孩子恭谨地跟着王先生走。憬和先生一直把寿昌带到那时任学监的张道南先生房里，拿出湘澄先生的信，介绍了，张先生寒暄了几句，立即将寿昌交给一位先生去考试。这位先生出了一个题目，叫他写一篇文章，写完看过后又交给张先生过了目，张先生说：“通过。”便立即发了文具和教科书，叫人带寿昌去上课。

    九叔和寿昌都没有想到进省城考学堂会这样快，而且能立即上课，倒给愣住了。九叔再三感谢了王、张两位先生，又嘱咐了寿昌几句话就回来了。

    在写考卷的时候，寿昌看见窗子外面走过的都是些衣冠楚楚时派十足的学生，虽说是高小，但年纪有的比他大一倍。当他走进教室，只见黑压压的挤满一堂，高据讲台上的是一位弥勒佛似的地理教师，后来才知道是曹石渠先生。因为正在上课，教室门一开，许多同学都回过头来望着这土里土气的乡下孩子，寿昌有些窘了。但毕竟石渠先生讲课精彩生动，同学们又都被他谆谆的教诲所吸引了。

    城里的学校比起清源庵的小学来毕竟气派不同，教室是那样多，那样高大，讲台上有椅子，黑板可以上下推动，先生用颜色粉条在上面写的字、画的地图美丽夺目，寿昌几乎不忍见先生随手擦去。下课的时候，人们都一群群地谈话玩耍去了，寿昌仍呆呆地站在黑板前留连不走。还有一件高兴的事，就是在同学中发现了他的表兄王凤阶。凤阶原是他七岁时的同学，现在又同班，他怎能不喜欢呢？

    那时的学制，高小相当于今日的初中，所以选升学校的老师们的学问都是很好的。除前面说的教地理的曹石渠先生外，教历史的是曹秋庸先生（曹伯韩的令尊），教经学、国文和数学的是黄漱泉先生，教音乐图画的是黄晓东先生，教格致的是李曙云先生，教兵式操的是一位曹先生，教游戏的是陆启佩先生，教英文的是一位在抚署做译官的。都是所谓“一时之选”。

    有一次黄漱泉先生上课，寿昌因在乡下上学随便惯了，不大懂得教室里的规矩，在起身吐痰的时候顺口唱起来了，黄先生忙止住他，说：

    “喂，怎么啦？上课的时候可不能随便唱的啊。”

同学们都笑了，寿昌窘红了脸。有些玩皮的同学想乘此欺负他。但在第二个礼拜，黄先生发作文本子的时候，却出乎同学们的意外。那时国文先生发卷子的次序是按着分数多少而定的。当黄先生抱着一大摞作文本子上讲堂的时候，同学们都紧张地望着老师的脸。及至他第一个叫到寿昌的名字，许多同学都不免惊异起来，从此大家对这小乡巴佬也就另眼相看了。

十三、当时湖南的学风

那时候长沙的中学都各有一些不同的风气。比如说“明德少爷”、“善化国民”、“修业叫化”、“长沙冲突”、“选升吆喝”，这些浑名常常听得寿昌的同学们说起。原因是明德学堂的学生多富家子弟，穿着相当漂亮，所以人家叫他们“明德少爷”。那时徐特立先生办善化小学和中学，学风刻苦而进步，徐先生是请开国会时慷慨陈辞当场断指的名人，学生也有喜谈国事的风气，所以叫做“善化国民”。修业学校是彭国钧先生创办的，彭先生那时也是提倡刻苦的，学生布衣草鞋，不修边幅，恰与明德相反，所以叫“修业叫化”。长沙中小学学生欢喜起哄，很多教员都被他们“冲”走了，所以人家叫“长沙冲突”。这选升学校原是余子昭先生的堂长，但他很少到校。学生们欢喜闹，常常一站队就来一个吆喝，所以叫他们“选升吆喝”。寿昌是个贫家孩子，在他们中间自然显得非常蹩扭。

尽管有这么许多不同之处，但当时湖南的学生却朝着一个方向走。他们对满清政府很不满，想要把中国改革一下。我在乡下纺纱选丝的时候，已经听得人家念陈天华的《猛回头》了。梅臣弟是甲辰年进学的，那次据说是最后一次科举，乙巳年黄兴先生便在长沙北门创立明德学堂宣传革命。他失败了以后，丙午、丁未那几年几乎年年都闹乱子，常常听说城里杀革命党。庚戌年，三四月青黄不接的时候米卖到百文钱一升，省城里饥民闹事把岑抚台都赶跑了，把巡警道赖子佩吊在柳树上打，这些消息乡里也传遍了。乡里人喜欢附会夸张，说饥民中间有侠客领头，提起一桶桶的洋油在屋上行走如飞，要烧那里，那里就起火。寿昌原想去看看这些热闹，但等他到城里的时候乱子已经平息好久了，抚台换了余诚格。

然而火种依然在那儿燃烧着。选升的先生们差不多都是有新思想的，象教音乐的黄晓东先生，把《民报》上的许多文章收集起来，私下里传给学生看。学校里除有《长沙日报》等本地报纸之外，还订了一份上海《时报》。《时报》的附刊是《滑稽时报》，时常登载一些讽刺时政的文字和图画，象讽刺庆亲王奕劻的昏庸误国，和废科举兴学校以后仍旧保留着科举的实质等等。那时比寿昌高一班的同学象彭梦南、曹典琦、黄芝冈、黄世琨们便模仿这《时报》，用做算术本子的四开稿纸编成一份《学生报》，照样有时论，有新闻，有文艺，有插画，在同学中传观，虽是半游戏的东西，但在当时也起了一些作用。而且小时喜欢干什么的，长大了也多半向那方面发展。如曹典琦（曹伯韩）、黄芝冈、黄世琨（黄醒）等，以后都致力于文艺或新闻工作。

戊戌前梁启超在湖南办时务学堂南学会，对当时的学生界影响似乎不太大。但是他办的《新民丛报》和《国风报》是可以公开看的，学生中模仿他的文体的可是不少。如选升早两班的学生周元龙及寿昌的同班同学杨荦等，对梁启超很崇拜，他们的文章里面常引用他的话，写着“梁启超曰”。

寿昌在选升上学的时候，社会上闹得最厉害的是反对铁路国有的风潮。政府要人受攻击最厉害的是邮传部大臣盛宣怀，湖南方面挨唾骂的中心是曹子谷。当时各学校学生代表，曾在长邑中学的寄宿舍为发起反对铁路国有运动召开过会议，其实寄宿舍的后面就是省警道衙门，他们也不敢来破坏，由此也可见当时民气的高涨了。那次选升的代表用纸扎了一个盛宣怀的头挂在墙壁上，同学们拿起石子朝着他头上打。而最出色的是开会时同学吕恢猷君慷慨激昂的演说。当时《长沙日报》曾有一段记载：“长沙吕恢猷君，年十一岁，登台演说，声泪俱下……”实在的，吕君的话在学生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会后同学们立即行动起来，草鞋赤脚自愿到小吴门外帮助铁路当局修完一段未完成的路。

寿昌当然也是很兴奋的，他也起来说过话。但他毕竟是乡下人，讲完了话不懂得怎样下来，窘在台上好一些时候才给同学们“救”下来了。

吕恢猷君是吕必寿先生的侄孙，兄弟俩都跟寿昌同学。吕君性情温柔，长得象个弱不禁风的好女子，他平日在家里也是丫头服侍他的，就和贾宝玉一样，但他口才最好，正义感极强，说到对时局慷慨之处依旧是“湖南辣子”的性格。他与黄芝冈兄弟、曹典琦和寿昌最相契好，后来梅臣弟也非常器重他。可惜他象颜子似的薄命，到了十九岁上就病死了，真是一个损失。

寿昌当时的同学中除了吕家、曹家、黄家的兄弟之外还有两组李家兄弟，一组是李曙云先生的两位令郎李翼谋、李富春，另一组是李景生、李冬生和李觉。

此外有杨荦、柳之俊、陈剑五、张伯陵、曹政敬、罗瑞琪诸位。杨荦君入学的时候据说学监张道南先生点名误把他的名字念成杨牢。因而俏皮的同学胡诌了几句诗，什么“五十先生学问高，分明杨荦叫杨牢”。其实中国人的名字古怪的很多，念错也是常有的事。陈剑五是寿昌在清源庵小学时代的老同学，周家坝的人。张伯陵是东乡钱塘湾张四娘的儿子，就是现在北平辅仁大学的张怀博士。曹政敬那时候还是一个脖颈上戴着银圈子的小哥儿，后来成了长身玉立的曹礼吾先生，在抗战中去世了。罗瑞琪君长得甚为韶秀，教体操的陆先生总是喊罗瑞琪出来示范，后来又和寿昌在长沙师范同学，但现在不知在哪里了。

十四、  “英雄怀汉”

那时候高小毕业算是进学，中学毕业算是中举，乡下人真有送报条和做酒庆贺的，但到了后来大家的兴趣都不在这里了。寿昌只穿过一次满清的袍褂，那是全体同学到优级师范那边举行一个什么仪式的时候。整队回来后，大家都很不屑地把那些衣冠脱下来，乱扔在操场上了。

选升的学生因为多半是本城的，所以除路远的以外，住校的少。寿昌是暑假后从乡里进城的，学校里因为搬寝室把他的被窝帐子全给搬丢了。他又不愿到亲戚家去住，只好睡在学校会客室的大炕床上。因为是大热天，到了半晚上蚊子多得实在熬不住，寿昌只得把炕床上的两个大椅垫子盖在身上。但蚊子还是向头上脚上不断的咬，寿昌气起来把炕床打得一片响。工役室里一个同乡的工役听得不过意，起来到会客室叫寿昌，

“啊呀！这么多蚊子没帐子怎么能睡呢？到我那边睡吧！我那儿有两个铺。”

这样才算救了他。他疲倦极了，在工役室里呼呼地直睡到天亮。寿昌因此总很尊重工人。他常说；“只有穷人才懂得穷人的苦楚。”

    有一段时间，寿昌和他的表兄王凤阶同住在学堂对面的聚贤客栈。那时寿昌是个乡下孩子初次进城，对城里生活不熟悉，有一天晚边，凤阶给了钱和瓶子要寿昌去打洋油。寿昌出门不知往哪里去才好，他走到一家米店，向老板打油。老板笑着说：

“对不起，我们这儿的洋油卖起了。”

意思是卖完了。最后才经人指点得向槽房去打。还有一次寿昌借了凤阶的钢笔学写英文字，因为不会用，把钢笔头弄断了。他着急得很，赶忙摆在原处，生怕他表兄要骂他。但第二天一看，钢笔依然完好如旧。他奇怪得很，疑心他并没有弄坏，不知道是换了个钢笔头了。

那时反抗满清的潮流很高，学生们只找那些革命空气更浓厚的地方去。许多同学对选升的校风也不满意，有的同学劝寿昌去考修业中学，说那所学校办得怎样有精神。当时入学考试已过，但还补招新生，寿昌便和柳之俊、陈剑五、张伯陵三位改了名字去投考。张伯陵改名怀，陈剑五改名雄，柳之俊改名英，寿昌改名汉。事有凑巧，他们四人都被录取了。寿昌第一，伯陵第二，剑五第三，之俊第四，倒过来念，恰巧是“英雄怀汉”。当时同学们以为是他们预先商量这样改名的，其实并非如此，但却与当时青年人的心情不谋而合，也是一桩巧事。选升学校当局知道他们报考了别的学校，很不高兴，说他们“见异思迁”，加以除名，他们就正式搬入修业学校。那时“见异思迁”的不止他们四人，象曹典琦便到了长邑中学。

修业学校当时的思想和风气确实比较活跃、进步。教历史的先生特别注重讲近代史。在谈到甲午战争时，先生指出我国在政治军事上的失败经验，用非常动人的语言鼓励同学们雪耻救国。教兵式操的是蒋葆山先生，他的教学方法也非常巧妙，能使每个学生象触了电似的被他吸引。他对同学们民族意识的灌输是有功的，除了教大家唱“请看那印度波兰……”一类激昂雄壮的军歌之外，又常带学生们去打野外。到了小吴门城外的旷野荒山中，他就对学生们慷慨陈词，说起中国国耻两由采，改革的必要，常常使这些热血青年们感动得流眼泪，回来的时候跑步特别起劲，因为都想趁此机会锻炼好体格，将来为国效力。因为蒋先生能深得学生的信任，后来学生军成立，大家都拥戴他做管带。

十五、学生军

辛亥年二月，从各地到省城里来的人很多，情况已有点紧张。到了三月底大批革命党攻打广东的督署，牺牲了不少人，报纸上登载的那些“供词”，学生们都争相传诵，少年的热血都被鼓动起来了。铰辫子的、穿草鞋的人一天天多了。十月十日湖北武昌起义，十月二十二日湖南四十九标、五十标的新军手臂上缀着白布开进了小吴门和北门，杀了巡防统领黄忠浩和长沙县知县沈瀛。

那天上午寿昌去铜铺巷找他的同学杨荦，杨君谈起欧美的议会政治与中国的将来，当然也谈到报上所载湖北起义的情况和那几天大家所听到的消息。

“你看这次起义怎么样？”

    “这次一定会成功的，只希望干得彻底些。”

    “不过中国太古老了，腐败的东西太多了，革命决不是短时间内所能成功的。”

    两人谈得非常兴奋，从谘议局出来的时候，街上已经闹嚷嚷地传开了：

“革命党进城了！”

“余抚台挖墙洞逃走了！”

“湖南反正了！”

    他们朝议会东街走，劈头就碰到一些人蜂涌而来，为首的肩着一块木牌，上面贴着革命军安民的告示，年号是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他们欢喜得跳起来，疑心是在做梦。怎么这样快！而且这样容易就成功了，他们又觉得有些担心。

    但无论怎样这是再好没有的事，街上的人碰见了，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彼此望着笑。看见手臂上缠着白布的革命军人都想把他们抱起来。人们实在一时难以表达出自己心中快活的心情。那天革命军就在谘议局开会，推举焦达峰为都督，陈作新为副都督。

    这时听说清廷派遣的北洋兵已经逼近汉口了，湖南军政府即派王隆中带四十九标援鄂。在荆州附近打了一个胜仗，军政府得了消息发起祝捷大会，教育会坪里搭了三个戏台唱戏，名伶陈绍益主演《血战荆州》，他扮演一个革命军官，看戏的人山人海。那晚各学校还参加军民提灯游行大会，千千万万的青年男女唱着：

“五千年来，

专制恶毒，

    一旦扫而空……。”

    各处游行队伍就象无数条火龙一般汇集一处，开进平时老百姓们轻易不敢走进去的抚台衙门——此时变成了湖南军政府。焦都督身穿黄色军服和长统马靴，站在桌子上对大众说话，在灯笼火把光焰的照耀下显得很是英武而忠恳的样子。那天晚上群众热烈欢腾的气氛和场面是空前未有的。大家觉得真是革命了，中国从此有救了。

    据说焦都督是当时革命党派来领导起义的，他上任以后很想做点革命事业，一来就免除了一些苛政，出榜文请老百姓都来献策。因为武汉军事紧急，他想动员更多的民众武装去支援湖北的起义军，便号召组织学生军，预备训练好了去援鄂。但没有想到湖南的封建势力和影响还大得很，他们是革命的死对头，不久焦陈两都督就被这伙封建军阀制造阴谋，枉加罪名给暗害了。后来虽然又给他们铸了铜像，可是因为基石没弄好，那铜像一直横搁在烈士祠前面的泥地里没有竖起来。

    当时学生军共招了一营人。当连长的都是读过书的军人，也有在学校里教过兵式操的。营管带后来根据大家的推举，由蒋葆山先生担任。营本部设在法政学校的旧址。寿昌在兵营的时候，曾在仓库里发现许多印得很精致的法政讲义。

    弟兄们都是当时几个中学或高等学校的学生。起先招募学生军的宗旨是真正想让大家到前方去作战，寿昌和他的几个同学也都是抱着决死的志愿去参加这个队伍的。那时候寿昌才是个刚．满十二岁的孩子，因长得高大，仗着一股救国的热情也去当兵。学生军的训练除术科之外，也在教室里上学科。时常请些从前方下来的军官来谈实际作战的

经验，大家听了都恨不得立刻开到汉阳前线，把敌人赶出武胜关去！

    最泄气的事是教练的时候久久不发给真枪。也许是枪少吧，在都督换了之后，表面上为了爱惜这些青年学生，不让他们真正拿枪上前线，但实际上是想保存自己的实力。

    当省城发生革命之后，乡下谣言很多。有的说焦都督把余抚台赶走，他自己却又被人家当土匪杀了。又说选升学堂也被人捣毁了。又说，湖北的仗火打得很剧烈，四十九标损失很大，阵亡了好几位官长，省城教育会坪正开追悼会，战马的头上扎白球等等。寿昌已好久没有信来，我住在栖凤庐那样的深山穷谷之中，消息闭塞，心里着急得不得了。梁三娭毑平日是最喜欢寿昌的，也同样为他担心，不知这孩子究竟到哪里去了？是不是遇了什么危险？我急得没法就到山上仙姑殿去找王道人，请他替我敬敬菩萨，保佑孩子平安无事，早些回来。

    “大姑奶奶，不用您拜托，我早已天天替寿昌在敬菩萨啦。想必吉人天相，不要紧的。”

    王道人是那样恳切地安慰我，他也是非常关心寿昌，几乎逢人就问起他的事。

    有进城去的人，我总拜托他们打听寿昌的消息。他们到贡院西街“老利生”去问过，胡家一伯娘子说：

    “寿昌吗？不久以前来过一次。我说‘你公公，祖母，妈妈都望你回去，你就早点回去一下，让他们放心吧。’他笑了一笑又走了。”

    这样我总算知道了孩子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后来他来了一封信，才知道他参加了学生军。我决定要进城去看他一下。

    恰好那时我的侄女莲姑娘要出嫁。新郎是省城落盘桥开炭行的潘海涛君，家里没有适当的人去送亲，因为别的婶婶们不是没有进过城，就是没有行头，这样就让我进城去送亲。

    潘家的招待很热情，但他家的女眷少，只有一位姑妈。我吃过三样菜就起身作辞，但挡不住潘家苦苦留我，便在他家住了两晚才到理问街二舅家。一个礼拜之后，我到贡院西街胡家，寿昌得了信赶来了。他头发铰短了，穿着学生军的制服、皮鞋，打着绑腿，精神抖抖的，俨然是个小军人了。

    “怎么不早告诉我？”我责备他。

    “因为怕您老人家不让去。”

    “真要去打仗吗？”

    “当兵自然是要打仗的。”他爽脆地回答。

接着他告诉我学生军里的情形。又说除供伙食之外每月还发几块钱零用。他很高兴地将他第一次所得的薪饷交给我，要我买东西吃，我要他自己留下买书看。他问起两个弟弟，盼望他们快快长大起来，好同他一道工作。他认真地准备离开家庭去干他理想的事业。他那时写了一个新平剧叫《新教子》，登在《长沙日报》上，是写一位母亲鼓励她儿子到汉阳前线参加革命。那分明也是动员我这做母亲的送子参军。但不久南北议和，宣统退位，时局在妥协的空气中间平静下来了。这支由知识青年组成的学生军终于被解散了，自然使寿昌感到很失望。

十六、公公之死

那次我在城里住了好些时候，家里还没来接我回去。—直到年底，九叔才打了一张土车子进城来接我。

    这时寿昌已经出营了，随我回家。车子太重了，九叔又不是太有气力的。寿昌就把一根绳子绑在车子的前头拉着走，果然快得多了。我们很顺利地到了望仙桥附近，走到一户人家的塘边，车轮子碰了一块石头，九叔叫寿昌使劲拉一把，但他太使劲了，九叔架不住，车子扑通一声整个翻到水塘里去了。那时正当寒冬腊月，幸亏塘边水还浅，我伸手叫九叔来扯。九叔慌了，和寿昌赶忙把我拉上来，我已经冻得簌簌地发抖，跟王嫂子借的一件蓝缎子皮袄打的透湿了。还好那天我头上戴了网子，所有借来的首饰都没有掉，不然真赔不起。还是寿昌的损失大，他遣散时发的薪饷买的一双皮鞋，掉了一只到水里，再也寻不着。路边那家人家看见有人掉在塘里了，都出来救护。一位年轻的嫂子很亲切地扶我到他们火房里，赶忙烧起柴来烘衣裳。那晚就在那家人家歇了。九叔当天拖车子回去，第二天还是抬了一乘轿子来接我。

    因为我落水受寒生病，又加是年底了，我们就在祖父家里过年。一直住到第二年正月莲姑娘回门的时候，才回牺凤庐去。

    莲姑娘和潘二哥两乘轿子来到家里，大家欢迎新姑爷和新姑奶奶自不必说。莲姑娘那次是穿一件青缎子夹衫，钮裙子，、配着她那白玉似的皮肤，真是漂亮得很。但有人说这衣服太素净了，新娘子穿不合式。谁会料到后来真是“红颜女子多薄命”，潘二哥一家正疼爱着她的时候，她却患了不治之病——干血痨，奄奄地拖到第二年深秋就夭折了，年纪才不过二十二岁。招儿和漱瑜在她病重的时候同去看过她，结果她们俩后来也是得了莲姑娘同样的病死的。这到底是传染呢？还是命运呢？我真为这第二代的女孩子们叹息。

    当莲姑娘病重的时候，因没有别的亲人，一有什么变化总是来请我的。我胆子又小，莲姑娘却定要我脸偎着脸地睡在一起，替她摸头摸肚子。长沙的风俗，女儿死了要娘家送被子。因此我又替她上了被。我没有生过女儿，但莲儿这孩子可真赚了我不少的眼泪。

    公公去世正是莲姑娘回门的那年。

    公公的身体原是很好的。住在毛坪的时候，一年夏天曾在门前坟坪里被发倔的大黄牛用角尖抵伤了腹部，随后也治好了。只是公公生平爱喝酒，兴致又好，大醉过不知多少次。晚年更不能离酒，每天晚上总得抿几口才能睡觉。从来喝酒的人多患胃病。漱瑜生的那年，他老人家正六十岁，吃饭就有一点作哽，后来一年比一年厉害起来了，到了六十八、九，便成了哽噎症，吃硬的东西都不能消化，把一个好公公饿得都干巴了。我把家里仅有的一只母鸡杀了，炖了汤叫寿康提了，娘儿俩从仙姑殿脚下走到塅里来送给公公吃。他那时已经不能吃什么东西了，只能喝一点点汤。但那怕喝一日汤，也算尽了我做儿媳的心。

    我那次到公公家就一直看护着他老人家，没有回去。第二年正月，寿昌考入了长沙师范学校，校长是有名的断指请开国会的徐特立先生，校址最初在化龙池善化学宫，那是徐先生辛苦经营创立的。经历了许多挫折，后来搬到荷花池泐潭寺的旧址。寿昌在这学校才算走上了一点读书的门路。当公公弥留的时候很望寿昌回来，因为公公最疼爱我这几个孩子，而他又是长孙。但那时寿昌正逢秋季期考。虽然乡下搭信来说祖父病重望他回去，但一来为了学校功课，二来他想祖父的病或者不至于那样严重。等到寿昌请假回家，祖父已经盖棺好几天了。长沙风俗在死了人的时候常约人家来唱“夜歌子”，就是在棺边挂一面锣，几位歌者一面打锣，一面唱。内容或是赞颂亡者，或是批评亡者的家人，常有非常严厉的。因此寿昌回来那天，虽然抚棺尽哀，到了晚上唱“夜歌子”的人在歌唱中便骂他。大意是祖父那样疼爱他，他不应该不回来送终。寿昌接过锣锤原想辩解几句，但他悲从中来，不能成语，也就算了。

    那次赞礼的依然是黄紫卿、蒋桂丞两先生。凑巧梅臣三弟也因革命成功回了家，就请他主祭。禹卿是长子，他死了，寿昌是承重孙，祭奠时要刺寿昌指头上的血。彭六舅给寿昌包上指头的时候我非常担心，但寿昌很镇定，没有嚷痛。

    家里本已经走下风，自从公公死后更失了主心骨了。丧事结束的那天，几位叔叔和我谈了一次话。晚上在塘边乘凉的时候，莲姑娘和寿昌等几个弟弟谈到家里的事十分感慨，她对寿昌说：

    “姐姐是一个女子，又没文化，没有多大办法，只希望下次回娘家的时候，家里比现在要好一些。前一辈子的人都不大行了，寿昌，只有靠你发愤读书，替公公争口气，替五婶争口气。你是哥哥，两个弟弟都望着你，你得领着他们走。你走得对，他们都跟着你走正道。你有办法，他们才都有办法。”

莲姑娘从来不大爱讲话的。那晚上她劝寿昌的话，使寿昌永不能忘。现在还记得莲姑娘坐在塘边草地上，一手拉着他，一手在弄着地上的草。草虫在嘤嘤地叫着，他们姐弟四人直谈到深夜。露冷风凉，我怕莲姑娘那单弱的身体吃不住，才叫他们回去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