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相湘

辑录:陈先枢 杨里昂 彭国梁

原载:《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

吴相湘（1912-2007），湖南常德人。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历史学家。 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负责校勘《明实录》。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入第九战区司令部工作,专事收集战争资料编纂战史,多次随军在前线参战,到敌后了解情况,撰有《第三次长沙会战》等文稿。他阅读日本军部及外交档案,掌握了中日战争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所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被学术界公认迄今为止，最权威的抗日战争史著作。

《三生有幸》节选

 吴相湘

一、家庭教育重要影响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者之间的轻重，今日论者见仁见智各有不同。但就我亲身的体验：家庭教育比较其他两者都显得重要，就比例来说不应该是按三分法，而应该是家庭教育占百分之五十，其馀两者同占其余的百分之五十。甚至可以说：必须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才可以有机会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

    我深受家庭教育的重要影响，是和我的家世有密切关系的。

    我的祖父名讳金棠，别号爱亭（一八四七——一九三七），常德城乡人土称他老人家“爱亭先生”而不名。抗战后我看到伪满洲国影印的《清德宗实录》（光绪朝卷三九五）有一件寄常德府知府的上谕中提到我的祖父也是用“爱亭”两字，可见乡里对他老人家的称号竟“上达天听”了。（湖南巡抚吴大澂曾篆书“自求多福”四字匾赠我祖父。）

    我祖父是经营桐油出口商业，这是中国国际贸易重要出口品之一。他老人家主持的“立成和油行”设在常德大河街仁智桥。这一牌号在商务印书馆刊行的第一回中国年鉴中有记录。当生意鼎盛时，适值相湘出生，特命乳名“成和”，仰见父母之喜悦。我母徐太夫人（一八七七——一九四五）更是疼爱异常，因我出生上距大兄相洋（一九○○——一九四六）已有十二年。

    常德是条约开放的商埠，英商太古抡船和日商日清轮船在涨水时期都有轮船来载运桐油出口，时有外国商人来往，我的祖父和大伯二伯三伯五伯们和他们交际。我的祖父更经常东下汉口、上海去探讨行情，并购置检验油质的仪器等等。因之，他老人家养成了外游旅行的习惯。直到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他老人家寿登九十，还自常德故乡乘坐公路局破旧的大汽车在碎石路上颠簸一百八十馀公里，再渡过湘江到长沙省垣，稍一休息，即可大嚼著名的马明德堂的酱肘及徐长兴烤鸭。

    我的父亲名讳其林，别号原是翰声（一八七八——一九三七），一九○六年携大堂兄相治游学日本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即将“翰”字改作“汉”字，就是表示他老人家放弃了“翰苑蜚声”的怀抱而以“扬大汉天声”自任了。他老人家没有和我的几位伯父一样继承祖父经商的衣钵，但却深受祖父远游旅行习惯的影响而于一九○六年负笈东游日本。常德府人士在那里的有宋教仁、梅馨、余钦翼诸先生等，经常和我父来往，我父的日记和宋先生日记《我之历史》都有记载。

    我父在东京人弘文师范，和胡子靖（元倓）（一八七二——一九四○）、陈夙荒（润霖）诸先生是先后同学。因之，我父归国经过长沙看见胡先生创办的明德经正学堂和陈先生创立的楚怡小学以后，返回常德故乡即在东门外东林寺内创办一小学，后来发展很快。当明德学堂遭遇困难，胡子靖先生欲以身殉的时候，谭组庵（延闿）先生曾几次手函我父邀请到长沙去主持明德小学，其中一函有云：“望公之来如望岁！”

    民国初年，各县成立劝学所（相当今日之教育局），我父经地方士绅推举出任常德县劝学所所长。冯玉祥驻军常德，薛笃弼任常德县知事，和我父及士绅们合作推行扩展教育改良习俗运动，倡导过阳历新年，是其中大端，直至我父逝世那一年，在我们家里过阳历年的礼节比阴历年要隆重。

    欧战发生以后，国内工商界提倡设纺织厂，我父一方面投资于聂其杰（云台）先生的上海大中华纺织厂，同时更体认常德和洞庭湖滨各县是国内重要产棉地区，必须推广优良品种加强种植。因之，他老人家和士绅们倡议在德山农业试验场特别增设植棉场，经冯玉祥邀请沈宗瀚先生（曾任农复会主任委员，见《克难苦学记》），南来主持。

    我父富于向外发展的胸襟，更不愿子女们耽于安土重迁的积习，他老人家特将我大姊出嫁长沙俞家，二姊出嫁湘潭钱家（钱歌川兄称我姊“二嫂”），三姊出嫁沅陵冯家，只有第四姊丈是常德人却是在长沙结婚的。大嫂是湘潭何特循翁的次女（何浩若兄之胞妹）。对于我和胞弟相淦的教育更是特别注意，民国十一年冬即举家迁居长沙，直到我们读完了大学一年级才让回常德故乡去看望一次。

    当我幼年时我父鼓励并指导我向医学这一方向去。这由于我自幼多病，是教会设立常德广德医院美籍罗医生的经常病人。他老人家很希望我受之于人能施之于人，同时最重要的是他老人家体认惟有医生这一行业是被人找上门求诊，而其本身是不求人的。不幸我在长沙楚怡小学玩滑梯失慎折骨又脱臼，以致身体康健欠佳，不可能习医学，致他老人家不得不改弦更张，又诱导我走另一方向。

    我在楚怡小学四年级时，级任老师王廷闽先生看到我的作文好，要我投稿邮寄上海中华书局吕伯攸主编的《小朋友》周刊，被采取登载了。我父从此鼓励我读书作文。后来并且经常要我练习写信，阅读他老人家和朋友们的通信并加以解说。有一次我发现他老人家寄信中将一“警”字误写作“騖”字，使他老人家欢喜，曾向戚友们提及，称赞楚怡教师优秀。高小时，国文教师李应白先生于教科书外，再发讲义，选印唐宋及明清名家佳作，详细讲解，对若干典故还写在黑板，使学生抄录。于各文结构章法也多讲说，奠立我的国文基础。我父更认为我可向文史方面发展。每日课余，在规定的作业完毕以后，他老就亲自点读讲解《左传》给我听。我清楚地记得这一部的书根次序不是用一二三数目字，而是他老人家用两句格言按字写上的：“求名求利还须求己莫求人，惜衣惜食非为惜财原惜福。”这与故乡祖宅堂前悬挂吴大澂篆书“自求多福”四字，以及我父庭训常提到的“立志有恒”、“不求人，要求己”，可说是晨钟暮鼓，对于我做人处世具有很大影响。

    在明德中学时，我更喜欢舞文弄墨，担任《明德旬刊》总编辑，两次全省运动会时我担任明德选手队总干事，并随教导主任傅任敢先生等创办如《上海时报》一样以报导体育新闻为主的《导报》，当时我很有意进入燕京大学或复旦大学新闻系。

    但在高中二年级时，我父亲带我去拜访他的老友李铁星（剑农）先生。李先生在民国建元之初即主编《民国报》，后来又与闻《太平洋杂志》编务，而为太平洋书局撰写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更著名于世（后且有英文译本），当时正执教武汉大学历史系。李先生将他亲身经验告语我：一个成功的新闻记者，尤其是报馆主笔是需要良好的历史知识作基础的；并且一个大学历史系毕业生要从事新闻工作比较一个新闻系毕业生去致力史学研究要容易得多。这一番提示就决定了我终身的志向。

当我家迁居长沙后，我父既使我进入湖南著名的楚怡小学．并且迁家于学校右侧，出家门走十步即到校门。后来要升中学了，鼓励我考入明德中学，又迁家至学校右侧，家门与学校门之间距离不过两百步，“缩短距离以策安全”。小学、中学都是全省甚至全国著名的学校。因之，当民国二十二年夏《华北日报》刊载北京大学榜示上有我的名字的时候，同时胞弟相淦经金陵大学农学院录取的通知也来到家，我祖父和父母都高兴极了，因为我和弟弟都实现了小学中学大学都进入国内第一流学校的愿望。

独立自尊学风熏陶

    蒋孟邻先生手著《过渡时代之思想与教育》一书，是一位教育行政工作者记述他在这一时期“施教”的构想和用心以及若干可见的成绩。但“受教”者的感受如何呢？多少年来很少有记录。尤其在台湾省看到儿女们被功课重压的困苦，我真感觉自己的学校生活实在是“三生有幸”。

    楚怡小学创办人陈夙荒先生原是留日学生，创立之初一切以日本学校为规范，但民国十二年以后转采美国教育作风。民国十三年当我在这一学校高小肄业时，正是实行美国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的时候。这是一种力求适应学生个性兴趣的教学法，和现在大学生自由选课情形有些相似。当时学校内有完美的理化实验仪器，也有充足的各种图书。那时，我们可以围在一大圆桌旁看见黎老师做水分解为氢氧以后，再两人分别成组自己去实验。这在今天即台北著名的公立中学也不容易办到了，何论小学？菜圃花园的种子多来自日本，尤其每年一度的菊花会，展览学生作品数千盆，更是全省闻名。

    在这一学校肄业学生大多是中产之家子弟，革命元勋黄克强先生儿子一寰，蔡松坡先生独子端生等也都在其中，和我同班。当时，学校所需缴纳的费用较多，家长多乐于交纳。我父为密切配合学校政策，且在家中设立一家庭图书馆，让我和弟弟随五兄持商务、中华等书局取书摺自由记账购书。我至今对图书馆特有兴趣可说是在那时养成。

    学校里实行学生自治，有小市长、警察局长、警官、警察，和今日若干小学一样，但当时是配合个性发展，和现在恶补重压下的“学校自治”对乇学生心理和行为的培养效果实在不可相提并论。

    胡子靖先生创办明德中学是以日本福泽谕吉设立庆应义塾（大学）培养学生“独立自尊”人格和风度为理想目标，完全是人才教育。学校收费比其他学校多，在当时长沙市民对明德学生都称之为“少爷”，因为无论衣着用品都较讲究，尤其是华盛顿大学教育硕士邬朝宪（斡于）先生担任教导主任时对于学生用品更是注意力求精美。

    胡子靖先生为这一学校经费四处奔走，几次濒于困境而愤欲以身殉校。后来难关渡过了，他特请王壬秋（闽运）先生为书“致命遂志；’、“虽九死吾犹未悔”、“忍耐力、希望心”等字句，装裱成匾额悬挂学校会议室，训导主任更时常将这些语句涵义讲给我们听。

    在“独立自尊”教训下，校方对全（湖南）省无论任何竞赛项目：课业竞赛、田径球类竞赛、军训竞赛、美术音乐竞赛都要求学生力争上游，不仅要获得第一，更要将全部锦标囊括净尽。因之，培养了每一同学的好胜心进取心，大家都有舍我其谁气概。尤其每逢全省运动大会，更是全校总动员，即工友们也勤苦练习参加万米赛跑。这时，我总被推为选手团的总干事，等于“后勤司令”。为着胜利第一，鼓励士气，我自然更是气概不可一世。

    经过楚怡小学“个性发展”的教育，再加明德中学六年“独立自尊’：的熏陶，又赶上北京大学四年的“不要被人牵着鼻子走”师训，于是我就被塑造成一刚直不畏强御独来独往的个性。

    明德六年的学校生活是严格的，全体同学都是一律住宿学校，接受军事教官管理。每逢冬季，也站立冰天雪地中二三小时操练而习以为常。严格训练的结果是我养成严格要求自己和严格要求他人的习惯，加以史学研究着重求真认真工作，这与举世滔滔敷衍成风的现实社会自然不同。

在北京大学四年中，胡适之先生“文治势力大都已走狗化”警语对我影响很大，加以傅斯年先生嫉恶如仇与反乡愿作风的熏陶，和我中小学教育的基础结合起来，就成为我处世对人的标准形态。同样地：傅斯年先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昭示，和祖父父亲“旅行”嗜好的遗传，以及我自中小学以来喜欢图书馆的习惯融会，也就使我更追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