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祖光(1917—2003),又名吴召石、吴韶。现代著名剧作家、导演。原籍江苏武进,出生于北京东城小草厂的一所大宅院里。其父吴瀛,曾参加创办故宫博物院,精于诗文书画、篆刻和古文物鉴赏。毕业于北京孔德学校,曾应聘任南京戏剧专科学校校长室秘书。主要代表作有话剧《凤凰城》、《正气歌》、《风雪夜归人》、《闯江湖》,评剧《花为媒》,京剧《三打陶三春》,有《吴祖光选集》六卷本行世。
“投机取巧”的《凤凰城》 吴祖光
南京的国立戏剧学校是30年代中国唯一的专修话剧的学校。我到校任职的那天,当晚便到剧场赶上一场演出。那是第一届学生的毕业公演,剧目是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那时候剧校本科生两年毕业。 我在剧校的工作很轻松简单,参加一些校长室的会议,作记录;为校长室出布告拟稿,用毛笔写出,张贴在布告栏上;此外我整理一些档案文件。有很多时间可以到图书馆去看书,图书馆规模不大,但是关于戏剧方面的书籍搜罗的相当齐全,对我这初涉猎的读者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使我有很多的时间在这里读书,远远超过了我在大学文科一年的收获。 几个月后学期结束,学校放了暑假,我每天还要到学校转一转,也向校长谈过打算暑假后返回北平去的打算。但校长却希望我再帮他一年,他说:“你年纪轻轻,多做一年工作再回学校不迟,多一些社会经验能帮助你在校的学习。”而我正在犹疑未决的时候,却传来7月7日日本侵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8月淞沪战起,从而引发了全民抗日战争,即便是校长同意我返回北平,继续学业,也不可能了。而学校立即奉命内迁湖南长沙。 在长沙的一段时间,远离抗战前线,虽然战火方殷,却不闻枪炮之声。还是在南京招来的第三届新生,纷纷来到长沙报到;虽是祖国大地遍燃战火,这里仍是弦歌不绝。由于学校离开了南京,显然地缺少了兼课的教师,我的年龄比某些学生还小,却被学校任命为“国语发音”和“国文”的教员,前者由于我自小在北京长大,一口京腔,自是没有困难;后者则我在校时就一直是这门功课的优秀生,在这里我勤跑图书馆,早作准备,亦都可以应付了。只是校长给我的任务越来越重,除以上两门课程外又加上了“文艺概论”和“中国戏剧史”。 这就使我不得不更加勤跑图书馆,多花精力吸收知识、增加学问;倒逼得我这个一向懒散好玩的人日见勤快起来。现在回想这一段时期是我在故纸堆里寻找学识最勤奋的时期,以后再也没有这样埋头啃书的日子了。 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庭,也就是说没有离开过父母的卵翼;我离开北京先到湖北武昌工作也正是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到湖北的原因。这回到了长沙,父亲在湖北主持一个“湖北政务研究会”的工作,父亲能诗、能文、能书、能画,一贯勤奋,而且富有正义感,他对于表姑丈把我招到剧校是十分支持的。这回我到了长沙不久就收到他一封来信,并附寄了一本《东北抗日义勇军烈士苗可秀传略》。苗可秀是东北人,东三省沦陷日寇之手,他离家奔赴战场组织东北抗日义勇军与日军作战,屡建战功,但终至被俘,日寇多方劝降,苗宁死不屈殉国。这本书详述他的一生经历,附有他的自述和书信十分感人。父亲写信给我教我考虑能否用这份材料写一个话剧? 现在想一想,父亲的这个想法是很奇怪的。只有十九岁的儿子,从来没有写过剧本,难道是只因为在戏剧学校工作就该写剧本吗?但我却是认真听父亲的话,决心完成他交给的任务,这首先是因为苗可秀的事迹感动了我。我作了一些构思,又感觉到写成一个大戏题材似觉不足,故事组织不起来。于是上街逛书摊,一下就找到一本题为《义勇军》的小册子,里面刊登的是七八个东北抗日英雄人物的简短的传记。故事不长,然而人物性格鲜明,生动有致,正好补充了苗可秀传略当中的空白。我借用了其中的几个人物,加上我自己的想象,组织成一个四幕的剧本故事。由于苗可秀在一次激战后被俘,日寇劝降不屈牺牲于凤城县,因题剧名为《凤凰城》。 这个剧本是我在长沙任剧校教员时利用晚上的休息时间写成的。费时四个月,正好一个月写一幕。这里面苗可秀、赵侗、苗可英是贯串始终的人物,而每一幕因时间、地点的转换而各有一至两个女性的主要脚色。据学校的同学告诉我,这一处理手法曾在曹禺主教的“编剧”课上做为一种少见的编剧方法讨论过。 我在每天晚上写这个剧本时没有告诉过任何人。所以当我拿着完成的手稿给我的表姑丈、校长余上沅先生看时,他十分意外,说:“真没想到!”表扬了我的勤奋,说一定赶快给我看。便打开书桌抽屉把稿子放进去了。 从这一天开始,我时刻注意着校长阅读我的剧本;因为我虽然作了教员,仍在管校长室的事情,亦仍在校长室和校长一同上班。但每天都使我失望,校长每天都很忙,看来他已把这个剧本完全忘记了。转眼一个星期过去了,他一眼也没有看过这部稿子。 我真是十分失望,忍耐达到了极限,我把稿子取出来了。晚上我找到了同住在校园里(长沙稻谷仓王氏宅院)的教务长、编剧课专任导师曹禺先生,简单说明了情况,把稿子交给了他。显然曹禺感觉很大的惊喜,对我说,他立刻就会细看这个本子。 我将信将疑,因为校长也作过同样的许诺。但是第二天一早,曹禺先生就找到了我,他十分高兴地肯定我写出了一个好戏,并且认为这正是目前抗战的形势之下最需要而还没有产生的剧本。他说,剧校第一届毕业生组织的校友剧团集中了一批优秀学生正苦于找不到合适演出的剧本。全民抗战来得迅猛,当代作家都来不及写出一个反映抗战现实的大戏,只能拿急就成章的《放下你的鞭子》、《香姐》和《流亡三部曲》一类的小戏和歌曲在街头演出……他十分高兴,说这个戏有人物、有情节,剧情强烈感人。他当时就把校友剧团的负责人毕业生余师龙找了来,叫他和剧团的同学们赶快阅读和研究这个剧本。 校友剧团迅速作了决定,大家都忙起来,分头刻写蜡版、印剧本,开始作演出的准备工作。这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但是这时出现了新的情况,由于战争逐渐向内地转移,日寇的轰炸威胁到了长沙,剧校奉命随政府的动向迁移入四川。这时剧校比前扩大了,增加了新招来的第三届同学。由于战时交通工具的困难,学校动用了极为原始的水上运输工具,纯用人力拉纤、竹篙撑渡的木船,夜宿昼行。现在已经不记得当时我们雇用了几条这样的大木船过洞庭湖、沿江西上,又经过了多少日日夜夜才到了战时陪都的重庆。 《凤凰城》的首演于1938年秋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举行,正好剧中人当年的东北大学校长王卓然先生来到重庆,他是苗可秀的校长。另一个剧中人赵侗亦来到重庆,他是东北青年铁血军司令苗可秀死后的接班人。这两个剧中人都参加了《凤凰城》的首演式。整个演出十分轰动,并立即影响及于全国,以至港澳和东南亚。是全民抗战以来第一个以抗战为主题的多幕大戏,亦是抗战八年以来演出场次最多的戏。 原载《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l期 辑录:陈先枢 杨里昂 彭国梁 原载:《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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