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长沙辛亥革命遗迹、遗址价值评估 (一)历史价值 长沙留存至今的辛亥革命遗迹、遗址是一笔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见证了湖南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和湖南人对辛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所岀的独特贡献,为研究辛亥革命史,特别是两湖地区辛亥革命史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1.1903年秋末成立的华兴会在辛亥革命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黄兴被公举为会长,华兴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纲领。华兴会成立后的一次重大斗争是组织长沙起义。黄兴等人在1904年春初,着重联络会党,与具有“同一排满宗旨”、拥众二万的哥老会首领马福益协议,以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分任正副总指挥,预定于是年11月16日(农历十月初十),以武备学堂联络新旧各军为主力,在长沙发难。长沙起义虽因事泄而归于失败,但起义风声震惊两湖,波及国内外,如孙中山所说,“其事虽不成,人多壮之”,影响巨大。华兴会成立会遗址、明德学堂、 圣公会教堂等是这一事件最好实证。 2.华兴会之后湖南人成为同盟会的中坚力量。1905年7月30日在日本召开的同盟会筹备会议,会议代表来自国内10个省,共70余人,与孙中山属旧相识者,只10余人,余皆为华兴会员以及与华兴会有联系的各省留学生。会议推举了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8人为同盟会章程起草员。8月20日同盟会成立大会上黄兴宣读了同盟会章程草案,会议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任执行部庶务,居于协理地位。在加入同盟会的各团体中,华兴会堪称主体。同盟会员也是以两湖地区居多。同盟会最初二年入会的979名会员中,湘籍有l58人,湖北籍有125人,其中多为华兴会员。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新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诞生,在它的组织与领导下,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长沙地区数十处同盟会领导人及会员的故居和墓葬堪称一部同盟会的宏篇史书。 3.同盟会成立后湖南成为全国反帝反封建斗争最富生气的省份。1905年,全国的反美爱国斗争进入高潮。湖南在禹之谟等的策动与领导下,青年学生和城市市民首先开展了抵制美货运动。是年底,同盟会中杰出的革命家和宣传家陈天华,为抗议日本政府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在东京大森湾激愤投海自杀。不久,同盟会骨干之一益阳人姚洪业在上海忧愤自沉黄浦江。陈、姚忧国自杀,在湖南学生和各界中产生巨大反响。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禹之谟及留日返国的宁调元,倡议公葬陈、姚于岳麓山,以表彰义烈。5月23日,二人灵柩运抵长沙。同盟会湖南分会冲破官方层层阻挠,发动学界、军界一万多人,举行了公葬仪式。这是对清朝统治者的一次政治大示威,激扬了民心,扩大了革命影响。1906年秋冬爆发的萍、浏、醴大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斗争。 浏阳大圣庙戏台即为萍、浏、醴起义军祭旗誓师之地。起义失败,起义领导人刘道一被斩杀于长沙浏阳门外。禹之谟、陈天华、姚洪业、刘道一等志士都长眠于千古名山岳麓山,向世人诉说着这一段悲壮的历史。 4.辛亥革命时期的长沙也是立宪派的大本营。立宪派所追求的君主立宪与革命派所追求的民主共和一样,也具有革命性的政治理想,也在为探索救国道路作艰辛的努力,立宪请愿、保路风潮,一浪高过一浪。谘议局为地方开明绅士提供了民主议事的机构,谘议局议员选举成为中国近代民主选举的开端,故谘议局所在的街道后来被命名为民主东街。1909年夏天,为反对清朝政府以向外国银团借款方式重新拍卖粤汉、川汉铁路路权,长江流域中上游保路运动再次进入高潮。到1911年春季,湖南已出现“通省人士奔走呼号”,“舆情激昂,万众一致”的民怨沸腾形势。5月中旬以后,不仅长沙各界群众万人集会,而且还有修筑株洲到长沙一段铁路的一万多工人进城示威,并且号召罢市、罢课、抗租税。保路运动是直接引起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它首先是在湖南点燃的。湖南保路运动是由湖南立宪派领导的社会各阶层积极参加的民族民主运动,推动了湖南辛亥革命的开展。因此,我们把湖南立宪派著名人物,如谭延闿、熊希龄、余肇康、刘人熙、黎尚雯、陈炳焕等在长沙留下的遗迹遗址及谘议局旧址也列为辛亥革命遗迹遗址。 5.辛亥革命遗迹遗址直接见证辛亥革命湖南光复的过程。辛亥革命武昌首义,是由共进会和文学会共同领导,打响第一枪。长沙作为第一响应者,即辛亥革命首应地,领导人焦达峰也是共进会领导人之一。共进会会员绝大多数同时也是同盟会会员。1909年8月,焦达峰从汉口回到长沙,在太平街马家巷l7号的同福公栈中设立共进会湖南总机关,焦达峰多次在楼里秘密集会,策划反清起义。湖北、湖南的共进会领导在1911年3月的武昌会议前约定:“不管谁先发难,发难的省得到功,则未及发难的省必须于l0天之内发难,作为支援。”四正社作为长沙起义主力军之一洪江会的领导核心,也设在太平街。长沙起义的另一主力——新军谋划和发动起义的遗迹、遗址,如天心阁、体育会、协操坪、炮队坪、兴汉门、廵抚衙门等真实纪录了辛亥革命湖南光复的壮阔场景。 (二)文物价值 1.长沙辛亥革命遗迹、遗址是长沙文物保护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形成完整的一个系列。长沙辛亥革命遗迹、遗址中,今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18处、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6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另有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和公布的历史建筑21处 , 以及树立标志的著名历史文化遗址6处。 2.长沙辛亥革命的许多遗迹,其本身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建筑艺术价值。黄兴墓、蔡锷墓等雄伟壮观,墓园依山势而建,展现岀高超的建筑技艺,也为研究湖南近代墓葬形式的演变提供了难得的实证。黄兴故居、沈家大屋等是湖南农村清末院落式民居的典型代表;共进会旧址、四正社旧址、程潜公馆等是长沙城市传统民居和老式公馆不可多得的实物标本;谘议局大楼、中山亭钟楼、圣公会教堂等是长沙城留存不多的近代优秀公共建筑,其中西合璧的建筑手法,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城市风格。天心阁、贾太傅祠等既是辛亥革命志士活动的遗迹,又是著名的名胜古迹,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 (三)现实价值 1.提升了旅游景点的文化内涵。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岳麓山今存辛亥志士墓多达24座,因有“辛亥革命博物馆”之称。黄兴、蔡锷、陈天华、蒋翊武、禹之谟、刘道一、焦达峰等辛亥风云人物长眠在这千古名山,应验了“青山有幸埋忠骨”的诗句。《太平街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把该街区的特点定位为“屈贾文化的承载地、商业民俗的传承地和湖南辛亥革命的策源地”。这其中第三个特点是因为太平街集中了多处辛亥革命的遗迹。如直接策动长沙辛亥起义的共进会湖南总机关和洪江会的领导核心四正社都在太平街;培养起义骨干的 “湖南体育会”和“体育学堂”设在太平街贾太傅祠内;太平街杨褔和豆豉鞭炮庄也是革命党人的聚会之所。千古名楼天心阁因同盟会湖南分会早期机关没于此和辛亥长沙起义秘密会议在此举行,而再添一分革命色彩,为此,《中华历史文化名楼——天心阁》一书特辟《辛亥革命的历史见证》一章。 2.为省会增添了典型而系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仅众多的文物点给中小学生、年轻人和广大市民提供了学习近代革命历史知识的直观课堂,而且每至清明,岳麓山辛亥志士墓群成了长沙市民和中小学生凭吊革命先烈的最佳场所。 3.给湖南增添了一条完整的缅怀历史的精品旅游线路,使长沙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更加深厚。长沙已推出观光游、休闲游、体验游、红色游等旅游产品,如果再将辛亥革命遗迹、遗址进行整体包装,即可打造出“缅怀游”旅游产品。由于长沙辛亥革命遗迹遗址集中、连点连串,可规划出多条旅游线路,如辛亥革命名人故居游、岳麓山“辛亥革命博物馆”游、太平街——天心阁辛亥革命活动遗址游等。 4.增进海外联谊,扩大长沙在海外的影响力。辛亥革命人物的后裔有很多旅居海外,有的定居台湾地区。辛亥革命遗迹的修复,可吸引他们回乡缅怀先辈、观光旅游,甚至投资兴业,为长沙打造国际文化名城又提供一个途径。由于海峡两岸和世界华人都对辛亥革命持赞颂态度,辛亥革命遗迹、遗址即可成为增进海外联谊和扩大两岸互信的桥梁与纽带。 三、长沙辛亥革命遗迹、遗址的保存现状和问题 (一)长沙辛亥革命遗迹、遗址的保存现状 分为较好、差、仅存遗址或面临拆除3种情况: 1.已公布为各级文保单位的遗迹,一般说来保存较好,责任较为落实,维修经费基本有 保证,发现损坏能及时得到修复。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得最好。 一般不可移动文物也有保护得较好的,如吊马庄予园公馆系辛亥革命功勋刘贲予留下来的房产,因得益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其产权仍归刘氏后人,房主对其呵护有加,成为长沙城保存最好的民国公馆之一。 2.大多数未列为文保单位的遗迹,保存状况较差,有的频临损毁或成危房,亟待抢救。这批遗迹2010年刚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列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在此之前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如共进会旧址、四正社旧址等长期为居民大杂院,管理混乱,房屋破陋,火险隐患严重 ,有的墙壁已出现裂缝。浏阳焦达峰故居,围墙、槽门、部分厢房已经倒塌,今存屋舍也岌岌可危。岳麓山许多刚列为不可移动文物的辛亥革命志士墓,如余昭常墓、童健吾墓等, 因年久失修, 墓体破损严重 , 墓地杂草丛生,充满苍凉之感。 少数文保单位保存状况也令人担忧,如浏阳沈家大屋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大屋由20多栋屋、200多间房、18厅堂天井组成一个整体,其建筑风格和艺术特色完全可媲美张谷英村。但因系清同治年间房屋,且有多处房屋无人居住,今已岀现8处危房,部分墙体倒塌 ,所需维修资金较巨,乡政府只能望屋兴叹。从2006年至2008年,田伏隆、何光岳、陈先枢、沈绍尧等专家学者曾三次联名上书,请求市、县两级政府出资抢救这一文化遗产,但收效甚微。 2.地面建筑已毁,仅存遗址。宋教仁居所、章世钊故居、辛亥烈士祠等毁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辛亥烈士祠内的烈士铜像被搬至岳麓山后,被红卫兵砸碎,国人无不痛惜。到八九十年代旧城改造时,又一批辛亥革命遗迹被拆除,何南熏公馆因道路扩改而拆,华兴会旧址和中山纪念堂则被两省直单位拆除建干部宿舍。岳麓山赫石坡辛亥革命志士葛谦墓被夷为菜地,以致新公布的不可移动文物名单上没有葛谦墓,好在墓碑已在附近一栋平房后的杂草丛中找到。陈炳焕墓也末列入不可移动文物。 2010年新一轮的大拆大建仍波及辛亥革命遗迹的保护工作。6月9日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刘贲予公馆(予园),8月25日却收到了大小古道巷棚改指挥部的征收通知。目前,公馆周围的房屋已拆除,只有予园还坚持着,拆迁指挥部未敢强拆。大小古道巷是市政府公布的要保护的历史街巷,而天心区政府却将其公布为棚改区,市政府要保,区政府要拆,令人无法理解。 (二)长沙辛亥革命遗迹、遗址保护存在的问题 1.对辛亥革命遗迹、遗址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宣传不力。长期以来,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一些领导总认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文物不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文物重要。其实,这是一种偏见或误解。旧民主主义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打下了基础,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两种文物保护应该不分厚薄。“孙、黄”是辛亥革命时期并称的领袖,但长沙巿对黄兴的宣传,远不及中山市对孙中山的宣传。长沙、武汉同为辛亥起义的策源地,但长沙对辛亥革命遗迹保护和建设的重视,远不及武汉对辛亥革命遗迹保护和建设的重视。 2. 辛亥革命遗迹、遗址保护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投入不足是辛亥革命遗迹、遗址保护工作难以有效开展的重要因素。同时,由于建设投资是由不同部门完成的,难以统一,难以形成整体效应。辛亥革命遗迹、遗址的保护虽然对提高城巿文化品位和对发展旅游观光产业有巨大持久的推动作用,但由于遗迹保护本身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加之现有体制、观念和模式等原因,因而对外资和民间资金缺乏吸引力,文物景点及旅游业收入也基本没有投入到辛亥革命遗迹、遗址的保护。 3.重要的辛亥革命遗迹缺乏与之配套的纪念及展示设施。黄兴墓墓园及墓庐的一部分长期被鸟语林占用,黄兴故居之旁无黄兴纪念馆。按国家文物局的规定, 故居只能作复原陈列。黄兴生前留存下来的大量实物、墨稿和照片无法陈列展出。长沙地区刘少奇故居、杨开慧故居、蔡和森故居、李富春故居、许光达故居等都已建了纪念馆,而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黄兴故居却未建纪念馆是说不过去的。另外,中山亭的辛亥革命图片展览,黄、蔡墓庐的黄、蔡生平陈列过于简陋。共进会旧址、四正社旧址等至今只是普通出租屋,路人无人知晓其历史价值。天心阁、贾谊故居虽为著名名胜迹,但景区内见不到任何有关辛亥革命活动遗迹的介绍和标识。市内辛亥革命遗址地,除协操坪、辛亥烈士祠等少数几处立有标志碑外,大部分未立标志。 4.旧址产权关系复杂,管理体制设有理顺,造成保护和利用的困难。长沙辛亥革命遗迹的产权单位大致有:园林部门、文博部门、长房集团、省直机关、教会、私人等。一般说来,属于园林部门、文博部门的,管理较好;属于省直机关、教会、私人的还能接受文物管理部门约束,但不太可能发挥作为辛亥革命遗迹的功能。管理最差的是仍属于直属公房的出租屋, 其产权单位根本不把它们当作文物,只管收房租,有的长期不进行维修,任其成为危房,周边环境也差,更无法使其得到合理的利用。 四、对保护和利用辛亥革命遗迹、遗址的建议 (一)提高认识,增加投入,切实贯彻国家有关文物保护的方针。留住城市的历史文脉,保护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遗迹和历史建筑,是保证历史文化遗产世代承传的大事,是我们这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辛亥革命遗迹、遗址是长沙历史文化遗产系列中的亮点之一,根据“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国家文物方针,建议加速对这些遗迹、遗址进行抢救性保护。长沙辛亥革命遗迹中已列入文物保护单位者较多,日后还有可能增补文物保护单位,需要保护和抢救性保护的文物量多面广。而当前政府下拨的长沙市的文物保护经费每年仅几百万元,辛亥革命遗迹所能分享的经费只是杯水车薪,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国家用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随着财政收入增长而增加。”为应对当前文物保护的严峻形势,增加政府财政投入是形势所迫,大势所趋。还要解决一批文保单位年久失修的历史欠债,保证文保单位基本上无险情。对于辛亥革命遗迹保护的投入,不能按市场经济的方法来计算短期的“投入产岀”,而应以科学发展观的眼光,看到它的长远利益,即提升了城巿的知名度和文化品位,优化了城巿的人文环境和投资环境,并使历史遗产资源得到永续利用。 (二)编制长沙市辛亥革命遗迹、遗址及纪念设施保护、建设规划。对本文所列64处旧址做全面详细的实地勘察,吸纳专家意见,作出详细的保护利用规划。规划内容应包括:文物本体维修、周边环境整治、纪念场馆建设、陈列展览提质、文物保护基础设施提升等工程。尽快完成辛亥革命遗迹中“市保升省保”、“省保升国保”的申报和公布程序。对辛亥革命遗迹中尚未列为文保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选择一批提升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以提升保护级别。建议名单如下:焦达峰故居、共进会旧址、四正社旧址、谘议局大楼旧址、杨卓林墓、阎松年墓、谭馥墓、彭遂良彭昭墓、童健吾墓、李仲麟墓、易本羲墓、余昭常墓、中山纪念林(含碑、亭)。 (三)完成一批重点保护、建设工程。主要有:1.建设黄兴故居的配套设施—黄兴纪念馆及黄兴铜像,全面收集和整理黄兴及长沙辛亥革命文物,完成黄兴纪念馆的陈列设计和布展;2.全面维修岳麓山辛亥革命志士墓群,并对建设控制地带内的环境进行整治,迁走鸟语林,利用黄兴墓庐屋舍进行湖南辛亥志士生平陈列,蔡锷墓庐重新布展,与蒋翊武墓配套而建的半山亭恢复蒋公亭原名,对尚未列为文保单位的辛亥革命志士墓进行抢救性维修;3.对破损严重的辛亥革命遗迹进行抢救性维修,如焦达峰故居、沈家大屋、程潜公馆、共进会旧址、四正社旧址等,同时对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进行环境整治,做好相应的复原陈列和辅助陈列,尽快启动太平街历史文化街区第二期工程,重点修缮共进会旧址、四正社旧址所在的马家巷和孚嘉巷;4.对中山亭内辛亥革命图片展览进行提质,充实与长沙有关的内容,辟为长沙辛亥革命纪念馆。 (四)理顺辛亥革命遗迹中直属公房的产权关系,并将房屋用途从出租公房改变为专业陈列馆。主要有3处,即程潜公馆旧址、共进会旧址、四正社旧址。建议这3处国有资产产权由房产部门划拨至文博部门,对内住租赁户妥善迁移安置(程潜公馆已完成迁移安置),分别改建为程潜生平陈列馆、共进会陈列馆、四正社陈列馆,由市博物馆管理。同时,对旧址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在保证旧址本体安全的同时,挖掘其作为旅游景点和教育基地的潜力。 (五)完善辛亥革命遗迹、遗址的标示工程。对地面建筑已消失的著名辛亥革命遗址树立其标志,现已立标志碑的有华兴会成立会故址、协操坪故址、兴汉门(新开门)故址、湖南巡抚衙门(都督府)故址、辛亥烈士祠故址等。尚需立标志碑的有何南熏公馆遗址、章士钊故居遗址、宋教仁居所遗址、时务学堂故址、浏阳大圣庙戏台故址、马福益刘道一就义处、炮队坪遗址、秋烈士祠遗址、中山纪念堂遗址等。一些地面建筑虽存,但仍在使用的辛亥革命遗迹,在产权关系不变的情况下也应树立辛亥革命遗迹标志,如张孝准旧居、沈家大屋、明德学堂、圣公会教堂、谘议局大楼旧址、刘贲予公馆等。树立标志的方式可多种多样,如立碑、卧碑、嵌碑、建筑小品、小型雕塑、文化墙等,要讲究艺术效果和视觉冲击力。例如在明德中学老校区靠泰安里一侧的外围墙上可设计制作文化墙,以反咉明德中学与与华兴会及黄兴等辛亥志士的渊源关系。辛亥革命活动遗迹有关的著名景点,如天心阁、贾谊故居等,更应增加与景点有关的辛亥革命活动遗迹标示,导游词也应增加相关内容。 (六)宣传、旅游、文博、园林、区县等部门协调合作,打造一条以辛亥革命为主题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游线路。亦可与其他旅游线路组合,丰富其旅游产品的内涵。新闻媒体应配合大力宣传,以提高长沙的文化品位和知名度。 (作者系本馆馆员、长沙大学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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