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填补远古至秦汉商业思想史空白的力作

一部填补远古至秦汉商业思想史空白的力作

——评柳思维教授《远古至秦汉的商业思想》

陈先枢

早在1990年,湖南商学院柳思维教授就送给了我一本他与蒋建平先生合著的《中国商业经济思想史》,这部长达40余万字、从远古到辛亥革命时期、时间跨度几千年的《中国商业经济思想史》填补了中国商业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至此以后,学术界虽有多部经济思想史著作问世,但商业经济思想都只占极少篇幅,而且其研究深度未见有超出柳著者。然而,柳著《中国商业经济思想史》还是留下了一个遗憾,即远古至秦汉的商业思想过于简单,语焉不详,仍为这一研究领域留下了一个空白。如今,这一空白还是由柳思维教授自己填补了。

在一般人心目中,先秦时期的商业是很原始的,只是为了满足人们生活、生产的需求而自发形成的,并无自觉的商业经济思想可言,即算有,那也只“抑商”二字。柳教授以为,历史并非这样简单,他经过多年深入研究, 常被中国古代灿烂的商业文明所感动，感叹“远古至秦汉时期的商业思想是一笔瑰丽的文化遗产，它博大精深，光彩夺目，使人历久难忘；同时，它也是诸家争鸣，各执一词，令人不断思索”。柳教授也承认,这一时期的商业经济思想仍带有明显的局限性,也处于非主流经济思想地位。但柳教授发现了这一时期的商业经济思想有许多过去被忽略的精彩之点,主要是:

第一,远古至秦汉时期商业思想不断发展的动力是创新。

柳教授研究远古至秦汉时期的商业思想时，发现了一条线索,即古代先哲们对同一问题的看法，在不同时期总会有所突破、有所完善、有所前进，在同一个商业观点的起源与演变中，总明显感悟到继承与创新融于一体，借鉴与发展系于一身。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在新兴封建生产方式逐步取代奴隶制的背景下，社会的大变革促进了商业思想的活跃，使它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批判精神与开创性。如孔子提出“君子谋道不谋食”的体脑劳动分工论，而师从孔子思想的孟子不但继承了孔子这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体脑劳动分工论，而且提出了分工可以“通功易事，以羡(有余)补不足”可以提高劳动效率的观点，发展了孔子的分工论；后来的荀子作为儒学大师，在分工论方面又发展了孔子、孟子的分工思想，从分工角度肯定了商业与其他各业的发展是一国的长久发展大计，他提出“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是“百王之所同”与“万世国久之大本”。又如关于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思想，最早是魏国的李悝提出，后来秦国的商鞅则从“农战”论角度系统地提出重农轻商的思想和政策，发展和丰富了李悝的重本抑末思想。及至后来的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又把商鞅的“农战论”发展到“耕战论”，把商鞅的“重农轻商”发展为“重农抑商”，并第一次明确提出“农本工商末”的观点，把商业视为社会的“五蠹”之一。西汉的贾谊则在前人重本抑末思想基础上又提出了“积著理论”，晁错则在《论贵粟疏》中提出了“贵粟论”，丰富和发展了前人的“重农抑商”思想。

第二，远古至秦汉时期商业思想精华许多仍具有古为今用的现实价值。

柳教授发现这一时期商业思想的许多精华中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尤为珍贵，一是关于商业宏观管理思想，如《周礼》中关于规范市场组织、规范市场交易行为、规范市场商品质量等方面的思想，至今仍然是存而不废，光芒闪烁，如提出市场管理原则是为了满足社会消费需要，要做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是指凡消费者需要的商品，短缺的要使其增加，有益的要丰富，有害的商品要消除，奢侈消费品要减少。今天我们要净化商品市场，毒奶、毒油一类有害的商品及各种假冒伪劣商品，仍然要“害者使亡”。在《轻重论》中主张国家从宏观上千预商业经营的原理、政策、措施的思想，以及桑弘羊关于国家干预商业活动采取均输、平准的思想与主张，与20世纪30年代西方的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经济思想似乎有相通的地方，可以说中国古代的“轻重论”就是那个时期的“凯恩斯理论”，它对于

今日中国在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生的一个重要启。二是微观层面的商业经营思想中有许多十分精辟的见解、观点今天仍可作，为企业经营的指导思想，如孔子、孟子“以义取利”的思想和伦理关系处理上的仁义原则。两千多年前孔夫子建立的仁的思想，开辟了中华民族价值的根源，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一整套的伦理、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可以用“仁、义、礼、智、信”五个字来概括，并为此而确立了一系列解决和处理各种复杂社会关系、满足社会伦理基本需求的道德规范，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仁爱”精神，“重义轻利”的“义利之辨”原则，其中“重义轻利”、“以义生利”正是古代商业伦理的精华，时至今日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许多著名的工商企业都把义利共生作为企业文化精神的核心内容与企业经营行为的规

范。还有司马迁总结的春秋战国一批大商人、大实业家的经营之术，如“务完物”、“无息币”、“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货无留，无敢居贵”等，寥寥数语，高度概括，集中体现了春秋战国大商人重视商品质量、重视流动资金周转、重视薄利多销的智慧和经验，也是适应商业经营客观规律要求的商业原理，至今仍普遍适用于所有的贸易经营活动。又如范蠡“水则资车，旱则资舟”的经营原则，白圭的“乐观时变，敏于趋时”的经营见解，今天仍是企业抢抓市场经营机遇、以变应变、未雨绸缪的成功之道。

第三，远古至秦汉时期的商业思想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应用性。

柳教授以为,从远古至秦汉时期的商业思想沿革来看，很少是纯学术性研究的成果，它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文化思想的发展明显不同，而表现出强烈的应用性与政策性特征，因为这一时期人们对于商业问题的看法或争论往往是在探讨臣家政权如何管理社会经济、维护国家集权统治、处理农民和农业的关系、缓和阶级矛盾时提出来，或是对一定时期国家管理社会经济活动的经验总结。如《周礼》中的商业思想，特别是国家关于管理商业活动的一系列制度规范，涉及市场组织、市场主体交易行为、市场价格、市场秩序等方面的一系列管理政策，可以称为中国最早的“市场管理政策汇编”。其次，远古至秦汉时期的一些商业思想提出者本身是一国商业政策的制定者、实施者。管仲、商鞅的商业思想是他们在作为治国的政治家、改革家在主政时提出来的，因而其商业思想具有政策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如管仲被齐桓公重用为相，在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经济、发挥齐国比较经济优势的过程中，重视渔盐之利，适当调节商业，控制货币，平抑物价，管仲的商业思想实质就是齐国管理商业实践活动的反映；商鞅的商业思想也是商鞅变法实践中实行农战政策在商业问题上的反映。其他如《轻重论》中的商业思想，西汉桑弘羊、贾谊、晁错的商业思想，更是针对西汉王朝为改善宏观经济管理，加强中央集权，缓和阶级矛盾而提出的一系列对策，其中桑弘羊的商业思想成为西汉王朝商业政策的主要部分，充分运用到西汉的经济管理实践中，其“盐铁专卖”已成为经典的政策案例。这说明商业思想作为一种应用经济学思想，它的生命力就在于既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又是具有指导实际经济活动的应用价值较高的经世致用之学，它不是一种束之高阁的空洞理论，更不是一种闭门造车、坐而论道的纯粹经院之学。

总之,我们今天从事应用经济学研究,可从柳思维教授《远古至秦汉的商业思想》一书中向古人学到许至今仍有益的商业思想。该书的岀版不仅填补了学术研究的空白,而且为紧密联系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实际、联系我国改革开放发展新阶段的实际，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与民生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进行研究，提供了具有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

(柳思维教授系湖南省政府参事室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