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学与洛学的思想渊源关系

三、胡安国与洛学的思想渊源关系

胡安国（1074—1138），福建崇安县人，人称胡文定公，晚年率领全家及弟子们结庐湖南衡山紫盖峰下，潜心学术事业。南宋初召入京，建炎（1127—1130）年间辞官，携其子再次来到潭州碧泉，建碧泉书堂。后隐居衡山，创文定书院，集中精力完成了自己毕生撰写的《春秋传》。

全祖望说：“私淑洛学而大成者，胡文定公其人也……南渡昌明洛学之功，文定几侔于龟山（杨时），盖晦翁（朱熹）、南轩（张栻）、东莱（吕祖谦）皆其再传也。” 据朱熹、真德秀等所说，二程之学是经大弟子谢良佐传给胡安国的。

谢良佐（1050—1103），字显道，上蔡（今河南省汝南县）人，程门四大弟子之一，是洛学的重要传人。谢良佐和湖湘学派奠基人胡安国的具体学术关系，朱熹认为是师徒的授受关系。朱熹在《上蔡祠记》一文中认为胡安国“以弟子礼禀学”，肯定胡安国是谢良佐的弟子。现存谢良佐的重要著作《上蔡语录》，即由胡安国、曾恬所记录。胡安国、曾恬曾将谢良佐和他的讲学内容记录下来，编成“语录”两篇，流行于世。后来朱熹获得曾恬胡安国两个“语录”本子，通过参校删定，编成现存的《上蔡语录》。当时这种记录讲学内容之事，一般都是及门弟子所为。南宋真德秀认可朱熹之说。明代学者黄宗羲编《宋元学案》时，亦持这一看法。他说：“上蔡之传，始自胡文定公入衡湘。” 因此，把谢良佐看做二程之学和湖湘学派的中介人物有充分历史依据。正由于谢良佐处于这种中介关系中，他的学术思想及风格也影响了湖湘学派，成为湖湘学派的重要思想渊源。

学术界普遍认为，谢良佐之学主要继承并接近程颢之学。谢氏的三条独到见解，都和湖湘学派有着思想渊源关系。

第一是论道，谢良佐曾强调道就存在于洒扫应对的日用生活之中。湖湘学者在论述本体性的“道”、“性”、“理”时，十分强调这种超越本体与日用伦常的不可分离的关系。胡安国说：“冬裘夏葛，饥食渴饮，昼作入息……只此是道。” 他把超越本体的“道”置之于“冬裘夏葛，饥食渴饮”的日用生活之中。

第二是论仁。谢良佐仁说有一个十分著名的提法，就是以知觉言仁。湖湘学派的学者高度赞扬这种观点。胡宏之弟胡广仲说：“‘心有所觉谓之仁’，此谢先生救拔千余年陷溺固滞之病，岂可轻议哉！夫知者，知此者也；觉者，觉此者也。果能明理居敬，无时不觉，则视听言动莫非此理之流行，而大公之理在我矣。” 胡广仲之说反映了谢良佐的仁说对湖湘学的影响。

第三是关于穷理居敬的工夫。谢良佐继承程颢《识仁篇》所说“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的为学工夫论，主张“既有知识，穷得物理，却从敬上涵养出来”。 湖湘学派大师胡宏、张栻在为学工夫论方面也一向主张“先察识，后持养”。湘学主张的“先察识，后持养”的为学工夫论，与谢良佐的“先有知识，以敬涵养”一脉相承，反映了他们之间的思想渊源关系。

其实，胡安国早年就受二程思想的影响。元祐五年（1090），即胡安国17岁时，他获得入太学就学的机会。在太学修业期间，胡安国的政治态度、学术思想开始形成并为他后来的政治活动、学术活动打下了思想基础。在这段时期，胡安国所受影响最大者，是朱长文、靳裁之二人。朱、靳恰恰是二程的同道和私淑。胡安国长子胡寅在《先公行状》说：“遂入太学修懋德业，不舍昼夜。是时元祐盛际，师儒多贤彦，公所从游者，伊川程先生之友朱长文及颖川靳裁之。裁之才识高迈，最奇重公，与论经史大义。”

朱长文，字伯原，吴县人，人称乐圃先生。《宋元学案•泰山学案》介绍说：“从泰山（孙复）学《春秋》，得《发微》深旨。”孙复是北宋理学思潮的先驱，为“宋初三先生”之一，以研治《春秋》学而著称，著有《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而朱长文即是从孙复“学《春秋》，得《发微》深旨”。胡安国在太学期间从学朱长文，并通过朱长文而受到孙复“《春秋》之学”影响。这一点，对胡安国在以后重视《春秋》学的研究，以毕生精力撰述《春秋传》，起了决定性作用。

靳裁之，颍昌人。《宋元学案•明道学案》将其列为“明道私淑”，并载：“少闻伊洛程氏之学。胡文定入太学时，以师事之。”靳裁之十分器重胡安国，经常给他讲述二程洛学。由于朱、靳两人的影响，胡安国开始接受并尊崇理学，并以此作为自己从学的目标。此外，胡安国与程门四大弟子中的杨时、游酢也有密切的学术交往。

四、胡宏与洛学的思想渊源关系

在家庭教育的薰陶和影响下，胡安国之子胡宏（1105—1161）从小就仰慕二程洛学。胡宏从出生至青少年，正值其父胡安国在政治上、学术上都处于上升时期。在政治上，胡安国被提举为湖南学事；在学术上，胡安国开始研治《春秋》之学。胡安国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其《胡氏传家录》即辑有从事家教的言论。胡宏所受家庭教育，对他以后的治学和为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是胡安国的“过庭之训”，使胡宏从小立下了治学的愿望。而且，由于胡安国推崇理学，更使得胡宏对二程洛学服膺不已。他在15岁时，就自撰《论语说》，编《程子雅言》并为之作序。在《程子雅言•序》中，胡宏批判了王安石、苏轼、欧阳修诸家的学说，认为“王氏支离”、“欧阳氏浅于经”、“苏氏纵横”，而肯定程氏兄弟的学说继承了孔孟之学的真传，所谓“唱久绝之学于今日，变三川为洙、泗之盛，使天下之英才有所依归”。所以，胡宏明确表示了他依归二程洛学的思想倾向。

宣和七年（1125），胡宏至京师，入太学就学，得有机会从学程门高弟杨时。杨时（1053—1135），字中立，南剑州将乐（今属福建）人。从学程颢、程颐，为程门四大弟子之一。“程门立雪”的典故说的就是杨时拜师的故事。其学成后南归，程颢声称：“吾道南矣。”晚年隐居龟山，人称龟山先生。全祖望评价说：“龟山独邀耆寿，遂为南渡洛学大宗。” 杨时晚年重被召用之时，恰值胡宏入太学。杨时又是胡安国的世交，因此，胡宏在此期间从学杨时，正式成为程门二传弟子。胡宏之兄胡寅也曾从学杨时。

胡宏虽然不完全认同老师的哲学思想，但在伦理思想上却与杨时有着明显的沿袭关系。关于格物，程颢主张“涵养须用敬”，高度强化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自身精神的涵养。杨时秉承师说，直接将格物界定为返于自身。杨时与胡安国论学道说：“夫通天下一气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虚盈尝与天地流通。”  胡宏更认可“仁心”与主体的自我密切关系，他说：“事至而知起，则我之仁可见矣；事不至而知不起，则我之仁不可见也。自我而言，心与天地同流。” 胡宏的“与天地同流”和杨时的“与天地流通”仅一字之差。

杨时对湖湘学形成产生的影响，除了亲授胡宏、胡寅外，还曾亲自到湖南长沙办学，传授理学。绍圣元年（1094），杨时出任长沙浏阳县令，创办了浏阳第一所书院——文靖书院，大力传授二程之学。当时，县民历年赋税积欠甚多，他不忍心催征而被罢官。杨时在浏阳当了４年县令，免职后仍寓居浏阳，一年后，才离浏归里。杨时在浏阳所建的归鸿阁，至今仍是“浏阳八景”之一，名曰“鸿阁斜阳”。杨时的再传弟子张栻在其《归鸿阁记》中这样赞誉杨时：“先生晚识陋，何足以窥之蕴？惟公师事河南二程先生，得中庸、鸢飞鱼跃之传，于言意之表，践履纯固，卓然为一世儒宗”，“公之德及邑民也，深矣”。

此外，胡宏还与同辈的理学家张久成等人密切交往。张久成（1092—1159），字子韶，南宋理学家，是二程理学向陆九渊心学过渡的重要中介人物。此时他亦游学京师受业于杨时。胡宏与张久成皆崇奉二程洛学，又同学于杨时，学术上十分相契，故过往甚密。

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侵，徽、钦二帝被俘，酿成靖康之祸。21岁的胡宏只得离京，与父兄一同寓居荆门。是时恰值另一程门高弟侯仲良避乱荆门，拜贤若渴的胡宏遂与其兄胡宁一道又从之问学。侯仲良，河东人，程颐的妻弟。胡宏从侯仲良学习理学，颇得《中庸》意旨。以后胡宏提出的心性之学即与《中庸》旨趣十分接近。胡宏曾回忆说：“靖康元年，河南门人河东侯仲良　师圣自三避乱来荆州，某兄弟得从为游。议论圣学，必以《中庸》为至。” 建炎四年（1130），战火逼近荆门，胡氏一家再次迁往湖南。

胡安国逝世后，胡宏独立治学。胡宏在吸取老师杨时、侯仲良思想的同时，注重对宇宙本源的探讨，认为宇宙是由“气”推动的无限演进过程。对于天理和人欲的关系，胡宏认为是“同体而异用”，不同意老师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当时，一批批志学求道的青年纷纷来到衡山追随胡宏研经读史。至此，在思想体系上和人才群体上完全奠定了湖湘学派作为南宋一个重要理学派别的基础。所以，后人评价胡宏“卒开湖湘之学统”。

胡安国终生治《春秋》，并没有能够为湖湘学派建立起理学思想体系和理论框架。完成这个任务的是他的儿子胡宏。胡宏的代表作《知言》是一部哲学著作，它汲取了先秦儒家典籍《中庸》、《易传》、《孟子》、《论语》的哲学思想，兼容了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张载、程颢的理学成就，从而创立了一个包括本体论、人性论、理欲论、致知论等内容在内的理学理论框架，建构了一个包括心性、性气、有无、体用、知行、理欲、义利在内的范畴体系。而且，胡宏在探讨理学理论时形成了本学派的思想特色，他率先提出了“性，天下之大本”的哲学本体论，使得湖湘学派在哲学本体论上区别了以理为本的洛学和闽学，也区别了以心为本的陆王学派。为了说明其性本论思想，胡宏又主张性心用的观点，认为“有是道则有是名也，圣人指明其体曰性，指明其用曰心。”使性本论趋于完善。从这种由人道而及天道的性本论出发，胡宏继续提出“善不足以言之，况恶乎”的性超善恶论，提出先察识、后持养的修身工夫论。胡宏所建立的理学思想体系为湖湘学派的学术思想奠定了基础，形成了本学派自已的学术思想特色。胡宏的《知言》遂成为湖湘学派的不刊之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