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湖南人的精神

什么是湖南人的精神，早在近百年前，陈独秀先生就给了我们答案。1920年，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写道：“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文章结尾继续写道：“不能说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已经是完全死去的人，因为他们桥的生命都还存在。我们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雄大精美得多。”

湖南人的这种“奋斗造桥”的精神具有明显湖湘地域特色。湘人精神的地域特色无外乎源于两种主要因素，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环境。唐代韩愈在《送廖道士序》中说，“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数，独衡为最。最远而独为宗，其神必灵。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驶”，“中州清淑之气于是乎穷。气之所穷，盛而不过，必蜿扶舆，磅礴而郁积”，“意必有魁奇信材德之民生其间”。刘禹锡在《送周鲁儒序》中也说：“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乘是气，往往清慧而文。”“清慧而文”既是湖湘文化的特征，也是湖南人的性格特征之一。韩、刘所说指的就是自然环境对湘人精神的影响，所谓地灵人杰是也。

至于社会环境对湘人精神产生的影响，可追溯到楚人的性格。楚人似乎有一种励精图治、自强不息、刚毅执著的精神。楚被秦灭亡，楚人还发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汉之际，屈原、贾谊先后流寓长沙，使楚人精神更加得到发扬。以“经世致用”和“伦理践履”为主要特征的湖湘学派产生在南宋以长沙为中心的潭州，它与楚人的精神一脉相通。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一书中说：“湖南人则勇武耐劳苦，湘军固已闻名全国，盖为古时楚国战士之后裔，具有较为可喜之特性。”近世湖南民风强悍，士人性格坚毅，勇于任事，敢于牺牲，正是远古楚人文化精神的近代回声。

在这种自然条件和社会基础大背景下形成的湘人精神，即“奋斗造桥”的精神，有着共同的精神特质，即心忧天下、不怕牺牲的爱国情操，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敢为人先、兼收并蓄的创新精神，勇于任事、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

一、心忧天下、不怕牺牲的爱国情操 

古代的湖南被视为蛮夷之地，许多有着忧国忧民胸怀、治国安邦抱负的政治家和学者，在政治上受到诬陷或打击时，往往被贬谪、流放到湖南。他们在这里所写的诗文，往往都是抒发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理想抱负；他们的际遇充满了浓郁的爱国主义和令人激愤的悲壮色彩。

湖南作为屈原、贾谊的“伤心”之地，湘人精神从初始就带有一种悲壮、忧郁的色彩，也透露出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参政意识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屈原的《离骚》，其篇名就含有“遭遇忧患”、“离别的忧愁”之意。“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求绳墨与规矩于正道，宁死也不苟合求容。屈原怀沙自沉百余年后，又一位政治家兼文学家贾谊贬谪长沙。他上《治安疏》批评政治，写《过秦论》分析秦之成败得失，其忧国之心，不在屈原之下。他在长沙写下了汉赋名篇《吊屈原赋》，以屈原的遭遇自比，抒发胸中的愤懑。

自屈贾之后，忧患意识一直是湖湘历史文化的主流。东汉末，“天下起兵诛董卓”，是“长沙子弟最先来”（唐吕温《阳人城》）。东晋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描绘了一个小国寡民的世界，没有统治，没有剥削，以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为基础，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士大夫心中的“乌托邦”。

唐代因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永州司马的柳宗元，在永州关心民间疾苦，多施善政，并将自己的政治抱负蕴涵在诗文中，以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柳子厚墓志铭》）。同被贬为朗州（今常德）司马的刘禹锡，勤政亲民，诗风豪放旷达，借诗嘲讽权贵，他在朗州所写的诗歌在民间广为流传，使“武陵溪洞问夷歌，率多禹锡之词”（《旧唐书•刘禹锡传》）。柳宗元、刘禹锡振世济民的道德文章为湖湘民众所敬仰。

宋代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对湖南人的影响更大。《岳阳楼记》既以“淫雨霏霏”的凄凉景象衬托“迁客骚人”“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伤感情绪，又写了“春和景明”时的欢快与得意。文中提出，有抱负、有理想的“仁人”不应以自己的得失为重，以个人际遇和环境的变化而悲、而乐，而应“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君子的崇高风范超越个人的狭小精神世界，不论升降进退都不忘天下黎民与社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行为准则和座右铭。岳阳楼成了先忧后乐的精神象征，激励了历代湖湘士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

南宋的湖湘学派在政治上更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极力主张抗击金军，收复中原。胡宏一身正气，视富贵如浮云，宁可隐居衡山过清贫的生活，也不与主张妥协的秦桧往来，拒不接受秦桧的召用。   张栻把抗金复仇作为政治大纲，在他的影响下，不少湖湘学子投笔从戎，奔赴抗金战场。在抗金活动中，湖湘学子坚决反对“和战之念杂于胸中”，主张抗金复仇。张栻高足吴猎，淳熙进士，后来成为“开禧北伐”的主要将领。战争开始后，吴猎以荆湖北路安抚使“节制本路兵马”，直接指挥战斗，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在决定中国政治命运的关键时刻，对待生与死的抉择，湖湘先贤大义凛然，慷慨悲歌。南宋末，元朝数万大军围攻长沙，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李芾率全城军民死守3月，直到矢尽粮绝。城破时，李芾全家19口从容自尽。在岳麓书院读书的数百学子，与元军展开了搏杀，大部分献出了生命。据《宋史》四五○卷《忠义传》记载，长沙百姓在城破后，亦坚强不屈，誓死不为元军俘虏，“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明末清兵入关，明朝覆亡，时任明代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的吴道行，悲愤不己，痛不欲生，他“望阙痛哭展拜，舆归山中，不食而卒”，以身殉国殉君。在近代清政府起兵收复新疆的伟大战争中，又是“湖湘子弟满天山”。统率湖湘子弟，“舆榇出关”的是69岁高龄的左宗棠。他还是在20多岁，穷困居家时就写过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雄心壮志已溢于纸上。清末谭嗣同在戊戌变法中以鲜血和生命实现了维新图强的誓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临刑之前，他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在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一批批湖南人冲锋前。“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蔡锷语）而甘愿牺牲自己生命的湖南人前仆后继，层出不穷。唐才常发动自立军起义，最后英勇就义；陈天华、姚宏业、杨毓麟、彭超、易白沙为了唤醒民众而蹈海、投河殉国；禹之谟在临刑前绝笔遗书中说“躯壳死耳，我志长存”；黄兴发动黄花岗起义，断指犹战，勇往直前；宋教仁成为为“宪政”而牺牲的第一人；毛泽东一家为革命牺牲了6位亲人，等等。仅从辛亥革命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收录存册的湖南革命烈士就有近10万人。

湖南历代贤哲倡导的这种“心忧天下，不怕牺牲”的养心、治身、经邦、济世的道德规范，对湖南人的精神和社会风气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二、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

楚先民早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发展阶段，就孕育了强烈的事业进取精神。屈原放逐沅湘，始终念着富国强民。为解救祖国的危难和人民的疾苦，他表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启承转合，千载而下，湖湘士子发扬光大了先人的基本精神，提炼出湘人精神的基本内核——经世致用。

湖湘学派产生之际，南宋正处于内忧外患之秋，湖湘士人蒙受了一种家破国亡的屈辱感外，还多了一层民族文化的危机意识，因而认识到提倡经世致用，既是为了“经邦济世”，也是为了挽救理学自身。南宋形成的以“湖湘学派”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它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把传习理学的学术教育活动同经邦济世、解危救难的强烈经世愿望紧密结合在一起。胡安国以《春秋》为“经世大典”；胡宏主张“以仁致用”；张栻强调“知行并发”，无不出于现实的需要。

湖湘学派自宋代发轫一直倡导“求仁履实”。首先表现为重视人才的品德、操行、性格、情感、意志等素质的磨砺和塑造。湖湘学派第二代大师胡宏便把“有体”作为培养人才的标准。谨守伦理道德规范，谓之“有体”。其次表现为推崇“治事”能力和才干的培养，湖湘学派第三代大师张栻更强调教育应培养能“传道济民”的人才。南宋绍熙五年（1194），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至潭州，兴学岳麓，颁布了有名《朱子书院教条》，使岳麓书院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学规。在教学宗旨上，朱熹反对当时官学中“务记览，为辞章，钓声名，取利禄”的流弊，反复要求“讲明义理”，进而提出“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实际生活和思想教育的准绳，尤其着重人格教育，提倡言行一致、克己复礼、道德自律等道德修养原则和方法，反映了程朱理学的精髓。清乾隆年间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归纳并提出了“坚定德性，明习时务”的教育方针，完整地表述了上述两重含义。

在理政方面，湖湘士子也是“有用之才，固不徒以文章，亦非迂谈道学者比也”。其中有敢于直言规谏的朝臣彭龟年；有善理政事财务、成功治理通货膨胀的“通务之学”陈琦；有热心发展生产、关心人民疾苦的良吏游九言、游九功兄弟等。张栻在《岳麓书院记》中提出的“得时行道，事业满天下”，在他的弟子中得到了实现。

明末清初，从岳麓书院走出来的王夫之，又把经世思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王夫之本以反清复明为头等大事，在举兵起义、出仕南明的政治斗争失败后，才归隐山林，发愤著述，以表达自己的经世致用之志。他把天、道、心、性奠定在气、物、欲等感性存在的基础上，提出“天下惟器”，“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唯物自然观，从而抑制了理学走向空疏和虚诞，适应并推动了实学思潮的发展。

到近代，湖湘经世学派发展到了巅峰。魏源首开近世风气，在学术上复兴今文经学，打破旧汉学板块而为新学；在政治上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使湖湘学人从此走出封闭，睁眼看世界。魏源还受当时湖南经世派代表人物贺长龄之托，主持编撰了《皇朝经世文编》巨著。魏源以实用、经世为主旨，选取清代200多年间的论学、论治文献2000多篇，编成120卷。此书刊行后，数十年间风行海内，湖湘士子更深受影响，促进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

湖湘经世学派倡导“伦理践履”，强调自身道德修养的力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身”是为前提。曾国藩家书云：“近来带兵者，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之苟取，但求自己不苟取。”许多湖湘学子都像曾国藩那样清修内省，严于自守，以“从人间问四方事”来培养自身的人品。这种以廉正为荣，以清贫为高，出污泥而不染的自恃心态，是造就湖湘人才的内在动力。曾国藩承“桐城派”遗绪，自开“湘乡派”士风，形成庞大的“书生领兵”集团。从这一集团分离出来的郭嵩焘和曾纪泽，走出国门，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成为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外交家。

梁启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时，才24岁，血气方刚，情感横溢，亲自制定了《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曰“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这10条学约虽已明显含有学为维新图强服务的思想，但其要领仍是“伦理践履”，充斥着儒家的修身治学精神。他认为要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首先要养心、治身。

“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但之后千多年间却不见经传。清光绪十一年（1885），湖南巡抚卞宝弟为《湖南通志》所作的序言提出“实事求是之心不敢不勉。”1914年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将“实事求是”4字书刻成大匾，悬挂在岳麓书院。后来，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进行改造，“一切从实际出发”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