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长沙礼仪风俗拾零

长沙民风，自古以来热情好客，也借助人情往来，传达人与人之间的感恩、敬重、沟通与和谐，有民谚云：“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往来待客，各种礼节都十分简洁、淳朴。客人进屋，必喊请坐，少不得泡茶递烟。宁乡、望城等地还泡芝麻豆子茶，浏阳北乡则兴茴香茶。如果是尊长莅临，主人要出门恭迎，让客先行，请客上坐，自己坐下首相陪。谒见前辈，要磕头或行鞠躬礼，并问候健康。平辈相见则往往问身体、工作好否，遇见带小孩的女士多问毛毛乖否或夸奖一番。生人见面，必先问贵姓、台甫、有何贵干等客气话。留客人吃饭，尊客人上坐，筛酒时先长后幼。客人告辞，必说“少陪”。主人起立相送，说“慢走”。赠人礼物则说“一点薄礼”、“一点小意思”，受者则说“承破费”。行路，长者先；路遇肩挑重担者，自行让道。平日遇建房、搬迁、中考、上任、晋升、继嗣等，亲朋好友也应邀或闻讯前往祝贺，但无厚礼。

亲戚来往重戚谊，尤以岳家、外家为亲。民谚说：“娘亲舅大”、“郎为半子”、“除开郎舅无好亲”。联姻叫结亲家，双方父母互称亲家公，亲家母、亲家婆。婿呼岳父为丈人公、岳老子，呼岳母为丈人婆、丈母娘。连襟称姨夫。岳父母对女婿一般直呼其名，他称为郎、郎崽子。俗语“郎顶半子”。各种亲戚以外家最重，所谓“娘亲舅大”、“除开郎舅无好亲”。遇红喜事，舅家人必坐首席，由主家毕恭毕敬陪酒。办白喜事，母党(舅家)地位至尊。走亲戚，礼品喜用花篮提着，说“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或说“拿不出手”。受者则说“劳咯多神”，“承破费”。回赠礼物叫“回篮”、“打发”。

长沙日常客套话和谦敬之语主要有：初次见面说“久仰”，好久不见说“久违”，求人原谅说“包涵”，央人帮忙说“麻烦”，麻烦别人说“打扰”，向人祝贺说“恭喜”，求人解答用“请问”，请人指点用“赐教”，看望别人用“拜访”，宾客来临用“光临”，陪伴友人用“奉陪”，中途先走用“失陪”，请主人勿送用“留步”，问老人年龄称“高寿”等。

 谚云：“远亲不如近邻”。比邻而居，俗称“打邻舍”。“亲愿亲好，邻愿邻安”，邻里之间，互通有无，休戚相关，建房移居相帮助，喜事丧事相庆吊，有“三年邻舍当古亲”之说。邻里称谓，多在辈份前冠以姓氏或排行次序，如张三爹、李满爹，柳娭毑、四婶等。很多女性喜欢以儿女辈称呼长辈或同辈，即把自己降低一辈。邻里有困难，多自动热情相助，如遇起屋、乔迁、中考、荣升、远出、荣归等，邻里都赶来贺喜。但也有因小事而闹得老死不相往来的，故有“若要邻里和，少养鸡鸭鹅”之说。

长沙人尤重师生、师徒情谊。民国以前，很多民居堂屋都立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教书先生倍受尊敬。如徐特立1904年在宁乡师范学习4个月，当时朱剑凡任教。日后几十年，徐一直以“受业徐特立”敬待朱先生，尽管徐位尊且长朱6岁。拜师学艺，对师父师娘毕恭毕敬，有“三代不忘媒，九代不忘师”之说。

    社交活动，包括友朋聚会、上下相见、公务联系、节庆祝贺等，均讲礼节。社交礼也称相见礼或普通礼。它与各民族的生活习俗有关，而特别受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的影响较深，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在以严格等级制度和尊卑观念为特色的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流行的社交礼仪是跪拜礼，及其变种作揖、打千、道万福等。

跪拜礼的历史由来已久。先秦和秦汉典籍中即有不少关于跪拜的记载。其时，人们席地而坐。大体而言：两膝着地，臀部靠在脚跟上为坐；两膝着地，臀部提起离开脚跟，腰伸直为跪；两膝着地，再以手据地弯腰磕头为拜。《周礼·春官·大祝》还有“辨九拜’之说：“一曰稽首，二曰顿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动，五曰青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肃拜。”其中稽首、顿首、空首和肃拜4种为跪拜礼的基本形式，称正拜。稽首为双膝跪地，两手相叠拱地，头也慢慢俯及于地，且须稍作停留。其标准姿势是，左手在右手上，手在膝前，头在手前。这是最隆重的跪拜礼，原属臣拜君之礼。顿首、空首与稽首跪拜姿势基本相同，区别仅在于：顿首是头触地即起，不作停留，也就是一般所说“叩头”，原属地位辈份相当的人互行的拜礼；空首则是头俯于手上而不着地，故也称“拜手”，原属君答臣之礼。肃拜有二说：一是直身不跪，但“俯下手”作揖，原属军中的拜礼；一是跪膝、手据地，但不叩头，原属妇女的拜礼。唐宋以后，桌椅普及，人们不再席地跪坐了，跪拜也相应发生变革，跪拜开始专用作下对上即对君主、父母等尊长所行的礼，尊长则无须作答礼，也就不需要区分什么稽首、顿首、空首了。但随着所拜对象身份地位的不同，而出现了一跪三叩、二跪六叩、三跪九叩等轻重之别。

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社交礼俗随之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特点是反对跪拜礼，倡议改行西人鞠躬礼。民国成立伊始，南京临时政府即令革除“大人”、“老爷”等不平等称呼。1912年1月初，有人在《申报》发表文章，提出“拜跪、脱帽之礼，概废不用，但用鞠躬点额(军界所用之额手礼能通行最佳)”。同年3月，“丁祭”祀孔日子来临，地方请示是否照常祀孔，行何礼仪？内务部、教育部通电答复：在民国通礼未颁行之前，“文庙应暂时照旧致祭，惟除去跪拜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随后，又明令废除社交中的跪拜、作揖、“打千”、请安、道“万福”等旧式礼节。

1912年3月2日，孙中山发布《令内务部通知革除前清官厅称呼文》，文如下：“官厅为治事之机关，职员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份之名称？查前清官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光复以后，闻中央、地方各官厅漫不加察，仍沿旧称，殊为共和政治之玷。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成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为此令仰该部遵照。速即通知各官署，并转饬所属，成喻此意。”

民国初年社交礼仪改革中所推行的鞠躬礼，在本质上已不同于古代社会中的鞠躬礼。传统的鞠躬礼仅仅单方面行之于下对上的恭谨，在上者是不用鞠躬回礼的；新的鞠躬礼则推广于全社会，人人奉行，含有平等的意义。废除大人、老爷之类的称呼，也是从民主共和制度建立考虑的，对于破除封建等级观念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职员称呼“咸以官职”，仍显得与“人民之公仆”的宗旨不相适应，包含有新的等级意义；而民间普通称“先生”、称“君”，在广大劳动群众中也觉得过于文雅，难于普遍实行。 

民国初年社交礼仪改革尽管还存在某些局限，但总的来说，它对近代后期社交礼俗变迁的影响，是深刻的、长远的。

（作者为本馆馆员）

原载：《文史拾遗》2014年第4期总9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