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湖南商业

第七节 湖南油、盐业

油业是指经营植物油的行业，植物油又分为食用油和桐油。湖南素称产油大省, 民国时期湖南75县中，有茶籽出产者凡33县，茶树栽培面积，共计102万亩，其中以永顺为最多，计30万亩。汉寿、芷江、永兴、道县、靖县、会同次之。全省常年产量，共计220万担。湖南桐树，以湘西与川黔交界一带为最多，湘南亦有出产，惟洞庭沿岸及湘中则因地势平坦，产者极鲜。民国时期全省75县中，产桐籽者凡32县。桐树栽培面积共达1023万亩，桐籽常年产量约1765万担。桐树栽培面积，亦以永顺为最大，计500万亩，保靖、泸溪、会同、道县、靖县、芷江、永绥、会同、大庸次之。茶籽油以省内居民消费为主,外销极少。桐油广泛用于建筑、造船、手工业,需求量极大。湖南各县所产桐籽，先销于县内，榨成桐油后，复运销省外及国外。32个产桐之县中，只有安化部分销至长沙,湘潭、新田、宜章、蓝山有部分销至毗邻之广东连州。总数仅占产量2%。其他桐油通过油行悉数外销。

长沙自清嘉庆年间开始岀现油料市场,农村油脂油料的收购主要靠油籽贩。此外，有的挑贩、油庄、榨坊、洋行、油厂也从事油脂油料的收购。光绪年间(1875--1908)，长沙经营油脂的大户有启太和、晋昌、福昌美等商号。宣统元年(1909年)又增加裕丰盈一家。光绪三十年 ( 1904年)长沙开埠以后，洋商蜂拥而至。自长沙开埠到1935年，在湘江沿江一带经营植物油的洋行有英商安利英，德商瑞成、加百、礼和，日商三井、三菱、三本等7家。国人资力较强的油行有6家,油盐花纱号有l6家，其中以美记油行最为有名。l936年，官商合办的中国植物油料厂在长沙设办事处，参与植物油和桐油市场的角逐。l939年国民政府颁布全国桐油统购统销办法后，桐油由复兴商业公司独家统一收购运销。但其他油脂油料仍为自由贸易。

但桐油的主要集散地并不在长沙,而在常徳、津市和洪江。经营桐油的商号分为几类：一是代庄，受产区贩户或油行委托，代售代购桐油，以常德为多，达数十家，有的为贩户将货脱售后，还为之代办棉纱、布匹、南货等交原船运回，故常德之代庄，多为布号兼营；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津市也有代庄数十家。二是油行，为居间商人，一方面从代庄购进，同时，复向当地油盐号及本省各埠售出或径运汉口。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常德有油行l0家，均在大河街近水一带，津市、洪江也各有8家。三是油庄，专事收买桐油，以洪江最多，较大的有七八家，主要是江西帮和江苏镇江帮所设。四是汉庄，系各集中市场驻汉口的经理，为各处油行探看行情，代卖运汉之桐油，计有常德、津市、洪江3帮。五是油盐号，为零售桐油之商店，各市场均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油料实行统购包销。

    清代湖南盐业承袭“引岸制”,由户部执掌盐务政令，在销盐省设盐法道，主管盐务。湖南为湘、鄂、赣、皖四岸最大销区，主销淮盐，原为官督商运，道光四年(1824年)改为官运官销。道光三十年(1850年)，改行票盐，纳税领票，无论官绅商民，都可承运，在销界内转卖流通。同治二年(1863年)实行“官督、商销，保价、整轮(即轮档)”办法。湖南设督销局，办理售盐、定价、扣厘、缉私等事宜。盐船到岸，依次发售，不准随意涨跌、抢卖。同治五年，李鸿章为筹款，令票商以白银30万两，买得专利权，垄断运销。从此，盐商即据盐票为永业，可以买卖、转让。湖南淮盐运销商均在扬州设分号，多时有三四十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京汉铁路通车后，天津芦盐开始入湘，淮盐销势日滞。宣统元年(1909年)，设督办盐政处，湖广总督兼会办盐运大臣，同时废盐法道，改设扬子四岸，湖南设督销局。民国元年(1912年)，财政部设盐务筹备处及稽核造报所，两淮改名盐运局，湖南改设盐政处。晚清至民初，湖南有淮盐运商二三十家，分成五帮。本帮(湖南)大户，首推朱昌琳所开乾顺泰盐号，自有盐票34张，租用45张，最多时达百张，约占全省盐票1/5，南县一带为其专岸；次为魏鹤林开的德裕盐号，自有及租用盐票20余张，汉口、扬州均设分庄。本帮后起之秀有利生盐号等。江西帮又分吉安、泰和、抚州三帮。吉安帮大户周扶九有多家盐号，招牌均嵌“裕”字。泰和帮萧怡丰家族开设的盐号，招牌均嵌“丰”字，盛时有盐票百余张，还租有盐票。抚州帮祥记较大。上海帮大业、怡生盐号等，结成帮口，经营盐业。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稽核、行政合并，食盐买卖一度试行有限自由制。同年底，长沙成立售盐处，“凡在岸内，无论何地，准许民贩向售盐所购盐，任其贩卖，自由竞销。”同时废止按盐船到岸先后依次发售的办法。抗日战争初期，谁盐运销受阻，产、运、销都置于官督之下，实行官民并办，以官运为主，民运为辅，或招商代运。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食盐紧缺，改为官运官销，由政府设机构直接售盐。先在宁乡，泸溪试办官销零盐所，接着于长沙、衡阳、宝庆、沅陵、常德设立模范官销所，后又于湘乡、衡山设立完全官销所，其他各县亦逐步设立，依照湖南计口购盐办法开始售盐。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国民政府正式公布《战时食盐专卖条例》，所有过去专商引岸及其他独占盐业之特殊待遇一律废除，全面推行官收、官运、官销制度。至民国三十二年5月底止，全省有公卖店1300余家。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盐源恢复，11月，废除战时专卖制，实行自由贸易制，以商运为主，官运为辅。商运盐，由盐务机关发给执照，自由行销。

   1949年8月，长沙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经接管部贸易处，接管湘鄂盐务办事处、长沙盐务处和中国盐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办事处，成立湖南省盐务处，办理盐务运销及商盐征税工作。年底增设湘潭、岳阳盐务分处。1950年初，成立中国盐业公司长沙分公司与省盐务处合署办公，将盐商运销纳入了国家计划轨道。

第八节 湖南茶业

据清同治《长沙县志》载，唐代长沙高桥就广种茶叶。湖南茶叶的贸易,有据可查的历史也在唐代(618—907)。唐杨晔《膳夫经手录》载有“潭州茶中益阳团茶、渠江薄片，唯江陵、襄阳皆数十里食之。”五代(907--960)马楚时期，茶叶为马楚政权的重要经济作物，茶商号“八床主人”将长沙及湖南茶叶销人中原腹地，年获利百万贯，形成长沙茶叶省外销售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宋代(960—1279)沿习唐贞元九年(793年)建立的“榷茶”制度，茶叶由政府专买专卖，在湖南实行按茶株纳税的政策。至嘉祐四年(1059年)，改为由茶商向政府纳税领取引票，持引至产地收购茶叶，运往北方销售。北宋政府以两湖茶叶在张家口与东北少数民族进行茶马交易。元代(1279—1368)，在江洲(今江西九江)设榷茶都转运司，总收江淮荆湖福广的茶税，茶商必须在转运司纳税领引，持引购运茶叶。明代（1368—1644）初年，明太祖朱元璋轻茶税，税额均不及元代的十分之一，湖南茶叶销售数量增加，品种由团饼茶发展到烘青绿茶和黑毛茶等。长沙、岳州、常德等府茶叶行销北方各省。到明末清初，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的边销茶，主要依靠在16世纪初就已开始生产的安化黑茶，每年约三万担。形成湖南茶省外销售第二高峰时期，长沙成为中国四大茶市之一。

 清代（1644—1911）茶法沿袭明代旧制，茶叶由茶商自陕西领引纳税，带引赴湖南采购，每引正茶100斤，准带附茶14斤。咸丰五年（1855年）湖南设立厘金局，正税外加征茶叶厘金税，税赋在百货中最重。此税直至1930年方止。这一时期的茶叶贸易比明代还要发达，国内销售数量大幅度增加，形成湖南茶叶外销第三个高峰时期。品种增加了砖茶（包括茯砖、黑砖、青砖），茶卷（百两茶、千两茶），天尖、贡尖、生尖茶，红茶等。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陕甘回民抗清起义，前后长达十余年，西北地区茶运交通阻塞，东西柜茶商逃散，加上1840年鸦片战争后，俄商来华设厂大量加工砖茶运回本国销售。因此西北各省边销茶奇缺。

清同治间平定回民起义后，陕甘总督左宗棠于1873年奏请另订边销茶章程，改为以票代引制度。复票40引，正附茶51.2担，并在原陕、甘、晋、以及回民茶商经营的兰州东、西柜之外，添设南柜，允许南方各省茶商经营，选派长沙朱昌琳为南柜总管。光绪元年(1875年)开始在兰州发放引票，所发引票都由茶商特持赴长沙府安化等地采购黑毛茶，然后运陕西泾阳加工成茯砖茶销售西北边疆地区。朱昌琳在长沙太平街设有乾益升茶庄，在安化设有分庄收购茶叶，在新疆、青海、甘肃等省设有分庄，销售茶叶达60余年。“乾益升”还在长沙东乡麻林、高桥、金井等地设有规模可观的茶场，制成绿茶、红茶和砖茶，用一色朱漆木匣盛装，上盖“乾益升”牌记，成为享誉一时的名牌。今存安化永巨茶行的茶砖压模板上还可见到“永巨”字样。

民国（1912—1949）初，湖南茶叶运销情况与晚清大致相同。至抗日战争爆发，茶路交通阻塞，引茶体积大，运输困难。1938年10至11月，武汉、岳阳先后沦陷，茶叶外贸又受重大影响，加上货币贬值，茶商经营艰难，致使湖南黑茶积压，边销砖茶供应紧张。为压缩体积，便于运输，1939年试压黑砖茶成功，1940年就地设立国营砖茶厂，产品除运销香港、前苏联外，全部运兰州转销西北各省。另有公私合营的华湘茶厂，以及安化茶叶公司制茶厂，湖南省农业改良所安化茶场（省营）等厂亦生产黑砖茶供应市场。抗战胜利后，晋、陕、甘及湖南茶商恢复和扩大黑砖茶，花卷茶，以及天尖、贡尖、生尖茶生产，并采购引茶至泾阳加工茯砖茶运销西北。在湖南采购、加工茶叶的茶商，每年有20多家，茶叶盛销时，全省茶号多达200多家。东西柜茶商在湖南设的茶号较多。

从清末至民国，经营年限长，资金雄厚的茶号有长沙的乾益升、恒兴祥、徳日新、晋丰泰、春鑫，安化江南的魁泰通、天泰运、合盛西、裕兴福、合盛行，安化小淹镇的晋福隆、豫亨、吉盛昶，安化黄沙坪的永泰褔、民生、聚兴顺、天顺长、大涌钰和湘潭的兴和福等，其中就地设厂加工砖茶较多的有安泰、华安、天泰庆和两仪等茶厂。省城长沙城内的茶叶店则多设在坡子街和太平街一带，除乾益升外，著名者还有德裕茶庄、詹恒大茶叶号、段永春茶叶号、吴中和茶叶号等。

湖南茶叶对外贸易的历史也相当悠久，肇始于唐代的丝绸之路贸易。现代意义上的对外贸易大概始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3），以黑茶为主，运销内外蒙古，有一部分在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由俄商购进运销俄国内。清雍正五年（1727年），沙俄女皇派使臣来华，协商通商，订立了《恰克图互市条约》，中俄贸易迁至恰克图进行。恰克图位于中俄边界(今蒙俄边界)的俄罗斯一侧，与恰克图相对的外蒙一侧形成中国茶商聚集的茶叶买卖城，其中不少是湖南长沙、安化两地的茶商。贸易商品大多以中国的茶叶，换取俄国的皮毛。清乾隆年间（1736—1796），山西茶号三玉川、巨盛川在湖北蒲圻县（今赤壁市）羊楼洞设庄（成为今湖北赵李桥茶厂的前身）收购制造帽盒茶（即青砖茶的雏形）。羊楼洞的青砖茶与临近的湖南临湘县（今临湘市）羊楼司制造的青砖茶，因此统称“川字砖”、“洞砖”、“洞茶”。

据《清史稿·食货志·茶法》记载，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以前，有湖南青砖茶运往恰克图和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销往俄国西伯利亚，这种贸易到道光四年(1824年)达到巅峰。创立于道光九年(1929年)的安化永泰褔茶号便主营这种贸易，其招牌由安化籍著名书法家黄自元题写，该茶号至今犹存，仍在产销千两茶、茯砖茶、黑砖茶、天尖、贡尖等黑茶。

湖南茶叶外贸的另一条通道是销往南洋和欧美。嘉庆五年(1800年)前后，广东商人来到湖南郴县收购烘青毛茶，每年约430吨，运回广东清远茶厂与广东乐昌白毛茶同时精制装箱，再由广州运到南洋各地销售。直到20世纪初，爪哇（印尼）各华侨茶店仍主要销售湖南郴县绿茶。光绪年间，长沙有绿茶约120吨运至上海，由茶商再行加工与产于安徽休宁等地的屯绿拼配后售与美国洋行。

鸦片战争后湖南始有红茶出口。为适应外商需要，扩大红茶出口，外省茶商纷纷派员来湖南茶区倡导生产红茶，设庄精制。江西茶商（赣商）于清道光年间来平江、邵阳示范；广东茶商（粤商）由湘潭至安化设点；晋商、鄂商等也接踵来到安化。随后不断传入邻近各产茶县。从此，湖南省增加了一大宗出口茶类——工夫红茶。统称“湖红”。这些成箱红茶主要运往广州，供应英商洋行出口。咸丰五年(1855年)，英国伦敦市场已有“湖红”名称。红茶绝大多数运集汉口售与英、美、俄、德等国洋行，只有少数粤商仍运广州，晋商运往恰克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中国茶业总公司对内地与口岸分工的规定，湖南茶叶对外贸易以组织货源调拨口岸出口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