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前湖南商业

第五节 行会和行业祖师

清同光时期，是湖南行会组织的大发展时期，但行会的出现一直可追溯到唐代。行会是由行演化而来的。唐时的行又称行铺，是指专一经营某种商品的店铺。唐代长沙实行坊市制，在规定的地点经商，经营同一种商品的店铺集中在一条街上，同类手工业作坊也集中在一块，形成行的组合。行业就是这样产生的，所以，“行”就是专业经营的代称。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每一种行业的从业人员很多，同一商品有多家经营和生产。这样，同行业内部以及行业与行业之间，必然有许多问题需要协调，行会组织就应运而生了。因此，行会的产生最初完全是自发的，是商业、手工业维护同业利益的自发要求。

到宋代，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坊市界限被打破，商人和小手工业者在缴纳赋税的条件下可随处开店、开坊，同一行业也不一定集中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行会自然被封建官府所利用，逐渐成为官府对商业和手工业实行管理和统制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正如《梦梁录》“团行”条说的“市肆谓之团行者，盖因官府回买而立此名”。与官府关系密切是宋代行会的一个重要特点。行会权力甚大，对内涉及组织货源、分配货物和货币，对外排斥非行户，垄断市场。行会首领称为“行头”，一般都是由少数富商大贾担任。他们操纵行会，垄断价格，勾结官府，能有效地排斥和盘剥广大的中小商户。明代行会仍沿宋制，但出现了会馆组织，成为清代商帮的前身。

到清代，行会的性质又有所变化，不仅保留了原有的行业管理职能，而且还具有了帮会的性质。长沙商人经商，皆自行成帮。“有以同业为帮者，如盐帮、茶帮、匹头帮、竹木帮、票帮、钱帮、典当帮，以及各种营业各为一帮”。“有以同籍为帮者，如盐帮有南帮(江南)、西帮(江西)、湖北(北帮)、本帮(湖南)；茶帮有西帮(山西)、广帮(广东)、本帮；匹头帮有苏帮(江苏)、本帮；竹木帮有西帮(江西)、本帮；钱帮有西帮(江西)、苏帮(江苏)；典当帮有南帮(江南)、西帮(江西)、本帮”。“各种同业以同籍名为一帮”。帮名五花八门，颇带神秘色彩。以同籍为帮者，江西帮名“万寿宫”，福建帮名“天后宫”，广东帮名“岭南会馆”，江苏帮名“苏州会馆”、安徽帮名“徽州会馆”、“太平会馆”等。

以同业为帮者，各自盖起本行业的祖师殿，祭祀自己的祖师神，开展行会的频繁活动。

长沙三十六行业各有各的祖师殿，也各有各的行业祭祀活动。如，钱铺、杂货业、绸缎业的“财神殿”，药材业的“神农殿”，屠宰业的“桓侯庙”，酒馆业的“詹王庙”等。此外还有鲁班殿、老君殿、轩辕殿、药王殿、雷祖殿、罗祖殿、孙祖殿、李祖殿、梅葛祠、文昌阁等等，不胜枚举。同行业的帮会各自祭祀一个祖师神主，作为本帮的崇拜偶像，每年都要举行祀神年会，如纸业祀蔡伦为祖师，并祀福禄财神和梅葛二仙(相传梅、葛系颜料祖师)，每逢农历三月十五日举行财神会。还有八月十八日的杜康会，八月二十日的赵公会等。又，农历二月初三为刻字匠祖师文昌帝君生辰，在文昌阁祭祀；二月十五是铁匠、铜匠祖师太上老君生辰，在老君殿祭祀；四月十四，染匠们在梅葛祠内祭祀其祖师“汉洪都尉梅”、“晋关内侯葛”；四月二十八，药业界在药王殿祭祀其祖师孙思邈；六月十五为厨师们祖师雷祖(也有以詹王为祖师的)华诞，在雷祖殿(或詹王殿)举行祭祀；十二月二十是木匠们祖师鲁班华诞，在鲁班殿举行祭祀。还有漆匠祖师乳安，织机匠祖师麻田七妹(女)，玻璃业的祖师六毒大王(据说他生前是位绿林豪杰，绰号“六毒大王”)，豆腐业供淮南子为祖师，鞭炮业的祖师李祖(本名李畋)，窑匠以陶正为祖师，阉割匠以华陀为祖师，财神殿供奉的赵公元帅像是各商会、牙行(协助买卖双方成交的经纪行业)的共同祖师，老郎庙供奉唐明皇神像，是艺人、演员们的开山祖师等。

各行各业每逢祖师生辰或“传真得道”之日，由值年(或称首事)准备三牲(鸡、鱼、猪头)与酒醴举行隆重的祭祀盛典，并推所在地区本行业颇有声望又相当殷实的作坊主以及社会名流主祭。祭典中，祖师殿香烟缭绕，灯烛辉煌，钟鼓、弦管与铳(鸟铳)炮(鞭炮)交相鸣响，执事、宾客与祭品(市、县各大作坊主均备祭品来祭)来往穿梭。中午时分，行业会首率领总管、值年等，向祖师神(神龛、神像)恭恭敬敬行三跪九叩大礼，揭开祭祀典礼序幕。祭典之后，各店铺店主和大小作坊主都要备酒肴款待所雇店员、技师、工匠，称为“会酒”。

各个行业收录艺徒，也在祖师殿进行。届时，设香案，点燃“久煌烛”一对、线香三炷，上面摆着祖师牌位。艺徒在主持礼仪者率领下，先向祖师神行三跪九叩大礼，次向师祖暨乃师分别行一跪三叩之礼，再向师伯师叔一跪一叩，最后向众师兄作三揖参见。拜师时，照例要办“进师酒”，款待师祖、师父、师母、师伯、师叔、师兄及行业值年。

第六节 行会管理和行规

清乾隆以后，各行逐渐采用了“公所”的组织形式。如长沙纸业的行会称“同义公所”。公所是打破了地域界限的同行业组织，它比原来的“同乡公馆”大大前进了一步。此时的行会，组织十分严密，领导机构由大商号派代表组成，公推董事或由各商号轮流分年管理会务，称之为“值年”。值年负责对外办理交涉、谈判，处理商事纠纷和诉讼，制定行规、主持神祭，支差派捐，商定市价等。值年必须热心公务，没有薪俸，但每年可得到一些“车马费”。

行会经费主要来自捐款，有基金捐款、常年捐助、临时派捐3种。基金捐款包括上缴会费和殷实富户提供的房屋、田产及大宗款项；常年捐助由各商号缴纳；如发生特别事件或举办慈善救济，则临时向各商号派捐。

同行业的“公所”，突出了保护同行业利益的一面，削弱了保护地域性利益的一面。为此都制定了相当严格的行规。行规主要是经本行商议，必须共同遵守的条款，如有违反，轻则罚以唱戏、办酒席、罚款；重则“禀官究办”“革出本行”。行规内容大致包括4个方面。一是开业的规定，开业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履行一定的手续，缴纳一定的牌费。二是限制不正当竞争的规定，如不准互相抢生意，限制随意扩大销售市场。三是罚规，同行间有纠纷大都由本行会议评断曲直，仲裁是非。行规虽非法律，但当事人必须服从，否则会受到同业的排斥。四是对招收徒弟的规定。自乾隆时起，长沙即有关于学徒投师、上会、待遇、学习、出师等的规定。学徒进店要托保人，要缴纳保证金，“多者百金以上，少亦数十金，或数十串不等”，进师之日要备拜师酒，立投师字据，还须报公入册、上会，方能获得行会的公认，进入“帮友”之列。各行会对招收徒弟的数量限制极严，不许多收。如长沙京刀行规定“带学徒者，三年为满，出一进一，公议出备上行钱五串文归公，如违不遵，罚戏一台敬神”。

在道光三十年至同治三年(1850-1864)长达14年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期间，长沙行会组织被破坏殆尽，有的解体，有的形同虚设。以致太平天国失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长沙市场紊乱，商事纠纷不断发生。如长沙糖业，“自乾隆嘉庆道光年间以来，章程划一，近因粤氛(指太平军)犯境，致规条紊乱，积弊丛生”。广大商人迫切要求重建行会，恢复行规。如长沙靴鞋业，因“手艺不无巧拙之分，工价亦有低昂之别”，如果采用整齐划一的价格，似为不公，故各店家都希望恢复原有的上中下“三等之价”，“次第增添”。而没有行会来做这个协调工作，价格划等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行会开始逐渐恢复活动，是长沙重建行会和整顿行规的活跃时期。长沙省城清代前期原有的行会大部分恢复，重新议定了条规；新出现的行业也建立了行会，制定了条规；行会活动较前更为频繁，行规也较前完备、严密。

这一时期长沙共有商业、手工业行会30个。长沙在同治年间新建有锡器行、鞭炮蚊烟行、碓米行、面店粉馆行、生药行和干湿靴鞋行等；光绪年间新建的行会更多，计有糖坊行、油漆行、锯木行、篾行、绸布行、白铁行、铜器行、竹木牮三行、烟袋行、西货毡毯行等。

到民国时期，行会组织开始有了些现代色彩，行会改称公会。如翠湘公会，即古董业的组织；万育群生会是南货业的组织。其他还有茶叶公会、瓷业公会、纸业公会等近60家。有仍叫公所的，如淮南公所是盐业的组织，梅葛公所是裱业组织，还有米业公所等近20家。这样的行会组织估计在百数以上，真是百业皆有所。这些公会、公所等均须向官府呈报备案，目的是维护本行业的利益，调解行业内部纠纷，具有一定的执法性质。如凡开钱庄，必由钱业公所核实资本总额，并取得5家钱庄联保，报官府备案方可设字号办理转账、贴现、兑换、抵押业务。豆芽菜业则规定了各家游街发卖路线，如越街叫卖，可按行规夺其扁担，交公会处罚。

行会的行规行约常体现为强烈的排他性和同业保护性。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会籍制度和商号注册方面。会籍制度很严格，入会必须缴纳一定的银钱，承担公共义务，遵守共同的条规。如乾隆年间,长沙京刀行入会只纳银8两，同治年间则需纳银l5两；长沙锡器行在同治年间规定，“外行与内行合伙开店者，纳银l5两”。”新设商号须向行会捐纳牌费，方准没立，如鞭炮蚊烟行规定，“城厢内外新开店铺”，“出牌费钱一千二百文”。对于外来的客师、伙计、帮工入会，行会规定应由值年首士查明来历，方可入帮或开业。行会值年首士的选任特别强调“公正廉明、殷实老成、品行端正”。有些行业对新开店铺还有“相隔上七下八家”的规定，如省城纸店行规规定，新开字号“必须采访码头，视其街道原有是店，必须远离三对门一隔壁，任凭设立门店，倘有觊觎之心，抢行夺市，公同议罚”，这表明长沙开埠以前的商业还未摆脱自我封闭的旧习。但较之完全排挤外来商人的旧条规有了很大的进步。

二是原料分配和度量衡器方面。对原料分配，行会起了很好的协调作用，原料一般要平均分配，不准抢购或囤积居奇，如长沙制香行规定，每月各店进料20盆，五八月18盆，腊月l7盆。 清代长沙的度量衡器名目繁多，大小不一，常有奸诈之徒，从中牟取暴利。为此，各行会各自作出规定以求本行业度量衡器的统一。如长沙绸布业行规议定，以官尺为准，“每年校准一次，不得擅自增减，有滥成规，如违公同禀究”；山货业行规规定衡器“每年农历三月十六日至公所，将颁请正十六两官秤，公同校准，烙盖火印为记，倘无火印秤称货，出罚戏一本”。

三是商品质量和查禁假冒商品方面。行会对本行商品质量也有统一规定，如长沙烟行规定，制烟撕叶时，“无论何地头烟及秋伏，脚叶头尾，均须好歹索用，扯筋折净，不得草率”。打击假冒伪劣商品也是行规的重要内容。清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假冒伪劣也应运而生，如食盐中掺杂泥砂硝盐，桐油、菜油掺枯渣，“麂茸冒充鹿茸，桔梗冒充洋参，料货冒充水晶、玉器，洋铜首饰冒充银器之类，价资侈口而出，泛于实价倍蓰”。假冒驰名招牌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如“钱清汉楼香粉，冒者不下数十家，同在省城青石街开业者，居三分之二”。对此各行会都订有查禁条文，如省城盐号议定：“分销票引，专提官盐，间有煎卤掺硝等弊者，为害民间不浅”，“嗣后如有射利之徒，胆敢仍蹈前辙”，“一经查出．公同察宪清封；同行徇隐者，公同议罚”。

四是商品价格方面。为了避免价格涨落起伏过大，引起不平等的竞争，同业各行号多定期汇于行会共同议定各种商品买卖价格，称为“行市”。如长沙角盒花簪行对本行业所生产的26种产品，包括同类即不同花色或不同款式的产品，均定期规定统一价格。 省城屠宰业则规定“猪价早晚不一，公同酌议，不得私自涨跌”。特别规定不得压价贱卖，如有滥价滥规者，一经查出，将受到罚戏、罚酒席等处理。

做说合生意的牙行(经纪行)有独特的行规。商店向外地客商大批进货必须通过牙行，买卖才能发生效力。牙行的员工多少不一，一般设拿盘、跑街、下河、管房、管线等人。拿盘又称“头靠”、“大码”，是与买卖双方洽谈成交的主持人；跑街又称“二靠”或“堂面老板”，与买卖双方牵线搭桥，沟通信息；“下河”到船仓验货，看样品与仓储是否一致，是否有掺假、霉变或伪劣商品；管房和管线分别担任司秤、量斛桶、记码、防盗等。

各类牙行均有行规，其中行规最突出的中药材牙行，只准江西人开业，员工也只准雇用江西人，待遇亦较各业牙行丰厚。所有牙行员工必须遵守商业道德规范，不准徇私舞弊。如犯行规，轻则开除，重则将其行李衣箱送同业公会当众焚毁，同业永不录用。

牙行的衡器和量具于每月二十四日送同业公会校正，烙盖火印为记，校秤(斗)时宣誓：“公平交易，远近无欺，瞒秤吃价，永世不昌”，倘用无火印的秤(斗)称货，罚酒席数桌。

牙行在执行大宗货物交易时，由牙行的“拿盘”邀集买卖双方代表见面，看过样品后开始议价。首由拿盘抓捏双方手指暗示价格，俗称“抓羊”；经纪人认为双方价格差距不大，便用算盘(有底板)侧向卖方，要卖方扒一个数，将数字抹去，然后要买主也扒一个数，俗称“叫盘子”。此时买卖双方互不对话，由经纪人从中斡旋，最后折衷定价，俗称“定盘子”。算盘一经敲定，即表示买卖成交，牙行可从中得货价2—3％的手续费。货物样品由牙行封存，买卖双方在封口处签字，起货时如与样品不符，买方可拒绝收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