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记事

我的童年是在故乡宁乡麻山度过的，那里有我难忘的父老乡亲，更有我难忘的启蒙老师。

我发蒙的学校半个世纪前称作“石潭乡第八保校”。学校所在地炭塘离我家约二里路。麻山是杨姓人氏聚居的地方，学校的校长也由杨氏门中有声望的人担任。我入学时，校长是我的一位族叔祖，他本是一个大学生，抗战时期赋闲在家，他于教育十分热心，地方上便公推他主持保校，于是他挪出自家大宅的一半房屋来作校舍。我于抗战胜利后第二年春季入学，那时校中仅有六七十个学生，三个老师，几个年级同在一间教室中作复合式教学。教室原是一间大厅，三面有墙，一面临着一个长方形大天井，天井对面是教师办公室，天井两头的房子则供教师居住和学生放置雨具之用。每天早上举行朝会，学生就围着大天井站着，昕学校负责人训话。

校长并不具体管理教务，平时很少露面。到我读四年级时，校中另设了一个“毕业班”，才将这批学生从大教室中挪了出来，单独在一间小教室中上课。这时，校长亲自担任语文教师，我们与他的接触才多了起来。他上课有两个特别之处，一般教师都站着讲，他进教室后却叫学生搬来一把大藤椅，爱站便站，想坐便坐。另一特殊是他上课时讲台上总是放着一把大茶壶，这也是其他教师／不能这样做的。校长为人极随和，学生都乐意与他亲近。他的知识水准远在其他教师之上，常于课堂上讲一些教材以外的知识，使我们大开眼界。有一次他讲到“看”字，在某处要念“刊”音，学生不解，于是他便讲起汉字的四声来，而那时初级小学是根本不讲授声韵知识的，他增添了这一内容，同学们都觉得新鲜，我们常报一些字，请他念出四青来，他都一一照准。有一回一个同学报了个“乱”字，他便将此字大书于黑板之上，然后用教鞭逐一指着四角念出四声来。谁知他刚念完，课堂上便爆发出一片笑声，女同学笑得伏在课桌上不敢抬头。原来“乱”字的第三声与土话中的男性生殖器同音。当他明了学生发笑的原因，并未对那位搞恶作剧的学生进行追究，一笑了之。此事要是碰上另一位杨老师，这个学生就非吃一顿笋子炒肉不可。

那位爱打板子的杨老师，按辈分，我该称他族伯父，他是学校的实际负责人，相当于今之教导主任。他的：名宇我已记不全了，只记得有其中一“寅”字”，当地人都叫他的诨名——“杨六猫”。“六”是他在兄弟间排行次序，“猫”则是从名字中的“寅”字衍化出来的。在十二生肖中，“寅”属“虎”，但那时人们很迷信，忌讳早晚谈龙说虎，于是便以“猫”代“虎”，以言其恶。杨老师不但恶得出名，而且面目狰狞，脸上因白癫疯而变得花白相间，十分吓人，同学们都不敢正面看他。他打板子也十分用功，先用左手抓住你的指头，使劲往下扳，然后将竹板重重打在手板中心，挨打的学生常常痛得喊爹叫娘。杨老师的好处是执法铁面无私，杨氏子弟，不论亲疏，概与外姓学生一般对待。我是他的本家，又是学校的尖子学生，几乎每期都取第一名，但也不曾逃脱他的竹板。

我那次挨打的情形隔现在已五十年，还记得很清楚。

那时，学校没有什么文娱活动，课间休息连大地坪中也不能去玩。于是同学们常背地里玩一种“打碑”的游戏。各人先将一定数量的铜钱或缗钱堆放在一块砖头上，在离砖块约五尺远的地方划一条线，然后按决出的先后次序，每人用一块较大的铜板去击那堆铜钱，谁打下来便归谁所有。这种游戏，因有赌博性质，学校禁止，但学生们常偷着玩。校舍后面一间土仓是我们经常玩此游戏的理想处所，那土仓长年空着，我们进到里面后将仓板上了起来，只留上面几块不上，以便采光，躲在里面神不知鬼不觉，因此，这土仓便成了课间男学生们抢占的地方，谁占了便由谁玩。一次我们抢先占领玩得正高兴，来了一群高年级的学生，不由分说，将我们的玩具踢开，自己玩了起来。我们怒不可遏。几个个子较大的上去与他们讲理，我们这些小个子便在一旁呐喊助威——

“中华民国。

大家玩得！”

这是当时学生中一句口头禅。谁知我们的喊声惊动了办公室里的杨老师，他循声来到仓屋，不用说，我们全体都挨了一顿竹板子，这是我在学生时代唯一一次挨打，因此没齿难忘。

我们从此不再玩“打碑”的游戏，而正当的文艺活动又无人组织，学校中空气十分沉闷，直到后来，来了一位姓刘的年轻老师，情况才有了改变。刘老师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刚从中学毕业，一股子劲头。他教我们的常识、体育和音乐课。上常识课常带我们到附近山上去采集标本，识别树木，还叫我们在校园中种花，什么凤仙花、牵牛花、鸡冠花、月季花，栽了一园子。上体育课不再是一味操步伐，还教我们拔河，打球、赛跑，没有正规跑道，就围着学校前面大塘塘基打圈圈。他还教我们唱许多新歌，而在此之前，我们只会唱“三民主义，吾党所从”之类的的几首老气横秋的歌子。

刘老师并不十分看重师道尊严，他常带我们到他的住房中去玩，这也是其他老师所不能的。他的住房对我们来说，真是有趣极了。春天播种时节，他在瓷盘中撒些种谷，不久一盘绿秧便出现在窗台上。玻璃缸中小蝌蚪在游泳，白壁上插着野雉的长长的尾羽。他的住房成了同学们最爱去的地方，我因成绩优异格外受他的钟爱，因而到他的房中去的次数也最多。

然而，也就是在这间房中发生一件令我终生不安的事。

那是一次期中考试之后，一天课间刘老师叫我到他房中去，我于是像往常一样兴高采烈地进了他的房间，我一进门，他便将房门栓上，他面部表情严肃，我立刻感到有什么不祥之事将要发生。他叫我坐到书桌边，随即从一迭常识试卷中取出我的那一份，叫我检查一遍。当我看到第三题时，发觉此题答错了，我羞愧不已，等待刘老师给予批评。谁知他并没有训斥我，却取出一支毛笔来，叫我将答案改过来。这不是作弊吗？我咬着笔头久久不肯下笔。刘老师却催我快改，不由分说，我只得遵命行事。刘老师接过修改后的试卷，叫我不要对任何人讲及此事。这时上课铃响了，我起身迅速逃离了这间屋子。

第二天，常识试卷发下来了我像往常一样又得了满分。

但心中却忐忑不安。自己像做了贼一样，看到谁都好像在用特殊的眼光在窥测我。尤其害怕刘老师那亲善的目光。

刘老师为什么这样做呢？是出于对我这个他喜欢的学生的“爱护”？抑或是为着杨氏家族的“尊严”？那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杨姓既是当地的旺族，那么杨氏子弟必须在这所学校中名列前茅才不致于辱没了家风，若非如此，执教老师便会因此受到舆论的压力，甚至被认为“不行”而砸了饭碗。

刘老师当时出于什么动机，我始终不得而知，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的伤痕长期不能平复。从那以后，每逢刘老师上课，我常常魂不守舍，一次，他在授一堂新课时，在黑板上大书“育苗”二字，要同学回答是什么意思，因为从没有学过这个词，大家都答不出。刘老师叫我回答，正在胡思乱想的我还没反应过来，急着站起来应对，显然也是答得不对题。教室里发出窃笑声，我被弄得面红耳赤，刘老师极不满意地叫我坐下。

这一学期期终考试，我的成绩下降了。放寒假后成绩单寄到家中，我仅得了第二名，我羞愧得无地自容。过年家中请春客，族中显要都来了，我躲着不敢见他们。吃饭时不得不见面。餐桌上气氛还很融洽，我以为没事了。谁知当我吃完饭准备离去时，族长突然将我单独叫到了祧屋里。

祧屋就是进门的大厅，前面摆着神龛，里面供着“天地君亲师”和列祖列宗的牌位，是全屋人敬神的地方。族长将我叫到这里，开门见山地指斥我读书不用功，头名居然让异姓人夺去，将杨氏家族的脸面丢尽了。他说话时一只手指着神龛，我像挨了一顿棒子，只觉得天在旋地在转，连他什么时候离去的也不知道。

新学期又开始了，我怯生生地来到学校，害怕见老师和同学，更怕见到刘老师。谁知开学几天一直没有见到他，一问才知他已经到别的学校教书去了，我大吃一惊，刘老师是不是因为我而受到牵连呢？如果是那样，真太委屈他了啊！

那时，我还不懂得所谓家族主义的不对，只知道自责自悔。

此后，我咬牙发狠攻读，成绩又迅速回升。四年一级结束时，跳级考取了当地的中心国民学校五年级，但我没有去进那所高级小学，因为不久我离开了故乡。

35年后我回了一趟故乡，踏着童年上学的路，我来晋谒我魂牵梦萦的母校。然而学校早从这里迁走，当年的校舍已夷为菜畦。只有水塘边断断续续的残垣，还隐约可以窥见当年校园的风采。据说，那围墙是用三合泥拌着糯米饭筑起来的，因此，历数十年风雨，依然不能将它从这土地上连根拔除。

一一一如我那遥远的童年的记忆！

（1996年）

来源：杨里昂著《望麓园随笔》1997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