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咸元三折”论

曾国藩“咸元三折”论

粱小进

（长沙学院长沙文化研究所，湖南长沙410003）

[收稿日期] 2011 - 07 - 20．

[作者简介]梁小进（1949-），男，湖南长沙人，长沙学院长沙文化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晚清史。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 - 0712( 2011) 04 - 0049 - 04

    本文所谓之“咸元三折”，系指清咸丰元年（1851年）三月初九日至十二月十八日，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一连三次向新登基的咸丰皇帝呈递的奏折，即《议汰兵疏》、《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与《备陈民间疾苦疏》（1）。这是曾国藩在清王朝处于又一个改元换代之时，又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并迅速发展之际，所提出的一系列关于革新时政、应对时局的主张。“咸元三折”，较为集中的体现了曾国藩的政治军事思想，对曾国藩后来的政治军事生涯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曾国藩上陈“咸元三折”的历史背景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道光皇帝曼宁逝世，其第四子奕詝即位。按照历代新帝登基的惯例，奕詝即位之后，即诏令内外臣工就道光帝遗诏及新朝用人行政一切事宜，“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一时满朝文武纷纷上奏，各抒己见。时曾国藩以礼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职责所在，自然忙碌非常，除了筹办道光帝、后②的丧仪之外，曾先后呈上了《遵议大礼疏》、《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和一个荐举人才疏。可以说这是

曾国藩自供职京都以来第一次发表政见。

    清朝的命运，经历了康乾的盛世，到道光一朝已经迅速地衰落下来，政治腐败，军备废弛，由于水利失修，以致水旱频仍，民生困苦不堪，社会矛盾十分尖锐。特别是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清朝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割地赔款，清朝国势更为衰弱，几无以复振。但是，几乎整个的清统治集团仍然浑浑噩噩，沉缅在老大帝国的美梦之中，文恬武嬉，不思进取。内忧外患，民变纷起，清朝腐败与衰亡的形势还在继续发展。更为严重的是，道光三十年夏，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教在广西起事，并于十二月初十日（1851年1月11日）正式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二、析“咸元三折”

    面临这一严重的局面，清统治集团内及知识分子中一部分人士，头脑较为清醒。他们忧心如焚，正在关注这个已经病人膏肓的国家，分析和总结其致病的原由，并提出治理时弊、挽救危亡的主张。而饱读诗书、身居高位的曾国藩，即是这部分人士中一位突出的代表。早在少年时期，曾国藩就“器宇卓荦，不随流俗，既入词垣，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③。道光二十年，英国发动侵华战争。他密切关注战局的发展，以侵略者“极可痛恨”，“不知何日方可荡平”；指斥清军“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而对于助纣为虐的汉奸更为恨切，“此辈食毛践土，丧尽天良，不知何日罪恶贯盈，始得聚而歼灭！”④表现出他的爱国热情。此外，他还急切地关心黄河决口之后的善后与河堤修复，两淮盐政的改革，东南各省灾区的赈济，并积极地为之出谋划策。曾国藩有着很大的抱负，关心国计民生，希望“大有为以膏泽斯民”。但是，清朝的政治到道光时期已经腐败不堪，人心玩偈颓靡，官场泄沓繁冗、无所作为，整个社会已成为一个“不黑不白、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世界”。

    面临清朝这一日渐衰落、危机四伏的局面，曾国藩的一些朋友如江忠源、郭嵩焘、胡林翼、刘蓉、罗泽南等，也忧心忡忡，力图有所作为。他们多为曾国藩的同乡、同学，而以湖南人居多，又多为学人士子，具有进士、举人的身份。曾国藩与之声气相投、志同道合，经常相见于京师，纵谈彻夜；或往返于书信，慷慨陈辞。他们希望身居高位的曾国藩伏阙上书，大胆直言，揭露现实，指陈时弊。因此，当咸丰帝下诏“博采谠言”时，曾国藩即在其朋友们的支持和鼓励下，慷慨激昂，尽忠直言，遂于道光三十年一再上奏而不见采纳之后，又于咸丰元年上呈三折，提出了更为激进的主张。

    咸丰元年三月初九日（1851年4月10日），曾国藩呈上《议汰兵疏》一折，是为“咸元三折”之第一折。曾国藩曾认为：“天下有三大患，一日人才，二日财用，三日兵力。”关于“人才之不振”，他已于上年的《应诏陈言疏》中“略陈大指”。此折即是就“财用、兵力二者”“具疏言之”。

    在这一奏疏中，曾国藩首先提出：“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日国用不足，一日兵伍不精。”⑤关于兵伍不精的情状，他简要地指出，虽然“各省不一”，但多以械斗为常、以勾结盗贼为业，“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关于国用之不足，曾国藩指出，从道光二十年到二十四年的五年时间，国家的财政，“一耗于夷务，再耗于库案，三耗于河决”；而道光二十五年以后，又因“秦、豫两年之旱，东南六省之水”，每年歉收千万以上，又发帑数百万以赈灾，国家财政已捉襟见肘；加之近两年江、浙两省的风灾，广西之军费，更是日见其绌，全国家已“无三年之蓄”。为此，曾国藩提出了裁兵节费的建议，主张裁兵五万，并提出了“缺出而不募补”的裁汰之法。

    曾国藩的这一奏疏，从“国用不足”的问题着手，而着眼于解决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他认为此时绿营兵已全不可用，“广西军兴……该省额兵二万三千，士兵一万四千，闻竞无一人足用者。粤省如此，他省可知”。解决这一问题，就象“医者之治疮疤，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由此，他又提出“训练之道”，京营之兵，皇上举行大阅；外省营伍，则“物色将才，分布天下要害之地。但使七十余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则缓急之际，隐然可恃”。实际上，曾国藩在这里已经提出了对清朝的军事进行整顿的问题。一年多以后，曾国藩在湖南改弦更张、创建湘军，其指导思想即源出于此。

然而，咸丰帝的下诏征言却不过是故作姿态，面对日益严重的局势，他仍然浑然不觉。当曾国藩奏折上呈之后，咸丰帝随即召见，虽“嘉其切中时弊”，却“谕以俟广西事定，再行办理，疏留中”③。曾国藩此折原意是为镇压正在蓬勃发展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而建言献策，不料咸丰帝却表示“俟广西事定，再行办理”。这不得不令曾国藩有所灰心，并进而认识到大清命运衰竭的症结所在。是时，他复信好友湖北人胡大任说：

自客春求言以来，在廷献纳不下百余章，其中岂乏嘉谟至计？或下所司核议，辄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或通谕直省，则奉行一文之后，已复高阁束置，……通谕之外，其究亦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而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懑！⑥

    忧愤之中，他甚至“屡欲上折”，奏请咸丰帝御驾亲征，但“终不敢率尔”⑦。

    另一方面，曾国藩还有一些朋友认为，时下不少应诏之言，多为陈词滥调、泛泛之谈，没有触及到问题的要害。湖南人罗泽南即致书曾国藩，“盛称其言之切当，而尤冀其以正本清源为务”⑧，并指出“如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⑨刘蓉亦致书曾国藩，认为“部务殷繁，大都不过偱故事、省文书”，而“世方多故，物望匪轻……当养性怡神、爱惜精力，轻重大小之间，不可不自审处也”⑩，寄望曾国藩“以慰天下贤豪之望，尽大臣报国之志”。

曾国藩早有“澄清天下之志”，任职京师十多年，对于官场的退缩琐屑、敷衍颟顸深恶痛绝，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挽回衰颓的风气，遂于四月二十六日（5月26日）向朝廷呈递出他著名的《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此即为“咸元三折”之第二折。如果说《议汰兵疏》一折是指陈国家政事的弊端，力图为之革新的话，那么此折即是将矛头直指国家政治的最高掌控者咸丰皇帝，揭陈其过失，希图其改进。这确是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的。曾国藩在致诸弟的信中，曾叙述其上陈此折之用意：

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如此时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而皇上圣德之美出于天亶自然，满朝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而好谀，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兢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

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11）。

    可知其上陈此折之本意，是在指出咸丰帝的骄矜之气；而余意则是改变官场的积习，挽回朝野的风气。

    在这一奏疏中，曾国藩首先指出：皇上美德“约有三端……亦各有其流弊”（12），即“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莅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此为其一。又，“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以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细，其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此为其二。三为：“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

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不妨。”

    简而言之，曾国藩所谓之“圣德三端”，即是敬慎、好古、广大，而若辨之不早、不细、不精，则易流生出琐碎、文饰和骄矜的弊端。为此，曾国藩胪陈此三大弊端的表现。其“琐碎”之弊是：苛责于行礼、常服等之细节，而疏于国家之大计，如广西军事，在用人、地利、军需诸大计，“不暇深求”。其“文饰”之弊在：“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谟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毋庸议’三字了之……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最后，曾国藩直指咸丰帝的“骄矜”之弊：“近来两次谕旨，皆日黜陟大权，朕自持之……不知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国家设立科道，正民视民听之所寄也。”“皇上偶举一人……必科道百僚以为当，然后为国人皆日贤。”他又说：“黜陟者，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天子与普天下人共之。宸衷无纤毫之私，可以谓之公，未可谓之明也。必国人皆日贤，乃合天下之明以为明矣。”就是说，皇上的用人，应该顾及国人的舆论、社会的是非，若不重直臣、专取谐媚，稍有锋芒者必挫其劲气，满廷皆疲荼沓泄，一旦有事，相与袖手，一筹莫展，流弊将靡所底止。此折之锋芒毕露、慷慨激昂，至此已达到顶点，表现出曾国藩对国家的耿耿忠心。

    在极端的封建专制统治下，臣民的生杀予夺操于皇帝一人之手。曾国藩上陈这一放言无忌、揭露皇帝过失的奏折，确是有着很大风险。曾国藩事后在致诸弟书中表示：“折子初上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矣。”⑦

果然，咸丰帝看到此折之后，勃然大怒。据《中兴将帅别传》作者朱孔彰说：其时，咸丰帝“摔其折于地，立召见军机大臣，欲罪之。祁公隽藻叩头称‘主圣臣直’者再。季公芝昌，公会试房师也，亦为请日‘此臣门生，朴素愚戆，惟皇上宽而宥之’。于是上意解，且优诏褒答。”（13）当为可信。但咸丰帝余怒未消，亦非“优诏褒答”。是日，代拟的谕旨呈上，词意尚属平缓，兹录于下：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礼部侍郎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豫防流弊。其言可谓直矣。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裨补者，无不立见施行；即敷陈理道、有益身心者，均留置左右，用备省览；其或窒碍难行，亦经随时明白训示，并非概付之不论不议也。曾国藩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已令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未喻深意。念其志在进言，朕亦不加驳斥。至所论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谀恶直等语，颇为切要。自惟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时存检身不及之戒。若因一二过当之言，遂不量加节取，容纳不广，是即骄矜之萌。朕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庶坐言起行，国家可收实效也。”钦此⑩。

咸丰帝看到以后，随即御笔批改，将“其言可谓直矣”一句改为“虽迂腐欠通，言尚可取”；并在其天头批日：“其言近直而已，若许以‘可谓直矣’一言，曾国藩岂能当之？”此外，咸丰帝还将“亦经随时明白训示，并非概付之不论不议也”一句，改为“亦有驳斥者，亦有明白宣谕者。朕欲求献纳之实，非沽纳谏之名，岂得以‘毋庸议’三字付之不论也”；又将“未喻深意”四字改为“拘执太甚”、“驳斥”改为“斥责”。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咸丰帝对于曾国藩《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的批谕。由此可知，这一批谕并非什么“优诏褒答”，而是将曾国藩的意见几乎全给驳了回去，并予以严厉斥责。本文认为，这就是曾国藩致怨咸丰帝之始。后来，曾国藩之所以始终得不到咸丰帝的信任，反而经常遭到咸丰帝冷嘲热讽的批评指责，其源亦在于此。当时，曾国藩在见到批谕之后，曾在给诸弟的信中写道：“以后奏折，必不致或触圣怒。”

    曾国藩满腔的报国热情被冷遇，他试图挽回天心的努力也失败了。但是他毕竟是一位有抱负的、眼光远大的政治家。他还要继续努力，以挽救清朝的危局，乃于是年十二月十八日（1852年2月7日）又向朝廷上奏《备陈民间疾苦疏》。据曾国藩在日记中的记述，他于是月初七日开始考虑撰写此疏，以向朝廷反映民间疾苦⑩。次日即开始动笔，于下半天作出“银价太贵”一段。初九日写“‘盗贼、冤狱’二段”，于初十日完成。十六日又作《平银价疏》。最后，分别于十八、十九两日呈递。

    在这篇奏疏中，曾国藩首先提出“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⑩，但是各级官吏“玩视民瘼，致圣主之德意不能达于民，而民间之疾苦不能诉于上”。为此，他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银价太昂，钱粮难纳”。石米三千，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得银三两，今日换钱二千，仅得银一两五钱。朝廷自守岁取之常，小民暗加一倍之赋。“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朴满堂，血肉狼藉。”百姓由于“银价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势”。

    二是“盗贼太众，良民难安”。现在盗贼日甚，白日劫淫，捉人勒赎。民不得已而告官，官发兵往捕，“而兵役平日皆与盗通，临时卖放，泯然无迹；或反借盗名以恐吓村愚，要索重贿，否则指为盗伙，火其居而械系之；又或责成族邻……索收押之费，索转解之费。故凡盗贼所在，不独事主焦头烂额，即最疏之戚、最远之邻，大者荡产，小者株系，比比然也。”

    三是“冤狱太多，民气难伸”。咸丰五年五月，曾国藩奉命兼署刑部侍郎。短短的几个月，他就看到了官府治狱办案的种种弊端与黑暗，故在此疏中，他以亲身经历奏述实情。他说自到刑部以来，京控、上控之案，奏结数十、咨结数百，但除二件之外，“大率皆坐原告以虚诬之罪，而被告反得脱然无事”。民人京控，“近来概交督抚审办，督抚发委首府，从无亲提之事；首府为同寅弥缝，不问事之轻重，一概磨折恫喝，必使原告认诬而后已。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人沉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

    曾国藩的这篇奏疏，一连用三个“太”字，将百姓生活的困苦、官府的腐败无能和兵役的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揭露得淋漓尽致，反映出清朝中后期中国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同时，曾国藩还提出了他的主张：“其盗贼太众、冤狱太多二条，求皇上申谕外省，严饬督抚务思所以更张之。”其“银价太昂”一条，“必须变通平价之法”，并拟出《银钱并用章程》，另行具奏。此折既上，仍然没有引起咸丰帝太多的重视，对于这一至少还涉及刑部的奏章，只是依照常例“交户部议奏”。

综上所述，曾国藩的“咸元三折”，分别对于清朝的政治、财政和军事，乃至最高统治者咸丰帝，对于其时官场的腐败、民生的疾苦、社会的动荡，作出了大胆的揭露和批评，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这是他多年来观察和研究社会的结果，也是他钻研经世致用之学的心得。“咸元三折”的提出，表明创办湘军以前的曾国藩，敢于正视现实，关心国计民生，具有真知灼见，在当时的统治集团中确是非常少见的。“咸元三折”的提出，也使曾国藩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声望，奠定了他后来成为湘军集团领袖人物、晚清“同治中兴”第一名臣的基础。刘蓉即说道：“大疏所陈，动关至计．是固有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雅量及此，庶能任天下之重者。”⑩其弟曾国荃也说：老兄“封章迭上，皆能言其大体、衡其至要，非特他人毛举细故。是以无论在朝在野，凡属知道之君子，不特耳目中素闻其名，亦且心意中推重其学。位望日高，闻誉日隆，兢业日甚，而后道德乃日进也。扩而充之，名世无难矣”（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