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我固执地偏爱着

6月3日晚，《民国名人在长沙》一书的分享会在长沙建湘路的止间书店举行，作为该书的作者，我自然要对此书作些介绍，我为什么会对长沙的地域文化这么感兴趣，我为什么这么喜欢长沙这个城市，我得说出一点道道来。

确实，我爱长沙，爱得有些没有道理，不讲逻辑，甚至可以说是固执地偏爱着。究其原因，可能还得从我的出身说起。我是一个十足的乡里人，老家是距长沙城约五十公里的东边乡里江背。我五六岁的时候，一直住在外婆家。我记得当时玩的小伙伴里，有一个邻居家的小女孩，是城里来的，我就特别喜欢和她玩。她穿什么都好看。她还把我的头发梳成辫子，我至今还记得，那是在外婆家屋后的竹山里。从那时开始，城里，或者说长沙，这两个词对我而言，就意味着神秘，我向往，我好奇。我何时能到长沙城里去看看呢？

我一直在盼望着，盼望着有一个机会能去长沙看看。这一盼便是好多年。好像是十岁的那一年，我的父亲和一个叫亮山的叔叔说要拖稻草到长沙去。我一听，机会来了，便和亮山叔叔的女儿顺英商量，说我们也要去，保证不给他们添麻烦，我们去推板车。开始没获批准，后来我们说尽了好话，总算成行。长话短说，反正那次我是跟在父亲的板车后面，从浏阳的九鸡洞，经过跃龙、江背、株桥、永安、黄花、东屯渡、五里牌……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走到长沙的。我记得那稻草是送到长沙的一个远房亲戚家，那亲戚住在长沙的黄泥街。长沙的一切都是新鲜的，黄泥街是神秘的，我兴奋莫名。我一点都不知道累。回家的时候，父亲让我躺在板车上。我的身上盖着草，草上盖着霜，霜上是梦和月光……

第二次进城，估计是1972年或是1973年了，我在江背中学读高中。我们的化学老师毕业于长沙师范，长沙来的，比我只大几岁，名叫彭明凯。他是著名的词学家彭靖的公子。我和他关系很好，经常躲在他的宿舍里抽烟。有一次，他说带我到城里去，城里就是长沙的代称。我一听，又是异常兴奋。我记得他家住在北正街。他们姊妹有七八个，最小的妹妹叫八妹子。我记得他们玩游戏，输了的要背化学元素周期表，什么一价氧钡镁，钙铔铁硫酸铜，硝酸盐酸铀，还有什么氯酸氢氧根……也许记错了，反正他们背得很顺溜，让我在一边羡慕得不得了。我第一次看电影也是彭老师带我去的，在银宫电影院。在电影开映前，我和他还偷偷地吸了几口烟。

第三次是我和一个叫汪建科的同学，骑着单车，从江背到长沙，整整一天，在大街小巷中胡乱地穿梭。我记得那天回家的时候，差不多快半夜了。

这之后呢，我读大学、参加工作，然后从零陵冷水滩调到长沙县文化馆，再调到长沙市广播电视局，再调到长沙市文联至今。我是1986年进入长沙广电的，至今，我在长沙这个城市已整整工作和生活了30年，似乎也可以称得是一个老长沙了。在此，我不得不由衷地感谢一个人，那就是我的恩师杨里昂老师。也许是机缘巧合吧，1976年，我因一篇现在看起来很可笑的天津快板发表在杨老师主编的《长沙文艺》上，从而相识。是杨老师，写着纸条，告诉我如何去住旅社，我第一次住的旅社便是建湘南路旁的湖南旅社，好大的房子里住着好多的陌生人；是杨老师给我提供机会，让我在位于望麓园的《新创作》杂志实习；是杨老师，让我第一次参加笔会，那次去的地方是望城县的黄金乡；还是杨老师帮忙，让我从冷水滩调到长沙县文化馆，再调到长沙广电，再调到长沙市文联……大恩不言谢。杨老师于我：亦师亦父亦友也。

我喜欢长沙，我固执地偏爱着长沙，与我从小就对城市文明的好奇与向往有关，与杨里昂老师对我的培养、关怀与照顾有关，更与我想在这个城市生根、开花、结果有关。我是一步一步走到这个城市来的。我是一条街一条街慢慢熟悉这个城市的。我习惯这个城市的民情风俗，我喜欢这个城市的文化氛围与生活琐碎，我觉得这个城市就是我一个放大了的家。我曾经单身着的时候写过这么几句话：大街上有我的厨房，宾馆里有我的茅房，站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天地，躺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天堂。我固执地偏爱着这个城市，自然也就想探秘她的过去。于是，有了我的《长沙沙水水无沙》，有了我和杨里昂老师合著的《消逝的长沙风景》，有了我和杨里昂、陈先枢二位老师合编的《民国文人笔下的长沙》、《民国报刊上的长沙》等等，当然，也有了现在这本我颇为满意的著作《民国名人在长沙》。

我还会继续探秘下去的，因为长沙有着太多的宝藏。为什么我的胡子有着长沙的味道，因为我对长沙充满深情。

（作者系作家、画家。《民国名人在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湖南日报》编者的话——

10岁时，家住长沙县江背镇的彭国梁，帮父亲推板车，拖了一车的稻草，一路走到了长沙黄泥街。

6月3日，彭国梁在他的新书《民国名人在长沙》读书分享会上回忆起这个场景，念叨起黄泥街：“这是老长沙飘书香的地方。我后来在长沙一辈子写书出书，而且都是和长沙历史文化有关的书，是不是也和第一次来长沙就到了黄泥街有关呢？我搞不清。我只晓得现在我的胡子里都有长沙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