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城读史札记

近二十余年来，笔者因对所学专业的爱好和从事文史工作的需要，曾对长沙城市的历史渐渐地生发许些的兴趣。每于工作之余，披览古籍，凡见有关长沙史事者，或手自笔录，或加作索引；即小有心得，亦条记于册，以期日积月累，对湘城历史得一概略之印象。2003年，曾撰写此文，载于长沙市政协《诤言》2004年第一期。由于该刊系内部刊物，仅发行市政协系统，流行不广。今逢《文史拾遗》索稿，乃重新检出，并加“云麓宫”一则，以供有关研究者参考。

麓山寺的始建时代

岳麓山的古麓山寺，是湖湘地区创建最早的佛教寺庙。其始建年代，自唐以后史籍均作“晋泰始四年”，即公元268年，当代各类著作和有关资料，俱袭此说。然而，稍加思索，晋泰始四年为曹魏司马氏自立，建立晋朝（史称西晋）的第四年。其时，我国古代的三国时期尚未完全结束，西南蜀汉虽早于公元263年灭亡，但江南的孙吴政权犹在，湖湘地区仍处于孙吴的有效统治之下。而西晋灭吴，将湖湘地区纳入西晋版图，是在其十余年之后，即西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了。因此，麓山寺之始创时代应视为三国时期。那么，晋泰始四年之说又从何而来？原来，此说源于唐李邕的《麓山寺碑》文。其文曰：“麓山寺者，晋泰始四年之所立也。”唐代于三国史，向视魏晋为正统，故多以魏晋年号以纪其事，而后人陈陈相因，未作详考，沿用至今。古人的正统观念，我们大可无须追究，但也实在不必去追袭了。因此，麓山寺的始建时代应视为三国时期，具体年代则为吴宝鼎三年，即公元268年。

云麓宫的始建时代

云麓宫是长沙岳麓山云麓峰上的道教建筑，是自古以来长沙道教的重要场所。但是其始建的时间一直模糊不清，令人无所适从。

清康熙《续岳麓志》云：云麓宫，明吉简王就藩长沙时倡建，后废。清乾隆《长沙府志》卷三十五“方外志”云：“云麓宫，在云麓峰上，即洞真虚福地，道士金守分募建。”从此，各种著述如《湖南通史》《长沙通史》《湖南省志》《长沙市志》，及其他各类史著，均从此说。其实，还是可以再作一番推敲的。

据明吴道行《云麓峰图说》，云麓宫，“即洞真虚福地也，旧有宫殿，废没已久。国朝嘉靖，太守孙复令道士李可经增树松柏、桐梓……仅茅舍一区”。隆庆间，金道士隐此，乃构宫殿五间，名曰“云麓宫”。

与吴道行同时代的晚明官员周堪赓，曾有一文《鼎建玄帝宫六元帅殿碑记》，记述了有关云麓宫之兴废。其文曰：“麓山遗迹，旧有玄宫……吉藩胙土以来，而旅祀隶焉。隆庆壬申，内辅李公安缔旧宫而新之，告成于万历甲戌之冬。”又，崇祯壬午年，有右辅忠吾张公“选材诹日，沿帝之常制，范新铁瓦”；平川王公一乐“捐镪，助襄厥美”，重修云麓宫。

吴、周二文俱说明，今云麓宫址“旧有宫殿”，系隆庆年间重修。吴文说是金道士所修，并“名曰云麓宫”。周文则说系李安重修。周说更为详细，云此旧宫名玄帝宫，而李安重修，系在隆庆壬申即隆庆六年（1572），于万历甲戌即万历二年（1574）竣工。二文都没有提到明吉王倡建之事，仅周文云“吉藩胙土以来，而旅祀隶焉”，即为明吉简王就藩长沙以来的祭祀之所。

明吉简王就藩长沙，在成化十一年（1475），其去世在嘉靖六年（1527），历成化、弘治、嘉靖三朝，在藩52年。那么，在此期间，吉简王是否“倡修”云麓宫？查明嘉靖十二年刊刻的《长沙府志》卷之六“方外纪·寺观”，并无云麓宫的记载，更没有提到吉王“倡建”一事。但在卷之六“方外纪·寺观”有“岳麓宫”条，下云：“在湘水西，遗址即洞真虚福地。”又查明崇祯《长沙府志》，亦无吉王“倡建”云麓宫的文字，但在卷七“方外志·寺观”有“云麓宫”条，其云：“岳麓峰上，即洞真虚（佛）【福】地，祀祖师，石柱、铁瓦。”可知此云麓宫即是嘉靖朝之岳麓宫，是嘉靖十二年之前尚未修复岳麓宫，并改称云麓宫。明代自明太祖朱元璋始，在全国大封藩王，但又制定《宗藩条例》，于诸藩管束甚严。据《明世宗实录》卷八十二载，嘉靖六年十一月，楚王重修静寺，疏请赐额。礼部言：“祖制各王府不许私创寺观。楚王之请不可许”。“上然其言”。据此，明吉王似不敢有违“祖制”，擅自“倡建”寺观，其云麓宫“倡建”于“明吉简王就藩长沙”之时，值得再作深究。

综上所述，云麓宫之前，“旧有宫殿”，名为“玄宫”，嘉靖时名“岳麓宫”。而岳麓宫又始自何时？近阅清陈运溶《湘城访古录》卷九所录元虞集《潭州重建寿星观记》一文，记元代重修寿星观事。文中言及宋代寿星观，“旧无田以备瓜华之奉，庆元间，自岳麓宫分余业给之”。可知宋代庆元年间（1195—1200）即已有岳麓宫，且有余业给予河东的寿星观，以作“瓜华之奉”。此岳麓宫即当为明嘉靖时之岳麓宫。

五代至宋的长沙古城门

古代的城门，是人们出入城区的门径，也是城内街衢通道的起点。因此，了解古代城门的情况，对于研究古代城市的内外交通、城内的布局等问题，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长沙古城之筑，当在战国时期。但城门设置分布的情况，唐代及其以前尚无记载。五代时期始有长沙古城门的资料。据司马光《资治通鉴》之“后汉纪”及欧阳修《新五代史·楚世家》等的记载，五代时，长沙有长乐门、清泰门、浏阳门、醴陵门、端阳门、济川门、碧湘门等七门，各门的位置不详。据后人研究，浏阳、醴陵二门当为出往浏阳、醴陵二县之门，为东门；济川门，顾名思义，为临江之西门；碧湘门或为西南方向之门。今人多沿此说，当不谬。

宋代的长沙古城门，见诸清代地方志及近代以来有关长沙研究的不多，仅有碧湘门、驿步门、南楚门（一云平楚门）、云阳门等。其中，既有沿用的前代城门，也有当朝新修新开之门，亦当有将前代之城门更名而沿用者。近读几部宋人著作，却于无意中又有新的发现。一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其卷三十一“建炎四年二月乙亥向子湮潭州抗金”条记载，是日金陷潭州，“敦武郎新杭州兵马都监王暕部民兵守朝宗门，亦死”。又卷五十五“绍兴二年六月乙卯解元率部入驻潭州” 条载，是日，解元率部入潭州城，“屯于子城之内”，而原据城之李“宏中军由恩波门以遁”。据此，长沙已有朝宗门，并又有恩波门。一为《李纲全集》，其卷二十九“诗二十五”之《教习战舰五绝》诗，跋语云李纲“得唐嗣曹王皋遗制，创造战舰数十艘”，乃于“二月十八日临清湘门按阅”。是其时又有清湘门，且位置在城西临江。

南宋初年的长沙城

北宋时期的长沙城，历经百余年的承平，当颇是壮观繁丽。然而，至南宋初年又陷入一极大灾难之中。先是建炎四年二月，金兵攻陷长沙，屠城而去。其后“群盗大起”，先后有马友、杜彦、孔彦舟等数股溃兵土匪涌入长沙，烧杀掳掠，无恶不作，致使长沙城市遭到极大破坏。其时，长沙城内“官府廨舍、仓库、营房率皆无有，城壁摧毁，楼橹一空”，几无复之为城市。时任江西安抚大使的朱胜非曾目睹此情，说他“自桂岭而来，入衡州界，有屋无人；入潭州界，有屋无壁”。可知长沙残破之甚。

绍兴二年二月，南宋朝廷命李纲为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以平定湖湘之乱。李纲于是年八月进入湖南，十月至长沙，满目颓垣废壁，一片荒凉，曾作诗数首以志其事。其诗云：

隔江望城郭，瓦砾稀人烟。十里无草木，髡尽群山巅。

又《初入潭州二首》云：

“长沙自昔号繁雄，兵火连年一扫空。”

“昔年假道过长沙，烟雨朦朦十万家

栋宇只今皆瓦砾，生灵多少委泥沙。”

为此，李纲在赴潭途中，只得在衡州小作勾留，并令人先在长沙赶紧修造“城壁、营房、仓库、廨舍”，又上奏宋廷，请“给赐度牒紫衣师号”，以筹集修造经费，从而开始了南宋长沙城市的恢复和重建。

宋代的长沙城墙

城墙为古代城市自我防卫的建筑，同时也是古城大小规模的标志。古代的长沙城究竟有多大，四至何处？仅明、清两代较为清晰，此前的一千余年则如处茫茫长夜之中。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之卷六十六“绍兴三年六月”条下，有长沙城垣史料一则，颇感重要，兹录于次：

癸丑，赐潭州度僧牒二百，为修城之用。潭州自为敌所破，城壁皆坏。李纲以为汗漫难守，请截三分之一，未及成而纲去。至是，安抚使折彦质言于朝。诏监司相度。其后诸司言：潭州城围二十二里九步，西临大江，东、南两壁并依山势，不可裁损，惟北壁地皆荒闲，欲截去城地七里半，新城围计十四里有奇。奏可。后亦不克成。

绍兴为宋高宗年号，绍兴三年为公元1133年，潭州城即今长沙市。按南宋初年，湖湘地区屡遭兵燹。建炎年间（1127—1130），乱兵窜犯，潭州迭被焚掠。绍兴元年（1131），金兵攻破潭州，州城遭受严重破坏。绍兴二年，李纲来任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州，因奏请修复城垣，但以次年离任而罢。绍兴三年，折彦质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于是旧事重提。南宋朝廷命监司相度，遂有了这个截去旧城地三分之一、重修长沙城垣的计划。监司的意见，清楚地记述了潭州城的形势与规模，即原“城围二十二里九步，西临大江，东、南两壁并依山势，不可裁损，惟北壁地皆荒闲”。因此，李纲提出“截三分之一”之请，不可能在西、东、南三面进行，惟北部开阔荒闲，可以裁截三分之一则七里半，而重修之新城围就只有“十四里有奇”了。这个“十四里有奇”，正是后来明、清时期长沙城围的长度。

然而，该史料又说，这个裁截三分之一的修城工程“后亦不克成”。事实上，该工程还是完成了。民国初年，长沙拆除城墙时，曾在兴汉门东侧今妇幼保健院处发现古代城门遗址，并出土宋代石刻“云阳门”门额一方，上有题款“景定庚申向士壁书并立”。景定系南宋理宗年号，即公元1260年。向士壁时任湖南安抚使兼潭州知州。可知潭州城截去七里半的工程，是在向士壁任上完成的，其北部城垣也就是后来明、清两代的长沙北部城垣。其云阳门位置稍西，在明代则设有新开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作者李心传之所以云“后亦不克成”，系因其已于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去世，自然不可能知道景定年间之事了。

该史料之弥足珍贵，在于他揭示了北宋长沙城的规模，其周长二十二里九步，其北部当已达今湘春路以北了。五代时期，长沙为楚国的都城。马氏父子曾大兴土木，精心营建王都，并大力经营湖南，使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北宋时，湖南较为安定，商品经济十分发达，人口也有很大增长。北宋诗人张祁“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之句，即反映了当时长沙的繁荣。北宋时期长沙城规模之大，也完全是有可能的。

明代之长沙吉王府

长沙城市史，至明代又进入一重要阶段。这不仅在于明代长沙城垣之范围已最后确定，其四至历经四百余年，至清末民初亦未变化；还在于明代之长沙城又是明朝一藩封重地，其城内有城，而藩城内宫阙重重，连甍接栋，甚为华丽。

有明一代，长沙共封有潭王、谷王、襄王、吉王四王，其中潭、谷、襄三王为时均不长，而吉王自明天顺元年（1457）始封至明亡，延续了近二百年。在藩既久，而吉府又屡在长沙城内大兴土木，及至五殿三宫、亭台楼榭、池苑园林，室屋计八百有奇，面积几为长沙城十之七八。

关于长沙吉王府的建制沿革，现存的明嘉靖、崇祯《长沙府志》和明嘉靖元年刻《湖广图经志·长沙府》，以及清《湖南通志》《长沙县志》《善化县志》均有零星记载，清末陈运溶《湘城访古录》、民国李抱一《湖南省城古迹今释录》，亦有些许记述。但迄今为止，尚缺乏科学的和全面的研究，实为憾事。近年，得阅《明实录类纂》，见有不少关于长沙吉王府之记载，深感既可补上述史籍之不足，亦可校正某些叙述之错误，弥足称贵。兹摘引一二如下，以为研究者之参考。

首先，是关于吉王府之沿革。李抱一《湖南省城古迹今释录》说，吉王府因潭王府故址改建。此后各有关著述均袭此说。然《明实录》载记颇有歧异。其“太祖实录”卷五十四“洪武三年秋七月辛卯”条载：“诏建诸王府。工部尚书张允言：诸王宫城宜各因其国择地……潭用潭州玄妙观基……上可其奏，命以明年次第营之。”又“太宗实录”卷十二载：“谷王橞请营宫殿于长沙府，上以天下初定，虑劳民费财，令择卫廨舍修理居之。”可知，潭、谷二府宫城，一建于元玄妙观旧址，一为原长沙卫府廨舍，二府并非一址。

吉王册封于天顺元年，而王府之建设始于成化初年，成于弘治年间，历经二十余年。其址，未见《明实录》记载。然“熹宗实录”卷八十二“天启七年三月丁亥” 条载：“先是，湖广巡抚李栖凤疏……查得湖广废府有九……尚有潭、谷二府坐落长沙。” 天启七年为公元1637年，而此时吉王府建成已百余年，规模大具。是吉王府非潭王府故址改建明矣。

其次是王府修造工程之浩大。其“孝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九“弘治十年九月壬戊”条下载：

盖吉府房屋造自成化初年，今仅二十余年。初议修补价银不过七八千两，王少之，奏遣内外官员一依崇府式样修盖。于是前后宫殿、两廊各门、房屋墙垣展大鼎新，计用过物料百数十万，银米亦各数万，岁征夫匠三万余。兴工四年，止成急修房屋七百余间。其余工程，漫无纪极。

如此巨大之工程，百姓无法承受，以致地方官员也怨声载道：“土木太过，役重赋繁，人心嗟怨。”

至于王府宫城的规制，明初早有定制，《明史》之“礼志”记载清楚，长沙吉王府情况亦与相符，兹不赘述。

吉王府建造之宏丽奢华，从出土文物亦可见一斑。民国年间，长沙拓修黄兴路，曾于红牌楼一带挖出不少巨大石础，这一带正是王城南面牌楼之所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又于五一广场南出土大青石板十余块。此青石板长。宽近一米，厚达三十余厘米，当为王城往南御道四的铺石。市博物馆之“长沙出土文物精品展览”曾展出一块大琉璃瓦，长约三十四厘米，宽约二十余厘米，色泽艳丽。此瓦闻出自五一广场即当年吉王府宫城所在之地层，由此可想其宫殿之高阔华丽。

作者梁小进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原载《文史拾遗》2018年第2期总1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