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长沙会战的历史意义

长沙会战，又称湘北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与侵华日军展开的三次重大战役。这三次战役，特别是第三次长沙会战，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有力地配合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作战，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在我国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于长沙会战还未能予以充分的研究。本文谨就长沙会战的过程及其重大历史意义，再作一简要和粗浅的探讨，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一

长沙会战是在我国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世界法西斯势力嚣张已极，全世界乌云笼罩、阴霾满天之时发生的。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我国广州、武汉以后，湖南地区骤然成为抗战的前线。1939年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英、法等国被突然卷入战争，无暇东顾。日本遂加强了对我国的侵略，一方面，加紧策划成立汪精卫伪政权的活动；另一方面，积极调整和加强在华军事力量，对国民党“抗战主体”之一第九战区进行打击，妄图“于9月下旬把第九战区军队消灭在赣、湘北部边境地区，挫败敌军抗战企图”，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早日“解决中国事变”。

9月中旬，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挥10万兵力，采用“分进合击”、“长驱直入”战术，分别在赣北、鄂南和湘北地区向我第九战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我军在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的指挥下，实行“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战略方针，“沉着应战，积极抵抗”，是为第一次长沙会战。

9月14日，日军第101、106师团向我赣北发起进攻，我军奋起抵抗，拉开会战序幕。22日，鄂南通城日军第33师团，向我军进犯。两路日军均系为策应其主力在湘北战场的作战，企图分由浏阳、平江会攻长沙，但都被我军坚决地阻拦于赣北、平江一带。

湘北战场为会战的主战场，而新墙河则为湘北的第一道防线。18日，日军第6、13师团向新墙河北岸发起猛烈攻击。我第52军第2、195师坚守阵地，英勇反击，战斗异常激烈。第2师胡春华营、第195师史思华营誓与阵地共存亡，阻抗日军三天三夜，直至全部牺牲。23日，日军以数十架飞机、近百门大炮配合，又施放大量毒瓦斯和烟雾弹，再次猛攻，突破我军防线。我军按既定方针，向东转移。随后，日军分头东进、南下，先后渡过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其一部于9月下旬窜抵长沙外围。至9月底，孤军深入的日军已胶着于长沙城外，既没有捕捉到我军主力，而所带粮弹用尽，其赣北、湘北形势又极为不利。10月1日，冈村宁次只得下令撤退。薛岳立即严令各部全力追击。日军狼奔豕突，我军四起追击，于10月7日将日军赶过新墙河。至此，第一次长沙会战结束。

第一次长沙会战历时24天，我军共歼灭日军近2万人，击毁日机70余架，击沉日军汽艇100多艘，取得胜利。

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袭苏联，苏德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扩大。日本为夺取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妄图“迅速解决中国事变”。9月上旬，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阿南惟畿调集12万军队，配备强大火力和大量骑兵，改用“中间突破”、“两翼迂回”战术，发动了对长沙更大规模的进攻。薛岳仍采取“诱敌深入”战术，在长沙及其周围地区部署约30万大军，计划“于汨罗江以南、捞刀河两岸反击而歼灭之”。

9月7日，日军第6师团进犯岳阳大云山，我第40军立起抵抗，揭开第二次会战的战幕。18日凌晨，日军集中第3、4、6、13、33师团主力，在新墙河北岸长达20公里的阵线展开猛烈进攻。第九战区对于日军进攻的规模估计不足，选择决战地区不当，加之指挥电讯被日军破译，因而处处被动、节节失利。22日，日军突破我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防线，于27日晚攻入长沙。在这紧要关头，薛岳镇定沉着，指挥我军从各个方面向长沙集结。国民党最高当局也适时地命令第三、五、六、七战区部队，分别向当面之敌发动猛烈攻击。9月底，长沙附近日军陷入我包围之中，遂于10月1日突围北撤。我军急起直追，予敌大量杀伤。10月8日，日军全部退过新墙河。

第二次长沙会战，我军先败后胜，又一次打退了日军的进攻。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继续扩大。同时，日军又在太平洋地区向英、美、荷殖民地发动一系列进攻。日军第十一军为牵制中国军队，摧毁第九战区战斗力，又集中12万兵力，发动了对长沙的第三次进攻。大战在即，薛岳详察敌情，并总结前二次会战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天炉战”战略，即在预定地区内，组织网形阵地，配备必要兵力，以阻击、伏击、诱击、侧击、尾击诸手段，逐次消耗敌之兵力，然后以捞刀河、浏阳河之间区域为决战地带，以优势兵力、炽烈火网，将敌包围而歼灭之。其整个作战区域为一大火炉，炉底则在决战地区，日军进入，即将其消耗熔化，故曰“天炉战”。

12月23日晨，日军第3、6、40师团及军直属各部，兵分八路，猛攻新墙河防线。我第20、58军依既设阵地英勇阻击，第三次长沙会战正式打响。次日下午，日军开始渡过新墙河。我133师于南岸第二线阵地继续抵抗，战事至为激烈。其第398团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第二营营长王超奎、第三营营长向有余率部坚守阵地，全营阵亡。27日，我军向东南转移。日军见包围我军的计划落空，继续南下进攻长沙，1942年1月1日，其先头部队第3师团进至长沙南郊。是日，日本空军还送来供占领长沙后竖立于长沙城中央的大幅太阳旗，外国记者团也已飞临长沙上空。

此时，我第10军奉命守卫长沙，仍由原军长李玉堂指挥。李玉堂受命后，积极督促部队构筑工事，激励全军将士同仇敌忾，誓死保卫长沙。他曾指着军指挥所，向部下宣告：“这就是长沙的四行仓库！”表达了“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蒋介石鉴于日寇大举进攻长沙，特地电令两广部队驰援；还从全国仅有的两个野战重炮旅中，抽出一个旅，开赴长沙，进驻岳麓山阵地。

1月1日中午，日军分三路向猴子石、金盆岭、阿弥岭我预10师第一线阵地猛攻，黄昏时突破我阵地。预10师退守黄土岭、修械所、侯家塘第二线阵地，与敌拼死作战。3日拂晓，日第6师团主力参加攻城，攻打我东门、北门。我第十军将士坚决抵抗，予敌沉重打击。岳麓山炮兵亦配合有力，发炮猛轰。至4日下午，日伤亡惨重，势已不支，只得撤退。此时我外围各大军均已分别进抵指定地点，按照薛岳下达的追击命令，分别从四面八方向溃逃之敌展开攻击。日军惊慌失措，狼狈北窜，处处遭到痛击。我军先后在长沙县磨盘洲、朗梨市、福临铺、影珠山等地，围歼残敌，取得辉煌战果。最后，残余日军还是依靠援军掩护，并施放毒气弹，才得以逃脱，于1月15日逃回新墙河北岸。次日，日军司令部亦从岳阳撤回武汉。

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军队杀敌5万余人，又一次挫败了日军的战略企图，大获全胜。

二

长沙会战战场广阔，历时二年多，是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上展开的重要战役。中国军队以落后装备，三战三捷，打败了“经济实力和军事装备远比自己强大的侵略者”，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我军官兵发扬了不畏强敌、英勇奋战、敢于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1939年至1941年，日本侵略军向我发动的三次大规模都是依仗其优良的军事装备而展开的，每次兵力多达十余万，均以海、陆、空军种配备，作立体攻势；出动飞机少则70架，多至280架，其舰艇也多至数百，甚至灭绝人性地使用毒气弹。而我第九战区部队没有空军、海军，装备低劣、武器落后，但没有丝毫的畏缩，上至战区司令长官、军长、师长，下至连长、排长、普通士兵，人人抱定必死的决心，以血肉之躯筑成了保卫长沙的钢铁长城。在新墙河前线、影珠山区、长沙城下，广大爱国将士誓与阵地共存亡，尽管弹尽粮绝，坚守不退，以致全连、全营阵亡，涌现了无数胡春华、史思华、王超奎似的英雄，谱写出激昂悲壮的爱国主义颂歌。由于有了这一精神，所以我军能以弱胜强、以少胜多。胡春华、史思华以两营之兵力阻抗日军三千多人的进攻，坚守阵地三天三夜。连长方琼，为掩护全连撤退，只身抗敌，击毙日军270多人。第10军坚守长沙，以万余兵力，击退日军近五万人连续四天的猛烈进攻。据统计，三次长沙会战，我军阵亡、受伤和失踪的将士达93944人。爱国主义的伟大精神，激励了我军将士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浴血奋战，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其次，广大人民群众同仇敌忾，大力配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湖湘人民素有爱国主义传统，抗战爆发以后，其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战斗精神极大地迸发出来，广大人民义无反顾，投身神圣的抗战事业，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会战之前，他们实行大规模的空室清野，“化路为田，运粮上山”，使日军机械化部队无法行进，运输和补给十分困难。会战中，他们积极为我军运粮弹，当向导，参军参战，协同军队英勇杀敌。第一次会战中，日军从平江撤退，嘉义乡100多农民组成自卫队，袭击敌人。第三次会战时，湘北、鄂南12县共出动国民兵团战时任务队25万人，给前线以极大支援。湘阴县一15岁少年，乘日军饥饿困乏之际，神出鬼没，击毙日军3人，生擒1人。后来，蒋介石曾总结长沙会战胜利的原因说道：“一方面由我作战将士忠勇许国，经验增多；一方面尤赖我战地人民深明大义，志切同仇，协助杀敌”；“无论男女老少，一致随军进退，并且皆听从军令，一如士兵。对于破坏交通、运输军实、侦察敌情等工作，莫不奋勇从事”；“又有若干民众，引导军队，自效前驱，冲入敌阵，拼命杀敌”。曾来长沙协助薛岳指挥作战的陈诚也为之赞叹道：“此次会战，湖南民众功劳最大。我敢说湖南一省民众力量就可以打倒日本军阀。”毛泽东曾经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长沙会战的整个过程，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广大人民群众的舍身忘家、支前杀敌，是会战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再次、我第九战区战略指导正确，指挥得力。一是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三次会战中，第九战区实行的战略战术各有不同，都是鉴于敌之装备优越、我之装备较差的客观情况，利用湘北新墙河、汨罗江、捞刀河、浏阳河四水依次排列，东南一带山岭起伏的天然形势，对敌之进攻，节节抵抗，不断消耗敌军实力，而将我之主力转移东面山地。待日军深入腹地、战线拉长、兵力消耗之际，我军从四面八方赶来，与之展开决战，予以聚歼。

二是战役展开之前，在各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如注意收集情报，把握日军动态，从而对敌之移动、集结迅速作出判断，实行战略部署。如大力修筑工事。三次会战，我军初期均处于防御地位，每次战前都做出切实布置，修筑大量工事，对于掩护我之兵力、暴露敌之进攻，起了重要作用。又如大力动员民众。会战之前，薛岳提出“犁田蓄水，化路为田，空室清野”的口号，动员湘北民众将一切道路概行破坏，一切食物全部转移，使日军寸步难行。发动县、乡政府与群众团体制定“战时公约”，派出人员到各乡镇组训国民兵战时任务队，以参加会战。

三是严明军纪，要求各级将领身先士卒，以身作则。薛岳性格刚强，治军严格，所率各部多能遵守军纪、服从指挥。第三次会战，他坐镇长沙指挥，也要求部属亲临前线，率部作战。他曾于战前通告各部：“本会战，岳有必死决心”，“如战死，即以罗副长官代行职务”；并规定各部队长官都要“亲往前线指挥”，“如战死，即以副职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各级主官如有作战不力、贻误战机者”，即按连坐法议处，“决不姑宽”。坚守长沙的第10军，各级主官都写有遗书，其预10师师长方先觉的遗书并在各报刊发表，对全军士气激励甚大。

此外，国民党最高军事当局对于第九战区战略地位的重视，为长沙会战确定的基本战略原则和所作的战略指导，以及附近各战区对第九战区的及时支援，也对会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

长沙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正面战场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这一胜利，在我国抗日战争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全国抗日战争的进程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长沙会战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华军队，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消灭我军主力、“以战迫降”的战略目标，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三次长沙会战，我军歼灭日军共计11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战马、船艇，其残部狼狈逃窜，每次都被打回新墙河以北。这是抗战爆发以来，我军第一次以武力迫使日军回到原战略态势的战役，而日军的战略目标一个也没有实现，并导致日本内阁的两次垮台。日军曾不得不承认：他们“没有给予重庆军以应有的打击，相反地，更加促进了在这块大地上掀起了全民防御的高潮”。长沙胜利的消息传开以后，全国欢声雷动，报刊纷纷发出报道、发表社论，欢呼长沙的胜利；不少地方还举行庆祝会，发来贺电，并派出慰问团前来慰问。蒋介石当即说道：“湘北打了胜仗，捷电传出，大家心理为之一变，国际上的观感也就焕然一新。”我党创办的《新华日报》曾发表由叶剑英撰写的社论《论长沙的胜利》，兴奋地指出：长沙会战的胜利，是抗战三年来第一个伟大的胜利！“给全国将士以战则必胜的兴奋，给全世界援助中国的友人以满意的答复，给一切反对侵略的人们证明中国军队英勇的作战，是可以把侵略军击退的”，予以了高度的评价。

其次，长沙三次会战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作战，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地位。长沙三次会战，都是在世界法西斯势力向人类文明与进步肆无忌惮地发起挑战、世界大战不断扩大的形势下发生的，而长沙三次会战则给了穷兵黩武的日本军阀当头一棒。特别是第三次会战，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同盟国军队一连串失败之后的第一次胜利。这一会战，牵制了日军在我华中地区的主力，支援了英国在印度支那半岛、英美两国在南太平洋群岛的作战。

其时，美国、英国、苏联等各国大报纷纷以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一消息。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中国之胜利》一文称：“长沙伟大之战绩，非仅为中国之胜利，抑且为所有同盟国家共同之胜利。”英国《泰晤士报》则云：“十二月七日以来，同盟军惟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英、美高层人士纷纷致电祝贺。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电报中说：中国军队对于侵略者之英勇抗战，引起美国人民与其它爱自由人民最崇高的赞扬。当时，美国援华物资非常少。中国人民在长沙会战中的表现，得到了盟国的尊重。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官员立即讨论对华贷款五亿美元，并于当天正式签署法案。在美国影响下，英国表示对华贷款五千英镑。1942年1月3日，经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同盟国推举蒋介石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负中国及泰国、越南地区盟军部队的总指挥任务。这一切都表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了国际的重视，与世界人民的反侵略战争成为一体，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再次，长沙三次会战的胜利，有力地保卫了湖南广大地区和我国西南大后方的安全，稳定了湖南局势，并使之成为支持全国长期抗战的重要基地。抗日战争时期，湖南在全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以后，日军继续南犯，侵占岳阳，湖南一度出现恐慌和混乱局面，以致发生长沙大火事件。长沙会战的胜利，打退了日军的进攻，使湖南的局势稳定下来。长沙《大公报》曾著文称：“湘北大捷以还，湘省地位巩固，社会秩序大定——全省工业迅速发展。”农业连年丰收。局势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支持了军事上与日军的长期相持，保证了湖南对全国抗战的贡献。抗战八年中，湖南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全国抗战以有力支援，平均每年提供兵员26万多人（居全国第二）、军粮1000万石、军布300余万匹、军棉7万担，“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

湖南地区的稳定，不仅使这一广大地区成为全国抗战的有力支撑点，而且成为西南广西、贵州、四川诸省的坚强堡垒，使日军始终不能由湖南而入侵西南、南下粤北，保证了我战时陪都重庆的安全。

长沙三次会战胜利的重大意义，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并进行认真总结、深入探讨的。

                                                         

注：

1、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2、广东省乐昌市政协编《抗日战争中的薛岳》（1995年出版）第78页。

3、萧栋梁、余应彬《湖南抗日战争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238页。

4、罗至诚《长沙抗日战役局部见闻》，载董学生主编《长沙会战》（岳麓书社2010年版）下册第703页。

5、据《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经过及我军伤亡统计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九战区历次会战经过1939年7月至1942年1月》）统计。

6 、毛泽东《论持久战》，载《毛泽东选集》（1966年版）第二卷第478页。

7、长沙三次会战歼灭日军的人数，中、日双方公布的数字各异，此据萧栋梁、余应彬《湖南抗日战争史》的统计。

8 、指1940年后阿部内阁的下台和1941年10月近卫内阁的下台。

9 、何应钦《八年抗战中之三次长沙会战》，载董学生主编《长沙会战》（岳麓书社2010年版）上册第1页。

10 、《新华日报》1939年10月7日。

作者梁小进为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原载《文史拾遗》2015年第3期总1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