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富商朱昌琳

朱昌琳，派名谘典，字雨田，又禹田、宇田，晚年自号养颐老人，清长沙县人。长沙朱氏，系明藩岷庄王朱楩后裔，数更迁徙，历经安徽南陵、湖南宝庆，于清代前期定居长沙东乡，后居省垣。朱昌琳于清道光二年二月二十四日（1822年3月17日）出生。父朱原善，字采鹄，一字玉堂，“自幼天分过人”，“年十四出应童子试，即常列前茅”，后因父亲去世、家道拮据，乃出外就馆，曾入长沙府幕，后在省城草潮门开一小碓坊以营生。

朱昌琳自幼“生而和静”，少承儒业，考取秀才后，乡试屡不第，乃以教书为业。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湘中农业丰收，谷价骤贱，至“千钱三石”，“富室困弊”，人多以谷贱不愿经营。时朱昌琳在省城富绅唐际盛家课读，乃借资购入千斛。次年，沅、湘大水，谷价骤涨，至“倍十又五”。朱昌琳乃將积谷全部抛售，大获厚利，朱家“以此起富”。

是年冬，因沅、湘饥荒，常德、澧州一带灾民流亡长沙，就食无所。朱家则出资招雇一批灾民，在城东营建屋宇，壯者“致材木，运甓石”，“老弱则计口授食，病辄施药，食不给，即尽出所储齑蔬分饲之”。时值严冬，其母胡氏又率家人缝制棉衣，“人各授一袭”。灾民“赖以仰给者甚众”，而朱氏乐善好施之名亦自此始。

朱昌琳致富以后，乃辞馆唐府，在长沙租赁一铺房，开设乾陞杂货店，“转百货居积为贾”，后又将乾陞杂货店改为朱乾陞碓坊，专营谷米生意。咸丰二年(1852年)夏、秋间，太平军进击湖南，围攻长沙。时其弟朱昌藩在南昌知府邓仁堃幕，司会计。朱昌琳乃携眷离湘避难，至湖北武昌。其父朱原善则至江西南昌，寄居昌藩处。后朱昌琳亦至南昌，与父同处。太平军撤圍北去，湖南稍转安定，朱昌琳随父回到长沙，其弟朱昌藩亦辞幕同归。咸丰四年（1854年）十月，朱昌琳在长沙县东乡纯化都棠坡（今长沙县安沙乡和平村）置地营造宅第，奉父家居，自己则以行医济世，“更历十载”。

同治三年（1864），湘军攻克太平天国都城天京（今南京）。曾国藩为解决财政困难，奏准改革两淮票盐制度，招商领票，每票繳银十两，运卖淮盐。湖南巡抚即奉旨在长沙设立督销局，以专司其事。时“湘人犹迟疑莫應”，观望不前。朱昌琳独见机先，遽购百票，并创设“乾顺泰盐号”，又在沅湘一带口岸设置专岸，专营票盐。一时淮扬至湖湘水面，盐船络绎，首尾相接，多为乾顺泰字号。不久，淮运大通，票价竟猛涨至巨万，朱氏由此获利甚丰。

同治十年（1872年），陕甘总督左宗棠为开发西北，奏准改革陕甘茶政，以票代引，招商给票，贩运茶叶，并设立“南柜”，以专司湖南茶商领运事宜。朱昌琳不失时机，出资请领官票二百余张，又大力经营茶叶。为此，他新设“朱乾陞茶庄”，在长沙太平街设朱乾陞总栈，于汉口、汉阳、陕西、甘肃、新疆塔城等处皆设分栈，运销茶叶。

清代湖南盛产茶叶，尤以安化黑茶在西北各地享有盛名。朱昌琳即在安化设立总茶庄，由安化采办茶叶，于汉口、泾阳、羊楼司、西安、兰州等地设分庄，雇佣人员不下数千，运至陕西泾阳，又取泾阳之水，制成茶砖，运销新疆、西藏、蒙古各地，盈利日增。此外，他还在长沙县麻林市、高桥、金井等地，辟有大片茶园，生产緑茶、红茶和砖茶，以硃漆木匣盛装，上盖“乾益陞”牌号，运销全国各地。

随着经营的日益扩大和需要，约在同、光年间，朱昌琳又开始涉足银钱业。他在长沙太平街开设了“乾益钱号”，发行庄票，从事汇兑业务。为此，他不惜代价，高薪聘请了熟知行情、号称“长沙通”的人员，以联系各处业务，而尤以经营枯饼、玉兰片、钱纸、刀剪、玻璃、荒货、香烛、草药等湖南土特产商为放款重点对象。湘西一带盛产木材、桐油，但商业资本周转不够灵活。朱昌琳即让其诸执事与洪江帮、常德帮多相过从，选择一些信用可靠的木商、油商，给予较长时期如3—4个月的放贷，从而获得较高利润。

在经营谷米、盐、茶和银钱业的同时，朱昌琳还广置田地房产。他曾在长沙四乡和华容、南洲厅（今南县）购置大片田地，又曾派其子往安徽南陵县购买荒田2万余亩，在长沙征集农民百户移往耕垦，共计约十余万亩。他还在长沙城乡置有大片地产和房屋，如长沙小吴门外藕芽冲一带、南门外金盆岭至新开铺一带、北门外丝茅冲至新河一带、新河长庆街全部，以及城内太平街、西长街、高井街等地的不少房屋、地产，都属朱家所有，每年的田租房租收入数额巨大。

朱昌琳为人诚笃忠厚、精明能干。其以经营谷米起家，转而经营盐、茶、钱庄，规模日张，获利巨万，从此号为巨商。五十余年的经商理财生涯中，朱昌琳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经商之道。

首先是明了大势，把握全局。朱昌琳自同治初年经营淮盐之始，即常住长沙，以总揽大计，掌握全局。曾有人问其理财之要。他回答说：“务审时，如治国”，即经商如同治国，要在审时度势。他特别注意了解国家形势和商业信息，并根据不断变化的形势，以制定经商的方针。因此，他每年派出大批人员分赴各地，与当地行商坐贾订立购销合同，“任使客舟载车运，分曹四出”，在淮扬与西北各地设立庄号，均派员坐庄经理，而自己坐镇长沙，遥授方略。

其次，“规则尤彰”，讲究信用。为经销盐、茶，朱昌琳曾创立《盐茶章程》，于用人行事均立有规程，“分数甚明”。朱昌琳经商，最为注重信誉二字。其经营安化茶叶，即曾前往产地，与茶农商定茶叶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并预付三成定金;又到各处收购名茶，加以配制，提高质量。曾有劣商假冒“乾益陞”茶牌名，制作赝品，混入市场,后为承销商发觉，前来交涉。朱家为顾全信誉，將全部赝品备价承受。

朱昌琳经营谷米，也不同于一般粮商。其谷米来源，大多并不由外购进转售，而主要来自自家田庄租谷。其时，朱家在湖南长沙、南县、华容和安徽南陵各地的田庄都设有囤粮栈房，专人经管。因而所售谷米既能保证质量，而且能够把握粮食的价格与数量，经受市场的风波。

再次是“择人设任，咸有品程”。 朱昌琳经商理财，尤善于用人。他知人善任，凡所识拔，“即百工执役亦罗致之”,曾有管事王惠泉、李弼臣，刘锡纯等，均十分能干。刘锡纯即为“朱乾陞”管理会计事宜者。朱昌琳善于从细微小事考察人，根据各人兴趣与所长，“委任而责成功”，并根据各人业绩给以报酬，即所谓“量材而畀，以事程功而酬其劳”，故人多乐于其用，亦“往往得所任”。前署广东巡抚郭嵩焘曾向他请教“知人之道”。他回答说：“试之疑以观其能，畀之事以观其守，渐积而察之以观其恒，有失焉亦寡矣。”

朱昌琳在其经商过程中，也得到了其弟朱昌藩的帮助。朱昌藩，字岳舲，自少即有理财之能。早年曾为善化富室唐氏司理帐房。后为南昌知府邓仁堃所识拔，聘请入幕，“所司会计一以委之”，昌藩“从容钩稽，纤悉曲当”。朱昌琳与弟友爱敦笃，始终如一，而在经营谷米、盐、茶之时，“凡所规画”，都要先与昌藩咨商而后行。

朱昌琳出身贫寒，早岁历经艰难，熟知社会积弊和民生疾苦。因此，他在经商致富以后，以所盈利，“既赡其家，益务利民”，对于友朋、亲族与道路穷饿者，无不伸手援助。每年春节前后，朱家都要在长沙城内发放年米，以救助无以度岁的贫民。在乡间，对孤老无靠的老人发放固定粮折一本，每年秋收时，可凭折在指定地点领取稻谷六担。其时，朱家发放此项粮折共三百余本。其义行善举，遍及城乡，有口皆碑。

作为一位巨商，朱昌琳还十分热心于地方公益事业，置义山、修道路、办义学、施棺木等，颇多善举。他曾提出田租数千石，在长沙县四乡举办保节堂、育婴局、施药局、麻痘局，于省城育婴堂等也都捐有巨款。其时，省城长沙从小吴门外分路口起，至长沙县东乡青山铺一带之古大路，均为泥土路，每逢冬、春两季，因雨水不时，泥深路滑，行人及独轮车来往极为困难。朱家有见及此，乃出资雇人，自数十里外的丁字湾购运长方形麻石，铺于大路之中，从此每遇天雨，行人称道不已。长沙城东北郊有浏阳河渡口，曰黑石渡。朱家特设置三艘渡船，雇专人司渡，以方便往来行人。即使在安徽南陵的朱家田庄，朱昌琳也要每年从田租中拿出三千石稻谷，捐给当地办教育和其他慈善事业。

同治十二年（1873年），省城奉旨修建曾国藩祠。朱昌琳为之捐款，“一意营度”。次年曾祠工成，极其园林祠宇之胜，朱昌琳又于其旁设置思贤讲舍，“延诸生俊秀弦诵其中”。后来，思贤讲舍于光绪七年（1881年）开办，先后有郭嵩焘、王闿运、王先谦主讲其中，授徒讲学，出版书籍，在湖南文化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又于光绪元年至四年为重建长沙名胜古迹贾太傅祠和定王台，分别捐资。

对于赈灾救荒，朱昌琳尤为尽心，出资捐款，动辄巨万。同治九年（1870年），湖南大饥，省城士绅相议储积备荒，人各“相顾莫敢发”， 而朱昌琳出以至诚，立即表示“可四十余万斛”。

光绪三年(1877年)，陕西、山西等省发生严重旱灾，历时数年，灾情惨重，史称“丁戊奇荒”。时陕西巡抚谭钟麟、山西巡抚曾国荃均系湘人，乃以朱昌琳为湖湘巨富，请其在湘办理捐赈。朱昌琳深明大义，慷慨捐资，为灾区运送了大批粮食。他又精心筹划，于运米赴晋、陕之时悉用布袋，得布数万匹，再做成棉衣，为灾民解决寒衣之急。此后，他即以此次赈灾出力，被地方督抚上奏叙功，由道员保加按察使衔，发江西补用。此外，湖北、安徽发生灾荒，他都极力相助，捐资“辄数十万”，又被授予头品顶戴。

朱昌琳的慷慨捐资、乐善好施，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湘中兴作，巡抚皆倚毗以举”。自同治后期至光绪年间，历任湖南巡抚如刘崑、王文韶、陈宝箴等都与之交好，对其十分尊重。即僻乡百姓，素不知有达官显宦，但一闻朱昌琳之名，即“无不额手颂其贤”。晚清名臣左宗棠对他也十分钦佩。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告假回到长沙，前来拜访者络绎不绝，“高年勋硕入谒者率循后进礼”。独朱昌琳来左公馆拜会时，左宗棠“降阶趋迎，酬对款洽逾常仪”。左宗棠还举手称颂朱昌琳“吾乡之豪杰也”，“一见审矣”。

朱昌琳经商致富以后，即在长沙城乡精心营建宅苑。早在咸丰四、五年间，朱家即在家乡棠坡建造了颇具规模的宅第园林和朱氏宗祠，内有亭、台、楼、舫，石梯回廊，假山竹林，又植有山茶、菊花、牡丹、罗汉松等，古雅典致，风景宜人，名曰“恬园”。而在此前后，朱家在长沙城西西长街还建造了公馆，内有心远楼，登楼远眺，可极湘江、岳麓之胜。

咸丰末年，朱昌琳兄弟又在长沙北郊丝茅冲营造别墅，由弟朱昌藩自行设计，建有亭台、水阁、回廊、假山等，风景雅致，为一古典园林，面积约六百余亩。园内布置紧凑，广植名贵花木，尤以牡丹、梅花，品种多样，引人入胜，名曰“余园"。别墅四周，树木参天，緑荫遍地。該处别墅，为晚清长沙之著名私家园林之一，人称“朱家花园”，后于民国初年对外开放。

朱昌琳以一介书生经商，致冨以后，尤礼名士，与郭嵩焘、郭崑焘、王闿运、邓辅纶、吴敏树、杨恩寿等交好。同、光年间，他经常邀约诸友前来心远楼或“余园”，或至棠坡“恬园”，置酒高会，观景赏花，吟诗作赋，为一时之盛。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冬，陈宝箴任湖南巡抚。其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战败，清朝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陈宝箴到任以后，面临的形势也十分严重。时湖南发生旱灾，赤地千里，大批灾民涌入长沙，无所得食，沈藉道路；加之甲午战后，大批湘军士兵遣散回籍，“日与饥民并道而驰，就食都会”，一时米价腾贵，势甚岌岌。陈宝箴痛国势阽危，乃邀集有志之士，举办赈济，开辟利源，又大兴新政，办学堂，开矿山，设报馆，掀起了救亡图存的热潮。各项新政设施，“烦费滋多”，而“库帑空竭”，陈宝箴乃“首延阁学为助”。其时，朱昌琳年已七十有四，早已“谢绝世事”。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正月初一日，陈宝箴特地登门造访，“以所患苦者语之”，请朱昌琳出而“以维钱法、荒政之穷”。朱昌琳“始闻而愕然，已而瞿然，久之乃慨然请从事”，从此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与社会信誉，积极支持并参与湖南的维新变法运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是集资平粜，赈济灾民。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朱昌琳“毅然身任其难”，与省城诸绅集资二十万两，并令其子朱恩绂放弃参加会试的机会，赴江、皖间采买谷米，转运长沙，救济灾民。而自己按照陈宝箴之谕，于省城设立平粜所五处，就粜者“常数千人”，于是“群情大定”。自是年冬至次年六月，各处所粜米约七八万石，而每石米价格较市价少三四百文。

二是开设钱局，铸造银钱。朱昌琳早在经营盐茶时，就曾发行庄票，流行市面，颇有信誉。而其时清朝“圜法久敝，制钱耗竭”，钱商因之操纵，“小民重困”。 陈宝箴乃设矿务局，“又设官钱局、铸钱局、铸银元局，以朱公昌琳领之”，而任朱昌琳长子朱访彝为湖南矿务总局会办。朱昌琳担任阜南官钱局总办以后,以其侄朱卓钦负责营业事务，鼓铸制钱、银元，发行官票，其时发行了一两、十两、一百两的市票和千两、万两的巨额庄票，并铸造了刻有“朱乾陞号省平足纹一两”的圆形银饼，流行市面。

在朱昌琳主持下，经历数年，湖南官钱局共发行制钱票10万余串、银两票七八万两。由于朱家资产雄厚、信誉良好，官票得以流行，混乱一时的金融市场很快稳定下来，“钱价较他处皆多减轻，民咸便之”。而朱昌琳通过举办阜南官钱局，又进一步涉足金融业，从而又在金融业获得了极大的信誉。光绪三十年（1904年），湖南官钱局发生纸币挤兑风潮，湖南巡抚曾借其市票加盖图记，代作现金兑付，才稳定了市场。

在此期间，朱昌琳父子三人，不受薪水，“约己从公”。但有敌视新政者竟向其投寄匿名书信，“痛肆狂诋”；又捏造朱氏父子“劣迹多条，以官封及信局图记，寄致在京、在外各官宦”，以攻击陈宝箴。为此，陈宝箴特上奏清廷，痛予驳斥。而朱昌琳坦然表示“既已感奋于前，当不至顾虑于后”，不为所动。

三是开浚新河，“且兴商利”。长沙城北，湘江水流湍急，不利泊船。湘春门外原有碧浪湖，一名北湖，商民曾议开北湖纳浏阳河，以避湘涛之险。康熙、乾隆年间，巡抚赵申乔、陈宏谋曾拟开浚新河，但苦于资金缺乏而未成。光绪十年（1884年）前后，省城士绅又兴此议，朱昌琳极力参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陈宝箴的主持下，新河工程开始动工，朱昌琳先后捐银13万两，招民导浏阳河水入北湖再与湘江接通，称新河，历10年竣工。两江汇合处，水面深广，利于商船停舶，同时使湘江东岸与浏阳河北岸之间一片沙滩变为良田，并形成一新的街市。新河开通后，经湖南巡抚保奏，朱昌琳被清廷授予三品京堂候补。宣统二年(1910)三月，湖南因上年歉收发生饥荒，大批饥民涌入省城，“人情汹汹”。朱昌琳“闻难，即时入城开喻，毅然以振粜自任……倡捐万金，手定章程，设立平粜所，分布城乡，筹谷三万余石，保全甚众。事后又“为思患预防之计，捐办积谷，建筑义仓”。在家乡创办时中学堂、时中医学，以发展家乡的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是年冬，湖南巡抚杨文鼎会同湖广总督瑞澂奏请予以恩赏，于次年正月初六日授予内阁学士衔。从此，人们又尊称他为“阁学公”。

在湖南维新变法期间，湖南维新人士还创办了一些近代新式企业。朱昌琳亦积极参加，曾购买昭信股票，投资湘裕炼锑厂、和丰火柴公司等，开始了向近代实业家的转变。

朱昌琳一生以儒家理念经商理财，历五十年而成巨富，同样亦以儒家思想治家教子。鉴于其时“大家风气”日渐奢靡，“以致家道日衰，而不知所终”，他以其家口授相传之家法，手订“家章”，以训诫子孙后代。其于婚丧节庆之用度、居家往来之馈赠、僮仆奴婢之管束等，都有严格的规定，而于“不讲礼法”、“懈怠奢侈”、“摴蒲六博”和吸食洋烟等，则严为禁止，而且告诫后人要勤俭持家、乐善好施。在朱昌琳的严格要求下，朱家子孙多能恪守家训，攻读成才。郭嵩焘曾在谈及长沙省城诸大家子弟时，即赞叹道：惟朱禹田“子弟，循循礼法，读书能文，辉光日新，最足欣慕”。

朱昌琳夫人胡氏，继室陈氏，俱有德行，生有子女七人。长子幼殇。次子访彝，字鄂生，廪贡生，曾为耒阳县学训导，捐福建补用道。三子访纶，字乔生，廪贡生，曾任刑部山西司行走、广东道员、安徽皖南镇总兵。四子访德，字菊生、鞠尊，副贡生，光绪十四年（1888年）举人，曾任江南盐巡道、署江宁布政使。五子访羲，字枚勋，附贡生，曾任法部主事。    

1912年11月27日，朱昌琳病卒于家，终年91岁，安葬于长沙县纯化都五甲（今长沙县安沙镇）杜家塘。

注释：

1 《棠坡朱氏家谱》(民国十三年刊)卷十：朱昌琳撰《祭赠公玉堂府君文》。

2《棠坡朱氏家谱》(民国十三年刊)卷六：熊少牧撰《赠光禄公玉堂府君墓志铭》。

3《棠坡朱氏家谱》(民国十三年刊)卷六：王闿运撰朱昌琳墓表。

4《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出版）卷十五《朱禹田六十寿序》。

5《棠坡朱氏家谱》(民国十三年刊)卷六：《阁学公雨田府君家传》。

6《湖南省志.人物志》（湖南出版社1992年出版）上册，《朱昌琳传》。

7《长沙文史资料》增刊：黄曾甫《春泥馆随笔》卷二。

8 台湾《湖南文献》总第六十七期：朱镕坚《八十述怀并泛论棠坡朱氏》。

9《长沙文史》第二十一辑：朱运鸿《朱禹田史料拾零》。

10 台湾《湖南文献》总第六十七期：朱镕坚《八十述怀并泛论棠坡朱氏》。

11《棠坡朱氏家谱》(民国十三年刊)卷六：《阁学公雨田府君家传》。

12 台湾《湖南文献》总第六十七期：朱镕坚《八十述怀并泛论棠坡朱氏》。

13台湾《湖南文献》总第六十七期：朱镕坚《八十述怀并泛论棠坡朱氏》

14《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四册“光绪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15《棠坡朱氏家谱》(民国十三年刊)卷十：郭嵩焘撰《阁学雨田公五十寿序》。

16《棠坡朱氏家谱》(民国十三年刊)卷六：《资政公岳舲府君家传》。

17台湾《湖南文献》总第六十七期：朱镕坚《八十述怀并泛论棠坡朱氏》。

18《邵阳文史》专辑：陈新宪《九十年沧桑》。

19《棠坡朱氏家谱》(民国十三年刊)卷十：郭嵩焘撰《阁学雨田公五十寿序》。

20《棠坡朱氏家谱》(民国十三年刊)卷六：王闿运撰“阁学雨田公墓表”。

21《郭嵩焘诗文集》（岳麓书社1984年出版）卷十五《朱禹田六十寿序》。

22《棠坡朱氏家谱》(民国十三年刊)卷十：陈宝箴《陈太夫人六十寿序》。

23台湾《湖南文献》总第六十七期：朱镕坚《八十述怀并泛论棠坡朱氏》。

24《棠坡朱氏家谱》(民国十三年刊)卷十：陈宝箴《陈太夫人六十寿序》。

25陈三立《散原精舍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卷十六《朱鄂生真斋诗存序》。

26《陈宝箴集》（中书书局2003年出版）上册：《陈明捏造朱昌琳父子劣迹片》（稿）。

27《棠坡朱氏家谱》(民国十三年刊)卷十：陈宝箴《陈太夫人六十寿序》。

28李崧峻著《长沙芋园翰墨珍闻》（作家出版社2009年出版）：《朱昌琳复李辅燿函》。

29陈三立《散原精舍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卷五：《湖南巡抚先府君行状》。

30《陈宝箴集》（中书书局2003年出版）上册：《陈明捏造朱昌琳父子劣迹片》（稿）。

31《陈宝箴集》（中书书局2003年出版）上册：《陈明捏造朱昌琳父子劣迹片》（稿）。

32《湖南省志·人物志》（湖南出版社1992年出版）上册，《朱昌琳传》。

33《奏为候补三品京堂朱昌琳急公好义请优叙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03—7475—001。

34《奏为候补三品京堂朱昌琳急公好义请优叙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03—7475—001。

35《奏为代奏候补京堂朱昌琳奉旨赏给内阁学士衔名谢恩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03—7451—114。

36《棠坡朱氏家谱》(民国十三年刊)卷九“训诫”。

37《郭嵩焘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四册“光绪八年九月初一日”。

38《棠坡朱氏家谱》(民国十三年刊)卷四“世系谱二”。

（作者梁小进系长沙大学文化研究所教授）

原载：《文史拾遗》2013年第1期总9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