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墓

郑家溉墓

郑家溉墓位于开慧镇上华山村（原属白沙乡）塘冲里。墓冢呈圆顶形，墓顶有半圆石球，墓围前低后高，墓后正中竖青石墓碑，刻“清翰林郑公家溉大人之墓”及夫人合墓字样。墓前有八字型墓道和石砌香炉。

郑家溉(1873—1944)，今开慧镇上华山村塘冲里人，字从耘，号筠园，清翰林，生于官宦、私塾世家。曾祖父郑敦谨为晚清刑部尚书，有“郑青天”之称。父郑业楷，是位老秀才。郑家溉少时家贫，常将笋壳叶捶膜、留筋、扎成笔，用破瓦盆调黄泥水代墨砚，石板当纸，临帖习字。

在封建科举应试中，郑家溉亦坎坷而不气馁。14岁开始，一连15次不第，直到29岁才中秀才、举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取进士，点翰林，授翰林院编修，定居北京。

辛亥革命后，郑家溉不满军阀割踞、政府腐败，辞官不做，以卖字为生。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后，他愤慨之极，痛斥袁世凯为“卖国贼”“翻复小人”。为避袁世凯纠缠，他避居天津，然后返回长沙。1916年，袁世凯在绝望中死去，郑家溉返回北京。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成立伪满洲国，礼聘清朝旧臣，郑家溉的座师陈宝琛及其他宿交，咸相敦劝。郑家溉不为所动。1934年郑家溉居北京时，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劝其出任“尚书府大臣”。郑家溉厉声吼道：“苏堪（郑孝胥字）昏溃，清室岂可复兴?日本岂可与之为友?这等卖国勾当，何为污我。”高风亮节，毅然携眷南返。

嗣后郑家溉居长沙织机街白果园，名公馆为筠园。郑家溉返乡归隐后，除与余嘉锡、高阁仙、杨树达、王啸苏等学者交往甚密外，与一切朝野显贵不相往来，而平日与乡民相处融洽。有时到长沙城内卖文鬻字并乐于应书法爱好者之请，为写各种书体的联幅。当时，郑书对联及大字招牌，在省会长沙及各处名胜到处可见。

郑家溉笃信佛教，曾与湖南的一些耆老，在长沙天心阁下鲇鱼山设“居士林”，诵经拜佛，一度担任居士林林长。他曾在长沙坡子街师古斋纸庄运腕挥毫，书写条幅、中堂，而在落款后盖“癸卯翰林”的印章。

随着日军逼近湖南境内，郑家溉更忧心忡忡，恨自己年岁已高，不能亲上战场杀敌。他与友人聚会时，谈论最多的是时局问题。当友人问他：“万一湖南沦为敌手，郑公将何以自处？”他慷慨激昂地回答：“有吾宗先例在，我做不到郑成功，也要做郑所南(郑所南系南宋诗人，宋亡后，隐居苏州，匾其室日“本穴世界”，意为坐卧必南向，以示不忘宋室)；万一落入敌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其奄奄而毙，不如烈烈而亡” 。

1944年6月18日，长沙失守，百姓纷纷逃难。郑家溉携一女、一孙避难湘乡，寄居在七宝峰下胡玉麟家。21日，湘乡沦陷，他来不及避开。日寇得知后，于8月27日闯进胡家，强迫郑家溉出任维持会长。郑斩钉截铁地说：“我是中国人，宁死也不能为侵略者卖力。”日军用刺刀对准他的胸膛，气势汹汹地说：“不同意，就只有死。”当即将他押往新桥附近的日军司令部。当走到檀树塘边时，郑见满塘清水，再也不走了。日军将其押到塘边一间瓦屋，由两个汉奸看守，一伙到附近百姓家抢掠去了。郑家溉见机，一个箭步处冲出门外，纵身跳入塘中。日寇闻讯赶来，朝塘中扫射一阵走了。第三天，遗体浮出水面，被当地看水的两个农民打捞上来，掩埋在对面小山上。后安葬故里。

老先生惨遭杀害的噩耗传出，激起中华民族团结抗战必胜的信心。爱国人士纷纷发表文章，赞颂老先生爱国情操与崇高人格，对老先生深表痛悼、怀念之情。

中共《新华日报》撰文颂扬其爱国精神。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在延安《解放日报》上撰文：“长沙老翰林郑家溉，拒绝任维持会长职务而遭杀害，以死成全了自己的民族气节”、“这就是四万人民被屠杀而愤怒中的新产物”。

国民政府颁发褒奖令，派程潜将军在重庆举行公祭。

新中国成立后，李维汉代表中央统战部写信慰问其家属：“天安门前为之树碑纪念的无数永垂不朽的先烈中有家溉老先生在内。”

2009年，在对湖南烈士公园纪念塔陈列室重新布展时，增添了郑家溉的肖像和生平事迹，供人瞻仰。

黄冕墓

黄冕墓位于长沙县福临镇孙家桥，墓地今已残败不堪，荆棘丛生，墓冢前方蹋了一小半，露出大洞，明显被盗过。所幸墓碑、墓围尚完整。墓冢呈圆顶形，三合土所筑，墓围前低后高，墓围正中竖石碑三通，中碑高于两侧碑。

黄冕（1795—1870），字服周，号南坡，长沙县白沙乡梁家塅人。《清史稿·黄冕传》载“冕仕宦初为陶澍、林则徐所知，晚在籍为骆秉章所倚任。时称其干济，被谤亦甚云。”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林则徐、左宗棠、曾国藩，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而黄冕，则因先后与这三人有不解之缘，书写出他独特的人生传奇。

1974年以前，长沙县福临镇孙家桥村菜水塘组饗堂湾有一“汀龙黄氏”祠堂，为光绪年间汀龙黄氏第17世黄冕所建，其大门两侧悬挂有门匾，是林则徐亲笔所提：

西塞论心亲旧雨；

东山转眼起停云。

对联两侧写满一些小字，大意是：南坡仁弟奉圣旨赐还，吾赶至昌都送别等语。“文革”来临之际，此匾由宗亲曾蒲送交湖南省博物馆保存，祠堂则被拆除。

林则徐与黄冕都因鸦片战争“遣戍伊犁”。道光二十五年（1845）十月，道光皇帝同意释放林则徐回归内地。这时，比林则徐获赦更早的黄冕（1845年春获赦），早已从新疆到凉州，林则徐即留黄冕负责督造军器，“委旧属黄冕仿照洋式，制造炸弹和陆路炮车。”黄冕《林文忠公逸事》记述，林则徐与黄冕“昼夜研求，凡古今兵志所载诸式及西洋所制，无不精心研讨”。林则徐在新疆勘恳中，见“卡井水从土中穿穴而行，诚不可思议之事。”引起了注意。认为“其法颇巧”，值得推广。林则徐代理陕甘总督时，敦促黄冕尽快多凿坎儿井。

黄冕退居长沙时，与左宗棠最称莫逆。道光二十九年（1849），“左宗棠来到长沙，在朱文公祠开馆授徒，女婿陶桄跟随来到长沙，仍然随他学习。入学者还有益阳人周开锡，以及黄冕的儿子黄瑜、黄上达、黄济兄弟等人。”（《新编左宗棠年谱》）朱文公祠位于原贡院东街（今中山东路），为纪念朱熹而建，后来黄冕看重左宗棠之学问，延为西席，左宗棠即在黄冕故居“宛园”私宅授课，作家庭教师。

左宗棠在长沙得到了林则徐去世的消息，深感悲痛，写道：“十一月二十一日夜午，在黄南坡长沙寓馆，忽闻宫保尚书捐馆之耗，且骇且痛，相对失声。忆去年此日，谒公湘水舟次。”

黄冕寓馆宛园位于今长沙市苏家巷，与黄冕同期的大书法家何绍基作有《晨过宛园五首》，录二首如下。

猿叟晨兴气似孩，扶筇步向宛园来。

街头不见人挑菜，知是浏阳门未开。

庭院深沉静不哗，敲门惊起露栖鸦。

敢嫌熟客成生客，吠犬狰狞政可嘉。

咸丰二年（1852），太平天国围攻长沙，黄冕积极为防堵太平军献计出力。湘抚张亮基采纳左宗棠建议，向城内殷实富户借银充饷，黄冕不但借出四万两银子，并“建守御策”，太平军解围后，黄以守城、助饷诸功，起复原官。

咸丰三年（1853），曾国藩创办湘军，军械军饷极缺。黄冕主持在长沙府城隍庙（今市立一医院一带）内设火药局为湘军铸火炮，造火药。黄冕设计制造的“劈山炮”，经试射，无论射程和杀伤力，都超过旧时诸炮。该火药局每年可产生铁、熟铁炮达百尊，还可大量制造火药和铅弹。

黄冕还精于理财，他先设厘局于常德，接着于省城设立厘金局。又设立盐茶局，“兴茶盐之利”，军饷取给焉。后更开东征局，“专饷曾国藩一军”。黄冕死后，曾国藩曾挽黄冕联曰：

伟人事业无恒蹊，任侠而作循良，榷算而平祸乱；

晚岁林泉有至乐，真率以娱耆旧，经纶以付儿孙。

余肇康墓

余肇康墓位于长沙县青山铺镇天华村咸嘉冲组洋泥坟山腰处，系余肇康及其夫人左氏合葬墓。该墓建造于1930年，占地90平方米。墓葬坐北朝南，分别由墓冢、墓围、墓碑、墓栏、前坪、香炉、拜台、望柱等9部分组成。其中，墓冢、墓围、墓栏等主体部分为钢混结构，所用水泥系从德国进口的水泥。这是长沙地区目前发现的最早使用钢筋水泥材质的近代高级官员墓。墓葬前坪为三合土铺地。墓碑为汉白玉材质，共三通。主碑阴刻竖书楷体“清授荣禄大夫（封一品夫人）余公尧衢府君（母左太夫人）墓”，左侧次碑阴刻竖书楷体“辰山戌向壬申冬十一月同穴合葬”，右侧次碑阴刻竖书楷体“男襄（善）传孙泽（浦、淞、澥）敬刊”字样。整座墓葬造型古朴，庄重肃穆，在青山绿树的掩映下使人增添怀古追思之情。

余肇康（1854—1930），字尧衢，号敏斋，晚年号倦痴老人，长沙县青山铺人。清光绪十二年（1886）中进士，后任工部主事。清光绪十五年（1889）筹办光绪大婚典礼后以知府分发湖北补用，充两湖书院提调。因任事廉干有声，擢补武昌、汉阳知府。任上他积极推行禁酷刑、察州狱、蠲苛税等惠民措施；主持修筑荆州万城堤、永丰夹江索道；注重农田水利和民生事业；关注文化教育，主持修建凤山书院斋舍，改鹿门书院为学堂，创办荆州中、小、蒙养、方言、工艺诸学堂十余所。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擢升山东按察使，次年夏改任江西按察使。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余肇康携带家眷赴京就任法部总参议，甫抵京，即因姻亲、清政府军机大臣瞿鸿禨被罢官开缺而受牵连，再度被免职，旋即与瞿鸿禨及家人一起回到长沙。此时正值粤汉铁路路权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回湘后的余肇康受聘任职于湖南粤汉铁路总公司，先后担任公司坐办、总理之职，主持粤汉铁路长株段修筑建之事。1911年1月，粤汉铁路长株段建成通车，开湖南铁路修筑之先河，对湖南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余肇康与湖南巡抚岑春蓂及其他在籍官绅瞿鸿禨、王闿运、王先谦、谭延闿等交往密切，其日记手稿为研究近代社会政治状况及湖南铁路修筑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真迹今藏湖南省博物馆，共70余本，约400万字。主要记录了清同治十一年（1872）至民国十九年（1930）之间，余肇康所经历的见闻思考。内容涉及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风俗民情等多个方面，对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辛亥革命爆发后，余肇康迁居上海，1930年夏病逝，按其遗愿，归葬故里。

2014年，余肇康墓公布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

陈龙骧墓

陈龙骧墓在安沙镇黄桥村牛头山顶，修建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坐东朝西，由墓冢和墓碑组成，占地20平方米。土筑圆形墓冢后，立高3.65米、宽1.16米、厚0.78米墓碑，书“陈龙骧烈士墓碑，1899—1930”。碑下方刻烈士遗诗：

丹青难驻四时颜，莫惜韶光去不返。

抱志未酬三十载，愿留肝胆照人间。

碑反面刻烈士生平简介。陈龙骧（1899—1930），安沙镇鼎功桥人，1916年考入湖南省电灯局当机务员，曾任机务班长。1918年到长沙县第一女子高小开始了为期七年的教书生涯。

1925年，陈龙骧发起组织“培根学社”，组织社员阅读进步书刊，学习革命理论，研讨救国救民之道，创办“培根学校”，免费招收贫苦农民子女入学。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

1926年2月，赴广州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结业后，经毛泽东挑选，与黄克诚、曾三等50名湘籍学员到北伐军工作，任第七军政治部书记。12月，在国民党长沙市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市党部执行委员，宣传部部长。

马日事变后，陈龙骧先后打入湖北南沔县（今仙桃）禁烟局、安徽泾县公安局，当局长。被叛徒出卖而被捕，押至长沙，受尽各种酷刑。背部被烙得皮肉脱落，两个拇指被吊断，双腿也被踩断。而他宁死不屈，坚守党的秘密。在公审大会上，他强忍刑伤，大声疾呼：“打倒蒋介石。”表现出无畏的英雄气概。

1930年3月21日，陈龙骧被枪杀于浏阳门外识字岭。就义前，给妻、儿写遗书，书、于照片背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烈士生前亲密战友、时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三同志题“浩气长存”墓碑，对陈龙骧烈士作出高度评价。

陈龙骧烈士墓今列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

朱玉棠墓

朱玉棠墓位于安沙镇和平村棠坡，坐北朝南，呈半环形布局，占地约50平方米，由墓冢、墓围、墓碑、香炉、石凳、拜坪等组成。墓冢、墓围由三合土砌筑，墓围正后方嵌立麻石碑三通，中碑竖刻“皇清诰授光禄大夫显祖朱公玉棠大人之墓”，右侧耳碑记载生卒年月，左侧耳碑载立碑人，碑帽为屋脊形，是座极具长沙地方特色的墓葬。

圆顶形墓冢上曾出现裂痕，地方盛传“祖坟开裂是个好兆头”。2005年和平村村民自发重修朱氏祖墓，墓下用花岗石新砌两层24级阶级，并建墓道石栏和双层墓围石栏，两侧栏板上饰有龙凤等各种浮雕。

朱玉棠（1783—1864），诰授光禄大夫，长沙县安沙人。墓立壬山丙向兼子午吉度分金，为典型的一墓两向葬法。朱玉棠育有二子，长子朱昌琳，次子为朱岳舲（即朱镕基曾祖父）。

朱昌琳（1822—1912），字雨田，清末湖南巨商，晚年致力于地方公益事业，甚得时誉。宣统二年（1910），经湖南巡抚奏保，诏授内阁学士。

朱岳舲之子朱访绪，号荷生，即朱镕基祖父，光绪二十年举人，曾任河南补用道。朱访绪育6子，幼子朱宽澍，号希圣，有遗腹子朱镕基，1928年出生后，由伯父朱宽浚取名“长庚”，含长命、有文，双重寄托，字派名“镕基”，即据600多年前先祖朱元璋给十八子、岷王朱楩后裔所定的“徽音膺彦誉、定干企禋雍、崇理原谘访、宽镕喜贲从”派序而取的字辈名。

长沙朱氏后辈大都散住民间，以行医、教书为主。直到第十三代朱玉棠始，才家势再起，成为名门望族。

朱玉棠墓古朴庄重，造型别致，对研究墓主生平及其家族流徙变迁，以及清末民初长沙地区丧葬习俗有重要的的历史和艺术价值。2014年公布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

戴凤翔墓

戴凤翔墓位于北山镇新云村野鸡塘屋后山顶，南北朝向，长、宽约3米，水泥红砖构结，墓碑书“戴公钟奇大人之墓”，前有高0.2米、宽0.5米、长0.6米青石板凹刻卧体墓志铭，墓后立高1.5米、宽1.7米青石板凹刻碑文。墓地占地约15平方米。左边约10米处为墓主人妻墓，墓体结构与墓主人近似。

戴凤翔（1881—1962），字钟奇，号澄怀，汉族，长沙县北山人，国民党早期高级将领，军事教育家。他少怀大志，能文善武，目睹清廷之愚昧腐败，立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19岁投军南京两江总督府，任勤务兵兼督府子弟陪读，1902年考入江南将弁学堂，开始接触西方军事指挥理论。1904年毕业充新军第9镇马标任排长，时晚清政府为培养现代军事指挥人才，鼓励在职军官进新式军校继续学习。经湖南同乡两江总督魏光焘举荐，同年入江南骑兵学校，1906毕业回9镇马标任队官（连长），受该镇三十三标统带 赵声（黄花岗起义总指挥）影响加入同盟会，在新军中积极宣传革命思想，秘密开展武装反清活动。1908年，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科（保定军校、陆军大学前身），与李济深、齐燮元同期。

戴凤翔将军先后就学中国近代著名的3座新式军官学校，军事理论全面丰富，在新军中具有广泛人脉。辛亥革命爆发后，迅速潜回湖南老家，联络在新军中任职的同学，于1911年10月22日参加长沙起义。长沙光复后，配合湖南军政府组织湘军援鄂，并亲临前线督战。湘军班师，经黄兴举荐任湖南军务部长、湖南陆军小学校长，1912年授陆军少将衔。1924年，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受该校教练部主任、保定同学李济深邀请，赴广州参与黄埔军校建校工作。后退出军界，赴日本考察军事教育，潜心军事学术研究，期间多次上书国民政府，积极应对日本随时可能发动的侵略。日军侵华期间拒伪职，重回陆军大学授课（1938年陆大迁长沙），鼓励学生殊死抵抗。抗战胜利后，任“辛亥革命湖南同志会”会长虚职，著有《兵要地理》、《骑兵要术》、《九一八以来之中日关系》等。

2014年，戴凤翔墓公布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

编著：陈先枢  沈绍尧

来源：长沙县历史文化丛书《山水卷（下）名胜古迹》201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