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历史源流：悠远璀璨的文脉

三、长沙古城的文明曙光

城市作为人类生活聚落形态，是伴随着文明的演进而发展的。中国和古罗马、古希腊一样，在氏族部落社会末期就开始产生了城市。

据考古发掘资料，从夏代开始，中国就有城市，迄今已有4000多年。《史记·世本》中有“鲧作城廓”和“禹都阳城”之说，鲧即夏禹的父亲；阳城是夏的都城。城、廓各有用途，所谓“筑城以卫君，造廓以守民”，而且“君子居于城，小人狎于野”。夏商早期城市，城廓相联，城居高而不居中，既便于保卫统治者，又便于统治者逃脱。可见，中国早期城市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是统治者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的堡垒，这与西方的“城”一开始就与“市”相连是截然不同的。

据历史学家何光岳先生考证，长沙建城约在公元前800年左右。当时楚国势力范围已达湖南。公元前690年，楚武王灭罗国，迁罗国遗民由宜城于丹阳。楚文王时又将罗国遗民由丹阳迁到长沙北面75公里之处。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掘在此处发现罗子国城基遗址。这说明在罗遗民迁徙之前，长沙已有坚固的城池，才迫使素有勾结南蛮造反先例的罗人就范。在战国时期长达100多年的楚越对峙中，长沙是楚国南界对越最主要的军事防御基地，从长沙春秋战国楚墓中出土的大量兵器可得到印证。早期长沙城出于军事目的而建是显而易见的。

古代长沙城除具有中国城市的共性外，还有如下特点，这是长沙之所以为长沙的灵性所在。

第一，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使长沙成为世界上城名和城址历数千年而不变的少数几个城市之一。

“长沙”之名早于长沙的建城时间，大约已有3200年的历史，《逸周书》中所载“长沙鳖”乃是其时上献周王的贡品。说明长沙之地先有居民的聚落，然后才在聚落群基础上慢慢形成城、筑成堡。楚人“立国不居中”，建城充分考虑到城的实际效用，往往建在大山之下，广川之滨，易于解决水源问题。

长沙古城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从春秋晚期开始，长沙逐渐成为楚国南方的重镇。以今五一广场为中心的长沙古城周围曾经发掘楚墓4000多座，出土帛书、帛画、毛笔、铜镜、兵器、漆器等大批精美文物，高度发达的楚文化是古代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考证，战国时长沙城范围东西长700余米，南北宽约600米，东起黄兴路和蔡锷路（今名，下同）之间，南到坡子街一带，西临下河街，北抵五一路与中山路之间。 西汉开国，长沙王吴芮在楚城的基础上筑临湘故城。临湘故城的具体位置，东起东牌楼、南阳街，西临太平街、西长街，南达解放西路，北止中山西路、又一村一带，也就是今五一广场及周围地区。

西汉时期，长沙成为诸侯王国长沙国的都城，马王堆墓和河西王室墓的发掘，发现了“黄肠题凑”的皇族葬制和大批简帛文献，证明了这一时期长沙城地位已有了质的提升。汉末三国鼎立，长沙为吴蜀争夺之地，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孙吴简牍就是吴国曾经治理长沙的物证。

长沙楚城，亦即汉初长沙王吴芮所筑“临湘故城”，虽“弹丸之地”，但地理位置独特，紧靠湘江，西临岳麓，东有平谷，水系发达，舟楫便利，南北有扩展余地。加之物产丰饶，气候宜人，故以“临湘故市”为中心，城市向四周扩展，到清前中期已“城池崇屹，甲于他郡”。2000余年间，长沙历经无数次兵燹之灾，但每历一次祸难，都能迅速在原地恢复其在湖湘地域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位。先是津渡城邑的扩建，后为坐镇一方的王都，再就是唐五代马楚时再毁再建，每重建一次，城池又有不同的发展和变革，又为进一步发展打下新的发基础。

宋代，西濒湘江的长沙城已南扩至南门口，北至湘春门，东至浏阳门。明代，长沙已成为人口密集、工商业繁荣的商埠。绕城7公里的城墙开9座城门，城门入口排开9条正街，150多条横街纵横交错，构成了整个城市的骨架。而明代长沙藩王城更是长沙城建史上的奇观，明代在长沙分封了10代藩王，王府依北京故宫形式，规模之大，占长沙城的一半以上。今五一广场一带即为王府的中心，东牌楼、西牌楼、八角亭、走马楼均是当时王城的建筑。

明崇祯《长沙府志》所记盐仓街、通泰街、织机巷、金线巷、苏家巷、碧湘街、学院巷、大椿桥、晏家塘、河街等大小几十条街道位置，已与今无异，而且街名沿用至今。清代长沙，商业更趋繁荣，长沙、善化两县多次对长沙街巷进行修缮和改造。今日芙蓉区马王街、化龙池一带，天心区古潭街、太平街一带；开福区潮宗街、连升街一带尚存的老街老巷，其街巷走向、建筑布局、街道名称等，在明清两代即已定型，可以从明清两代留下来的十几幅长沙城地图得到印证。今日长沙城的中心地带仍是古代长沙城的中心地带，因此，长沙城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大遗存。

第二，长沙的“市”伴随“城”而生，早期长沙城便有较大规模商品交换，以致后来形成中国南方著名的商业都市。

春秋战国时期长沙的“城”便有了“市”的功能，这与楚国经济相对先进于诸国不无关系。其时楚之城市大多已成商业活动的枢纽，楚晋之间有频繁的贸易往来，长沙的杞梓、皮革曾大量输往晋地，因而有了“楚材晋用”的成语。楚怀王之弟鄂君昭阳拥有一支陆路可带50乘车、水路可带150艘船的商队，经常往返鄂州、长沙和广西全州之间。司马迁所言“楚越之地，饭稻羹鱼”，应是真实可靠的。

长沙考古发掘成果充分证明了这一史实。一是长沙楚墓屡屡出土天平和砝码，据1972年统计，出土有天平与砝码的101座楚墓中长沙占去85座。天平与砝码的出现，与金银成为商品有关。二是在楚城中心之地的五一广场，近年频频出土高度密的古井，总计达百余口。管子曰：“处商必就市井。”古代“市”与“井”紧密相连，如此集中的水井映证长沙城市商品市场的初步形成。

商业的繁荣对古代城市建设的促进甚大，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长沙时写下的“茅斋定王城廓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即是生动的写照。唐代长沙已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的美誉。

到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长沙已成为全国闻名的商业城市，诗人张祁有诗云：“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元丰九域志》曾列举宋代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6处，其中便有长沙。宋代长沙县是潭州的治所，故长沙又有潭州的别称。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潭州商税达9.2万贯，仅次于杭州、开封、楚州，在全国居第4位。

元代长沙是天临路的治所，明代长沙是管辖12县州的长沙府的府治，这种建制一直延续到清末。元明时期，长沙更趋繁盛。《马可波罗游记》所记载的元代沿长江的新兴商业大城市中就有潭州。“湖广熟，天下足”的民谚也是从这时流传开的。明代长沙府提出“聚四方之财，供一方之利”的战略，耗巨资开河通商，蔚为壮观。

到清代，“四大茶市”之一、“四大米市”之一、“五大陶都”之一等美名更是接踵而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长沙开埠，城市近代化正式启程。到1938年“文夕”大火之前，长沙“金、钱、绸、纸”四大行业享誉全国 ，长沙成为名副其实的商业城市。

第三，长沙集“山水城市”和“文化之都”于一身，有着丰富而深邃的文化的底蕴。

唐代诗人张谓云长沙“陆有玉璞，水有珠胎”；书法家褚遂良贬居长沙时作《潭州偶题》曰“远山崷崪翠凝烟，烂漫桐花二月天”；杜甫长沙《清明》诗有“渡头翠柳艳明眉，争道朱蹄骄啮膝”之句，可见唐代长沙就形成山水城市风格。

唐代长沙铜官窑，对盛唐时期社会经济的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釉下多彩瓷器的发明树立了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里程碑。长沙窑瓷器的造型装饰等都反映出当时的生产者具有较强的商品经济意识，因此其产品能远销东非西亚，与唐代名窑越窑瓷器相媲美。五代时马殷建立的小王朝楚国，以长沙为首府，不但留下了马王街、小瀛洲等一批街名，而且留下了开福寺等名胜。

名山胜景不仅孕育了长沙的丛林、福地，而且是文人骚客的怀念之所，成为长沙文化艺术发展的渊薮。屈原、贾谊、李邕、杜甫、韩愈、柳宗元、刘长卿、杜荀鹤、姜夔、范成大、杨万里、袁枚等古代文学巨匠都曾“一为迁客去长沙”，为古城留下了千古绝唱和传世碑刻。

宋代长沙更是一座文化之都。公元1000年前夕创建的岳麓书院，是宋代四大书院之首，全盛时期有“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之誉，是世界上延续至今的高等学府中建立最早的一座。南宋理学大师张栻、朱熹在这里会讲，形成了著名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派把传习理学的学术教育活动同经邦济世、解危救难的强烈经世愿望紧密结合在一起，反对为学“不充实用的腐儒”学风，而主张“通晓时务物理”“留心经济之学”。

清代以后，长沙名人之多，对中国历史影响之大，成为长沙历史文化的主要特色。康熙三年（1664年），两湖分藩，长沙即成为湖南省的省治。雍正元年（1723年），两湖分闱，长沙单独设立贡院，从此，大批湖湘学子云集长沙。湖南近代几个人才群体，先后有陶澍、贺长龄、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唐才常、沈荩、陈天华等都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他们在政治上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使湖湘学风为之一变，新风骤起。

长沙文化艺术方面的名人也是星光灿烂。长沙籍的史学家邓粲、欧阳玄、王先谦，书法家欧阳询、怀素、钱希白，文学家齐己、李东阳、冯子振，画家易元吉、齐白石，经学家易祓、王闿运，戏剧家杨恩寿、欧阳予倩、田汉等，更为名城增添莫大光彩。

第四，长沙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也是长沙能在政治上成为历代行政建制所在地的根本原因。

南宋学者王应麟从地理区位的辐射影响角度作了颇为中肯的阐明：“长沙，湖南之襟要，指顾伸缩，皆足有为，南出拊连韶之颈背，东则顾赣之肘腑可抉，西下则黔贵之咽喉可塞，争南服者，不得长沙难以成席卷之势。”

长沙自古号称“湘岭要剧”，北控重湖，南倚五岭，东御章赣，西捍黔滇，是长江以南西部地区的军事重镇和重要战场。历代湖湘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驻节于此，同时也是中央王朝直辖军队如唐代府兵、宋代禁军、元朝蒙古军、明朝镇兵、清代绿营兵驻扎之所，关系全湘之安危。自汉唐以来，长沙就是著名的古战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2000多年来，樊哙、马援、黄忠、关羽、华皎、李靖、马殷、周行逢、慕容延钊、潘美、张浚、岳飞、韩世忠、兀术、李芾、何腾蛟等名将大帅曾在此挥兵鏖战，展现了一个个壮阔的场面。

长沙又是中国历代农民战争的必争之地或重要战场，晋代杜弢率流民曾攻占长沙，威慑荆湖；唐末黄巢大军一度攻克长沙，震动全局；南宋时，钟相、杨幺义军和红巾军均把长沙作为主要征战地区；明末张献忠大西军攻克长沙，雄据数月；李自成大顺军也曾在此联明抗清；清初清军与吴三桂叛军在长沙对决，吴逆最终败于长沙；近代太平天国战争中，太平军与清军在长沙展开了攻城与守城的殊死拼搏。

2000多年来，长沙作为疆域广阔的西汉长沙国和五代马楚国的都城，作为湖南历代郡、州、道、路、府及行省的治所，是历代湖南地方军政长官的驻节之地。自秦汉以来的历史表明，长沙的治乱兴衰，事关全省大局，长沙治即全省安，长沙混则全湘乱。长沙为湖南重中之重，确为自古而然。因此，历代朝廷对长沙的治理与安定都颇为关注，尤重长沙之选。自汉以来即有张仲景、孙坚、谢安、孙盛、陶侃、张邵、杨公则、褚遂良、李允则、李纲、刘锜、张孝祥、朱熹、真德秀、魏了翁、辛弃疾、江万里、文天祥、季本、赵申乔、潘宗洛、刘墉、陈宏谋、刘崑、王文韶、陈宝箴、黄遵宪、赵尔巽、谭延闿等历史名人，在长沙担任过太守、都尉、刺史、知州、安抚使、提刑使、按察使、巡抚、都督等要职，或为一代名将，或为当世名臣，或为一代循良，把长沙治理得井井有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