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化地位：三湘首邑的光环

四、交通枢纽 经贸重镇

长沙不仅是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商贸名城，与商贸直接相关的农业和手工业在历史上也显赫一时。商周时期长沙地区就有了较大规模的商品交换，并开始使用货币。司马迁《史记》云：“长沙，楚之粟也。”唐代每年都有大批税米运往京都，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三军之众待此而强”的美名。长沙是海上陶瓷之路的起点之一，晚唐长沙窑首创釉下多彩工艺，产品远销东南亚、西亚、非州十多个国家。五代时长沙茶叶贸易盛极一时。宋代出现了“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的繁华市景。元代潭州的油漆颜料广告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印刷广告实物。明代长沙府提出“聚四方之财，供一方之利”的战略，耗巨资开河通商，蔚为壮观，长沙成为中国四大茶市之一。到清代长沙又成为中国四大米市之一，清末成为中国五大陶都之一。公元1904年长沙正式对外开埠，从此长沙经济社会步入了近代化的历程。

据历史学家考证分析，西周初期，楚人已“筚路蓝缕”，辟道长沙，联通荆襄以达周都，并向周成王姬诵献“长沙鳖”。到春秋中晚期，楚国开始强大，逐渐控制了湖北、湘中、湘西广大地区。据楚都郢城（今湖北江陵县西北）考古勘探资料表明：从郢向南渡长江后，有一大道自公安进入湖南，经澧县、常德至长沙。这条大道与郢北大道形成连接南北交通的主干线。从长沙浏城桥1号楚墓出土的车伞盖、车辕、铜马衔、铜车辔等车马器也证明当时长沙地区的陆上交通工具已与中原无异。

长沙商业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吋期的楚国便具有了商品经济的雏形。著名学者郭仁成在《楚国经济史新论》一书中说：“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商业是同农业、手工业同步发展的，其社会经济是一种早熟的商品经济。”汉代以后，长沙对外地的商品交换更趋频繁。

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年)，晋师伐楚，随武子就认为楚国“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断定楚不可伐。早在殷商时代，楚人便与殷商有密切的商业往来，殷人最早使用海贝作为货币，楚人独用称为蚁鼻钱的铜贝。湖南省博物馆1959年刊印的《长沙楚墓》证实，蚁鼻钱、郢爰等楚国货币，在长沙楚墓中均有出土。郢爰是黄金货币，长沙五里牌5号楚墓、仰天湖2号楚墓都出土了“郢爰”泥金钣。而砝码、天平等称量器的大量出土，则从侧面反映了长沙地区黄金货币的流行。因为天平、砝码，与称量黄金货币密切相关。正是由于贸易扩大、商品经济发展，于是才有了货币的发明。《一统志》载，“楚铸钱处”就在长沙的铜官。

“楚材晋用”这个成语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最初讲的是：蔡声子使晋过楚，令尹子木问他：“晋大夫与楚孰贤？”他说：“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这就说明，楚国的木材和皮革已远销三晋。

1980年发掘的长沙市五里牌战国木椁墓，出土漆器15件，其中有剑鞘、木琴、漆奁盒、羽觞、漆虎子、木俑、漆卮、木梳、篦、木器座和木架座。漆器种类之多，说明长沙人在当时已普遍使用漆器，漆器的生产已有相当规模。长沙杨家湾所出土的羽觞上有圆形、三角形或方形戳印，沙湖桥19号墓出土的一件羽觞底部有漆书“某里□”。在其他地点出土的漆器也发现有形状、大小、文字完全相同的戳印。据推测，当时可能已出现较大规模的自产自销的漆器私营作坊。戳印的作用是标明生产地点和经营单位，已具备商号和商标的初步功能。

秦一统天下，商业贸易更趋便达。秦在湖南开凿灵渠，沟通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秦代交通的发展,促进了湖南与南越诸国的商业往来。

汉初长沙国与南越国等的商品交换十分频繁。《汉书·两粤传》载，长沙国的铁器主要输往两粤，通过关市贸易，双方长期存在着密切的商贸往来。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器，有些木胎上烙有“成市草”“成市饱”“南乡口”等商号标志。“成市”就是今天的四川成都市，一部分漆器是从当时的巴蜀地区输入的。由此可见，西汉长沙地区与外地的商业往来较前代更为广泛。

到东汉，长沙商业更趋繁荣，加之交通发达，长沙已成为南接南越、北达江淮的水运中转港，与吴(今江苏苏州)、会稽(治今浙江绍兴)、豫章(治今江西南昌)、丹阳(今安徽当涂)并列为江南五大商业中心。

三国时长沙属吴，是吴国西陲重镇，贸易发展很快，形成许多集市。商人们争相租赁集市摊位，摊主需向巿吏缴纳“地僦钱”。1996年长沙走马楼22号古井出土10多万枚孙吴简牍，通过清理，发现不少“临湘(长沙)谨列邑下居民收地僦钱人名为簿”的竹简，可见当时长沙集市贸易已相当规范，并颇具规模。

到唐代，长沙成为中国南方农副产品的重要集散地和交换中心。唐大历三年(768年)，流寓长沙的大诗人杜甫写下了“茅斋定王城郭门，药物楚老渔商市，市北肩舆每联袂，郭南抱瓮亦隐几”的诗句。说明唐代长沙城已有较为发达的集市。封建城市经济的发展必须依托于两大前提：一是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二是交通的改善。在交通方面，当时长沙对外的商道和交通线主要有4条：1.沿湘江入洞庭，顺长江而下达扬州、宁波等地。2.通中原的商道，即所谓“零桂之澧”的路线：湘江—洞庭—长沙—汉水—荆襄—中原。3.西通巴蜀之路，多由长江而上，也可通过澧水和沅水的支流酉水，与巴蜀沟通。4.通岭南之路：一是通过长江进入江西，从江州、赣州，过大庾岭至广州；二是通过灵渠、漓水到达两广。

五代时，马殷占据湖南，以长沙为都城，建立了楚国。马殷“土宇既广，乃养士息民”，在政治上采取上奉天子、下抚士民的保境息民政策，同时奉行奖励农桑、发展茶叶、倡导纺织、重视商业贸易的经济政策。清吴任臣著《十国春秋·楚武穆王世家》载：“是时王关市无征，四方商旅闻风辐辏。”为了便于发展境内外商业，马殷采纳大臣高郁的建议，铸造铅、铁钱，在境内流通。为发展茶叶贸易，马楚政权采取了“令民自造茶”“听民售茶北客”的宽松政策，让百姓自己制造茶叶“以通商旅”，而政府收取税收，每年收入“凡百万计”。

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很快，而湘江之畔的潭州城，位居先进城市之列，居民数量在20万以上。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曾列举宋代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6处，潭州(长沙)位列其中。北宋诗人张祁《渡湘江》诗曰：“晴日花争发，丰年酒易酤。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生动地描绘了潭州人户之繁，商业之盛。商业繁盛使商税大幅度增长。潭州是商税增长较快的城市和地区之一。《宋会要辑稿·食货》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全国岁收1万贯商税的城市共计204座，而潭州在州城及各县商税为9．2万贯，比成都的8．9万贯商税还要多。排在襄州、扬州、苏州、福州、广州之前，仅次于杭州、开封、楚州，在全国居第4位。

元代实行重商政策，商税很轻，最高三十税一,最低六十取一。随着南北的大一统和农业、手工业的发展，长沙商业有相当的发展。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所著《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载的元代沿长江的新兴商业大城市中便有潭州。1985年，在湖南沅陵双桥元墓中出土了两张元代潭州油漆颜料广告实物，今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广告系用黄色毛边纸制作,一尺见方，完整无缺，四周印有花边图案，右上方的文字为：“潭州升平坊内，白塔街大尼寺相对住危家，自烧洗无比鲜红、紫艳上等银朱、水花二珠、雌黄，坚实匙筋。买者请将油漆试验，便见颜色与众不同。四远主顾请认门首红字高牌为记。”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的有完整广告文的印刷广告实物。

明代是湖南商业的又一大发展时期，长沙地方官员首次提出了“聚四方之财，供一方之利”的经济发展战略。据《李东阳集·杂记·浮居户》和李鼎《李长卿集》载,明代江南的“浮居户”(船户)大多从事长途贩运，“江湖东西货贵贱，朝游楚州暮吴县”，楚地出现了“日夜商贩而北”的景象，长沙则成为湖南地区最大的政治经济中心和江南的重要商埠，恰如明崇祯《长沙府志》风俗卷所云“民物丰盈，百货鳞集，商贾并联”。长沙城市的市场网络也初见雏形，周边有溁湾市、渔湾市、赛头市、全塘市、仙人市、小埠市、暮云市、榔梨市、涝塘市、新康市等集镇，交通四通八达，长沙在明代显然已成为湖南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和商业城市。

清初巴陵(今岳阳)的棉纺织业、湘潭的麻纺织业十分发达，已不是单纯的农家副业性质，而是独立的小手工业作坊了。清乾隆《岳州府志》载，大批的“吴客”(江苏一带的商人)为主的包买商以长沙等地为据点前往巴陵收买布匹，而且还将“苏花”(太仓棉)等原料和资金分贷给织布者，收购制成品。有些巴陵人干脆把纺织工场开到了长沙。浏阳县训导吴敏树所著《畔湖文集·巴陵土产说》记载，“长沙有巴陵小布行，以此其后二三都及冷铺三角嘴诸处产棉，而一都人工作布。绝精匀，谓之都布。二三都谓之三都布，男妇童稚皆纺绩。”

康熙三年(1664年)置湖南省，长沙即成为省会。至乾隆年间(1736～1795)，长沙已是中国南方的重要商埠，商贾云集，百货流通，竞争十分激烈，成为清代四大名镇之二的汉口镇、佛山镇之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和商品集散地。清同治《长沙县志》记载了这期间长沙商品流通的盛况：“秋冬之交，淮商载盐而来，载米而去；其贩卖皮币玉玩好，列肆盈廛，则皆江苏、山陕、豫章、粤省之客商。……北客西陕，其货毡皮之属，南客苏杭，其货绫罗古玩之属，繁华垄断，由南关内至臬署前，及上下坡子街为盛。”

在清代中晚期以前，湘省的商贸中心是在长沙府的湘潭。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进入，“五口通商”格局的形成，九江、汉口等长江流域城市被辟为商埠，原来集中于广州的贸易开始向汉口、上海等地转移，湘省的商业贸易格局也随之发生极大的改变。长沙因地处湘江下游的长浏平原，湘江、捞刀河和浏阳河穿城而过，有便利的水运交通条件，而且比湘潭更靠近汉口，从而使得湘省的转口贸易中心转移到了长沙。湘商正是从此时开始崛起，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是商业繁荣，涌现了许多著名商号。

咸丰八年（1858年）汉口开埠后，省城长沙的商业贸易日渐兴起，一时间湘江河道商船云集，呈现一派繁荣景象。外国的棉布、棉纱、颜料、煤油、食糖及煤、铁等商品大量涌入长沙，带动了湖南商业的发展。同时，大批外省客商进入长沙，从事贩运贸易，带动了许多新兴行业的产生，长沙城内商业店铺激增。有经营高档商品的金银首饰店、绸缎店；经营风味食品的饮食店、南货店；金融市场、服务行业也相继兴起。商业店铺逐渐由集中于城西河边，向城内零星扩散。如苏州帮、南京帮在大西门正街开设协泰祥、聚锦祥绸缎店，开长沙绸布业之先；江西人在坡子街开设余太华银楼，开长沙金银首饰业之端。

湖南本地人开设的店铺也不乏驰名字号。如咸丰三年（1853年）长沙河西人胡自成开设于下太平街的“利生”盐号，以销售食盐、茶油为主，兼营棉花、棉纱、桐油等，着重零售，辅以批发，因经营有道，货真价实，日售银千余两。同年，宝庆（今邵阳市）人杨长贤兄弟在太平街开设“杨隆泰”钉子铺，经营各种手工锻造铁钉、木屐钉、雨鞋钉等。当时正值曾国藩在长沙训练湘军，为营造船只，需要大量铁钉，“杨隆泰”开张逢时，生意兴隆，获利颇丰。

    光绪三十年（1904年），长沙开辟为商埠后，轮船从此自由来往于湘鄂间，洋货输入长沙，不再交纳子口半税，土货输入长沙，不再交纳厘金，于是，海关贸易蒸蒸日上。1905年即长沙开关第二年，岳、长两关贸易总额达640万关平两，为1900年的40倍。1908年即达1200万关平两，较3年前又增加一倍。到民国元年（1912年），达到2830万余两。1913年更超过3100万关平两，为1904年（长沙开关）总额的10倍，为1900年（岳州开关之翌年）总额的290倍。12年间，湖南贸易总额增速惊人。

民国时期湖南商业行业进一步扩展，1913年日本农商省委托员太田世外雄在其调查报告中称：“长沙为湖南省商业中心，复为消费焦点，凡外国输入品，多先卸于于此。然后销散于他市镇。”据1922年1月5日《大公报》调查，长沙在商会注册的行业达95个，比晚清时期增加13个，其中纯商业行业57个，占60％；饮食服务行业10个，占10．5％，产销结合的手工行业25个，占26．3％；其他如钱业、牙行业、典当业3个，占3．2％。店铺达3342户，遍及全城大街小巷，商业中心由沿河各地段继续分别向城内扩展，形成南北两大商业区。

抗日战争前夕，长沙市场进入全盛时期。这时的著名商店，餐饮业有“玉楼东”“曲园”，绸缎店有“介昌”“大盛”，百货店有“太平洋”“新世界”，南货店有“九如斋”“稻香村”，照相馆有“蓉光”“四明”，钟表眼镜店有“寸阴金”“亨得利”，中药号有“九芝堂”“四怡堂”，金银首饰店有“余太华”“李文玉”，鞋店有“美利长”“四明”，茶叶店有“吴中和”“詹恒大”，笔店有“彭三和”“桂禹声”等等。

二是工业文明的起步。

戊戌新政时期，长沙近代工业开始起步，规模虽不大，却是全国“开风气”的地区之一。

1904年长沙开埠也给湖南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使湖南民族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据1906年《长沙日报》统计，1903～1911年，即清末的最后9年，湖南共创建路、矿、厂、航企业104家，总投资1707.4万银元。比戊戌维新时期大为增长，其中绝大部分属商办性质，改变了陈宝箴当政时期以官办为主的状况。湖南一批爱国志士并没有屈服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力，就在长沙开埠当年，禹之谟将他在湘潭的“湘利黔”织布厂迁往长沙荷花池，并附设工艺传习所，生产各种棉织品和工艺品，在市场颇为畅销。湘省工业之发达，盖自此始。长沙的民族资产阶级也不甘心大批的初级原材料被外商贱价掠走。1908年，梁焕奎、梁端甫兄弟将久通公司扩充改组为华昌炼锑公司，在长沙南门外西湖桥设立炼锑厂，在国内第一次采用西法提炼纯锑，“成色在世界著名之英京廓克逊之前”，结束了中国土法炼锑的历史。1909年由陈文玮、李达璋、饶祖荣3人发起组织的湖南电灯股份有限公司奏请“外务部转照各国政府，所有湘省电灯，概归本省绅商自办。外商不得仿设”，并获清政府允准。

辛亥革命前后，湖南新式工业有所发展，大多集中在长沙，工业门类主要有织造、火柴、印刷、造币、冶炼、玻璃、面粉、兵工等，工人约2.5万。工业生产在当时长沙人民的经济生活中占着极为重要的位置。

清末至民国中期，政府推出一些发展实业的措施，长沙出现了一些颇有名气和成就的工矿企业，如华昌炼锑公司、湖南省炼锌厂、湖南机械厂、湖南第一纺织厂等。

在长沙近代的工业企业中，尤以湖南第一纱厂最具代表性。辛亥革命以后，长沙有志之士掀起了一股振兴实业的热潮。1912年，老同盟会员，湖南都督府参议吴作霖经都督谭延闿批准，向省财政司借款60万银元，在长沙河西银盆岭创建了经华纱厂。1932年更名为湖南第一纺织厂，员工增至3000余人，年产纱2．5万件，棉布2000余匹。1938年9月，日本侵略军犯湘，省政府令湖南第一纺织厂将1万纱锭、248台布机、1套550千瓦发电机迁往黔阳县安江镇，成为今安江纺织印染有限公司的前身。第一纺织厂迁安江后，坚持生产，支援前线，1941年共生产棉纱6000件，棉布7万余匹。1943年1月该厂员工捐款献机15架，厂方捐献2架；12月全体员工又捐薪2个月，合计20万元慰劳参加常德会战的将士，既表现了一纺员工的爱国主义精神，又显示了该厂的经济实力。1948年，由湖南第一纺织厂分出去的湖南第三纺织厂，返回长沙银盆复厂，改名裕湘纺织厂（又名裕湘纱厂）。

三是出现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实业家，如晚清巨商朱昌琳、民族矿业先驱梁焕奎、中国化学工业之父范旭东、鸭绒专利第一人丁鹏翥、国货陈列馆创始人刘廷芳等。

朱昌琳(1822～1912)，字雨田，长沙县安沙镇棠坡人，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曾伯祖父。朱昌琳为清末实业家，长沙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曾任阜南官钱局总办，是湖南近代工矿业和慈善事业的开创者之一。同治十三年（1874年），朱昌琳开始大步涉足茶业，在长沙坡子街开设“乾益升”茶庄，派员到安化采购茶叶，到陕西泾阳加工为茯砖，然后分销陕、甘、青、新、蒙各地，并部分转口俄罗斯。粮食、淮盐、茶叶历来是古、近代湖南的三大商业贸易，也是政府的主要税源，朱昌琳倾力经营，终成一代巨富。朱昌琳乐善好施，热心资助地方公益事业，光绪三年（1877年），朱昌琳应山西巡抚曾国荃（长沙府湘乡人）、陕西巡抚谭钟麟（长沙府茶陵人）的嘱托，捐献大批粮食、布匹赈济两省灾民，功授候补道员。

刘廷芳(1900～2000)，湖南衡阳人。1926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929年来长沙，在湖南省建设委员会任职，相继创办湖南省银行、湖南模范劝工场和湖南国货陈列馆。国货陈列馆于1932年10月1日落成，刘任馆长。主楼三层，并列16根花岗石圆形立柱；三楼顶部正中再增加四层，以方形为基础，上配八角柱体、圆柱体、圆锥体；顶上立钢管旗杆构成尖塔形，与前面16根立柱相呼应，雄伟气派。国货陈列馆落成开业之时，省主席何键女儿何玫剪彩，各方代表莅临祝贺，蔚为一时之盛。前面二三楼陈列全国各大城市的名产国货和本省各地区特产；一层全部辟为商场，招商出租承办，一律限售国货，成为全省最大的国货商场。

撰文：陈先枢

来源：湖湘文化区域精粹丛书《长沙：长岛人歌动地诗》201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