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精神特质：心怀天下的情愫

四、勇于担当、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

勤劳勇敢、艰苦质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湖南人、长沙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从湖南的地域特点和民众源流的视角来考察，便可明了这一传统形成的必然性。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湖南地处云贵高原向江南丘陵、南岭山脉向江汉平原过渡地带，东、南、西三面高山，中部丘冈起伏，山丘占全省面积的80%，北部为湖泊平原，地势呈朝北开口的不对称马蹄形。冬季从西北南下的干冷气流长驱直入，而夏季从海洋来的暖湿气流受阻，全省冬冷夏热，春温多变，夏秋多旱，严寒期短，暑热期长。这种地理和气候环境，一方面有充沛的雨量、发达的河网、茂密的森林、湖河谷地肥沃疏松的土地、丰富的动植物和鱼类资源，为远古人群的采集、渔猎和以后发展农耕及牲畜饲养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陡岭险峻，群山阻隔，更远离海岸，与外界交往困难，加之变幻莫测的风云、滔滔的洪水，又给人们的生存带来种种艰辛。

历代迁入湖南的大批居民，来到荒蛮之地，不避艰险、历尽艰辛，他们披荆斩棘，百折不挠，其“筚路蓝缕”的精神在迁徙过程中和在新的生活地域得到增强。

在最早迁入湖南地区的移民中，蚩尤族的影响是巨大的。据《龙鱼河图》记载：蚩尤“铜头铁额，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蚩尤英勇善战，是最早的兵器制造专家。《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蚩尤虽战败被杀，但他在战争中威风赫赫的英雄形象，长久地流传在民间，被后人奉为“战神”并加以祭祀。天上有一颗星叫蚩尤旗。蚩尤的苗拳、宁乡黄材一带的蚩尤传说、湘中新化等地的梅山武术，相传都源自于蚩尤部落。

湖南人不服气、不服输的倔强性格在知识分子身上又有其特色。王夫之抗清失败后，眼见清朝统治者对汉人和其他民族的民众残酷杀戮，悲愤不已，发誓“头不顶清朝的天，脚不踩清朝的地”。他住在衡山县湘西草堂一心著书立说，很少出门；如若出门，必手打雨伞，脚穿一种高跟木屐。

清嘉道(1796～1850)年间，以长沙岳麓书院陶澍、魏源为首的经学主变派高扬南宋湖湘学派和清初王夫之的“经世致用”之学，把知识界从汉学训诂中解脱出来，去探讨改革弊政、拯救危机的现实问题。这种学风影响到整个近代的湖湘学子。

长沙府安化人陶澍是勇于担当的典型，他倡言“通经学古而诸致用”，“研经究史为致用之具”。在安徽巡抚、两江总督任上，陶澍将自己一贯强调的“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的主张付之实践。他大力整顿吏治，兴修水利，整治河工，主禁鸦片，倡导文教，改革盐政漕运，推行银本位制，经世功绩卓越，成为一代名臣。他在道光四年（1824年）洪泽湖决口，运河漕运受阻影响京师粮食供应的情况下，从实际出发力排阻力启用海运，不仅节约了巨额运费，又避免了人员伤亡，为清政府改漕运为海运创造了良好的开端。他改纲盐制为票盐制，无论何人，只要照章纳税，均可领票销盐，从而废除了盐业专商，将官营改为商营，使清政府的盐税收入得到了保障，开创了中国盐政的新局面，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清光绪二年（1876年）春，陕甘总督府三声炮响，以1万多名湖湘子弟为主力的步兵、骑兵、炮兵队伍，浩浩荡荡出发，西出玉门关，向新疆挺进。当时，境外匪首阿古柏在新疆自立为王，宣布独立，实行奴隶制度，荼毒汉、回、维吾尔等族人民。沙俄趁机占据伊犁。在军机大臣文祥等人的支持下，朝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收复新疆。此时，清廷国库空虚，财政拮据，军费需要左宗棠自己解决，还要面对政敌的攻讦。但他决心冒着政治、军事风险，踏上收复新疆的征途。左宗棠统帅着“老湘军”及豫军、蜀军等共约7万人马，经过5年多的艰苦斗争，于光绪七年（1881）将新疆收复。

曾国藩兴办湘军，使晚清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

近代湖湘人士勇于担当、不屈不挠的精神为何如此强烈，与长沙土风及人的性格有关。

唐大历间潭州刺史张谓写过一篇《长沙土风碑铭》，其序一开篇就以一连串史实对长沙土风进行了一番铺陈：“至汉道凌迟，董卓狼顾，文台以三湘之众，绩著勤王；梁朝覆没，侯景虎视，僧辨以一州之人，勋成定国。桓文之举，亦何加焉。至于致礼旧君，请尸归葬，桓氏之子，可谓忠也；殒身强寇，有死无辱，尹氏之女，可谓贞也。式邓粲之宅，足以厚儒风；表古初之坟，足以敦素行。齐鲁之俗，其何远哉。” 

这里讲了这样几件事：东汉末长沙太守孙坚率三湘之众讨董卓，南朝梁末湘州刺史王僧辨助陈霸先平定侯景之乱，东汉长沙郡功曹桓阶冒死到荆州领回战死于荆州的孙坚遗体，西晋长沙太守尹虞二女被乱军杜弢俘获宁死不为其妾，东晋长沙史学家邓粲道广学深为众所推怀，东汉长沙孝子古初在邻家失火时以身护父之灵柩。并由此得出结论：长沙土风归结为“忠”“贞”“厚儒风”“敦素行”四个方面，它远远超过“桓文之举”和“齐鲁之俗”。忠、贞、厚儒风、敦素行可谓古代湖湘民风的集中表现。

民风是民俗之本。民风是一地人们群体性格和心理的总和。《汉书•地理志》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又说：“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如果说风是性格的话，俗就是习惯性行为；风是本，俗为末。湖南民风就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举止的总和。民国时期的地理学家白眉初在《中华民国省区全志》中比较了各省民风的特性，如“满洲粗豁，直隶沉郁，山西平和，秦陇迟钝，江浙柔糜，江西平庸，武汉狡猾，广东激烈，云南质素。至于湖南则多刚正。”刚正是湖南人性格的主流，具有突出的特点。刚正的外在表现形式则是强悍、好斗。最早记述这一性格特征的是《史记》，司马迁明确说衡山、长沙等南楚地区“俗剽轻，易发怒。”剽轻就是剽悍轻捷、强劲、勇猛的意思。《长沙县志》称之为“劲直任气”。

湖南人在性格特征上的英勇无畏是出了名的，尤其近代以来，在历次政治转折点中，湖南人往往都是冲锋陷阵的勇敢者。许多评价湖南人性格的话不绝于耳，如“其民顽悍、秉性悍直”“桀骜不驯、敢为人先”“侠肝义胆、任侠尚气”“勇猛精进、群兴雷奋”“劲悍决烈、尚武好斗”“艰苦卓绝、永不言败”“踔厉敢死、勇担重任”“无所依傍、浩然独往”“扎硬寨、打死仗”“历百千艰阻而不拙屈”，等等。陈宝箴曰“好胜尚气”，长沙人章士钊亦云“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

这种与湖湘文化精神特质极其吻合的湖南人性格心理特征，《湖南风俗志》将其概括为“不随波逐流”“强悍尚气”“率直诚实”3个方面。

其一，不随波逐流。

屈原在自沉汨罗江之前写有一篇名作《渔父》：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至于斯？”屈原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渔父”的世界观是“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他爱惜生命甚于一切，认为保全生命的最佳办法就是逆来受顺，顺乎大流。而屈原的世界观与“渔父”恰恰相反，“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为了理想决不能忍辱含诟、随波逐流、委屈求全、苟且偷生。湖南人许多以“渔父”为名或字（如在长沙组织华兴会的宋教仁），沅湘间也有多处“濯缨”一类的地名（如岳麓书院濯缨池），说明长沙人受屈原的影响至深。

其二，强悍尚气。

长沙人性格的强悍尚气在历史文献中屡有记载。《隋书•乞伏慧传》明言湖南人性格，称乞伏慧“领潭、桂二州，总管三十一州诸军事，其俗轻剽。”自汉以来，湖南地区的反抗和反叛记录，频频出现在各朝所修的正史中，武陵蛮、板楯蛮、长沙蛮等不断起事，让人感到湖南民风强悍，富于反抗精神。宋代以后，除民风劲剽外，言及湖南喜斗好讼的又越来越多，讼狱渐兴，这也是民风劲悍尚武的一种表现。李曾伯在《潭州谕俗文》中讲长沙地区“民最喜讼，号难治”，“每阅案款，中间或因盗资财，争田产，兆祸于帏簿，启爨于杯酒，或本无深隙拳手遽交，小有间言挺刃相向，而至有亲戚变仇雠，卑幼犯尊长”。

有关湖南人这种性格的类似记载，在各个时期和各个地方所编纂的地方志中有大量的记述。如清嘉庆《长沙县志》多次提到“湖南地邻苗峒，人黠而悍，止话逞强好事，罔知礼义纲常”。清同治《醴陵县志》载醴陵人“好讼喜斗，尚气轻生，民俗颇嚣。”清同治《益阳县志》则称益阳人“恣肆者贱守义，轻生嗜利，尚口嚣讼，近亦有之”等。当时，醴陵、益阳均属长沙府。

在清以后的著作中亦不难发现同样的观点。清康熙进士、协办大学士、山西人孙嘉淦在《南游记》中说，“入湖南境，右江风俗胜于三吴两浙。男声耕耘兼以商贾，女皆纺织……不为奇技淫巧，其勤俭习事，有唐魏之风。独好诈而健讼，则楚俗也。”清中期曾任湖南布政使的四川人李榕，曾说湖南人“气太强”。清光绪间曾任湖南巡抚的江西人陈宝箴说湖南人“好胜尚气”，又称“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 1933年，国立清华大学考察团来湘，所见与前人略同。他们在提出的考察报告中说：“一入长沙，即深觉湖南之团结力特别坚强……然同时亦气量偏狭……吵嘴打架，殆属常事，民风剽悍殆即以此。”长沙人章士钊总结湖南人的性格说：“湖南人有特性，特性者何？曰好持其理之所自信，而行其心之所能安，势之顺逆，人之毁誉，不遑顾也。”辛亥跳海志士杨毓麟在《新湖南》中也说湖南人有“特别独立之根性”，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不死心的气概，永不回头。

其三，率直诚实。

长沙人爱憎分明，不隐瞒观点，对于爱与恨、喜与怒、哀与乐均直接表露于色，直率诚实的性格，给人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周敦颐《爱莲说》中描述莲“中通外直，不蔓不枝”，可以说是对湖南人性格的形象刻画。近代长沙不同的人才群体，在政治见解上，可能观点迥异，但立场却非常坚定，例如表现在开放与封闭、革新和守旧两个方面，都很容易走上极端。清末的维新时期，湖南是最富朝气的一省，但也出现了全国闻名的顽固守旧势力，两派斗争水火不相容。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正、反两种力量斗争最激烈的也在湖南省，令世人瞩目。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到湖南人性格率直与走极端的一面。表现在语言上，湖南人说话特别冲人，是不会转弯抹角的“直肠子”。表现在行动上好称里手，长沙人素有“长沙里手”之称。在待人方面，表现出热情、开朗，但缺乏幽默感。重义气，讲气节，和则热情似火，不和则冷漠有余。沈从文曾在他的著作中一再说湖南人是乡下人，率直，认死理，不轻易转弯，往往容易得罪人。在湘军威名显赫的时候，左宗棠与曾国藩因战略战术的分歧大闹意见，郭嵩焘、李元度与他们之间也时有龌龊和掣肘，但并不妨碍他们为共同的“中兴”目标而奋斗。

 到当代，这种精神又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心忧天下”表现了长沙面向世界的开放胸襟和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敢为人先”表现了长沙人积极进取、勇于创新、敢为天下先的发展精神。

撰文：陈先枢

来源：湖湘文化区域精粹丛书《长沙：长岛人歌动地诗》201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