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精神特质：心怀天下的情愫

二、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

楚先民早在“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发展阶段，就孕育了强烈的事业进取精神。屈原放逐沅湘，始终念着富国强民。为解救祖国的危难和人民的疾苦，他表示“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启承转合，千载而下，湖湘士子发扬光大了先人的基本精神，提炼出湘人精神的基本内核——经世致用。

南宋湖湘理学的主导思想之一就是讲“诚意正心”“存天理，去人欲”。朱熹认为诚意正心是万事之本，诚就是实，意为心之所发，诚意正心的目的在于“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尤为可贵的是，张栻对“义利之辨”作了新的阐发，他在《孟子说序》中认为：“无所为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无穷也。凡有所为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在。此义利之分也。”不像以往仅仅把“利”同所谓商贾货殖等同起来，而是以道德良心上的“无所为（欲）”和“有所为（欲）”区分义与利。这种思想对宋代商业伦理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催化的作用，“灭私欲，则天理明”的信条也成为商业道德的行为准则，即提倡以义求利，诚信无欺，买卖公平，货真价实，反对不正当竞争，以求得同业共同发展。

湖湘理学特别讲求经世致用，重视实践，反对空谈，这是它有别于正统理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如湖湘学派的开创者之一胡宏就主张“实事自律”，重视生产实践，告诫学生不可自视清高，要践履务实。这种务实思想对湖湘学派的发展影响巨大，同时也对宋代长沙商业有较大影响，即提倡重视市场、注重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务实作风，以及积极实践、敬业创业的商业思想。岳麓书院学子中善营“经济之学”者不乏其人，成功治理通货膨胀的陈琦颇具代表性。天圣（1023～1032）年间官府管理纸币（交子）流通，出现种种弊端，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到南宋时情况更为严重，米、绢等商品价格成倍上涨。这时陈琦以“机宜”身份，整顿交子，严惩作弊官吏，重新建立了交子信誉，平抑了物价，稳定了民心。湖湘弟子正是以这种务实的作风和精神，推动着长沙商业和商业文化的发展和进步。

湖湘学派自宋代发轫一直倡导“求仁履实”。首先表现为重视人才的品德、操行、性格、情感、意志等素质的磨砺和塑造。湖湘学派第二代大师胡宏便把“有体”作为培养人才的标准。谨守伦理道德规范，谓之“有体”。其次表现为推崇“治事”能力和才干的培养，湖湘学派第三代大师张栻更强调教育应培养能“传道济民”的人才。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再至潭州，兴学岳麓，颁布了有名《朱子书院教条》，使岳麓书院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学规。在教学宗旨上，朱熹反对当时官学中“务记览，为辞章，钓声名，取利禄”的流弊，反复要求“讲明义理”，进而提出“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为实际生活和思想教育的准绳，尤其着重人格教育，提倡言行一致、克己复礼、道德自律等道德修养原则和方法，反映了程朱理学的精髓。清乾隆年间岳麓书院山长罗典归纳并提出了“坚定德性，明习时务”的教育方针，完整地表述了上述两重含义。

明末清初，从岳麓书院走出来的王夫之，又把经世思想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其经世之说影响着清朝几代长沙人。王夫之不仅在哲学上发展了“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而且大力倡导“留心经济之学”，在经济思想上颇有见树，成为我国较早论述商品流通作用和市场调节理论的学者。他认为“商贾负贩之可不缺也，民非是无以通有无而赡生理”。只有商品流通才能“生人之用全，立国之备裕”，从而把过去的“以其所有，易其所无”的简单论证推进了一大步。在反对封建官僚地主集团的斗争中他站在新兴商人一边，指出“惩墨吏，纾富民，而后国可得而息也”。他在《黄书》中论述了商业促进“极其瘦薄”的乡镇经济发展，为农民提供“盐、鲑、布褐、伏腊、酒酱”之类生活资料的社会功能，赞扬了商品流通对社会经济的重要影响。他还要求富民大贾成为“国之司命”主张发展自耕农经济等。这些无疑都对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作用。

到近代，湖湘经世学派发展到了巅峰。从岳麓书院走出来的魏源首开近世风气，为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完成鸿篇巨制《海国图志》，使湖湘学人从此走出封闭，睁眼看世界。魏源还受当时长沙经世派代表人物贺长龄之托，主持编撰了《皇朝经世文编》巨著。魏源以实用、经世为主旨，选取清代200多年间的论学、论治文献2000多篇，编成120卷。此书刊行后，数十年间风行海内，湖湘士子更深受影响，促进了经世致用思想的发展。

湖湘经世学派倡导“伦理践履”，强调自身道德修养的力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身”是为前提。曾国藩家书云：“近来带兵者，皆不免稍肥私囊，余不能禁之苟取，但求自己不苟取。”许多湖湘学子都像曾国藩那样清修内省，严于自守，以“从人间问四方事”来培养自身的人品。这种以廉正为荣，以清贫为高，出污泥而不染的自恃心态，是造就湖湘人才的内在动力。曾国藩承“桐城派”遗绪，自开“湘乡派”士风，形成庞大的“书生领兵”集团。从这一集团分离出来的郭嵩焘和曾纪泽，走出国门，到外面呼吸新鲜空气，成为中国第一代杰出的外交家。

梁启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时，才24岁，血气方刚，情感横溢，亲自制定了《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曰“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这10条学约虽已明显含有学为维新图强服务的思想，但其要领仍是“伦理践履”，充斥着儒家的修身治学精神。他认为要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首先要养心、治身。

“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但之后千多年间却不见经传。清1885年，湖南巡抚卞宝弟为《湖南通志》所作的序言提出“实事求是之心不敢不勉。”1914年湖南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宾步程将“实事求是”4字书刻成大匾，悬挂在岳麓书院。后来，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进行改造，“一切从实际出发”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灵魂。1978年任中央组部部长兼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组织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冲破重重阻力，于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发表，这是长沙人践行“实事求是”精神的最好诠释。

三、敢为人先、兼收并蓄的创新精神

长沙精神是在湖南原住民文化（扬越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纳以中原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楚文化）而形成的。

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后，湖南有过多次外地部族或民众的大规模迁入。首先是在5000多年前从炎帝、黄帝、蚩尤直到尧、舜、禹时代的大迁徙。湖南地区古老传说认为蚩尤的原居住地在南方，即今湖南中部至湘西一带。蚩尤是九黎部族的首领，传说中九黎族的势力非常强大，逐渐向黄河下游发展。此时，起源于黄河中上游陕甘高原的炎帝、黄帝两大部族集团也先后向东发展。炎帝、黄帝、蚩尤三大部落集团为争夺土地，连续爆发多次战争。在华北平原的涿鹿，九黎被黄帝和炎帝部落联盟打败，蚩尤被杀。九黎部族大部分向南迁徙到湖南等地定居，成为三苗。古代以“三”为“多”，说明是众多的民族集团。至今湖南保留了许多关于蚩尤和三苗的传说、古歌和习俗。苗族是三苗的后裔，奉蚩尤为始祖。蚩尤与炎帝、黄帝同是中华民族的始祖。 

在北方，黄帝与炎帝又发生战争，炎帝部族战败，在其首领的率领下，一部分人也南迁到湖南。《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南至于江，登熊湘”，熊湘即在湖南长沙。炎帝在湖南留下更多遗迹和传说。因为他始作耜，教天下耕种五谷而食之，又被称为神农氏。他所属的部落是最早进入农耕文化的氏族，故称中国农业的始祖。炎帝“耕而作陶”，治麻为布，制作衣裳，日中为市，互通有无，削桐为琴，结丝为弦，作五弦之琴，弦木为弧，削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炎帝神农氏晚年到南方巡视，一面了解民情，一面尝草采药，为百姓治病。世界上第一部药物著作，据考证是成书于先秦的《神农本草》。书中云：“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典籍中还有炎帝建“长沙厉山国”的说法。《荆州记》说：“神农生于随县厉山，就都于长沙，死葬茶乡。”茶乡即今炎陵县鹿原陂。据考证，至少在西汉以前这里就建了陵墓。宋乾德五年（967年），太祖赵匡胤诏令在陵前建庙奉祀。此后，历代人前往谒陵拜祖，香火不断。

尧、舜、禹时代，三苗势力强大，成为北方华夏族的劲敌，舜、禹都曾统帅大军向南方进攻，攻打三苗。相传舜南巡时途经一处，但见山清水秀，风光绮丽，顿觉心旷神怡，命人奏起韶乐，引来凤凰翩翩起舞。这个地方后来就叫韶山。孔子在齐国听了韶乐，竟三月不知肉味。《史记》载，舜死之后，葬湘南九嶷山。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西汉湖南地图上还标有陵墓的具体位置。舜的二妃娥皇、女英闻舜的死讯赶来，至洞庭湖君山，波横路断，恸哭不已，泪水滴洒在竹上，留下斑斑痕迹，形成斑竹。舜帝给湖南带来了新的道德文化。

大禹在湖南也留下许多遗迹和传说，如衡山岣嵝峰上有最早的禹王碑，禹穴是大禹藏书之处。宋人何贤良于嘉定九年（1212年）游南岳，前往岣嵝峰寻碑，过隐真屏，又渡过两条溪涧，攀萝扪葛，终于来到苔藓所封的古碑前，他将其字一一摹下，复刻于长沙岳麓山石壁之上。今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后，夏、商、西周王朝的势力也都达到湖南。到春秋战国时期，以江汉地区为中心的楚国疆域日渐扩大，称霸中原，南征洞庭湖以南，将这里纳入自己的版图l00多年。楚国强制江北小邦和方国南迁，如将罗子国、糜子国、郧、庸的遗民分别迁到今天的汨罗、岳阳、茶陵、大庸（今张家界）等地。楚国势力占据湘江流域的一些战略要地，迫使大批原住民向西、西南的山地迁徙。

秦汉以后，中原地区进一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成为政治、军事争斗较集中的地方。北方中原地区，战争连年，水旱灾害不断，民众大量死于兵灾和饥荒。相对而言，湖南战乱较少，社会比较安定，被看作偏远荒蛮之地或“世外桃源”，又有较好的进行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因此，自汉末开始，北方人大批往南方逃亡，不少人到达湖南。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形成严重的“流民”问题。唐代安史之乱后，北方战乱再起，又有大批人南来。因此，自汉末以后的几百年间，湖南江湖平原的楚人、巴人等一些原住民又逐渐被迫退到西南山区，和那里的原住民一起，成为后来苗、瑶、侗、壮、土家等族的先民。他们一直保持着本民族的特色和独立性。江湖平原地区则逐渐成为以北方移民为主的聚居地，成为汉民族的成员，融合了原住民和外来移民的文化特征。到宋代，又出现一次北方人口大量南流的现象。《文献通考》卷七《田赋考•屯田》载，北宋“靖康之变”，使中原百姓无法生活，被迫离开家园，出现“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几乎千万人”的景象。他们流寓到“有膏腴之田弥亘数千里无人可耕”的荆湖、江浙地区。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元代。

元末明初，湖南遭到连年战祸，原住民大量往西逃亡到四川、贵州，大部分地区田园荒芜，庐舍成墟。明朝实行招诱流亡和移民垦殖政策，相邻省份的人络绎向湖南移民。据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统计，先后从江西迁入的达324族，占外省人的63．1％。明末战乱，湖南各州县又广遭蹂躏，后又经历三藩之乱，长沙一带被杀“数十万口”，白骨遍野。清朝顺治、康熙到乾隆年间，多次颁布“招民开垦”谕旨，于是大量江西移民再次进入湖南，又以到长沙地区“插标圈地”者最多。民间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说法。

历史学家林增平先生曾说过，大凡离乡背井，前往他方的移民，“一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开拓意识，自立自强和勤奋创业的精神”。几千年的变迁，使湖南成为以汉族为主、多民族共存的地方。先迁徙到湖南的外地移民，对后迁入者来说，也成了原住民。他们一次次带来外地域、外民族的文化，一次次进行文化交流与融合，使这里既保留了本地的文化特色，又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在学术思想、理论思辨上，有儒学、佛学与道学，理学与心学等不同学派的沟通与融合。北宋周敦颐的理学思想就是以孔孟儒学为正统，兼收道、佛思想。南宋 “朱张会讲”则是湘学与闽学的交流与相互借鉴、吸收。清初王夫之博采众长，而集大成。到近代，湖南士子又吸收了国外的先进文化，从而成为多元一体、独具特色的文化形态。

在湖湘文化发展的历程中，一些代表人物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有的如屈原、贾谊、柳宗元、刘禹锡、胡安国、胡宏、张栻等是外省籍人士，受湖南地域文化的影响后才闪烁出新的思想光芒；有的如王夫之、陶澍、魏源、曾国藩、郭嵩焘等岳麓学子，则是以长沙的本土影响为根基，在省外甚至国外吸收新的思想后，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涵。由此可见，湖湘文化正是在湖南深厚的地域文化的基础上与外域文化相碰撞、相结合的产物。

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在四次重要的历史时刻出现过影响重大的思想理论大融合。第一次是在宋代，儒学吸纳佛、道思想，形成新的儒学即理学，其开创者是被岳麓学派尊为鼻祖的周敦颐。第二次是清初，王夫之集中国古代文化之大成，总结和发展了中国历史上的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使唯物辩证法思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三次是鸦片战争前后，魏源学习西方以商立国和民主政治，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第四次是毛泽东，提出和实践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理论基础。四次思想理论大融合、大创新的先驱竟然都是与长沙有着紧密关系的湖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