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精神特质：心怀天下的情愫

1995年，长沙在全市城乡开展了一场群众性“长沙精神”大讨论，广大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或发表文章，或参与座谈，纷纷阐发湖湘文化的内涵和影响。大家认为，湖湘文化的显著特征一是以天下为己任，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二是主新反旧，顺时而动，敢开风气之先。在湖湘文化背景下，湖南涌现了一大批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著名人物，“长沙精神”讨论就应该挖掘、体现、深化、发展这种文化精神。从收集到的论文和座谈发言中，归纳提炼出了6条“长沙精神”候选用语，印成10万张选票，在全市组织了确认“长沙精神”的投票活动。省、市主要领导和10万市民一起参加投票，最终确定“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为长沙精神的经典表述。

“心忧天下”出自左宗棠年轻时写的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青年毛泽东到长沙求学时，见到这副对联，推崇备至，将其改为“身无一文，心忧天下”，表现出他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敢为人先”典出唐代诗人吕温的诗：“忠躯义感即风雷，谁道南方乏武才。天下起兵诛董卓，长沙子弟最先来。”这首诗写的是东汉末年长沙太守孙坚率领长沙子弟讨伐乱

臣贼子董卓的英雄事迹。到近现代长沙人的这种精神更加凸显无遗。辛亥黄花岗起义，黄兴组织l00余人的敢死队，亲任队长，打断两个手指，仍战斗不止。

黄兴（字克强）的这种“敢死”精神被陈独秀先生用以引证“湖南人底精神”。1920年，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写道：“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文章结尾继续写道：“不能说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已经是完全死去的人，因为他们桥的生命都还存在。我们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雄大精美得多。”

湖南人的这种“奋斗造桥”的精神其实就是长沙精神，具有明显湖湘地域特色。长沙精神的地域特色无外乎源于两种主要因素，一是自然环境，二是社会环境。唐代韩愈在《送廖道士序》中说，“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数，独衡为最。最远而独为宗，其神必灵。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驶”，“中州清淑之气于是乎穷。气之所穷，盛而不过，必蜿扶舆，磅礴而郁积”，“意必有魁奇信材德之民生其间”。刘禹锡在《送周鲁儒序》中也说：“潇湘间无土山，无浊水，民乘是气，往往清慧而文。”“清慧而文”既是湖湘文化的特征，也是长沙人的性格特征之一。韩、刘所说指的就是自然环境对长沙精神的影响，所谓地灵人杰是也。

至于社会环境对长沙精神产生的影响，可追溯到楚人的性格。楚人似乎有一种励精图治、自强不息、刚毅执著的精神。楚被秦灭亡，楚人还发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汉之际，屈原、贾谊先后流寓长沙，使楚人精神更加得到发扬。以“经世致用”和“伦理践履”为主要特征的湖湘学派产生在南宋以长沙为中心的潭州，它与楚人的精神一脉相通。林语堂先生在《中国人》一书中说：“湖南人则勇武耐劳苦，湘军固已闻名全国，盖为古时楚国战士之后裔，具有较为可喜之特性。”近世长沙民风强悍，士人性格坚毅，勇于任事，敢于牺牲，正是远古楚人文化精神的近代回声。

在这种自然条件和社会基础大背景下形成的长沙精神，即陈独秀所云“奋斗造桥”的精神，有着共同的精神特质，即心忧天下、不怕牺牲的爱国情操，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务实作风，敢为人先、兼收并蓄的创新精神，勇于担当、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

一、心忧天下、不怕牺牲的爱国情操 

古代长沙被视为蛮夷之地，许多有着忧国忧民胸怀、治国安邦抱负的政治家和学者，在政治上受到诬陷或打击时，往往被贬谪、流放到长沙一带。他们在这里所写的诗文，往往都是抒发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理想抱负；他们的际遇充满了浓郁的爱国主义和令人激愤的悲壮色彩。

最早贬谪、流放到长沙的文化名人是屈原和贾谊。屈原（约前340～前278），楚丹阳（今湖北秭归）人，出生于楚国的一个贵族世家，年轻时就具有渊博的学识，受到楚怀王的信任，被封为“左徒”。在职时，他以楚国的兴亡为己任，积极要求改革内政，变法图强，并出使齐国，订立了齐楚联盟，以共抗强秦。然而，屈原的一系列主张却遭到楚国许多贵族大臣的嫉恨。在他们的挑唆下，楚怀王撤消了屈原的左徒职务，贬他为一个仅负责管理王族三姓子弟的闲职“三闾大夫”。楚怀王死后，顷襄王把屈原革了职，放逐到沅湘，即今长沙及周围地区。屈原抱着救国救民的志向，满怀富国强兵的热情，遭到的却是流放沅湘的命运。他披头散发，面容憔悴，拖着艰难的步子，在洞庭湖边、汨罗江畔满腹忧伤地吟唱着。屈原在贫病交加中渡长江，过洞庭，徘徊于湘水、沅水流域。这里到处布满深谷莽林，是一片荒僻之地。屈原走着崎岖曲折的小路，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环境恶劣，但屈原的心并没有屈服，他表示“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余将壹道而不豫兮”，即自己决不改变志向随从流俗，仍将遵循正道一如初心，他怀着对祖国和故乡的满腔赤诚，写道（译文）：“啊，我在向四方远望，要几时才能再回故乡？飞鸟一定要归巢，狐死头向着山冈。我无罪而遭流窜，日日夜夜心中不忘。”

当屈原流浪于湖湘大地，写出一系列耀眼的诗篇时，楚国的形势日益恶化。公元前278年，秦国军队攻下郢都，楚军四散溃逃，百姓流离失所。这一切使忧国忧民的屈原心如火焚，感到深深的绝望。他顺湘水而下，来到长沙附近，准备把这里作为自己生命的归宿之地。抱定了死的决心后，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留下了他的绝笔之辞《怀沙》后，自投长沙之北的汨罗江。“怀沙”就是怀念长沙，更含有怀念先人、怀念故国的意思。在辞的最后，屈原再次申述自己对舍生就死的认识，他庄严宣告：“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

100年后，历史进入汉代，又一位文学家兼政治家贾谊来到长沙，贾谊从此也称为“贾长沙”。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人，年仅18岁即以“诵诗属文”被汉文帝召为博士，不久即任太中大夫。《过秦论》一出贾谊之手，便成传世佳作，令同居太中大夫的陆贾惊羡不已。贾谊企图革新政治，提出“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等一系列主张，一度受到文帝的赏识，但遭周勃、邓通等权臣的诋毁，诬蔑他“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终于未受重用。公元前177年，贾谊贬出京城，改任长沙王吴著的太傅（老师）。贾谊怀着忧郁之情缓缓南下，当他来到湘江之边，屈原投江自沉的情景不由自主地在脑海浮现。100年前，忠洁不阿的屈原受谗流放该地，如今自己也遭诬陷贬谪长沙，境遇何其相似。贾谊触景生情，感慨万分，写下了汉赋名篇《吊屈原赋》。他书写了同样的两份，一份投入湘江，以祭屈原；一份留传至今，成为各种汉赋选本的首选之篇。贾谊在赋中对屈原的遭遇表示的深切悼惜，实际上是对自身处境的伤感。两人的经历借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贾谊是将自己愤慨不平与屈原的忧愁哀思融汇在一起，以表达世间贤人失意、小人得志这种不公平状况的极大不满。

自屈贾之后，忧患意识一直是湖湘历史文化的主流。东汉末，“天下起兵诛董卓”，是“长沙子弟最先来”（唐吕温《阳人城》）。东晋长沙郡公陶侃之曾孙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描绘了一个小国寡民的世界，没有统治，没有剥削，以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为基础，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士大夫心中的“乌托邦”。

唐代因参与“永贞革新”失败被贬为永州司马的柳宗元，在永州关心民间疾苦，多施善政，并将自己的政治抱负蕴涵在诗文中，以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柳子厚墓志铭》）。同被贬为朗州（今常德）司马的刘禹锡，勤政亲民，诗风豪放旷达，借诗嘲讽权贵，他在朗州所写的诗歌在民间广为流传，使“武陵溪洞问夷歌，率多禹锡之词”（《旧唐书•刘禹锡传》）。柳宗元、刘禹锡在贬谪途中均在长沙逗留多时。柳宗元登上南湖港长沙驿楼时发出“今来数行泪，独上驿南楼”之感叹；刘禹锡则借赞长沙头陀的诗对一切反革新的势力，发出“外道邪山千万重，真言一发尽摧锋”的誓言。他们赈世济民的道德文章为长沙民众所敬仰。

南宋的湖湘学派在政治上更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极力主张抗击金军，收复中原。胡宏一身正气，视富贵如浮云，宁可隐居衡山过清贫的生活，也不与主张妥协的秦桧往来，拒不接受秦桧的召用。   张栻把抗金复仇作为政治大纲，在他的影响下，不少岳麓学子投笔从戎，奔赴抗金战场。在抗金活动中，岳麓学子坚决反对“和战之念杂于胸中”，主张抗金复仇。张栻高足吴猎，淳熙进士，后来成为“开禧北伐”的主要将领。战争开始后，吴猎以荆湖北路安抚使“节制本路兵马”，直接指挥战斗，显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在决定中国政治命运的关键时刻，对待生与死的抉择，长沙先贤大义凛然，慷慨悲歌。南宋初期，长沙军民抗金斗争可歌可泣。建炎四年正月（1130年2月），金国大将兀术率领金军从江西分兵入湘，一路势如破竹，于正月二十四日（3月5日）直抵长沙城下，传令投降。长沙军民在湖南安抚使向子諲率领下，固守拒敌，打退了金兵一次又一次的进攻。金军经过充分的准备之后，于围城的第八天，对长沙城又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万箭齐发，炮石如雨，金兵犹如猛虎下山，于二月二日（3月13日）攻破州城。守军与金兵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厮杀声惊天震地，向子諲见势不妙，夺楚南门而走。但是，富有反抗精神的长沙人民仍继续坚持战斗。守城将官刘玠率残兵与金军展开激烈的巷战，身中数十矢，仍奋勇杀敌，“挥兵直前”，直至阵亡。兵马都监王暕率民兵坚守朝宗门，力战而死，谱写了长沙人民抵抗外族入侵的可歌可泣的篇章。

南宋末，元朝数万大军围攻长沙，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李芾率全城军民死守3月，直到矢尽粮绝。德祐元年（1275年），长沙城陷落。城破时，和李芾一道守城、被聘为参谋的长沙人尹谷听到元兵已登城，乃积薪闭户，全家人坐在一起，举火自焚。邻居来救，只见尹谷正冠端绩危坐于烈焰中，全家老少葬身火海。李芾闻讯赶到，感叹不已，以酒祭奠，叹道：“务实真男子也，先我就义矣！”尹谷殉难的那一天正是农历除夕之日，李芾留宾佐会饮，晚上传令，手书“尽忠”二字为号，决心与长沙共存亡。眼看城破在即，李芾端坐熊湘阁，令部将沈忠将他的全家老少一一处死后，积薪焚尸，然后自刎而死。沈忠放火焚烧熊湘阁，再回家杀了自己的妻子，然后纵身火海。与李芾协力困守城池的安抚使参议杨霆，城破后也跳水自尽，妻妾奔救无及，也一道殉难。据《宋史》四五○卷《忠义传》记载，长沙百姓在城破后，亦坚强不屈，誓死不为元军俘虏，“多举家自尽，城无虚井，缢林木者，累累相比”。

在近代清政府起兵收复新疆的伟大战争中，又是“湖湘子弟满天山”。统率湖湘子弟“舆榇出关”的是69岁高龄的湘军统帅左宗棠。其时新疆沦陷敌手已13年，英、俄虎视眈眈，妄图瓜分西北。面对国难，左宗棠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两防之争，力排众议，坚持出兵收复新疆。然后运筹策划，排除万难，制订方针，皓首临边。1876年，左宗棠奉命督师，玉门出塞，一举收复新疆失地。接着又配合曾纪泽（曾国藩长子）与沙俄开展收复伊犁的外交斗争，沙俄被迫将伊犁归还中国。“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当年左宗棠在甘肃酒泉亲手栽下的“左公柳”，如今粗壮的树杆虽已遍体硬壳，但枝桠仍然繁茂，青翠的柳条高高扬起，又如伞盖一般沉沉垂下，洒落一地绿荫，昭示着大西北人民对左公的追慕与爱戴。

清末谭嗣同在戊戌变法中以鲜血和生命实现了维新图强的誓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临刑之前，他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在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一批批湖南人、长沙人冲锋在前。“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蔡锷语）而甘愿牺牲自己生命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层出不穷。唐才常发动自立军起义，最后英勇就义；陈天华、姚宏业、杨毓麟、易白沙为了唤醒民众而蹈海、投河殉国；禹之谟在临刑前绝笔遗书中说“躯壳死耳，我志长存”；黄兴发动黄花岗起义，断指犹战，勇往直前；宋教仁成为为“宪政”而牺牲的第一人；毛泽东一家为革命牺牲了6位亲人，等等。仅从辛亥革命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收录存册的湖南革命烈士就有近10万人。

湖南历代贤哲倡导的这种“心忧天下，不怕牺牲”的养心、治身、经邦、济世的道德规范，对长沙人的精神和社会风气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