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杰出人物：于斯为盛的造化

三、四大群体 结群而强

湖南是中国19世纪中叶以来名人辈出的省份，特别是政治军事方面的人才之多，居全国之冠。如果没有湘籍人士，一部中国近代史便无从下笔。

近代以来，湖湘人才以联袂而起、结群而强而著称于世。晚清先后涌现四大影响中国政治进程的人才群体：以陶澍、魏源、贺长龄等为代表的经学主变派；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以谭嗣同、唐才常、沈荩、杨毓麟、熊希龄等为代表戊戌维新派；以黄兴、蔡锷、陈天华、宋教仁、焦达峰等为代表的辛亥革命派。另，以谭延闿、刘人熙、符定一等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后与革命派合流，亦可归入辛亥革命派。各个人才群体内的成员，在政治上、学术上观点比较接近，相互间交往密切。这一茬又一茬的人才群体在中国近代社会舞台上扮演了各自的角色，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清嘉道(1796—1850)年间，以长沙岳麓书院陶澍、贺长龄、魏源为首的经学主变派高扬南宋湖湘学派和清初王夫之的“经世致用”之学，把知识界从汉学训诂中解脱出来，去探讨改革弊政、拯救危机的现实问题。这种学风影响到整个近代的湖湘学子。湖南近代人才辈出，陶澍称得上是肇始第一人，贺长龄曾是他的下属，魏源在他幕中达14年之久。张佩纶赞其为“黄河之昆仑，大江之岷山”，意即陶澍是近代湖南人才群的源头。

陶澍(1778—1839)，清总督。字子霖，号云汀。长沙府安化县人。早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嘉庆进士。先后任监察御史，户部、吏部给事中，川东道，山西、福建布政使。道光年间，官至两江总督，兼江苏巡抚、两淮盐政。任内督办海运，剔除盐政积弊，兴修水利，设义仓以救荒年。积劳成疾，病逝于两江节署，赠太子太保衔，谥文毅。长沙福源巷有其寓所，民间多有颂词。著有《印心石屋诗人集》《蜀輶日记》等。

贺长龄(1785—1850)，清总督。字稠耕，号西涯，晚号耐庵。善化县人。嘉庆进士。曾任岳麓书院山长。历官江苏按察使、山东巡抚、江宁布政使、福建布政使、云贵总督等职。在任江苏按察使、江宁布政使期间，大力支持巡抚陶澍进行漕运改革，并聘魏源入幕府，合作编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主张“言人必资于法”，鼓吹经济改革。为官40年，著有《耐庵诗文集》《孝经集注》等。

魏源(1794—1857)，清思想家。原名远达，字汉士，后字墨深。湖南邵阳人。早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道光五年（1825年）受聘于江宁布政使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又助江苏巡抚陶澍改革漕运、兴办水利。1841年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参加抗英战争。后受林则徐之托编写《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成为近代洋务思想和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先驱。1845年始中进士，曾任内阁中书，后历任东台、兴化知县、高邮如州。晚年弃官学佛，病故于杭州。还著有《圣武记》《古微堂集》《元史新编》等。

曾国藩兴办湘军，使晚清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

从清道光到民初，长沙籍的大臣、尚书、总督、巡抚、都督就有20多人，如贺长龄、谭继洵、谭钟麟、劳崇光、张百熙、瞿鸿禨、黄鉞、谭延闿、刘人熙等等。两江总督是清王朝极为重要的官位，它管辖着当时的江苏、安徽和江西省，是清王朝财赋的主要来源。近代两江总督共30任，湖南人就占了9位，他们是陶澍、李星沅、曾国藩、刘坤一、彭玉麟、左宗棠、曾国荃、魏光焘、李兴锐。这九位两江总督虽不全是长沙人，但均与长沙有着不解的缘源。尤其是曾、左，一位是长沙府湘乡县人，一位是长沙府湘阴县人，都从长沙办湘军起家，死后都葬长沙，清政府为曾、左在长沙都建了专祠。

曾国藩（1811—1872），清总督。字伯涵，号涤生。长沙府湘乡县人。早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道光进士。咸丰二年（1852年）奉诏以吏部侍郎在长沙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1854年率兵攻打太平军。1860年升任两江总督，次年节制苏、皖、赣、浙4省军务，1864年攻陷天京（今南京）。1865年调任钦差大臣，对捻军作战，战败去职，举办军事工业。重视经世致用之学，文学造诣接近桐城学派，后人集有《曾文正公全集》。长沙有其寓所，归葬于长沙县坪塘（今属岳麓区）桐溪寺后伏龙山上。其墓葬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左宗棠（1812—1885），清总督。字季高。长沙府湘阴县人。早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道光举人。初到长沙入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后受曾国藩赏识。同治元年（1862年）起相继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等职。先后开办福州船政局、兰州制造局。屡立战功，1875年率军收复新疆，1884年督办福建军务，抗击法国侵略者，病逝于抗法前线。长沙司马桥有其寓所，归葬于长沙县石门乡柏竹村（今属雨花区跳马镇）。后人集有《左文襄公全集》。其墓葬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湘军幕僚中还有一群以郭嵩焘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人物。郭嵩焘（1818—1891），清大臣、外交家。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长沙府湘阴县人。道光进士。咸丰二年（1852）办团练，入曾国藩幕。后历任翰林院编修、苏松粮道、两淮盐运使，署广东巡抚。1876年派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1878年兼驻法公使。是湘系经世派的代表人物，力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允许商民自办企业，传播西方文明，遭守旧派攻击。1879年辞职回湘，居长沙，主讲于长沙城南书院、思贤讲舍，潜心著述，著有《养知书屋遗集》《使西纪程》等。

清末维新运动，湖南是最开风气的省份。大批热血青年聚集省城长沙，在湖南巡抚的支持下，开学会、兴学堂、办报纸、辟轮运、建工厂，搞得轰轰烈烈。维新志士中救国最坚定、最富牺牲精神的是长沙人，谭嗣同、唐才常、沈荩、林圭、秦力山等都为救国图强而壮烈牺牲。

谭嗣同（1865—1898），清末维新运动政治家。字复生，号壮飞。长沙府浏阳县人。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早年入新疆巡抚刘锦棠幕。1895年在浏阳发起成立算学会，1896年任南京候补知府，著《仁学》。1897年回长沙协助湖南巡抚陈宝箴创办新政，先后参与设立时务学堂、武备学堂，筹办内河轮船、修筑粤汉铁路，开采矿产，倡设南学会，办《湘报》，宣传变法。1898年进京参与变法，同年，西太后发动政变，被捕，慷慨就义。位于浏阳的故居、墓葬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唐才常（1867—1900），清末维新运动政治家。字伯平，号绂丞，后改佛尘。长沙府浏阳县人。1895年与谭嗣同等在浏阳办算学馆，1887—1898年编辑《湘学报》，参与创办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旋回国组织正气会，筹组自立军，曾言“敢犯天下之不韪，负天下之恶名，粉骨齑身”。1900年举事失败，就义于武昌。在经济思想上提出了一整套资产阶级改革方案，主张厂矿完全由私人资本经营，反对官商垄断，被视为早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言人。还亲自在家乡主持开办锑矿、煤矿，实现自己的主张。

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被八国联军镇压下去，在戊戌政变后一时得势的顽固守旧派在八国联军战争中也受到了沉重打击。为挽救清王朝的命运，在八国联军占领京城后逃亡到西安的西太后政府，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1901年1月29日）发布了“改弦更张”、实行“新政”的变法上谕。并设立了督办政务处，综理“新政”事宜。在此后的十多年时间里，清政府在练兵、兴学、奖励工商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政措施，变革力度较“百日维新”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顺应新政的需要，清政府机构从中央到地方进行了一些改革。在这一轮“新政”中又是长沙人充当了得力干将，以张百熙和瞿鸿禨最为突出。

张百熙（1847—1907），清末大臣。字冶秋，长沙县沙坪乡（今属开福区）照壁屋人。同治进士。1881年任山东学政。1888年任四川乡试主考。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历陈国事，反对主和。1897年任广东学政，迁内阁学士。1900年任礼部侍郎，旋升左都御史。《辛丑条约》签订后，奏请变更科举，兴办学堂，设立报馆。嗣迁工部、礼部、吏部尚书，充管学大臣，主持京师大学堂，又创办医学堂、译学馆、实业馆，选派学生出国留学。1902年，张百熙以管学大臣名义“上溯古制，参考列邦”“兼取其长”，拟定了京师大学堂、考选入学、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蒙学堂等各级学堂共六个章程进呈清政府，被清政府以《钦定学堂章程》之名颁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学制——“壬寅学制”。

瞿鸿禨（1850—1918），清末大臣。字子玖，长沙县福临铺西冲人。同治进士。1897年升内阁学士，先后任省乡试考官及学政、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外务部尚书，授大学士，是执掌晚清中枢的重要人物。光绪甲午（1894年），日本侵略朝鲜，瞿鸿禨上陈“四道出师，先机制敌”之策。甲午兵败后，又上疏劾“糜饷械并畏葸溃败诸将领，请置重典”。和议后，又请预建陪都西安，以备不测。鸿禨既任重事繁，而待决之事又多且杂，最以助成还粤汉铁路、升孔子大祀、废科举、止捐纳，除凌迟、枭示、戮尸诸刑，为朝野所称快。1906年参与策划预备立宪，任议政官制大臣。1907年入值军机，因与奕劻不和，被罢相回籍。瞿鸿禨回到长沙后，筑公馆于寿星街，与王闿运等吟咏结社，逍遥度日。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迁居上海。后被袁世凯聘为参政员，坚辞不就。有诗稿4卷传世。

辛亥革命又是湖南人打头阵。同盟会的创会元老79人，湖南占其四分之一，达20人，其中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是主将。1905年同盟会成立的头两年，有会员979人，湖南158人，占16％，是入会人数最多的省份。在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中和后来的反袁护国斗争中，许多湖南志士为国捐躯，如黄兴、蔡锷、焦达峰、蒋翊武、刘道一、陈天华、姚宏业、禹之谟、刘昆涛、陈作新等，他们都长眠在长沙岳麓山的苍松翠柏之中。孙中山在评论湘籍志士时说：“革命军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像这样的战争，是非常的战争，不可以常理论。像这样不可以常理论的事，是湖南人做出来的。”

黄兴（1874—1916），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字克强。善化县人。早年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1898年进武昌两湖书院深造。1902年留学日本，曾组织拒俄义勇队。次年回国，在长沙与宋教仁等建立华兴会，任会长。1904年策划长沙起义失败，亡命日本。1905年与孙中山创建同盟会，任庶务长。1907年起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均遭失败。武昌起义后任战时总司令，领导武汉保卫战。1912年南京政府成立，任陆军总长。1913年被推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逃往日、美。1916年病逝于上海，归葬长沙岳麓山。其故居、墓葬均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黄兴集》行世。

蔡锷(1882—1916)，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早年到长沙入湖南时务学堂，师事梁启超、谭嗣同，后留日习军事。回国后任过多年武教官。1911年响应武昌起义，成立云南军政府，任都督。因暗中响应“二次革命”，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后设法逃脱。1915年在云南发动护国军起义，任第一军总司令，举兵入川，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被任为四川都督兼署民政长。积劳成疾，赴日本治疗，病逝后归葬长沙岳麓山。其墓葬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焦达峰(1886—1911)，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原名大鹏，字鞠荪。长沙府浏阳县人。1903年进长沙高等学堂预备料。1906年赴日习军事，加入同盟会，任调查部长。1909年回国与孙武等在汉口设共进会，旋又在长沙马家巷设分会。1911年图谋响应广州起义，事败避居汉口，与湖北党人共谋湘鄂同时举事。武昌起义爆发后，与陈作新等组织湖南会党及新军响应，10月22日率军光复长沙，被举为湖南军政府都督。同月乱兵发动兵变，被害。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授为大将军。浏阳焦达峰故居和长沙岳麓山焦达峰墓均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清末君主立宪派是近代湖南的又一人才群体，但以前许多论述湖南人才群体的文章，好像都在有意回避这一事实的存在。长沙是20世纪初全国最早发起立宪请愿运动的地方，是全国立宪派的重要基地，这与当时长沙聚集着大批向往开明宪政的知识分子不无关系。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物，如谭延闿、杨度、刘人熙、符定一等，确实是一群“旷代逸才”。他们不仅推进了近代中国反封建的民主化进程，而且对发展长沙教育事业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谭延闿（1880—1931），近代君主立宪派领导人。字组庵，号畏三。长沙府茶陵州人。光绪进士，授翰林院编修。1907年组织“湖南宪政公会”，1909年举为湖南谘议局议长，成为湖南立宪派首脑人物。辛亥革命时附和革命，举为湖南军政长和参议院议长。后三任湖南都督。1912年加入国民党，任湖南支部长。后历任湖南省长兼督军、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督湘期间标榜“开明专政”，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和发展经济的政策。工书法，善诗联，好美食，一生颇多轶闻。

杨度（1874—1931），近代君主立宪派首领。字哲子。长沙府湘潭县人。光绪举人。早年留学日本。1904年联络湘、鄂、粤3省留日学生，开展粤汉铁路废约自办运动。1907年为长沙华昌炼锑公司筹措资金16万两。同年主编《中国新报》，鼓吹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投靠袁世凯，发起成立筹安会，策划复辟帝制。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逐渐觉醒，倾向孙中山。晚年移居上海，参加中国互济会等进步团体。192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文坛上是王闿运门生，有“旷代逸才”之誉。诗文朴实，平易近人。有《杨度集》行世。

刘人熙（1844—1919），近代改良主义者。字艮生，号蔚庐。长沙府浏阳县人。光绪进士，官至广西道员。1907年返湘，任湖南教育总会会长。领衔上书请愿开设民选议院。湖南光复后任都督府民政司长，电促广西宣布独立。1914年创办船山学社，任社长。1915年参加反袁驱汤斗争，创办《大公报》，抨击帝制，主张北伐。汤芗铭被逐后，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1918年与上海爱国人士组织策进永久和平会，任会长，致书南北，呼吁停战。著有《蔚庐文集》等。

为什么湖南从19世纪中叶开始涌现大批名人?

首先，心忧天下、经邦济世的远大抱负是造就湖南近代人才辈出的主要动因。近代湖南名人，大多继承嘉道湘籍经世派之传统，崇尚南宋理学中的湖湘学派。湖湘学派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把传习理学的学术教育活动同经邦济世、解危救难的强烈经世愿望紧密结合在一起，主张“通晓时务物理”“留心经济之学”。到近代，湖湘经世学派发展到了巅峰。魏源首开近世风气，在学术上复兴今文经学，打破旧汉学板块而为新学；在政治上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使湖湘学风为之一变，新风骤起。正如王闿运评曰，湖南“嘉道以后，人彦辈出，始洗蛮风”。

在经世致用学风的薰陶之下，三湘大地人才层出不穷。尽管不同人才群体的政治主张可能迥异，而注重经世致用则是他们的共同之点。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湖南学子热衷于投身社会政治活动，有不少人成为社会之干才，国家之栋梁，并因此对中国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其次，教育之盛是造成湖湘桃李遍天下的重要基础。千年学府岳麓书院到了清中期后，在罗典、欧阳厚均等著名山长的主持下，注入了“经世致用”的新鲜血液，成为近代几个人才群体的大本营。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唐才常、沈荩、杨毓麟、陈天华、杨昌济、程潜等都曾就读于岳麓书院。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湖南教育再掀高潮，与一大批维新志士在湖南掀起一阵又一阵“教育救国”浪潮有很大关系。1897年维新运动高潮之时，梁启超从上海来到长沙，与熊希龄、谭嗣同等创办时务学堂，将长沙的教育救国思潮再次推向高潮。梁启超强调“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知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于学校。”在这一声浪的推进下，湖南创办学校形成了热潮；也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激励下，许多人终生以教育为业，至死不渝。

第三，20世纪的留学潮为湖南造就了大批人才。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中国学生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纷纷东渡日本留学，在此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