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杰出人物：于斯为盛的造化

二、两湖分闱 科举之兴

清政府的文化教育政策，不仅有文字狱式的消极压制，也有理学及科举的积极倡导。顺治十年（1653年）清政府重开科举，完全承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不仅实行八股取士，而且把科举作为取士的唯一途径，“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因此，清代的科举制，一方面通过其八股作文法以及它从“四书五经”中出题、依指定注疏答卷的规范，对于控制士子思想，使人们思想程式化、教条化起了恶劣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学而优则仕”的激励作用，推动一大批人才脱颖而出，一部分人顺利踏上仕途，成为国家栋梁或成就事业者，更有一部分人在攻读之时或落第之后成为文坛的怪杰奇才。

清代科举制度与教育制度配合，衔接得十分严密。各义学、蒙馆童生之优俊者，经考试入府、州、县（厅）学或官学化的书院。按定例，各级官学生员定额，湖南每府学额廪生40名、增生40名，每州县学额设廪、增生各20名。府学一年一贡，县学二年一贡。各府、州、县（厅）学生员，优俊者定期参加各省的乡试，中者是为举人。

　　清代科举制度的强化，对长沙诸书院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的改变也影响至深。自康熙以来，科举时文一直是书院教学的重要内容，岳麓书院在后来所订的学规中，习作制艺成为不可少的条项。地方官吏也不时到书院考课生徒。康熙初岳麓书院还特建文昌阁，将诸生考试获隽者题名其间，以鼓励生徒追求名第。乾隆年间书院前坪又矗起一座魁星楼，“以当文峰为今秋闱发兆”，把追求科举名第同神灵、风水联系了起来。到道光（1821—1820年）年间，岳麓书院诸生在科举考试中已占绝对优势。道光五年（1825年），全省贡举145人，岳麓占33.7％；道光十五年（1835年）全省举人71人，岳麓占去近40％。

　　乡试和会试、殿试一样，是国家正式科举考试，是国家直接从地方选拔人才的主要渠道。乡试每3年一次，试期在农历八月。每届乡试前一年，还得举行科考，只有在科考中列为 l、2、3等前茅者，才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清初，湖南获科举资格的士子均得赴湖北武昌参加乡试，湖湘许多优秀士生因家境贫寒不得不放弃需爬山涉水的远途乡试。不少湖南官员为此感到忧虑和惋惜。康熙三年（1664年）湖南已经建省，但湖南士子仍要赴湖北乡试，确实不合时宜，几任巡抚都有分闱之意。康熙四十八年（1710年），潘宗洛巡抚偏沅。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继前任赵申乔，再次上疏题请湖广乡试南北分闱（闱，考场），以使湖南应试诸生避免路途之遥、洞庭之险。疏奏阻于部议，一时未能实现。

康熙五十五年（1717年）湖南巡抚李发甲又两次上疏恳请分闱。经几任巡抚的力争，朝廷终于在雍正元年（1723年）诏谕分闱，谕称“湖南士子赴湖北乡试，必经洞庭湖。湖水浩潮无涯，波涛不测”，“有覆溺之患，朕心深为恻然，或致士子畏避险远，裹足不前，又非朕广育人材之意”，所述分闱理由与湖南巡抚的疏章完全相同。诏谕还指示分闱后两湖试举名额分配“由湖南湖北巡抚公议，著湖广总督从公酌定”。湖南巡抚接到上谕后，雷厉风行，于当年就在长沙城原明吉王藩地、今中山路国货陈列馆（友阿黄金珠宝城）一带设立了贡院，这条街也因之改名为贡院街。

贡院系利用湖湘书院的院址进行扩建，规模宏大，布局严谨，功能齐全，封闭性强，清光绪《湖南通志》卷67记载，设院当年就添建头门龙门3扇、望楼4座、鼓亭2座，东西官厅8间，公堂、衡鉴堂各5间，内帘房舍32间，提调、监试、后勤等用房150间，以及考生考试和居住的号舍8500间。号舍10间为弄，5弄编成一字，形如长巷，每间约深1.4米，宽1米，高2.2米。房内设2层承板，可以抽动，日可为桌，晚可为床。考生人居一间，试前入内即封号栅，至交卷时方可开启，很难舞弊。考试分为3场，第一场为“八股”，第二场为“经义”，第三场为“对策”和“诗赋”，考生在这间矮屋内饮食起居要度过9日。分闱之时，湖南中额核定为44名，后增至60多名。

翌年，湖南第一次单独举行乡试，参试人数比往年赴武昌参试者陡增，长沙城一下增加许多家客栈。贡院西街黄笏堂所开“自福”客栈，旅客就多系赴考童生。还出现了所谓试馆，即一些地区或宗族，为了给本地或本族士子到省城参加乡试提供方便，在城内购置房屋，派人管理，免费供应食宿。不是考试期间，试馆也接待本地或本族来省城办事的人员；只收伙食费，不收住宿费，故兼有会馆性质。如望麓园的宁乡试馆、新安巷的湘乡试馆、紫荆街的长桥柳氏试馆、怡长街的彭氏试馆、衡清里的衡清试馆就是较为有名的试馆。

湖南巡抚陈宏谋有副对联对长沙贡院作了生动的描绘：

矮屋静无譁，听食叶蚕声，敢忘当年辛苦；

文星光有耀，看凌云骥足，相期他日勋名。

    低矮的考屋里，在试卷上写字的声音就像食桑叶的蚕声，主文运的星宿激励着士子的志气更加高昂，想到指日可待的功名，早把当年的辛苦忘得一干二净了。

　　两湖分闱是长沙及湖南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推动湖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经济社会的进步、人才的勃兴以及湖南人士走出湖南，参与国事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清代前期（至1840年）通过举试走上仕途，官至总督、尚书、大学士的14人中，有12人是在分闱之后，而且14人中有10位是长沙府人士。他们是：陈鹏年、彭维新、刘权之、陶澍、贺长龄、罗绕典、李星沅、劳崇光、曾国藩、胡林翼。而整个明代，长沙籍进士官至同级的官员只有3人。这些人中，陶澍、贺长龄等在清前期就有不少建树，政治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于曾国藩、胡林翼等更成为清后期举足轻重的中兴名臣。

　　清代前期是长沙及湖南科举人才的鼎盛时期，自1653年开科至1840年，共75榜，湖南成进士的有441人，中举的则多达数千人，其中近半数是长沙府人士。这些人才大致分为3种类型：

　　一类是官至显位的政界要人。除官至总督、尚书、大学士的14人外，还有历官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和学政的10人；任侍郎、主事、六部郎中、员外郎的41人。

　　长沙府最早登上总督官位的是陈鹏年。陈鹏年（1662～1723），字北溟，号沧州，湘潭县人。康熙三十年（1691）成进士，授浙江西安知县，擢海州知州，所到之处，皆有政声。他性情刚直，秉正嫉邪，百折不回。知江宁府时，以忤总督阿山下狱，江宁士庶数万人号泣，百姓争送薪米酒炙，填街塞巷。最后得以昭雪，署江苏布政使。其时，又忤总督噶礼，再次被诬下狱。镇江民众奔走呼吁，康熙又特下旨为其平反，命入武英殿修书。后官至河道总督，兼总漕运事，卒于任所。陈鹏年还是当时的一位著名诗人，著有《道荣堂诗文集》62卷，《沧州近诗》10卷。邓显鹤在《沅湘耆旧集》中评其诗曰：“公诗，和平大雅，原本忠孝，根抵性情，虽偶尔游览之作，皆然不欺其志。吾楚前哲风徽未泯，求其志节风义、勋业文章，照耀宇宙不朽如公者，西涯以后，一人而已”。即认为陈鹏年是继明代李东阳之后，长沙府又一位杰出人物。

　　陈鹏年之后，长沙府又出了一位尚书刘权之。刘权之（1739～1819），字德舆，长沙人。乾隆二十五年（1761）进士，授编修，参与编篡《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出力最甚。书成后，升为侍讲，累官左副都御史。为官廉正，多次上疏，反对舞弊。乾隆五十二年（1788）大挑直省举人，每使有才学者名落孙山，让奔竞之徒滥竿充数，刘权之上疏直言积弊。乾隆帝采纳其意，命其在午门办事，御史监视，步军严查，使大挑举人积弊大减。嘉庆四年（1799）他任左都御使时，湖南派买仓谷，为患无穷，刘权之又奏请凡荒歉的地方，应向丰收的邻县公平采买，不得在本县苛派，并严禁贪污营私。清廷采纳了他的意见，湖南百姓因受其惠。嘉庆帝念其忠直，擢其为吏部尚书、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

二类是以诗文、学识名于时的闻人。如唐仲冕、黄本骥等。唐仲冕（1753～1827），字六枳，号陶山，善化县人。乾隆五十八年（1793）进士，官至陕西巡抚。所至勤求民瘼，振兴士气，兴利除害，有政声。但他的名声不在官，而在诗文，著有《陶山诗集》30卷、《陶山文录》8卷，《沅湘耆旧集》录其诗136首。嘉定钱大昕评曰：“陶山诗，笔力横绝，宇字心花”，“抒写怀抱，能达难显之情，而不入于俚鄙佻巧之习。夫惟大雅卓尔不群，吾辈但当退避三舍而已”。

黄本骥（1781～1856），字虎痴，宁乡县人。道光元年（1821年）举人，曾授黔阳县教谕。他博览群书，精通考古、文物、地理、方志、古史、姓氏和职官。所 著《姓氏解分》10卷、《孟子年谱》1卷、《湖南方物志》8卷、《历代职官表》6卷、《皇朝经籍志》等，均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后人辑刻为《三长物斋丛书》共25种，159卷。

三类为卓有政声的地方官吏。如“为政宽简，不事烦苛，约束吏胥不得扰民”的云南宜良县令戴泽三；修建樊城400余丈“郑公堤”的湖北襄阳知府郑敦允；认为“治不禀于经，不可谓治，学不达于政，不可谓学，文不适于用，不可谓文”的江西吉水知县周树槐；“有胆识、善断事”，善于处置民变的云南楚雄知县彭永思；“多方赈济饥民，安抚屯户”，最后官至贵州布政使的直隶宣化知府李象鵾等等。他们都是长沙人，深受长沙官学或书院学风的熏陶，均以进士或举人入仕。他们把长沙人为官清正廉洁、敢为民作主的良好形象传到了祖国各地，不能不归于长沙古代学校教育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