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是清嘉庆时岳麓书院山长袁岘冈为书院门扉所写的一副楹联。八个笔力遒劲、锋芒毕露的大字,至今悬挂在岳麓书院山门两侧。这是长沙人以楚人自居、以楚人自豪的见证,也是向所有来此地游访的中外人士昭示长沙悠久的湘楚文化和教育文明的第一标志物。 “惟楚有材”这一令楚人自傲的豪言壮语,本身体现着一种浓厚炽烈的文化情结,并激励着湖湘学人愤发济世的雄才大略。湖湘学人的这种桑梓之情,较其他地区更为浓烈。这不仅表现为他们对湖湘文化的自信,而且把继承先祖文化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因而素有褒美乡贤的传统,对乡邦文化有一种视为珍宝的情感。湖湘学人对乡邦文化的自护与酷爱,正是湖湘文化绵延不断的奥秘所在,也是三湘大地具有凝聚人才,形成人才群体的根由之一。 一、惟楚有材 于斯为盛 在楚人看来,楚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惟楚有材”理所当然。许多外地学者对此说也颇有同感。王安石《送吴仲复庶守潭州》诗中就有“自古楚有才,酃渌多美酒”之句。戊戌维新运动期间,著名的天津《国闻报》曾这样评价当时长沙“风气日开”的景象:“不半载之间,讲堂之场,居然林立,或暂借书院屋舍,或另赁街市民房,人尽愤发,士皆淬厉,为楚有材,于斯为盛。” “楚材晋用”这一成语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春秋楚晋争霸,楚国人才很多,往往到晋国得到重用。有次楚国令尹子木问一位属员:“晋大夫与楚孰贤?”属员答曰:“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于斯为盛”典出《论语·泰伯篇》:“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意为上古大舜得到贤人佐助,才使天下大治。 至于何时“虽楚有材”变成了“惟楚有材”,已无从可考。但以“两湖”(湖南、湖北)为中心地域的楚地多有怀瑾握瑜之才,确为历史事实。张从逸先生在《屈原与楚辞》一书中,王建辉先生在《荆楚文化》一书中,都得出了“战国诸子百家中以楚人最多”的结论。如道家的老子、庄子、鹛冠子、老莱子、文子,兵家的孙子、范蠡、大夫种,法家的尸子、陈良,名家的公孙龙子,农家的许行,纵横家鬼谷子,阴阳家南公,天文家唐昧等都是楚人。儒家大师荀卿也长期居住在楚国。一些辞赋大家则更是楚地的“特产”。而作为南楚重镇的长沙素有“屈贾之乡”之称,屈原放逐沅湘,作《离骚》《九歌》《渔父》《怀沙》;贾谊谪居长沙,作《吊屈原赋》《鵩鸟赋》。把长沙地区说成是楚辞、汉赋的孕育之地,实不为过。 后来“惟楚有材”的含义超越了古楚的范围,延展到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楚地人才群,尤其是两湖人才群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历史、地理的血缘把它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惟楚有材”的“惟”字虽可作语助词解,但两湖地区的确比一些地区出的人才要多。湖北的情况且不说,只要数一数以长沙为中心的湖南历代人才辈出的盛况。就会对“于斯为盛”深信不疑。 楚汉以后,长沙地区在中国历史的各个时期都涌现了各方面的人才。三国名相蒋琬,东晋史家邓粲;唐“翰墨之冠”欧阳询,“狂草醉僧”怀素,诗僧齐己;宋代“獐猿画家”易元吉,理学大师胡宏、张栻(胡、张长期迁居长沙,应算是长沙人了),经学名士易祓,词人王以宁;元代文豪冯子振,“一代宗师”欧阳玄;明代诗人李东阳,楚史大家周圣楷,“楚陶三绝”陶汝鼐;清代经学“四王”王夫之、王文清、王先谦、王闿运……,不胜枚举,正如今日学者罗福惠先生所云:“从三国到清末一千余年间,著家不下五千,著作近十万种,这昔年的‘屈子贾谊伤心之地’成了人文荟萃之区。” 隋唐初开科举,湘楚人士便已榜上题名。科举考试虽有流弊,但所录取的进士毕竟反映和代表着古代的文化水平,也是朝廷搜罗人才的主要渠道。许多政治家、文学家都出身进士。一个地区录取进士的多少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个地区的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清光绪《湖南通志·人物志》所列历代进士出身的县以上官吏或学术上有成就者179人,其中长沙府52人,占29%。 “破天荒”这一典故源自唐代长沙 “破天荒进士”刘蜕。刘蜕(生卒年不详),字复愚,自号文泉子,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中进士。《一统志》云:“刘蜕故居在县城西北湘江边。”其宅院名为蜕园,其位置在今长沙泰安里周南中学校园。在刘蜕以前50年间,现今湖南地区虽每年解送举人赴进士试,却从未有人及第录取,故称刘蜕“破天荒进士”。当时的荆南节度使崔铉特地送给刘蜕钱17万贯,名“破天荒钱”。刘蜕在答谢信中说:“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刘蜕不仅以散文著名,诗也颇有成就。清代人评论他“学《楚辞》尤有深致。《哀湘竹》《下清江》《招帝子》,虽止三章,颇得《九歌》遗意。”刘蜕原有《文泉子集》10卷遗世,已佚。明代韩锡编辑了《文泉子集》1卷。 宋代潭州(长沙)出了3位状元,即北宋的王世则和南宋的易祓和王容。 长沙第一个状元名王世则(963~1008)。长沙湘江中橘子洲原是三个互不相连的洲岛,分别称为上牛头洲、下牛头洲和水陆洲。民间有谚语云:“三洲连,出状元”。相传北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湖南大旱,湘江长沙段小河露底,三洲连了起来。果然这一年王世则中了状元,他以《六合为家赋》获进士第一名,官右正言,后出知蒙州、永州。淳化元年(990年)正月出使交趾(今越南),次年返回汴京,将其出使见闻呈奏宋太宗,此奏文收在《宋史》中,成为今日研究中越关系史和越南古代社会的珍贵史料。 南宋孝宗淳熙年间潭州(长沙)连出两位状元——易祓和王容。 易祓(1156~1241),潭州宁乡县巷子口人。字山斋,一字彦章。天资聪颖,勤于求学。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殿试头名状元。历官礼部尚书、翰林院直学士,为孝宗、宁宗、理宗三朝重臣。曾以宁乡特产刀豆花进孝宗,使刀豆花驰名京师。宁宗时因主战而遭贬,59岁时返归故里,筑“识山楼”,系以诗曰:“山外如何便识山,白云出岫鸟知还。更看面目知端的,却在先生几格间。”理宗时被重召入京,授朝仪大夫,封宁乡开国男,食邑千户。诗词、散文均有名气,生平著述很多,有《周易总义》《周礼总义》《山斋词集》等。易祓往京城应试时,其妻萧氏仍居家乡,亦娴词章。因易祓做官久不归,其妻遂赋《一剪梅》以寄。词曰:“染泪修书寄彦章,贪却前廊,忘却回廊。功名成遂不还乡,石做心肠,铁做心肠。红日三竿未理妆,虚度韶光,瘦损容光。相思何日得成双,羞对鸳鸯,懒绣鸳鸯。”萧氏一生只流传了这一首词,但历代谈词的重要著作,如《词品拾遗》《词苑丛谈》等都收录了这首词,萧氏思夫之心情真意切,将满腹情思凝聚笔端,成为千古传咏的佳句。 王容(1163~1206),潭州湘乡县金石人。字南强,15岁到岳麓书院,拜张栻为师,潜心问学。王容和张栻成为师徒可谓是缘分所至。王容跟随张栻游学期间,对恩师十分敬重,尤其对张栻的《希颜录》景仰不已。因为对书中《临危手疏》“亲君子,远小人”一语深有感悟,于是取“希颜”二字为自己的号。面对刻苦问学的王容,张栻也钟爱有加,对他十分器重,言传和身教相结合。王容19岁肄业于岳麓书院。淳熙十四年(1187年)丁未庭中对策,宋孝宗钦点其为一甲第一名。《夷坚志》载,长沙古语尝有“骆驼嘴断状元出”之谣。淳熙十三年(1186年)之夏,骆驼嘴中断为两截。不一岁,潭州人王容应之民谣,高中状元。史载,王容忠心爱国,中状元后官任议政大夫礼部侍郎,屡屡进谏御金之策。在王容故里面向宁乡县大湖塅的状元塔如今还存留着一副对联:“山有七星联北斗;名高一甲起南强。”“南强”即为王容的字,指代“南宋强盛”之意。状元塔今犹存,被湘乡县和宁乡县同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元代科举考试20余次,经科举入仕者1200余人,湖南地区86人,占十三分之一,可算前列。官位最高者为浏阳人欧阳玄,官至湖广行省右丞,进阶光禄大夫。欧阳玄(1283~1357),一代史学宗师、诗人。字原功,号圭斋。祖籍庐陵(今江西吉安),系欧阳修族裔。延祐二年(1315年)中探花,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历任芜湖、武冈县尹。元统六年(1333年),元惠帝授以翰林学士丞旨,进阶光禄大夫,参与编修《经世大典》、《四朝实录》。至正初年元惠帝下诏修撰辽、金、宋三史,又以玄为总裁官。有《唐书纂要》《至正河防记》《圭斋集》等传世。死葬浏阳天马山,今浏阳市有圭斋路以纪之。 由于学校教育的发展,明代通过科举登进士的湖湘人士大增。自洪武十八年(1385年)丁显榜始,至崇祯十六年(1643年)杨廷鉴榜止,82场会试,湖南进士题名的举子共541人。其中官至尚书、大学士的长沙府人士有夏原吉、李东阳、张治等,其中以李东阳最为有名。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自称“李长沙”,明长沙府茶陵州人。4岁时就能写直径一尺的榜书,有神童之誉。18岁考中天顺甲申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历官翰林院编修、侍讲、侍学学士,礼部、户部、吏部尚书,文渊阁、谨身殿大学士。李东阳为朝官50年,参与内阁机务18年,担任内阁大学士15年。有《怀麓堂集》100卷传世。李东阳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是领袖明代诗坛五十年的“茶陵诗派”盟主。他主张诗歌要有比兴,在形式上追求典雅工丽。在风格上“出于宋元,溯源唐代”,开辟了真诗复生的局面,成为台阁体到前后七子的过渡流派。李东阳诗在内容上有不少关注社稷民生和讴歌祖国大好河山、英雄人物、民俗风情的优秀作品,如《春至》《长江行》《与钱太守诸公游岳麓寺四首·席上作》《花将军》《牧牴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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