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学艺术：流光溢彩的画卷

四、工艺美术多彩多姿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另一大类为民间工艺美术，长沙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工艺美术有湘绣、铜官窑陶瓷、浏阳菊花石雕等，入选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工艺美术有望城剪纸、长沙棕编等。

湘绣

湘绣是长沙地区独有的工艺美术品，与苏绣、蜀绣、粤绣并称为全国四大名绣。长沙刺绣历史悠久，长沙楚墓中就出土有绣着龙凤和堆花的丝绢被，马王堆墓中出土了更多的绣衣绣料，其工艺之精湛，令人叹为观止。如一号墓中，用来装饰内棺的铺绒绣锦，以烟色绢为底，用朱红、黑、烟三色丝绒，采用针脚整齐、绣线排列均匀的平针满绣针法绣成，技艺高超，在我国丝织物中极为罕见。

宋明时期，湘绣民间刺绣的针法日趋丰富，在图案的写实风格上，与现代的湘绣品基本一致。到清代，长沙地区民间刺绣更为普及，嘉庆十五年（1810年）刊印的《长沙县志》载：“省工会之区，妇女工刺者多，事纺织者少，大家巨族的钿锦相侈尚。”

刺绣在长沙形成商品性专业生产始于清咸同年间，长沙东乡袁家冲袁魏氏，公认为湘绣艺术的鼻祖。她先在长沙东乡袁家坪、沙坪一带授徒100余人，以后又往来于西乡渔湾市、溁湾市、三汊矶一带授艺，刺绣遂成专门行业。光绪二十五年（1898），吴汉臣在长沙红牌楼开设了湖南第一家销售绣品的“吴彩霞绣纺”；次年，长沙袁家冲袁魏氏之子袁瑾荪在长沙八角亭开设锦云绣馆。

光绪初年，绣女李仪徽首创“掺针”和“鬅毛针”绣法，利用不同色线互相交错，参差不齐，且不留痕迹，色彩绚丽多姿，画面真实细腻。“鬅毛针”是绣老虎的独特针法，所绣之虎，虎毛刚劲直竖，力贯毛端，宛如活虎。

湘绣工艺水平的提高，促进了湘绣的发展。1933～1937年湘绣进入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全省共有绣庄45家，其中长沙40家，长沙城乡约有绣工15000人，年产绣品3万余件。193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百年纪念博览会”上，长沙锦华丽绣庄送展的一幅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半身绣像，引起轰动，标价3000美元，美国有人愿以万元美金收购，时任湖南省主席的何键，授意以他人名义赠送罗斯福，对方回赠奖金6000美元。何键送的“誉满全球”金匾则高悬于绣庄门楼。该绣品今藏美国芝加哥亚历山大博物馆。抗日战争时期，湘绣业受到沉重.稿和版本统统毁于大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湘绣业重获新生。位于芙蓉区车站北路的湖南省湘绣研究所对提高湘绣工艺水平、振兴湘绣产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湘绣“雄狮”荣获1982年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金杯奖；双面全异绣《杨贵妃》《望月》等被国家有关部门珍藏。20世纪90年代研制的大型双面绣《群仙祝寿图》将湘绣技艺又推向新的高峰。

2006年7月，一座全国一流的湘绣城在长沙县县城星沙镇拔地而起，今成为中国最大的刺绣生产基地，绣品年销售额达10亿多元。

开福区沙坪社区素有“中国湘绣之乡”的美誉。如今的沙坪，湘绣文化产业正如日中天。沙坪小镇的核心景区是沙坪湘绣文化广场，广场内有湘绣博物馆、湘绣名人馆、湘绣工艺体验馆、湘绣婚庆馆、绣乡食府等建筑，绿瓦红墙，檐牙高啄。广场中央为文化表演区，定时为游客上演湘绣主题节目，让游客体验湖湘文化的浪漫多情。

铜官窑陶瓷

铜官窑又称长沙窑，位于今望城区境内的铜官镇至石渚湖一带。铜官窑是一座民间陶瓷窑，烧瓷历史早于盛唐，兴于中晚唐，衰于五代。铜官窑发现于1957年。从铜官窑至石渚湖，沿湘江东岸十里河滨，已发现唐代烧窑遗址19处，每处范围最小约300多平方米，最大约万余平方米，堆积厚度最薄0.4米，最厚约4米。今已建成国家遗址公园。

有关铜官窑的文献记载极少，仅有唐湘籍诗人李群玉《石渚》诗作了一些描述：“古岸陶为器，高林一尽焚。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迥野煤乱飞，遥空爆响闻。地形穿凿势，恐到祝融坟。”

铜官窑制釉技术的发展经历了青釉、颜色釉、釉下彩（另说为釉彩）三大阶段。釉下彩阶段，大约从唐宪宗元和（806～820年）年间至晚唐，并延伸到五代。釉下彩的发明，是瓷器制造技术发展进步的结果。铜官窑是由学习越窑青瓷而大胆创新，发明了青瓷釉下彩、白瓷釉中挂彩的新工艺，并将之与传统的装饰技艺如划花、刻花、模印、粘贴、捏塑等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铜官窑以其创新、高档和精湛的艺术，赢得了世人的偏爱，产品销往全国各地乃至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从考古发现看，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土了长沙窑产品，如朝鲜、日本、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等。为适应外销的需要，铜官窑瓷器上的景物、文字，多表现销售地的风土人情，以适合当地人的口味。如铜官窑窑址出土有一种瓷背水壶，小口卷唇，直颈、扁平体，壶二侧向内凹陷，高约20厘米，一般施黄釉绿彩或全绿釉，釉色鲜艳浪漫，具有明显的中亚、西亚风格和浓郁的游牧民族的色彩。1998年，一艘被后人命名为“黑石号”的外国沉船在印度尼西亚海域被打捞出水。在“黑石号”被打捞出的6.7万件文物中，八成以上来自长沙铜官窑。

铜官窑陶瓷器的另一创新是在釉下胎体上题写大量诗句、文字。这些诗句、文字大多反映当时的某些社会风俗或抒发工匠自己的情怀，或当作产品广告。这类诗句，有反映离别与相思的，如“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有反映商贾经营活动的，如“买人心惆怅，卖人心不安，题诗安瓶上，将与买人看。有反映游子与游人的。如“日日思前路，朝朝别主人，行行山水上，处处鸟啼新。”

铜官窑复兴于何时，目前很难考证。到清末，铜官有陶工数千人，生产的产品有日用陶、建筑陶和美术陶几大系列，号称十里陶城，成为全国五大陶都之一。

铜官窑陶瓷技艺的“永恒”，在于它自唐至今有一代延绵一代的传人。如今，铜官窑陶瓷技术后继有人，已形成有八千从业人员的产区。

中国红瓷器

中国红瓷器是长沙大红陶瓷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能代表长沙工艺美术水平的艺术瓷产品，2018年被评为首届长沙市“文化消费十大品牌”之一。

“中国红”，圆了陶瓷人的千古梦。陶瓷上大红色曾是陶瓷史上千古难题。在中国陶瓷艺术长河中，唐代发明了铜红；后来，有了宋代的钧红瓷，明清时期的祭红、郎红、胭脂红、豇豆红、珊瑚红等红色釉瓷。尽管这些红色釉瓷的色泽也并非真正的大红，可就因为那一份“红”，使得烧制工艺要求极高；因为那一份“红”得来不易，这些陶瓷也就成为皇室内廷和历代国内外收藏家追求的珍品。因为一份“大红”难成，陶瓷界常大诉“十窑九不成”之苦衷。而对“大红”的追求，现代西方各国也竞相投入巨资，可研制工作至今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因为釉下彩瓷器要求一定的白度、硬度和透明度，要在1300℃的高温下才能烧成。而促成陶瓷上大红色的釉料在温度升至800℃这个临界点时，“红颜”完全褪尽。

在长沙大红陶瓷公司创始人尹彦征发明高温大红瓷器以前，逾千年来，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烧制成的红色瓷器，其色相约为枣红、棕红、铁锈红或紫红，都不是中国人最喜爱的与中国国旗颜色一致的大红。尹彦征历经20年艰辛，攻克成千上万个难关，在1200℃以上高温，经多次烧制，终于烧成了颜色鲜艳、高贵华丽、喜庆吉祥，与国旗颜色完全一致的高温大红色瓷器。每件产品的拉坯、成形、雕刻、镂空、上釉、描金、彩绘，全部采用手工精心制作，颜色鲜艳、发色均匀、光致貌美，是艺术欣赏、美轮美奂的旷世之作、绝美佳品。  

中国红烧制难度很高，工艺复杂，通常要四次进炉：一是素烧；二是釉烧；三是红烧；四是金烧。铜红在800度要分解，中国红在1150度的高温下成瓷，难上加难。红釉是用稀有金属钽烧制而成的，金属钽是比黄金还要珍贵的稀有金属，可以说中国红瓷是用黄金烧成的。陶瓷通常以烧制温度来划分其优劣，低温陶重，高温白瓷细、玉瓷轻，而中国红在1450度的高温下烧制而成，玉如凝脂，尤显珍贵。

中国红瓷器品类非常丰富，共有4个系列107种，其中瓶、蛋、炉、盘、壶、笔洗、笔筒、茶具等艺术品，都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中国红瓷器不是批量生产，拉坯、绘画全靠手工。每一件都是仅此一件。如《富贵牡丹图》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宋定国亲自设计的，《楚韵·高脚赏瓶》是尹彦征亲自设计并且彩绘的。不同的工艺美术大师或者同一位工艺美术大师在不同的时期制作出来的作品都是不同的，所以每一件中国红瓷器都是独一无二的，弥足珍贵。

菊花石雕

菊花石，一种含“菊花花纹”的天然石材，学名为“黑灰色泥灰岩”，是浏阳独有的工艺美术原料矿产，产于浏阳河永和镇地段河床下层。石上分布洁白晶莹、形如秋菊的花纹。花纹是立体的，在任何一个侧面都呈现出千姿百态的菊花。这一奇特的花石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当地群众称它为“石菊花”，并把产石的河段叫为“菊溪”。

菊花石的发现和加工大约在清乾隆（1736～1795年）年间。清同治《浏阳县志》载：“菊花石堪称菊石花，在县东永和镇侧，大溪水过永和市，中流石亘如洲，无甚花卉，一望如漩涡堆积凹凸万状，如镂如封，色苍然可爱，有纹而晶莹，作菊花状，跗萼宛然。其中式含苞半吐，殊极有趣。每秋高水落，益玲珑可喜。”

据《故宫博物馆院刊》记载：“清代内府中已藏有菊花石砚多方，其大者近尺半，小者约七八寸不等。”清末，菊花石雕已相当发达，浏阳县内有石雕艺人20多人，并有阳长厚开设的“补天石菊花石雕作坊”开业，产品有砚台、笔筒、水池笔架、镜屏、帽筒等，技法由浅刻、平面刻过渡到浮雕、半浮雕、镂空和圆雕等。花形也由简到繁，如“梅兰竹菊”四君子、蝴蝶采菊、蜜蜂采花、金鸡采菊等作品，成为工艺美术珍品。

1910年，在清政府举办的南京南洋劝业展览会上，与湘绣同获殊荣的，还有浏阳老艺人戴清升雕刻的“仿古假山”菊花石雕，荣获“稀世珍品奖章”二枚。1915年，同为戴清升所雕的梅菊瓶和梅兰竹菊横屏展品，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金质奖，并被誉为“全球一”。1929年英皇二世受冕盛典庆祝大会上，中国政府赠送的菊花石工艺品，博得英国女皇和各国公使的高度赞赏。

菊花石雕融自然性和艺术性于一体，既具观赏性，又有很高的收藏价值，历来为馈赠之佳品。1959年，国庆十周年，浏阳人民将一尊巨型立体雕件“石菊森山”呈献北京人民大会堂，供各族人民观赏。菊花石雕代表性传承人之一陈继武1996年的作品《五龙花王瓶》获首届菊花石雕展“特等奖”；2000年作品《傲霜图》获中国第二届特产文化节“金奖”。2006年，菊花石雕艺人苏波创作的《绝代双娇》在中国“百花杯”大赛中捧回银奖，浏阳菊花石雕再度名扬四海。

望城剪纸

剪纸艺术根植于民间。南朝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中写道：“正月七月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置头之鬓，又造华胜相遣。” 望城剪纸具体起源的时间已无考究。但在清同治十年（1871年）撰修的《长沙县志》中，曾有“元宵剪纸为灯，或悬之庭户，或列之街衢，或为龙灯鳌山游绕里巷”的记载。

窗花，是剪纸中最普遍性的一个门类。在长沙广大农村地区，过年贴窗花的习俗由来已久，并已成为传统节令中约定俗成的一项重要内容。以望城剪纸为代表的湘中剪纸，跟别的很多地方还不同，除了吉祥窗花，还有很多与祭祀有关的剪纸，这跟楚地风俗有关，如民间丧葬，要挂一些剪纸招魂幡，打醮求雨则要有纸扎，上面剪贴一些怪诞的形象，以震慑鬼魅。望城老艺人文震坤最擅长这类作品。吊笺儿，即与祭祀有关。吊笺儿取“吊钱儿”谐音，形似旌旗小幡，贴挂在门楣上。传说吊笺是由古时的“彩胜”演变而来。彩胜是一种戴在头上的装饰品。吊笺儿的内容，多以吉语和吉祥图案组成。文字用象征、谐音、寓意的手法，如“鹿鹤同春”“四季平安”“双喜临门”“金玉满堂”和“紫气东来”等吉语；图案有《八仙过海》《刘海戏金蟾》《和合二仙》等，内容与文字和谐统一。

望城民间剪纸作品，作品细腻而不见其假，粗犷而不失其真，具有精美、繁富、纤秾的风格。望城县(今望城区)“花客”邹易氏和纸扎艺人文震坤的作品便属这种类型。邹易氏剪的喜期窗花、礼花，多为民间流传的吉祥图样，也有以民间传说为题材的创作，造型古拙、刀法略带涩味。文震坤的作品以神话传说、故事人物和花鸟为主。这些剪纸作品，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它不但反映了剪纸艺人大胆而丰富的想象力，同时也折射出楚巫文化神秘、浪漫的幽光。

望城剪纸代表性传承人秦石蛟在政府的扶助下办起了一家剪纸博物馆，为长沙九大民间博物馆之一。

长沙棕编

长沙棕编是以棕叶编制而成的小工艺品，曾与湘绣、菊花石雕并誉为“长沙三绝”。棕榈为常绿乔木，长沙县农村各地都有种植。民间艺人采集棕叶，编织成鸟、虫、鹤、蛇、龙、青蛙、壁虎、风凰等各种昆虫动物，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被誉为“江南一绝”。有的还将棕编动物与棕编景物组成立体画，别有情趣。旧时长沙街头到处有叫卖棕编的小摊担，很受市民特别是小孩的喜爱。

因其多为鲜叶编织，易枯变形，艺人研究改进，将鲜叶进行处理，编后染漆，经久不变，色彩鲜明，形态更为逼真。棕编工艺有一套较为完善的制作程序，一般都要经过采摘棕叶、煮叶、晾晒、打露水、收藏、选叶、润叶、编织、上漆、点睛等工序。长沙棕编曾参加德国莱比锡世界博览会，获得好评。

今日长沙还有王文定、罗俊扬等老艺人和新秀周佳霖在从事棕编创作。周佳霖在传统基础上又有创新，她创造了环套结编法、鱼鳞覆羽编织法等，让棕叶更加细致地表现作品神态，并把绘画、雕塑与棕编相结合，通过摆设、场景等元素来丰富每个棕编作品。今日在火宫殿火神庙庙会上还可见到棕编摊担，棕编工艺后继有人。

撰文：陈先枢

来源：湖湘文化区域精粹丛书《长沙：长岛人歌动地诗》201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