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科技教育：湖湘智慧的结晶

二、湘城教育薪火相传

长沙素有“潇湘洙泗”之誉，宋代岳麓书院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晚清时务学堂为全国最早的新式学校之一。时间进入20世纪，在历史演进和嬗变的过程中，长沙涌现了大批新式学校。近代中国出现了“楚境一隅，经营天下”的局面，湖湘人才的兴盛和教育的发达成为近代湖湘文化的两大现象。教育造就了名人，名人又推动着教育的发展，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关系。

湖湘教育之盛是造成湖湘名人辈出的重要基础。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成为近代几个人才群体的大本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湘省教育再掀高潮，与一大批维新志士在省城长沙掀起一阵又一阵“教育救国”浪潮有很大关系。1897年维新运动高潮之时，梁启超从上海来到长沙，与熊希龄、谭嗣同等创办时务学堂，将湖南的教育救国思潮再次推向高潮。在这一声浪的推动下，许多志士仁人投身教育事业，名校不断涌现，明德、周南、长郡、雅礼、育才、省立一中、第一师范、湖南大学等扬名全国。湖湘名人中，无论是政治军事、文化教育还是科学技术领域，相当一部分都出自这些名校。如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刘少奇、李维汉、李立三、李富春、夏明翰、郭亮、任弼时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直接从第一师范、省立一中、长郡中学、育才中学等名学校走上革命道路的。又以两院院士为例，亦可作有力说明。据20世纪90年代调查，明德、长郡、雅礼、省立一中、广益（今师大附中）5所中学共出两院院士40人，其中湘籍院士34人，占湘籍院士总数的40％，可谓“长沙名校，院士摇篮”。

    20世纪初，长沙为什么名校辈出？是什么根基支撑着湖湘教育长久不衰？运用唯物史观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认真总结，不难找出其中的答案。

    首先是先贤学子的倾身投入。1903年胡元倓留日归国，深感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是得力于教育的发展，便集资2000余元，租赁左文襄祠为校舍，招收学生两班，创立了湖南第一所私立中学——明德学堂。胡元倓曾对黄兴谈及此事：“公倡革命，乃流血之举；我为此事，则磨血之人也。”朱剑凡也是留日学生，是湖南女子教育的开创者。朱先生出身官宦人家，与兄在长沙城内共同拥有规模宏大的园林——蜕园，本可安享天年，却要自讨“苦”吃。1905年，朱先生利用自己的一半园林办起了湖南第一所女子中学——周南女中。倾身投入教育的湖湘学者还有符定一、陈润霖、禹之谟、黄萱祐、易培基、徐特立、彭国钧、曾宝荪、劳启祥、王季范、方克刚、何炳麟、胡庶华等，一时间集资办学蔚然成风，实为其他省份所罕见。

    二是社会绅民的慷慨助学。长沙商人多出身书香门第，受理学传统的伦理教育影响甚深，当他们致富之后，总不忘践履孔夫子“富而教之”的诺言。晚清富商朱昌琳富不忘教育，辟有专项资金兴办义学，并保证常年支付。晚清的光绪举人，民初的湖南商会会长、长沙交通业巨头龙璋，不仅对明德学校多有资助，而且创办了瓷业、铁路诸学堂，为发展湘城职业教育作出了贡献。大实业家章克恭热心资助教育事业，曾先后捐助隐储女校、湘雅医学院、明德、楚怡、修业等学校。私立学校特别发达是近代湖南教育的一个最大特点，亦即优点。1929年湖南《大公报》报道，湖南“民间志士与地方团体，以一人之力、一族或一行之财，组设私校，辅公家之不及者，所在皆是。私校之盛，殆为国中所仅见”。

    三是开明官吏的尽力支持。20世纪初湖南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得助于巡抚的鼎力支持。赵尔巽在1903～1904年任湖南巡抚期间，不但注意普及教育，创立各类学堂，而且积极发展职业教育，办了多所实业学堂。他不顾守旧派的反对，毅然把宽敞幽静的岳麓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的校舍。为使人才脱颖而出，抚院对优等学生实行奖励政策。1903年初，湖南巡抚俞廉三发布谕令，决定对长沙府学人范锐（即范旭东）、邵阳学人蔡艮寅（即蔡锷）等10名优秀自费留日学生给予一年官费的奖励。1905年继任湖南巡抚端方亦十分重视兴学育才，认为“东西各国之富强莫非发源于教育。”他上任伊始就大张旗鼓推行教育改革，创办师范学堂，将半日制学堂全部改成初等小学堂，又筹措经费新办28所初等学堂。民国初年，长沙首任知事姜济寰热心于教育，在他两年任内长沙兴起了办学高潮，至1915年全市共有各类小学63所。他还委托同学徐特立创立了长沙师范。20世纪30年代湘省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与政府增大对教育的投入不无关系。省政府把教育视为“要务”之一，教育厅长朱经农对筹措教育经费尤为尽力，“始终保障经费之独立，预算或临时提案所支之经费，未尝短少分厘”。

    四是近代教育救国思潮的有力推动。1987年维新运动高潮之时，熊希龄、谭嗣同等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将湖南的教育救国思潮推向高潮。谭嗣同在时务学堂演讲时说，普法战争“法国以为学问而保存”“若我国有志之士都讲学问，则我国亦必赖以不亡”。清末民初，这种思想再度凸现出来，并有过之而无不及。教育救国在本质上是改良的，但在社会上还没有比改良更可行的主张之前，主张教育救国无疑是进步的。教育救国思想对于近代湖湘教育事业的发展有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在教育救国声浪的推动下，湖湘办学兴教形成了热潮；也正是在教育救国思想的鼓舞下，许多人选择了教育为自己终生的职业。

    在近代教育救国思潮有力推动下，长沙名校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湖湘学风。它有以下明显特征：

一为学以致用。宋明理学代表人物朱熹兴学岳麓时所颁行《朱子书院教条》对后世湖湘学风影响深远。朱熹反对当时官学中“务记览，为辞章，钓声名，取利禄”的流弊，在学规中提出“修身”“处事”“接物”之要，把学、问、思、辨、行规定为“为学之序”。书院教学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注重自学、独立思考、问难论辩、学思并重、知行统一等特色，都与这个“为学之序”密切相关。     

“兴学育才”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包括改革和废除科举、举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制订统一学制、建立统一的教育行政机构等内容。在“兴学育才”、统一学制方面，时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的长沙人张百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02年，张百熙以管学大臣名义“上溯古制，参考列邦”“兼取其长”，拟定了京师大学堂、考选入学、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蒙学堂等各级学堂共六个章程进呈清政府，被清政府以《钦定学堂章程》之名颁布。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学制——“壬寅学制”。同年，由原湖南时务学堂改办的求实学堂改制为省城大学堂。省城大学堂后又与岳麓书院合并成湖南高等学堂，即湖南大学的前身。学堂的中学和预科开设的课程除原有的修身、经学外，新设了图文、历史、英文、地理、代数、几何、三角、动物、生物、物理、法政、图书、体操等新学科。1903年创办的湖南高等实业学堂设矿业、土木、机械、化学、窑业五科。从1910年起，还附设了专门培养中等实业学堂教员的实业教员讲习所。以至于清政府学部评论：“中国自北洋大学堂外，工程学科未有如湖南高等实业学堂之完善者。”

二为伦理践履。以长沙为中心的湖湘教育自宋代发轫，一直倡导“求仁履实”，首先表现为重视人才的品德、操行、性格、情感、意志等素质的磨砺和塑造。梁启超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时，亲自制定了《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十章》，曰“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这10条学约虽已明显含有学为维新图强服务的思想，但其要领仍是“伦理践履”，充斥着儒家的修身治学精神。他认为要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首先要养心、治身。“五四”后，新式学校仍然突出“德”“行”教育，但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

朱剑凡为周南女校规定的校训是：（1）自治心(节制整洁)；（2）公共心(博爱仁恕)；（3）进取心(勤勉耐劳)。为养成勤勉学风和活泼气氛，周南规定每日由值日教员公布格言、诗歌、图画或学生学习成绩，以供学生学习观摩。周南女学还每年举办学生学习成绩展览。民国初年的《湖南教育》杂志曾撰文评述周南的成绩展览，认为周南女学生的成绩“男校中如此程度亦不多得”。朱剑凡等还注意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并带领学生参加一些爱国运动。如1907年，他与徐特立发起周南全体师生首先罢课，反对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并得到全城公私立学堂的响应。

三为教学图新。湘人办学历来反对食古不化和填鸭式的教学法，而主张因材施教、不拘一格、自由发展。“五四”以后，长沙教育界思想极为活跃，改革之潮一浪高过一浪。小学以陈润霖创办的楚怡学校最为注目。楚怡把教改的总原则定为从训练主义教育演进为自然主义教育，刻意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和设计能力。后人把楚怡的教学改革归纳为：教育从智能堆集到养成求学能力与习惯，达到“以行求知”；教材从支离破碎到中心联络，再到大单元组织，以设计教学为归宿；教学从学级活动到分团活动，再到个别活动，以“道尔顿制”为归宿；教学方法从严格管理渐取解放，再到纯任自由活动，以“蒙台梭利教育法”为归宿。中等学校的改革首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0～1923年易培基任校长期间，一师顺应历史潮流，对教育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聘任了一批德才兼备的教员，如舒新城、周谷城、匡互生、李达、李维汉、熊瑾玎等，还延聘刚从一师毕业的毛泽东任附小主事，后兼师范部国文教员。随之，他大胆改革国文课，废弃文言文，改用白话文；废除注入式教学，改用启发式、讨论式教学；增开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一系列新课程，向学生传播新知识、新思想。师范教育的发展，满足了各级各类学校的师资需求，加速了全省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这些学校曾创造过许多辉煌，“忧国忧民”“教育救国”“磨血育人”“经世致用”等优良传统，浸润着长沙大地，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和士人。尤其是那些享有盛誉的名校，不仅激发了长沙学风的昌炽，形成了长沙独特的教育风格，而且促进了湖南教育和湖湘文化的并肩发展，使湖南的教育事业一直排为全国前列，培养出来的人才影响中国社会一百多年，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