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名胜古迹

炭河里古城遗址

在宁乡黄材镇有一处全国重点保护单位，它就是炭河里遗址。2005年4月17日，由中国考古学会、中国文物报、《文物天地》杂志社等共同主办的200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在京揭晓。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的“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考古项目成功入选。

此后，2006年，炭河里西周古城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被纳入国家大遗址保护规划，2013年被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16年遗址公园建成开园。

2001年至2005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宁乡黄材炭河里遗址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现并确认了炭河里古城的存在。炭河里城址位于黄材盆地西部沩水与其直流塅溪河交汇处，除保存有二百多米长的一段城墙外，还发现了城壕和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城外附近也发现有同时期的墓葬及普通居住遗址，出土了大量陶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

炭河里古城的形状为圆形，总面积约十五万平方米。目前保存的部分为城的西北部宫殿区，残存面积二万多平方米，约为原来的七分之一，而其余大部分应该是三千年来因为河流改道被冲毁了。

考古专家认定，炭河里古城的始建年代为西周早期，到西周中期以后被废弃，使用时间大约有一百多年。它是西周时期生存于沩水流域乃至整个湘江下游地区的一支地方青铜文化(炭河里文化)的政治中心——都邑所在地。

遗址所在地地表与周边并无二致，可是它的地下却是一个宝库，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多次出土商周时代的精美青铜器。湖南湘江流域曾经有不少地方也出土过商周青铜器，但宁乡境内出土的铜器数量最多、分布最为密集，从铜器本身的规格、等级和艺术价值来看，也是首屈一指的。因此，学术界往往将宁乡铜器作为湖南湘江流域出土商周铜器的典型代表，称之为“宁乡铜器群”。

关于炭河里古城的出现及宁乡铜器群的来源问题，专家们认为是商末周初，周灭商后，殷商遗民的一支南迁并与本地土著人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殷遗民南迁不仅带来了大量青铜器和青铜冶铸技术，同时带来了先进的社会管理制度，从而促使以炭河里古城为中心的湖南最早的国家之出现和地方青铜文明之形成。

炭河里一带发现的青铜器中，尤以四羊方尊最富传奇色彩。

1937年春季的一天，宁乡黄材镇山铺农民姜景舒和弟弟在离家不远的卷耳轮山上挖土准备种红薯。一锄挖下去，锄头碰着硬物发出一声钝响，这在挖土时是常事，两兄弟都没在意。第二年春天，他们再次到这里挖土，谁知锄头又在这个地方硬到硬东西，他们决心探个究竟，便将周边的泥土刨松，才挖了一尺多深，土中就露出了一个方口的金属器皿，又往下挖了半米左右，一件完整的大家伙完全露出了地面。它高齐人腰，上下四四方方，中部四角还铸着四只羊头。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湖南第一国宝的四羊方尊。姜氏兄弟虽然不知道这家伙叫什么，也不晓得它是做什么用的，但他们听说黄材一带地下曾挖出过宝物，因而知道这家伙决非寻常之物。于是兄弟俩悄悄将它抬回家中，并且对外隐瞒了这件事。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姜氏兄弟挖到宝物的消息不胫而走。没过几天，黄材镇上万利山货店的老板便来到姜家，他仔细观看了这件完好无损的古铜器，提出以四百元银洋购买。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一担谷子（一百五十斤）才两元。姜氏兄弟立刻答应下来。不久，万利山货店又以一万银洋的价格转卖给了长沙城里西牌楼怡丰祥商号的赵老板。赵老板准备以十万银洋的高价卖给外国人。当时政府有不准珍贵文物出口的禁令，赵老板不敢轻易造次，便将它寄存在靖港一家商号中。方尊出土以后几经易手，消息也越传越远，长沙县政府得知后，立刻派人到靖港将方尊查获，收归国家，并将它存放在省城一家大银行保管。看到这里，读者可以松一口气了，庆幸国宝没有流失。然而它接下来的经历，依然令人悬心。

到新中国成立时，方尊早已不知去向。抗战时期周恩来在湖南曾听说这件事，1952年他责令湖南有关部门迅速查找。几经调查，终于从省人民银行仓库中找到了原物，但是已经碎成了十多块。原来，抗战爆发后，湖南省会内迁沅陵，方尊随省银行运往沅陵途中，正逢日寇飞机空袭，方尊受到了极大的损坏。所幸残片尚存，后经文物专家修补，最终得以复原。经鉴定，方尊为商代一种大型酒器，定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并正式命名为“四羊方尊”，调往北京国家博物馆珍藏。2007年，四羊方尊第一次回故乡在湖南博物馆展出，三湘父老才目睹了这件宝物的真容。

四羊方尊原物高五十八点三厘米，口径五十三点四厘米，重三十四点五千克。四方有羊首雕塑，故名四羊方尊。尊是古代的盛酒器具。四羊方尊是我国商代青铜器中独一无二的珍品，它是长沙古代文明的见证。四羊方尊形象逼真，镌刻精美，构思奇巧，羔羊与美酒是古人心目中的理想的人生享受，此尊将二者融为一体，匠心独具。为了让四羊方尊的形象在故乡永驻，2005年长沙市政府在修建湘江风光带时，特地在朱张渡的南面修建了一座四羊方尊广场，其主体建筑为立于观景台正中央、巨大的仿青铜四羊方尊石雕。这一雕塑真实地再现了原物的风采。人们来到这里，对于古国文明的敬慕之情、自豪之感油然而生。

屈子祠

屈子祠原位于岳麓书院外坪，今湖南大学知新村内。清张翙《建屈子祠记》载，屈子祠建于嘉庆元年（1796），成于次年六月。一说建于乾隆间，《岳麓续志·杂记》云：“古道林寺基久失考，乾隆中罗（典）院长建三闾大夫祠，发土得古砖。后土人于祠前阡陌中锄出石磉，广径盈三尺许，又石砌数层，约长四五丈，或曰此即道林寺遗址也。”

原祠坐西朝东，依山面江，占地面积约三千平方米，共五院，呈一字排开式。中院为主体建筑，四合院半封形，有廊通左右。两侧各接一耳房，青瓦硬山屋顶，檐下额枋，彩绘图案，格扇门窗，小巧古朴。祠内有石碑一通，为嘉庆二年长沙知府张翙撰书。碑为青石，高二百厘米，宽七十六厘米，由碑首、碑身、碑座三部分组成。碑首方形，刻“清醒万古”四字，隶书，故又称清醒万古碑。碑身刻楷书修建三闾大夫祠记，铭文九行，每行三十字。从碑文所记，可知屈子祠当时规模巍然。祠大部分建筑早已改建为湖南大学职工宿舍，面目全非。原祠门悬有清嘉庆间刑部侍郎秦瀛所撰对联：

何处招魂，香草还生三户地；

当年呵壁，湘流应识九歌心。

该联赋予香草、湘水以生命，追述屈原一生行事，点明重要作品，以此缅怀与凭吊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相传《九歌》就是屈原放逐长沙一带时据南楚民间祭神乐歌所作。清咸丰后，长沙屡遭兵燹，屈子祠几近荒芜，但凭吊者仍络绎不绝，谭嗣同的岳父、时称“湘中五子”之一的李寿蓉（篁仙）有《谒三闾大夫祠》诗：

荒凉屈子旧祠堂，遗像犹争日月光。

谣诼倘能诛靳尚，放流何敢怨怀王。

沅湘有恨沉终古，兰芷无情向夕阳。

今日少年非贾傅，也来凭吊倚苍茫。

屈子祠于1956年公布为湖南省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但保护状况堪忧。湖南师大已故著名学者马积高先生生前撰文说：“屈子祠旧宇三年前尚存，现其主体与右侧厢房已拆除，改建为湖南大学职工宿舍。左侧厢房尚存，然已残破，不久殆亦将拆毁矣。特志之，不知尚有好古之士前来凭吊否？”今屈子祠仅剩一栋厢房，亦未作任何保护。2006年，岳麓书院管理处在院内择地另建屈子祠。新建的屈子祠，今也成了一处旅游景点。

屈原（约前340—前278），名平，字原、灵均，楚丹阳（今湖北秭归）人。初辅佐楚怀王，被封为左徒。草拟诰令，欲行新政，主张联齐抗秦，贬为三闾大夫。后遭子兰、靳尚谗毁，免官去职。顷襄王时，长期放逐沅湘，亲睹人民困苦。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攻破楚都郢，屈原作《怀沙》，悲愤投汨罗江而死。有赋二十五篇，创楚辞诗歌新体裁，《离骚》为其代表作，充分表现其热爱祖国、同情人民、愤世嫉俗的高贵品格。一百余年后，又一位文学大家贾谊贬谪到长沙，在屈原投江之处写下了汉赋名篇《吊屈原赋》。

屈原出生于楚国的一个贵族世家。在我国的古代历算中，以“人生于寅”为吉祥，这一年就是寅年，而屈原恰好又出生于寅月寅日，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自然更加吉祥了。因此他的父亲为他取了美好的名字“平”和“原”。年青时屈原就具有渊博的学识，受到楚怀王的信任，被封为左徒。在职时，他以楚的兴亡为己任，积极要求改革内政，变法图强，并出使齐国，订立了齐楚联盟，以共抗强秦。然而，屈原的一系列主张却遭到楚国许多贵族大臣的嫉恨。在他们的挑唆下，楚怀王取消了屈原的左徒职务，贬他为一个仅负责管理王族三姓子弟的闲职“三闾大夫”。约前299年，楚怀王在武关（今陕西商县东）被秦劫持，三年后死于咸阳。继位的顷襄王听信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靳尚的谗言，再次将屈原逐出郢都，流放到长江以南地区。长沙岳麓书院内尚存“濯缨池”遗迹。相传屈原放逐沅湘时，来到长沙，曾在此井洗涤帽带（濯缨），故名濯缨池，屈原《渔父》中就有“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之句。

流放，对屈原是不幸，但对湖南这片土地却是大幸，因为三湘四水有幸接纳到了屈原这位不朽的诗人。就在湘水、沅水之间，这位古诗人留下了《离骚》《九歌》《渔父》等杰出诗篇。

当屈原流浪于湖湘大地，写出一系列耀眼的诗篇时，楚国的形势日益恶化。前278年，秦国军队攻下郢都，楚军四散溃逃，百姓流离失所。这一切使忧国忧民的屈原心如火焚，感到深深的绝望。他顺沅水而下，入洞庭、湘水一带，来到长沙附近，准备把这里作为自己生命的归宿之地。

抱定了死的决心后，屈原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为世界留下了他的绝笔之辞《怀沙》，然后自投于长沙以北的汨罗江。“怀沙”就是怀念长沙，更含有怀念先人、怀念故国的意思。屈原在这篇作品中，冷静地总结自己的一生，镇定地向世人表示以死殉国的决心。

屈原高洁的道德节操，以死殉自己理想的行为，从古至今一直赢得湖湘人士无穷的仰慕与不尽的效仿。每年都在这片土地上举行的龙舟竞渡活动是那样的热烈和虔诚，真切反映出这位诗人安息之地的人民对他的永久怀念。

大夫堂庄园

与屈子祠相对应的名胜古迹是大夫堂庄园。“大夫”乃那位陷害屈原的上官大夫靳尚。

大夫堂庄园遗址在宁乡花明楼镇朱石桥附近，相传为战国时期楚国上官大夫靳尚的宅第。因遗址前面有一口数十亩水面的大池塘，故当地人称这里为“大湖塘”（旧志亦作大凫塘），“大夫堂”之名反而不为一般人所知。这一带原是楚怀王赏给靳尚的封地，流经这里的一条湘江的支流也以他的姓氏命名，称为“靳江”。靳尚死后就葬在靳江边上。清末民初宁乡籍诗人廖树蘅曾亲到大夫堂寻访，并作了一首十一韵的七言古风《上官屋场诗》以纪其事。廖氏在序言中说：

靳水出湘乡万岁塘，十里入宁乡，受麻山水始渐大，其地有靳尚墓，水因此受名。江岸有废墟，土人称为“上官屋场”，至今田垅犹袭花园、库厩之称，当即尚之宅基。

又说当地人曾在靳尚墓前掘得一只古鼎，“形制诡异”，将鼎置于暗室中通体有光，还隐隐发出演奏笙竽的声音，十分怪异，人们以为不祥，便将它投于涧水之中，光和声音都消失了。可惜这件珍贵文物没保存下来。

大夫堂旧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曾是当地乡政府所在地，九十年代乡政府从这里迁出。如今遗址上仅存一段既高且厚的围墙，围墙下的护城河依然可辨，大池塘依然清澈可鉴。屋后大片原始森林尚存，有古木上百株，以香樟为主，大者树干需数人方可合抱。从这些残存的遗留物，大体可以窥测当时大夫堂规模之廓大，气势之恢宏。

关于靳尚其人其事，史籍中记载甚少。只有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后来靳尚又在顷襄王面前说屈原的坏话，“顷襄王怒而迁之”（出处同前文）。仅凭这些简略的记述，足见靳尚人品之卑劣。靳尚被后人唾骂，实在发人深省。

明朝初叶以来，从江西吉水迁来的杨氏家族逐渐在靳江两岸繁衍，渐成旺族，靳尚故宅遗址遂为杨氏族人所得。晚清时期，大夫堂因出了一位著名的湘绣美术大师，而重新受到世人的关注。

杨世焯（1840—1909）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却无意于功名，从小钟情艺术。青年时期曾在著名画家尹金阳门下学艺。后来又变卖祖业，到苏杭一带游历七八年之久，饱览名山胜水，结交丹青高手 ，技艺猛进，尤工花草人物。从中年开始，他属意于民间美术，对当时士人不屑一顾的花鼓戏、刺绣、木雕都悉心研究，加以扶植。后来他在家中开了一个培训班，内分绘画、雕刻、刺绣三门，学员多达二三十人。他免费为他们授业，亲作技法表演。当地民间刺绣原来只有些简单的图案，绣于鞋面、枕套、荷包、桌围之上。杨世焯从苏绣得到启发，将国画融入绣品之中，除了被面、帐檐之类日用品，又开发了中堂、条屏，供客厅陈列之用，深受顾主欢迎。湘绣的品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女弟子萧咏霞在他的指教之下，创造了“开针”等多种绣法，《宁乡县志》上说她“所绣山水、人物、翎毛、走兽，精妙绝伦，一时有‘针神’之誉”。二十世纪之初，杨世焯带着这批优秀绣工，来到省城开业，湘绣从此进入批量商品生产的阶段。杨氏绣馆的产品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和国际博览会上获得金奖。“湘绣之驰名中外，实世焯倡之”（《宁乡县志》）。杨世焯逝世后，他所开创的湘绣事业，后来为族人杨应修所继承，成为又一代湘绣艺术大师。

贾谊故居

贾太傅祠，位于长沙市太平街太傅里，清末称贾太傅故宅，今称贾谊故居。太傅里原名濯锦坊，相传屈原流放期间曾在这里“濯缨”。因贾谊担任过长沙王太傅，故名太傅里。

贾谊（公元前200—168），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洛阳人。少时俊美而聪慧，十七八岁时便以擅长朗诵《诗》《书》和会写文章闻名郡邑。汉文帝读了贾谊的诗文，特别是《过秦论》，十分欣赏，便委以博士的重任，没多久，又将他破格升为大中大夫。绛侯周勃、太尉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人见贾谊风头太健，一有机会便在文帝面前说他的坏话。文帝便将贾谊调离京城，贬到了当时很是偏远的长沙，让他担任第五任长沙王吴著的太傅。太傅即帝王之师。贾谊在长沙前后近四年，在这近四年的时间里，他尽忠职守，事事谨慎，每天教长沙王吴著读经史。他身在长沙，依旧心怀天下，他认为当时诸侯国私自铸造钱是不利中央的，必须想法制止，写下《谏铸钱疏》。虽然文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但他的意见对后来的统治者还是产生过影响。贾谊最大的贡献是在文化方面，尤其是在辞赋方面。他在长沙作了两篇有名的赋，即《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吊屈原赋》系骚体赋的代表作，而《鵩鸟赋》却在原散体赋的基础上迈进了一大步，可称之为汉代第一篇散文赋。

贾谊来到长沙四年后又被调回到了文帝的身边。没多久，他又当上了文帝少子梁怀王刘揖的太傅。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公元前168年，梁怀王刘揖不幸坠马身亡。贾谊因此伤感至极，忧郁而终，享年三十三岁。

后人为了纪念他，在他的旧居所有地建了一座贾太傅祠。

东晋大将陶侃驻湘时，曾经住在贾谊故宅内。在古代人们常常将名人建功立业的地方与他的姓氏连在一起来称呼，与长沙相连的有两人，一是贾谊——“贾长沙”，另一位就是陶侃——“陶长沙”。有意思的是：两位“长沙”相隔数百年竟然在同一宅子中居住过，实在巧合得很。贾谊故宅因此一度被作为陶侃庙。后来，为陶侃另立了专祠，贾太傅祠才得以恢复。唐代许多著名诗人都来祠中祭拜，并留下诗作，刘长卿的《长沙过贾谊宅》写得尤为动人，诗云：

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

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

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

寂寞江山正摇落，怜君何事到天涯。

故居中有一口井相传为贾谊所凿，也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为之怀念与凭吊。唐代诗人杜甫来长沙后，曾写过一首题为《清明》的诗，中有“长怀贾傅井依然”之句，后来人们便称此井为“长怀井”。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游长沙时，也曾对长怀井情有独钟，其《题张十一旅舍井》诗云：

贾谊宅中今始见，葛洪山下昔曾窥。

寒泉百尺空看影，正是行人渴死时。

唐以后，贾太傅祠又有几次改变，曾与屈原同祀，故又有屈贾祠之称。至清光绪元年（1875），粮储道夏宪云、巡抚王文韶又把屈子请出，为其另建专祠以祀。然后再重修贾太傅祠。并且还增建了清湘别墅、怀忠书屋、古雅楼、大观楼等，有廊有园，有假山有水池，于是，这贾谊故居也就变成了一座非常典雅的园林。在当时的长沙，像这样的园林是很少见的，一时有“园林池馆之胜”的赞誉。巡抚王文韶为其撰联云：

故宅重新，喜湘水天涯，依然三载栖迟地；

苍生无恙，对夕阳秋草，正与诸君凭吊时。

光绪年间重建的太傅祠到二十世纪抗日战争之前仍然保存完好，《长沙史话》（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王果曾经亲眼见过那时祠中的情形，有这样的记载：“长沙大火前，这所故宅的形貌是这样的：中堂悬匾曰治安堂，祠右为清湘别墅，布局古雅，内有佩秋亭，亭侧壁上刻古今人诗词祠记甚多，祠的正中壁上，刻有屈原的像。其前有楼曰大观楼，可供登览。宅内有一个井，传说是贾谊所开凿，后人称为‘长怀井’，小而深，上敛下大，像壶的形状，此井一直有石栏围绕，水极清冽，可供饮用。又有一个特制的石床，只有一只脚，据说这是贾谊所坐床，后移植于佩秋亭内。宅前有两块古石碑，左右各一，高为丈许，字迹已剥蚀不可辨认。又有一株大柑树，也说是贾谊所手植，这些文物后来都毁于火。”

1938年“文夕”大火后，贾谊故居仅存太傅祠、古井、石床和神龛。石床后来不知下落，直到2017年才在附近被重新发现，搬回到故居内。

1996年长沙市政府对贾谊故居进行大规模修复，现在已基本恢复了原来的规模和格局，现为三进明清建筑风格的建筑群，占地一千三百平米，建筑面积六百平方米，由太傅殿、太傅祠、寻秋草堂、佩秋亭、古碑亭、长怀井等几个部分组成。今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汉长沙王陵遗址

西汉长沙王陵遗址分布在南起岳麓区天马山、北至望城区玫瑰园的狭长地带，大多沿湘江西岸，顺低矮山丘蔓延。这些陵墓群如今已形成以三汊矶为中心的四个区块。据长沙文物部门统计，这一墓群已知王陵有二十六座，分吴氏长沙王陵和刘氏长沙王陵两大系列。经抢救性发掘五座，其中二座毁于历代。剩余二十一座未发掘的王陵，包括“天马山二号汉墓”。2010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完成后，岳麓区新增不可移动文物中有九座新发现未发掘西汉长沙王陵墓葬。

汉长沙国王陵为研究汉代中央与诸侯国的关系、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乃至整个大汉帝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提供了珍贵资料。而在已发掘的西汉长沙国王陵中，出土的精美文物，每一件都堪称“无价之宝”。

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象鼻山（今望月公园）发掘了西汉长沙靖王吴著的陵墓。吴著为长沙国第五代王，其高祖父吴芮即第一代长沙王。秦末农民大起义时，吴芮率越人举兵反秦后项羽分封诸侯，将吴芮立为衡山王。楚汉战争时，吴芮毅然归汉，上表称臣，拥戴刘邦，成为西汉开国的元勋。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即颁布诏书，嘉奖吴芮“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并封其为长沙王，建立了长沙国。吴著是吴氏长沙国最后一代王。西汉著名的政论家和文学家贾谊，就是在这一时期被汉文帝派来长沙国，担任吴著太傅的。吴著在位时，长沙国正处于与南边的南越国相抗衡的形势之下。吴著指挥的“司马得军”始终担负着防御南越国入侵的重任。

1975年又在咸嘉湖陡壁山发掘了某长沙王妃曹巽的陵墓。1993年在望城坡某大学校园内再次发掘了一座长沙国某代王后渔阳的墓，被评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并被列为湖南省文物保护单位。虽然这些墓均被盗过，但仍出土了数以千计的玉器、漆器、陶俑等珍贵文物。其中以玉器最富特色，有玉佩、玉璧、玉环、玉瑗、玉璜、玉贝等众多类型。王妃曹巽的三方玉印，制作极其精美，堪称汉印之冠。曹巽的墓室与墓之间尚有一对偶人，高仅八十八厘米，头部为木质雕刻，泥胎木骨，头插鹿角，身着彩绘，屈膝坐于竹垫之上，造型生动，为汉代雕塑珍品。该墓葬旁有三座从葬坑，分别是庖厨坑、车马坑、陶牲俑坑。牲俑高四至十六厘米，牛形健壮，猪形肥胖，鸡形灵巧，龟形笨拙，惟妙惟肖，形象极为传神。　  尤其令人兴奋的是，渔阳墓室中还出土了一种早已失传的木质五弦乐器——筑。相传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勇士荆轲西刺秦王，在易水之上击筑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作为我国迄今唯一的一件筑乐器实物，令全国的古乐器专家们叹为观止。　

长沙西汉王陵墓发掘的重要价值，还在于展示了当时的葬制礼俗。所发掘的三处墓室，均有“梓宫”“偏房”“黄肠题凑”的大型木构。据史书记载，这些木构都属“天子之制”。“梓宫”指梓木制作的寝宫；“偏房”是帝王墓中供吊祭者休息用的侧室；“黄肠题凑”中的“黄肠”是指树心为黄色的柏木，“题凑”是指柏木绕棺椁四周层层垒积。长沙靖王吴著的陵墓由通道、题凑、外椁、前室、外回廊、内回廊、棺室和套棺组成，通道、前室、回廊、棺室间都有门扉相通，俨然是地上宫殿的缩影。这些墓葬为人们研究当时的葬制和礼俗提供了生动的实物资料。

2013年，西汉长沙王陵墓整体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玫瑰园西侧的谷山在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尚未发掘的二十一座西汉长沙王陵墓是一个巨大的地下文物宝库，得到了严格的保护。

定王台

定王台遗址在今芙蓉区解放西路浏城桥下原长沙市图书馆一带，台为西汉长沙王刘发所筑，今存台基，市政府在原址立碑纪念。

这位刘发，颇有些故事流传。《龙文鞭影》上“番王举手”的典故说的就是他。刘发是汉景帝十三个儿子中的一个，其母唐姬系宫中侍女，不受宠，因此刘发在兄弟中的地位最低。景帝将皇子们分封到各地为王，刘发被封为长沙王。长沙离长安数千里，当时尚属不发达地区，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加之多雨潮湿，被称为“卑湿贫国”，北方人很难适应。朝廷历来都把长沙作为贬谪官吏的地方，贾谊就是因为受排挤而被贬长沙的。刘发来此，自然不乐意。一次，皇子们聚集京城，在未央宫中为景帝献舞祝寿，各位王子都舞得很起劲，唯独刘发无精打采，仅仅举了举手而已。旁边观看的人都笑他笨拙，景帝唤他上前问缘故，他借题发挥回答说：“臣国小地狭，不足以回旋。”以此表露对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不满。景帝为了抚慰他，便将武陵、零陵、桂阳三郡划归长沙王管辖。

别一则“筑台思母”的故事流传更广。刘发是个大孝子，平日侍奉母亲恭敬周到，一朝分离，母子之情难于割舍。尤其担心他离开长安后，母亲在宫中受人欺侮。因此，他到长沙后，常常为思念母亲而寝食难安。相传一次他进京时，运去了一些长沙的优质大米，却载回了几车长安的泥土。他让人在城外筑了一座比城墙还高的台子，将这些泥土铺在上面。从此他经常登台西望长安，脚踏京城的泥土，就好像回到母亲身边。也有的古籍上说：刘发曾将母亲接来长沙同住，唐姬死后葬在浏阳门外，刘发时常登台遥望母亲的坟墓，寄托哀思。相传刘发逝世后也葬在母亲的身边，两座坟相距不过三尺。刘发和他母亲的坟墓，由于年代久远，至今没有找到。

刘发死后，谥号为定王，人们为了纪念他，将此台称为“定王台”。后来又在台边建定王庙，庙后有蓼园。到清代已经破败，光绪五年（1879），湖南粮道夏献云集资重修定王台，建有大楼一栋，前门上匾额有“汉蕃古迹”，台前“孝思不磨”四字为集朱熹书法。正殿为两层，下祀定王神像，楼上祀孔子，台左重修蓼园，内有东涧草堂、寸草心斋、望云山馆等，还有荷花池、古涧泉之属。夏献云又邀集省城的名流骚客，题诗作赋，刊刻于新祠壁间。事后，夏献云还修了一部《定王台志》，刊印出来，内收有历代诗人咏定王台的诗作一百余首，其中有朱熹、张栻、姜夔、许有壬、李东阳、黄景仁、王闿运、杨恩寿等人的作品。

南宋时期，寓居长沙的一些词人，在春秋佳日，都喜欢登临定王台吊古抒怀。当时的长沙，除河西岳麓山外，市内可供游览的景点，大约以定王台最负盛名。词人、音乐家姜夔于宗淳熙十三年(1186)流寓长沙。在长沙结识诗人、长沙别驾萧德藻，萧赏其才，将侄女嫁之。同年与萧同登定王台，作《一萼红》：

古城阴，有宫梅几许，红萼未宜簪。池面冰胶，墙腰雪老，云意还又沉沉。翠藤共闲穿径竹，渐笑语惊起卧沙禽。野老林泉，古王台榭，呼唤登临。  南去北来何事?荡湘云楚水，目极伤心。朱户黏鸡，金盘簇燕，空叹时序侵寻。记曾共西楼雅集，想垂柳还袅万丝金。待得归鞍到时，只怕春深。

学宫又于元初迁走，另在废址上建起廉访司衙门，许有壬诗曰：

黄叶纷飞弄早寒，楚山湘水隔长安。

荒台蔓草凝清露，犹似思亲泪未干。

明朝时定王台是一片“如何悼荒丘，寒云凄薜荔”的荒凄景象。直到清嘉庆十九年(1814)湘潭人周廷茂倡众重修，四周砌石，增高台址，定王台又勃然中兴。以后又日渐荒芜。至光绪五年(1879)，道台夏献云又领头捐款修复，并建大楼房一所，刊有“炎汉太宗长沙清庙；带江千里瞰郭万家”的石联，台左有蓼园，相传亦是定王故园，一时称为栋宇辉煌、庭园古雅，遂常为文人觞咏吊古之地。熊少牧诗云：

城东百尺倚崔嵬，迨递长安载土归。

一片夕阳春树绿，慈鸟飞绕定王台。

定王台重建后，成为长沙居民一处重要的游憩之地。时在长沙的秋瑾女士也曾来此踏青，留下“今朝侬上定王台”的诗句。

1904年，定王台屋舍被移作湖南图书馆之用。1912年青年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半年多的自学自涯。1924年，图书馆迁出后，此处又作为一所义校校舍和湖南民众教育馆的分馆馆址。但是神殿依然存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何键任湖南省主席时，还维修过一次，并题了“大孝重型”的匾额。

1938年10月19日，定王台屋舍及藏于此的原思贤书局三十多种古籍版片全部毁于日本飞机的轰炸之中。蓼园亦被废，后来这里成了一片居民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原址上建长沙市图书馆。如今定王台仅存一片台基。所幸《定王台志》上有平面图两副。另外，清代画家张名倬绘的《蓼园增感》图也传了下来，今天我们尚可从这些图画中领略定王台当年风貌之一斑。

马王堆汉墓

在位于芙蓉区马王堆社区的马王堆汉墓遗址公园内，保留完整的三号墓墓坑于2013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里原来属于马王堆乡，马王堆汉墓遗址附近的地面上原有两个大土堆，平地兀立，东西相连，传说是五代时期楚王马殷及其家族的墓地，“马王堆”因此得名。1972年有关部门对马王堆进行发掘，才得知这里埋葬的并非马氏家族，而是比他还要早一千多年的西汉长沙国丞相利苍及其家族。三座墓中随之出土的有一大批国宝级文物，尤其令世界震惊的是：其中埋葬着利苍夫人辛追的第一号墓的棺椁被揭开后，尸体竟然没有腐朽，体型完整，全身润泽，部分关节尚可活动，软组织仍有弹性，经解剖，内脏器官完整，食管肠胃内还有一百三十八颗甜瓜子。辛追的尸体在地下保存了二千一百多年，居然完好不腐，可见汉代保存尸体的防腐技术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中外专家一致认为这是一大世界奇迹。

出土文物有漆器、纺织物、帛书、帛画、简牍、兵器、乐器、陶器，还有粮食、水果、肉食之类，总数达三千余件，绝大多数保存完好。漆器有餐具、家具，还有用来娱乐的博具。图案朴实大方，件件精美绝伦，轻巧、实用、耐磨，经历了两千多年，颜色和亮度几乎没有消损，和新做的一样，令人叹为观止。

一号墓出土的大量丝织品十分珍贵。其品种众多，有绢、纱、锦、绮、罗、起绒绵和编织的组带。纹饰多样，色彩绚丽。有袍、衣、裙、帽、枕、手套、鞋、袜、香囊、镜套等各式各样的服饰。反映了汉代纺织印染和服装工艺的高超水平。特别是“素纱襌衣”，长一点六米，袖长一点九五米，重量仅四十九克，不足市秤一两。它薄如蝉翼，折叠后可握在手中。

大批帛画、帛书尤为罕见。其中覆盖于一号墓的内棺上的T形彩绘帛画，长二百零五厘米，顶宽九十二厘米，末端宽四十七点七厘米。帛画分为上、中、下三部分，表现古人心目中天地人三界的情境。天上司阍守护，神仙驾兽，应龙殿翼，九龙盘身，扶桑托九日，金鸟、玉兔、蟾蜍各守一方；人间彩凤祥云，腾龙昂首，异鸟翱翔，帷幔中，人们盘坐盛宴拱手祭享，轪侯夫人由仕女陪同盛装出门，在天门之下接受天帝的迎候；地下由力士托举天地，仙怪起舞，异兽蹈足，玄龟爬行，鲸鲵交缠，云气流转，波浪翻腾。T形帛画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的杰作，展示了西汉初年湘楚绘画的极高水准。

帛书中的《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著作；《脉法》《五十二病方》为我国最古老的医药专门著作。《周易》《老子》甲乙两种写本，春秋战国史料《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等极具历史价值。一、三号墓出土的帛画，画面宏大，布局严谨，构思巧妙，色彩艳丽，线条流畅，具有极高的艺术性。三号墓的《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城邑图》，是世界上最早的彩色实用地图。

漆器共出土五百件，胎质多为木胎，少量为竹胎和夹纻胎。纹饰有漆绘、粉绘和锥画多种，制作精美。多数器物有文字，如“轪侯家”“君幸食”“二斗”“四升”等。其中尤以云纹漆锺、云纹漆鼎、双层九子漆奁，造型生动，制作精巧，堪为珍品。

乐器中琴、瑟、竽、笛、编钟、编罄、筑等。其中有我国发现的最早的低簧管乐器，律管共十二根，分别写有律名，填补了古代文献记载的遗缺。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重大考古发现之一”，它展示了汉代经济、天文、历史、哲学、艺术、医学等方面取得的辉煌成就，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见证，也是世界文明的宝库。为了永久保存这些国宝，湖南省博物馆建有专馆收藏。马王堆汉墓发掘现场也被保存了下来，长沙市政府在这里修建了一座遗址公园，供游人前来参观。

四十多年来，湖南省博物馆的马王堆汉墓陈列馆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代表团五千多个共二十多万人，国内游客上千万人次。至今这里仍是人流如织，来湘者无不慕名至此。而关于马王堆汉墓及其出土文物的研究，已成为一个世界性专门学科——“马王堆汉墓学”。

三石戍城遗址

三石戍城，现在被误称为“北津城”，它位于三汊矶。

三汊矶旧名山砂矶，今为位于岳麓区北端湘江边的街道名，西与傅家坪相接，南与南子山村相连，北至三石戍与岳华村毗邻。据清同治《长沙县志》载：“三汊矶港发源谷山东麓，自黄丝岭，经白云寺，至张家冲口，合贺家垅水至三汊矶入湘。”江边有几处岩石突出，名曰矶头，山砂矶因此而得名。三汊矶是长沙水道要冲，旧有文昌塔建此，明崇祯《长沙府志》云：“文昌塔，长沙三砂矶峻巍凌宵，一郡华表，乡绅黄裳吉等共建。”下有大禅院，后废。清代曾设“厘金局”于此。

三汊矶北有一古土城遗址，即文物部门谓之的“北津城”。土城西依谷山，东临湘江，以水为防。城址西北和西南有一道土筑城墙，长约二千一百米。整个城址呈橄榄形，面积约五十万平方米。夯土城墙，城墙外环绕一串水塘，当是原护城河的残迹。城内地势起伏不平，有一长片稻田自北门口到城南东折濒江，可能为原来城中水道之遗痕，南高北低，横断面呈梯形。南段城墙底宽约十四米，上宽约七至八米，高约十米。北段城墙底宽约八米，上宽约四米，高约五至六米。城墙南北两方各有一自然缺口，俗称“北门口”“南门口”。清嘉庆《长沙县志》载：长沙“有土城，在三汊矶，周八九里，高五六丈或三四丈不等。即古北津城。”北津城之名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湘水“又右迳临湘县故城西……县治西北有北津城”。但郦道元说的北津城不在三汊矶，而在“县治西北”。

从《水经注》记述推断，并经考古发现证实汉临湘故城（今长沙）县治即在今五一广场一带。因此“县治西北”当在今潮宗门一带。故真正的北津城，即河东岸潮宗门一带的成功堤是也。古长沙城北的戍城，据记载有三石戍和浏口戍。《水经注》记述“北津城”和“吴芮冢”以后说：“湘水又北，迳三石山东，山枕侧湘川，北即三石水口也，湘浦矣；水北有三石戍，戍城为二水之会也，湘水右迳浏口戍西，北对浏水。”文中所述三石戍城，应即是现三汊矶所存的土城。由于位于潮宗街一带的古北津城在元军攻长沙时被毁殆尽，至清代已不知所存，而当时的修志者未作详细调查考证，将三汊矶土城张冠李戴，从疑到定，成了“北津城”，因此造成了几百年的误会。清末民初学者梁赓陶也认为此处为古兵戍，其诗云：

三汊矶畔日斜曛，曼衍鱼龙水上军。

战舰如风鼓如雨，红旗万阵卷残云。

因三石戍傍发现西汉王陵，所以考古专家宋少华认为，三石戍很可能就是守卫王陵的戍城。

三国吴简遗址和简牍博物馆

走马楼三国吴简遗址位于长沙市芙蓉区定王台街道境内。走马楼在今五一西路与黄兴中路的交汇处，它原本是明代吉王府中的一座楼台，后来楼废了，留下这处街名，民国以来，这里成了闹市，许多旺铺如甘长顺面馆、银苑茶座、银星电影院都开设在这一带。

1996年10月17日凌晨，走马楼西侧的“平和堂商厦”建筑工地内二十二号古井里，出土了一大批简牍。这批简牍均为三国孙吴纪年简牍，总数约十四万余片，其数量超过了以往中国各地出土简牍的总和。这是二十世纪继殷商甲骨文、敦煌石窟文书、西北屯戍简牍发现之后，中国文献档案方面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被评为中国1996年十大考古发现之一。今平和堂商厦地下室内辟有二十二号古井遗址陈列室。

就气候特征而言，在潮湿多雨的长沙土层中能够保存如此集中、如此众多、如此完好、史料内容如此丰富的简牍群，简直不可思议。多少年来，考古学家、简牍学专家，总是把搜寻的目光投注在充满神秘色彩的大西北。一度震惊全球的“武威汉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以及地处山东临沂的著名“银雀山汉简”，无一不是出土于北方。走马楼位于长沙市中心五一广场东侧，此处原是明朝吉藩府的故地，东、西牌楼翼张于左右，走马楼是府内的地名。汉代此处是长沙郡的中心。自1987年以来，长沙考古工作者就在附近的五一地下商场、中山商业大厦、锦绣大厦、东汉名店等建筑工地发掘出楚汉时期的大量的建筑构件、古井。

因为这里要建“平和堂商厦”， 简牍博物馆建到了天心区白沙路上。简牍博物馆距天心古阁不过百步之遥。它集简牍收集、保护、整理、研究和展示一体，今成为长沙一处重要的文化景观和对外开放的窗口。

当今世界各类博物馆多得不可胜数，可长沙有一家却是海内外独一无二的，它就是遐迩闻名的简牍博物馆。简牍是我国古代的文书，它用竹片或木片制作，以小刀或毛笔将文字刻录、书写在上面，竹片制作的称“简”，木片制作的称“牍”。在造纸术尚未普及之前，它是古代文字的主要载体。

从世界的范围看，在一个地方一次性地发现如此巨大数量的古代文献，十分罕见，堪称世纪性的考古发现。

这一批出土的简牍，其长短宽窄是很不一致的。长的三尺有余，短的四到五寸。有的上书四五十字，有的则只写几个字。这一批三国吴纪年简牍，其学术价值是多方面的。从目前整理出来的部分简牍来看，其内容主要包括赋税、户籍、司法、钱粮出入、军民屯田、往来书信等，涉及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各个方面，是吴长沙郡府、临湘县及临湘侯国的文书。由于出土地点集中，又为同一政区内同一时间段内多种性质的文字，所以可能据此进行一个政区内社会基本情况的复原研究。其次，这一批简牍上的文字，为我国书法史也提供了大量形象生动的宝贵资料。三国时代的纸张已经出现，简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故这一批简牍上的文字正好处在一个承前启后，推陈出新的特殊时期。二十世纪以后，经考古发现的三国书迹，长沙走马楼的三国吴简数量是最多的，其形体也多种多样，包括楷书、隶书、行书、草书等。这些文字的书写虽出自中下层官曹、吏卒之手，可也代表了那一个时代的书写风格和水平。这些文字比起传世的三国碑刻，后世临摹的手迹，更加真实地呈现了那个时代的书法状态。

简牍博物馆占地三十余亩，建筑面积约一万四千平米。馆内设有陈列展示厅、文物库房、附楼研究室、车库、多功能会议厅等，配备有中央空调系统、消防系统、文物安全安防系统等。主馆分为陈列展示、文物专库和整理研究三大部分。陈列部分近五百平方米，分两层。第一层为简牍专题及相关文物陈列，展出内容为长沙吴简、中国各地简牍和世界文字载体。第二层为长沙文物精华展，分为“青铜神韵”“湘楚瑰宝”“两汉遗珍”“瓷釉华彩”四部分，展出精美绝伦的商周青铜器、晶莹剔透的金银玉石器、工艺精湛的汉代漆木器、驰名天下的唐代铜官窑瓷器和全国仅此一件的汉代丝弦乐器“筑”等三百多件国家一、二级精品文物。

从1996年开始，长沙简牍博物馆的业务工作人员十多年如一日，坚持致力于三国吴简的整理、保护、释文、出版等一系列基础性工作。先后整理出版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上、下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多卷已与广大专家读者见面。另外，编撰出版了《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暨百年来简帛发现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长沙吴简研究》专集。

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坐落在长沙湘江西岸岳麓山下。北宋开宝九年（976），由潭州知州朱洞所创立。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召见首任山长周式，赐亲书“岳麓书院”额，从此名声大噪，成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有“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之称。

岳麓书院是人才荟萃之地。历代不少著名学者和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宋代的张栻、朱熹、陆九渊、陈傅良，明代的王守仁、王乔龄、张元忭，清代的李文炤、王文清、罗典、丁善庆、王先谦等，都曾在这里讲过学。很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如王夫之、陶澍、贺长龄、魏源、曾国藩、郭嵩焘、唐才常、陈天华、杨昌济等在这里就读。

岳麓书院曾屡经兵火，又几经修复。今存建筑大部分为清代遗物，1985—1987年修复，基本恢复了书院旧观。岳麓书院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代书院建筑之一。其布局呈对称形，其建筑大体可分为教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三个部分互相连接，合为一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书院建筑的壮阔景象。今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教学区是书院的主体，处在中轴线上，有大门、赫曦台、二门、讲堂、教学斋、半学斋、湘水校经堂、百泉轩等。大门为单檐硬山顶、五间出三山屏风墙。门庐黑底，上悬黑底荡金门额：“岳麓书院”，传为宋真宗御笔，两侧为白底墨迹门联：

惟楚有材；

於斯为盛。

进入大门，过一宽敞庭院为二门。二门为单檐硬山顶，三进屏风墙。其中门上悬“名山坛席”匾额，背额为“潇湘槐市”。门联为清乾隆年间书院山长罗典所撰：

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

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

大门与二门之间为地坪，坪中有一座约一百平方米的亭台，即赫曦台，为长沙戏台典型形式，平面呈凸形，前部一间单檐歇山与后部三间硬山结合，比例匀称庄重。卷棚檐口弓形山墙、青瓦顶琉璃脊饰剪边等做法，为湖南传统建筑典型风格。台的左右两壁各有一个三米多高的大字，右为“寿”字，相传系清代老道人所写；左为“福”字，为清代书院山长所书，苍劲有力，赫然入目。台中央新置屏风，恭录张栻、朱熹、王宗仁、毛泽东吟咏赫曦台的诗作。

二门之后即讲堂，为学院主体建筑。讲堂为书院山长集合生徒讲授之所，宽敞开阔，正中设讲台，后为屏风，上为张栻《岳麓书院记》，系湖南女书法家周昭怡所书。屏风上方高悬康熙帝“学达性天”、乾隆帝“道南正脉”两御匾，金碧辉煌。讲堂两壁嵌“忠、孝、廉、节”四大字石碑，为清道光七年（1827）山长欧阳厚均刊立，传为朱熹手写。两边轩廊分为“整、齐、严、肃”四大字石碑，为清乾隆时山长欧阳正焕书。讲堂的正中为一长方形讲坛，高约一米，是老师讲课的地方。讲坛上方摆有两张红木雕花座椅，南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从福建来岳麓书院讲学，与主教张栻会讲于坛上，前来听讲的多达千人 ，由于人马很多，连池塘的水都被喝干了。两把椅子就是为纪念两位先贤而设的。

左右两厢分别为教学斋和半学斋，为昔日师生的居室，相当于今天大学集体宿舍。教学斋有门联：

业勤于精，谩贪嬉戏思鸣鹄，

学以致用，莫把聪明付蠹虫。

藏书部分主要是御书楼。御书楼在讲堂之后。始名尊经阁，建于宋，今楼为1986年重建，为仿宋建筑，五间十字平面，前出抱厦，两层重檐十字顶，盖黄色琉璃瓦，自成院落。御书楼上藏典籍古器，廊内嵌明清碑刻。楼前所悬“御书楼”匾系集朱熹手迹而成。历史上皇帝曾多次赐书于岳麓书院，都藏在楼中，目前藏书数量已超过五万册。

祭祀部分有文庙、濂溪祠、四箴亭、崇道祠、六君子堂、船山祠等。文庙又称孔庙，在书院左侧。其主要建筑为大成殿。每月初一、十五山长都要引领诸生来殿祭拜孔圣人，每年春秋举行两次大的祭典，地方长官也得参加。文庙左侧为祠庙建筑群，濂溪祠祀北宋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四箴亭祀理学的奠基人程颢、程颐；崇道祠专祀朱熹和张栻；六君子祠祀六位有功于岳麓书院的先儒，分别为学院创立者朱洞、宋代长沙太守李允则、岳麓书院首任山长周式、宋代湖南安抚史刘珙、明代长沙通判陈钢、明代湖广副使杨茂之。船山祠则专祀明末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

在岳麓书院建筑群落之外，有占地不小的园林，位于中轴线后部南侧。在书院周边有著名的书院八景，它们分别为碧沼观鱼、花墩坐月、柳塘烟晓、风荷晚香、桃坞烘霞、桐荫别径、竹林冬翠和曲涧鸣泉。书院历代师生曾作有大量咏八景的诗词，清代俞超曾集八景名称写了一首七律，全诗八句，每句一景。诗云：

晓烟低护柳塘宽，桃坞烘霞一色丹；

路绕桐荫芳径别，香生荷岸晚风抟。

泉鸣涧井青山曲，鱼戏人从碧沼观；

小坐花墩斜月照，冬林翠绕竹千竿。

书院八景经过修复，如今依然充满生机。

经宋、元、明、清各朝，书院相沿不变。清末改革学制，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1926年成立湖南大学至今，故被誉为“千年学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