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张渡口夕阳红

一

    童年的我寓居岳麓山桃子湖，那时候湘江虽然已有轮船过渡，但湖南大学的师生都喜欢从牌楼口坐小木船摆渡。大人总是指着东岸渡口告诉我：这是朱张渡。

    朱张渡，又叫灵官渡，坐落在长沙上六铺街和中六铺街的相接处。南来的湘江在这里被橘子洲一剖为二，江水在洲头的撞击下变得更激昂，夹着寒风，吐着白沫，凌厉锐进，消磨着悠悠岁月的风雨晨昏。

而今，朱张渡已在长沙的市貌中消失了，由此想到，张栻和朱熹离去确已很久远。童年在花朝月夕，只能在朱张渡静听木桨击水的歙乃声。现在就连这单调的声响也听不到了。屈指算来，才四十年，而张栻、朱熹开创的湖湘学派，距今已经八九百年了。当年，朱、张的魔力竟能把华夏腹地的一个生僻角落，变成千千万万学子心中的圣殿，在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秘术呢？

二

湖南有幸，中国有幸，公元1161年，南宋朝廷颁发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旨令谪居永州的张浚自便，浚到潭，即判潭州。这样，二十九岁的张栻就随父亲来到长沙。张浚是宋南渡后的抗金名将，绍兴二年封节度使，是年张栻降生于四川绵竹。然而张栻似乎注定与湖湘结缘，绍兴八年，张浚落职，六岁的张栻随父亲来到了湖南永州。他幼慧过人，一次，蒋昺带他去永州天庆观读真宗御制碑文，他竟能过目成诵。十四岁时，张栻随父谪居连州。十八岁时，他又随父徙居永州。在这段时期，他曾负笈到衡山随儒学大师胡宏学习。胡宏一见就赞叹：“圣门有人矣！”1161年，张浚父子一到长沙，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筑书院于妙高峰，张浚并且亲书“城南书院”四字。乾道元年，刘珙知潭州，重建岳麓书院，又聘张栻主讲。这样，他就常常一叶扁舟，往来于城南、岳麓之间，诚如他在诗中写的：

    春过潇湘渡，真观八景图。云藏岳麓寺，江入洞庭湖。

  晴日花争发，丰年酒易酤。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

    “潇湘渡”，即为以后的朱张渡。到了乾道三年，朱熹从福建来长沙，也在岳麓书院讲学。当时，朱熹官已做到主簿，张栻也做过“书写机宜文字”一类的官，但他们都把人生的第一要务看成是讲学和读书，做官倒成了业余。朱、张内心隐藏着的轻重判断是这样，历史的宏观裁断也是这样。他们的历史形象是学问家、教育家，而不是官吏。

    “惟楚有材”，湖南人才之盛，实与南轩讲学有关，因此黄梨洲在撰述《南轩学案》之后，复有《岳麓学案》之作，近人李肖聃《湘学略》也论之甚详。湖南人才多出自岳、城两院，源远流长，薪尽火传。由于这两个普普通通的书院的存在，长沙一度成为宋代国学重镇。当时，也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长沙无数的小巷中，无数的宅门里，藏匿着无数厚实的灵魂；正是这些灵魂，以执著的追求，繁衍着湖湘学术。而数百年来，湖南的博学鸿儒，承朱张遗绪，竞其力以办学为荣，毕其生以育才为乐，正学风，出人才，造成湖湘学派的蓬勃发展。

没有教育，也就没有可能产生学派。

三

    站在朱张渡，脚下是两条合而又分、分而又合的日夜争辩着的汩汩江流。此岸，彼岸，波涛，风棹，历史由此向后代的衮衮诸公诘问：治学应该追求一种怎样的文化人格？

    1167年，当张栻往来主讲于城南、岳麓两院时，担任福建同安县主簿且已名重一时的朱熹听说张栻深得衡山胡氏之学，特地自闽来访，与论学，三昼夜不合。于是相与讲论于城南、岳麓，邻郡士子联翩而来，听讲者多达千人，饮马池水立涸。朱、张过渡湘江之处，就称为朱张渡。昔人有首诗描述了古渡风光：

二贤讲学当年事，古渡犹教胜迹传。两水平分帆影外，一亭孤峙渚花天。

洲中细雨闻芳若，山里云深隐杜鹃。漫说文津和道岸，迄今遗绪几人肩？

文津和道岸指的是湘江东西岸的渡口。末尾两句是说朱张渡口虽然还在，可是朱张的学问和人品又有几人继承呢？朱、张讲论两月，朱熹才离去。后来，张栻英年早逝后，朱熹遣使致祭说：“嗟唯我之与兄，脗志同而心契，或面讲而未究，又书传而不置。盖有我之所有，而兄以为非；亦有兄之所然，而我之所议；又有始所共向而终悟其偏，亦有早所同挤而晚得其味。”没有阿谀吹捧，没有文人相轻，有的只是对于学术的论争和对于真理的服膺，朱、张风概，跃然纸上。一代又一代，许多文人学士带着崇敬仰望着这两位大儒，却或带着鄙夷的眼光扫视着与自己同时的文人，或挤出谄媚的微笑讨好并不高明的侪辈，他们在学术追求中，恰恰丢掉了可贵的文化人格。

四

    近世纪以来，过往湘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木船变成了轮渡，又变成了湘江大桥，而且不止一座，双虹垂江，车水马龙，朱张渡也就彻底消失了。大部分长沙人对此也茫然不知。

    世间总有这样的怪事，越平凡的事情越伟大，朱张渡的历史就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我常常回忆童年印象中的朱张渡，回忆随杨树达、王啸苏等老教授涉渡时的情景。对于他们来说，对着古渡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往返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

我觉得，无论现代化的城市如何拥挤，也应该为朱张渡立一块碑。因为失落了朱张渡，也就失落了湖湘学术的精神。而失落湖湘学术，是湖南人乃至中国人的悲哀。（199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