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见过观古堂,我又常常想像观古堂。我诅咒观古堂,我又寄情观古堂。 观古堂曾经坐落在长沙坡子街,是叶德辉的藏书楼。长沙大火时,连同叶氏《郋园丛书》板片及未刊遗稿,统统付之一炬。余生也晚,当然无从得见其“富甲海内”的风貌了。 叶德辉,字焕彬,号郋园,清同治三年(1864)生于长沙,其父在坡子街开公和染坊,家道颇殷实。叶德辉少时就读岳麓书院,二十一岁乡试中举,二十八岁会试中第九名进士,殿试二甲,官吏部主事。他的志趣并不在做官,不久,就弃官归湘里居,自号郋园。郋,是汉代文字学家许慎故里,可见其自视和志向。 叶德辉对图书广采博收,不遗余力。他在岳麓书院读书时,所得资金全数积累下来购买书籍;在北京应会试时,每天到琉璃厂、隆福寺等书肆访书,得到了不少初印佳本。光绪十年以后,一些大藏书家的书陆续散出,叶德辉倾其全力购买,保存了一大批珍贵图书文物,其中包括湘潭袁氏卧雪庐、商丘宋荦纬绣草堂、曲阜孔晋涵红榈书屋的部分藏书。叶德辉还将自己所藏秘籍刻印,与日本学者和国内藏书家交换书籍。这样,到辛亥革命那年,观古堂已藏书二十多万卷,分装于一千三百六十八个书箱之中。当时,长沙著名的学者如王先谦、王闿运等,经常到观古堂借书。叶氏自己则终日著书啸傲其间。储藏既富,闻见尤多,兼之他治学勤勉,所以在经学、史学、文字学、文学、考据、目录、版本等方面留下数十种著作。著名学者杨树达曾在《郋园先生全书·序》中称他是“旷代之鸿儒”,鲁迅早年钩稽古籍时也不止一次提到叶氏藏刻。 然而,叶德辉在政治上却一贯逆流而动,敌视革命和改革。戊戌变法中,他编印了《翼教丛编》,目康、梁为毒蛇猛兽;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黄兴回长沙,革命当局改坡子街为黄兴街,叶却命扫街者撤去牌子,并写了一篇《光复坡子街记》来诋毁革命。袁世凯称帝,他担任了筹安会湖南分会会长。北伐战争中,“一切权力归农会”,叶德辉却写下一副对联:“农运方兴,稻粱菽麦黍稷一班杂种;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彘六畜满堂”,横额是:“斌尖卡傀”。意为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非人非鬼。他的所作所为当然激怒了革命党人,结果,在1927年4月11日被农民协会镇压于长沙浏城桥外识字岭。 我以为,叶德辉在湖湘学术史上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近年来,探讨湖湘学术,避而不提叶德辉;而叙述农民革命运动,却总是以镇压叶氏为例证,这是不正常的。一则叶氏本质上是学者,而不是政治家。二则长期以来,人品、文品的平衡木让学者文人走得太累,裁判员的心理负担也实在太重。这种观点早就该摆脱了。我倒是佩服李淑一女士的父亲李肖聃先生,他的《湘学略》就赫然以专章叙述《郋园学略第二十二》。李氏写此书时在1946年,叶德辉已被镇压,而李氏在书中却高度评价了叶的学术地位。 我读过一些叶德辉写的书,的确很有才学,他所著的《书林清话》更是中国第一部出版史。如果他不作恶多端,作为一位藏书家和学者,作为晚清湖湘学术主将,无疑会受到后世的尊敬。这是叶氏个人的悲剧。 抗日战争时期,先是1938年文夕大火,烧毁了观古堂及部分藏书,后来叶德辉的儿子又将观古堂的大部分藏书卖给了日本人山本,现藏于日本。这是我国文献的一次大规模外流,国人无不痛心。记得几年前的一个秋天的黄昏,我与朋友经过坡子街,指点叶氏故宅,谈起烟锁异国的观古堂藏书,遥望东方,云天空碧。当时的心境诚如张孝祥《六州歌头》所云“使行人至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了。(199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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