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很多到过张谷英村的游人,都抱怨奔波半日的不值:不就一片破败的古村落吗?我却感到很少有其他参观处能让心灵如此震动。张谷英虽只是一座村落,但它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极端艰难、又极端悲怆的文化奇迹。在那一条条阴暗的巷道穿行时,我的眼泪常常盈盈欲滴。 在一个和煦的冬日,岳阳县委的同志陪我造访张谷英。由洞庭湖畔的岳阳楼向东南驱车七十余公里,峰回路转,林木葱茂,溪水潺潺,绵延两里的一大片灰砖青瓦便展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被誉为“天下第一村”的张谷英大屋。 这是一座明、清时期的古庄园,以其明洪武年间迁始祖名姓而定,繁衍至今已二十六代,上下六百余年,聚族而居。大屋总面积五万多平方米,共有大小房屋一千七百三十二间,屋宇绵亘,檐廊衔接,有巷道六十条,共长一千四百五十九米,最长巷道七十四米,直通十个高堂,“行至幽厢疑抵壁,推门又见一重庭”,浑然一体,蔚为壮观。 我们走过一条条横跨渭溪的石板小桥,徜徉在迂回曲折的高堂深巷厢房卧室之间,欣赏着廊柱门窗上精美的石刻木雕。那些花纹图案大都是人畜风情,绝少有权力和金钱的象征,而洋溢着丰收、祥和、融融乐乐的太平景象,使人如饮醇酒般地感情微醺。古语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岁月悠悠,多少豪门巨宅、华表巍楼都灰飞烟灭了,更遑论一片砖墙泥瓦的村落?在当年谷英公的席帽青衫下,究竟隐藏着什么魔力,能使得六百年来二十六代张姓子孙聚族而居呢? 无疑,张谷英村真正堪称悲壮的历史,正是这种不可动摇的家族遗传。我不知道保住这个村落的使命,对于张氏家族来说,算是一种荣幸,还是一场绵延数百年的苦役。张谷英村的存在,不敢说前无古人,确乎是后无来者的。能不能再出现一个现代的张谷英村呢?几代(且不说二十几代)相聚,融融睦睦,诗礼相传,让偌大的中国也有一座传统伦理文明的集中展示点?天哪!一个,就一个! 冬云沉沉,四野寂寂,冥冥之神也不理睬一个隔代书生的痴问。
二 据张氏族谱记载,张谷英当过明朝的指挥使,大概相当于地区军区司令一类武官,后来对朝政不满,竞掷去乌纱,匿迹深山,定居岳阳渭洞。 关于谷英公的定居,有一个荒诞不经的传说。 明代以前,幕阜山余脉的渭洞山区还是一片原始森林,荒草萋萋,古木森森。洪武年间,从江西结伴过来了三个人。一个姓刘,一个姓李,还有一个就是张谷英。三人见此地山水清幽,景色宜人,便决定在此择地定居。张谷英精于风水,自然承担了勘探宅基的职责。他踏访了几处山坳,选定三块宅地,指出今后的发展趋势分别是“禄位高升”、“四季发财”、“人丁兴旺”。刘、李二位对谷英公说:“你精于风水,地的好歹胸中有数。我俩是外行,应该先挑。”张谷英应允了。于是,刘姓挑了“四季发财”,李姓挑了“禄位高升”,谷英公别无选择,认了“人丁兴旺”的一块宝地。 岁月如流。李姓的后代果然做了大官,刘姓的子孙也当真发了大财。而张氏一门虽无名卿显宦、巨贾首富,却六百年来人丁兴旺,久盛不衰。 我以为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遗产分割法。高官显爵可以威风八面,万两黄金可以穷奢极欲,而人丁繁多则除了沉重的负担之外没有任何个人的享用。我坚信这个传说是谷英公自己编造出来的,并没有丝毫意思想借此讥讽高官显爵的李姓和万两黄金的刘姓,谷英公只是要昭示后人:要义无反顾、别无他求地承担起维系、壮大张氏家族的亲情事业。 这当然是一件极端艰难的事业,比土木建筑更为浩繁的系统工程。张谷英大屋在建筑上,的确表现了谷英公传世百代的宏伟规划。修筑广厦千间,还是可以做到的事情,而家族的繁衍越来越大,家族传代本身是一种不断分裂、异化、自立的生命过程,让子孙的子孙接受一个需要终生投入的强硬的指令,漠视名利,诚惶诚恐地裹足于渭洞一隅,却是一件十分违背自然的困难的事情。于是,谷英公想到了“耕读”这一古老的方式。 耕读,又叫耕学,即一边耕作一边读书。耕读这种生活方式应该是由来已久的了,《后汉书·袁闳传》就记载“闳居处侧陋,以耕学为业”。据说诸葛亮青年时在南阳隐居读书,“躬耕垅亩”。东晋名士陶渊明自己树桑养蚕,种秫酿酒,而又研经读史,且“读书不求甚解”。近代吾湘画家齐白石早年也是过的耕读生涯,其《往事示儿辈》云:“挂书无角宿缘迟,廿七年华始有师。灯盏无油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就真切地记述了耕读的苦乐年华。 无疑,谷英公是一位有识之士,他懂得,只有让子孙读书,知耻明礼,才能使这么庞大的人群产生奇妙的凝聚,才能在这广袤的土地长存文明的殿堂。因为,一切有历史跨度的文 化事业最适合于家族传代系列。 于是,大屋祖先堂的金字横匾上赫然写上了“世业崇儒”四个大字,读书隆礼成为了代代张谷村人厚实灵魂的追求,成为这个庞大家族赖以维系的精神和力量。于是,张氏族谱家训中一再说:“不求金玉富,但愿子孙贤”;“遗子黄金满瀛,不如一经”;“忠孝吾家之宝,经史吾家之田”;“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寒可无衣,饥可不食,读书一日不可失”。于是,位于当大门第五进西边的青云楼,从明末起就成了村里的私塾,当年泥腿子在门外洗脚进房,读罢诗书又挑起粪桶干活去了,六百年来书声不断。于是,代代大屋人专默精诚,劳动生息,苦读诗书。就像谷英公第十九代孙张渥潜写的那样:“户外五株柳,墙头几树花。路人遥指点,此是读书家。”“卓午锄茴垅,炎蒸汗不干。有时休树下,犹自带书看。”耕读充满了汗水和喘息,又洋溢着芝兰之室的香远益清。 我们和大屋人攀谈古事,他们津津乐道的多半是好学苦读的故事。如清乾隆时张锡兹苦读不倦,设馆授徒,他给自己写的门联是:“十载说求官,北辙南辕,回首依然故我;一经勤教子,玉堂金马,痴心还望后人。”又如前清秀才张涤村,性情孤傲,屡试不第,日益穷困,仍抱定“读书则生,不则入棺”,授徒自给。他撰了一副自挽联说:“撒手赴黄泉,傥参二五阎罗,定把后果前因问个明明白白;雄心付流水,为嘱两三儿女,就是种田耕地,也要本本忠忠。”在张谷英村,这类斯文逸事是举不胜举的。资料记载,民国以前这里就出过进士一人,举人七人,贡员一人,贡生六人,秀才四十五人,太学生三十三人。诚如昔人所咏:“故老犹传说,书香绕笔峰。”时至今日,我们流连大屋,仍然能够感受到那股润物细微、挥之不去的书卷气。 站在龙头山放眼望去,大屋四面环山,丘陵起伏,重岭叠嶂,险如天屏。盆地内两平方公里的旷野,幽如仙谷。六百年来,中国的乱世多于盛年,而这里却一直没有受到骚扰。即使是抗日战争时期,岳阳沦陷,日寇在渭洞烧掠,由于山体的隐蔽,张谷英村也得以幸免。更重要的是,从谷英公开始,一代又一代的张氏族长,用读书明礼的精神,用耕读的方式,在子子孙孙的心中构筑了雄关重重,与周围的崇山峻岭一起,保护着张氏子孙,维系着张氏家族……
三 谷英公及其子孙们为张氏家园构筑了重重关塞,外界的敌人要想打进来固然很难,然而,里面的人想要走出去也不容易。封闭式的耕读方式在带给了张氏子孙绵绵福祉的同时,也在他们通向山外的道路上布满了荆棘。 “兴门第不如兴学第,振书声然后振家声”,这是几百年来张谷英人最常用的一副门联。然而,“兴学第”、“振书声”的内涵难道几百年都不需要变化吗?如果环绕大屋的渭溪变成了一潭死水,那么大屋不就成了一部被岁月浸淫得发了黄的史书? 我们注意到,从明洪武年间到清末民初这一段历史时期,湖南的教育普遍经历了两次飞跃。一是自宋代书院兴起,尤其是岳麓书院、城南书院成为宋代理学重镇后,办书院之风从长沙辐射,各地纷纷响应。我手头有资料的距张谷英村百里之遥的书院便有康熙五十九年的岳阳书院(岳阳)、天岳书院(平江),同治七年的爽溪书院(平江),光绪十年的金鹗书院(岳阳),光绪十三年的慎修书院(岳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张谷英村不为所动。二是民国时西学倡兴,各地都办起了新式学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张谷英村也不为所动。在水车的吱哑声中,青云楼私塾仍书声琅琅、灯火荧荧。人们都不言利,不讲钱,不经商,乐天知命,耕读度日。 岁月悠悠,渭溪缓缓流淌。虽然它水浅流细,但将汇入更大的河,然后汇入洞庭,奔向长江,奔向大海。长江波涛滚滚,大海风起云涌,难道渭溪还总能那么纹丝不动吗? 谷英公第十八代孙张晦之应该说是走出了张家大屋的人之一,他在民初鼓吹革命,曾经担任过《岳阳报》第一任主编,他在报纸上就掷地有声地说:“吾愿变暮气为朝气,变畏心为敢心,务使学变而新,农变而富,工变而巧,商变而赢!” 我以为,“学变而新”,其中也包含了对耕读方式的批判,包含了对新学和科学的追求。
四 我是以研治文史为业的,曾为自己的书室撰写过一副楹联:镇日观书,历万里关河,千秋人物;片时倚枕,对一帘残月,四壁虫声。我觉得一个不懂历史的人只能过一辈子,而一个研读历史的人却可以在精神上与古人交流。无疑,这是幸福的。然而由于研治文史,“秦时明月汉时关”,“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面对风物总有一种沧桑感,总觉得自己被一片旧时月色所笼罩。无疑,这又是伤神的。 我就是将这种复杂的感情留给了张谷英。 (20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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