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潭，南宋以后即为县治，先后隶属潭州和长沙府。湘潭地处湘中偏东，湘江、涟水流经其境，无礁石湍急之险，古驿道分五路通向毗邻县、省，为粤、桂往北方的古商道必经之地，明末即形成商埠。不仅湘东、湘南产品来此集散，粤、桂、滇、黔等省货物去西北者，亦多经“湘、沅”而聚集湘潭。尤其是药材交易繁盛，广西、广东、四川、安南(今越南)、印度输入的进口药材，各择便道运抵湘潭，再转销省内外，因而水运繁忙，轮舟络绎，自“杨梅洲至小东门岸，帆舣集连二十里，廛市日增，蔚为都会”。
清初以后，江西吉安、临江、抚州三帮来城经商，因相互牵引，江西商人日渐增多，在经商户中十占其九。初营丝、布两业，继而以其原籍物产或技艺专长，专营一业，(如临江专药材，建昌专锡箔，吉安专食盐、钱庄)，逐渐经营茶油、瓷器、铅、蜡等商品。继后，苏浙丝绸、江南杂货、福建丝烟，晋、鲁、豫、陕、甘五省旃裘、汾酒、潞参、关角、甘革等均有输入；广东海产、葵扇亦以湘潭为一大销场，其银珠、玳瑁、化皮、安桂等珍贵物品，则以湘潭为枢纽，远销长江流域。海南岛槟榔果尤为湘潭所畅销，经加工成桂子、芦枝、石灰槟榔出售，其街市曾出现“五步一桌”“合面相向”的密集零售点。这一时期，湘潭与广州之间，商务频繁，凡外国运来货物，广东上岸，必先集湘潭分运内地，出口丝、茶必先集湘潭再运广州“放洋”，陆路肩货往来于南风岭者不下10万人。到清嘉庆、道光年间，湘潭“城厢内外，市面大兴”，码头由明末10余处增至嘉庆37处，商市由八总扩至十九总，其十四至十七总为富商大贾萃集之区。每总积银几百万两。其十四至十七总为富商大贾萃集之区。每总积银几百万两。当时，傅伯达的笔、汪又盛的剪、柳泰盛的线，以及“君仁帽、清芝香粉、同仁锡器、元泰酱、祥华卷”均已闻名于市。商贾分为闽、粤、苏、浙、湘、赣、豫七帮，赣、粤两帮资本最丰，营业各岁达数百万。此时的湘潭富甲全省，有“金湘潭”之美称。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五口通商后，广州商务大部转移上海，商品改由海道北运，云、贵物产亦改经广西百色、柳州直达梧州，外运至香港再转沪、汉。
清咸丰八年(1858)汉口开埠后,湘省转口贸易虽大部分转到长沙,但湘潭仍未散失商品集散的传统市场，在各帮商贾之中，有曾任提督的郭松林、王明山，一业典当，一业斋馆，称盛一时；有黔籍富商孙孔林独设“九典十八达”(达为其牌记)；有钢坊黄聚泰，铁商萧恒通、王济泰，别树一帜，产品苏钢远销北方诸省，“岁坐致千金”。当时各帮首领必捐“五品顶戴”，与官场互通声气，“几执全县牛耳”。此期间，易俗河已成为百谷总集之区，粮仓栉比，米袋塞途，年贸易额达200余万担。其他百货交易，并不亚于县城。这时湘潭商业地位虽不能再与长沙同日而语，但仍有湘江上游各县物资集散于此。衡阳煤，攸县铁，湘乡、宝庆纸，郴永烟、锡、硫磺、土红、茜草、土果等交易未减。赣商彭仁和、罗小山、萧怡丰等，各以茶、蜡、盐、粟起家，兼营银钱、药材，岁入甚巨，声震东南。其次为仁和兴、怡和祥、邓振湘诸号，经营船行、竹木、首饰、花布及食用品、杂货等项，岁入各十余万或数十万不等。本地相继开采的煤矿、石膏矿、石灰矿及药材、船舶、竹木、谷米、首饰、花布、雨伞、饧酒、香油、玻璃、丹漆、烟土、鞭炮等交易仍然活跃。清末，湘潭牙行之多，仍居全省第一，有药材行、莲棕行、石膏行、毡毯行、草帽行、扇行及油盐、土果、花布、广杂、鱼虾、烟靛、丝麻、瓷器、粮食、枯饼、煤炭、钢铁、竹木、纸共20类200余家。
水运码头有l0余处，分帮停泊,直至民国时期。据民国二十九年(1940)湘潭县经济调查，有绸布、中药、百货、南货、卷烟、色纸、油盐纱、膏盐、金银首饰、陆成、柴炭、香烛l2行业566户,从业人员7743人。另有钱庄l1家，猪栈72家，豆豉、杂粮33家，酒馆、旅社52家，粉业72家，铁作商业55家。湘潭历有“药都”之称，抗日战争时期又骤然转旺，陇，川、滇、黔、粤、桂、鄂、冀、晋等省巨商，各将当地药材运集湘潭，或自立字号经营，或委托代购代销。大户有安吉、大德、永昌、聚成、生泰等33家药材行，另有协盛西、太真知、松鹤龄等中药大店，膏丹丸散，道地药材，一应俱全。猪鬃业亦有复兴，据民国三十年(1941)统计，共有商号50余家，从业人员3000人，年销猪鬃约4000担，规模最大的为利兴公司和富华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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