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明、清为衡州府治,清代并为衡阳和清泉两县治地。民国初合为衡阳县治。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由县析置市,直属省政府。 清末,衡阳市场以农副产品和小手工业产品交易为主。农副产品多由牙行居间成交,光绪末年,有土纸、烟草、土果以及棉花、豆麦等行16类37家;小手工业有铜器、铁器、钉鞋、木屐、角梳、雨伞、丝线、笔墨等上百户。曹两益伞铺、罗三元木器坊、廖信隆炮竹店的产品较为有名。经营棉布、棉丝、南货、丝烟等商品的以客帮居多,如闽帮的徐福兴丝烟店,赣帮的惠孚南货馆、至德厚染坊,安徽帮的詹有乾墨局、朱家瑞丝线店,均蜚声遐迩。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商务官报》载,当时衡州商业繁盛的街衢,在城内为铁炉门正街,以贩卖工业品的居多,每年约从汉口等地购进竹布1000余箱、洋布2000余捆以及日本、印度出产的棉丝等。另有外国杂货店二三家,经营钟表、石碱、香水、牙粉等。城外河街,以山货土产输出晶的行栈为多,邻近各县产品经此输出的,每年约有:烟草4.4万余担,茶油12~13万担,大米7~8万担,木材600万方,其他如茶、靛、纸及豆、麦、芝麻等杂粮,也为数不少。在衡经商者多为赣籍,当时河街之万寿宫,即为赣商集会之所。 民国初期,欧战方酣,外商歇业,国产商品增多,各商户纷纷修饰门面,竞相开业。大户名店中,有纱布业的三义、荣记,洋广杂货业的一品升、范怡顺,书纸业的宝华堂、三让堂,中药业的敬一堂等,市面一度转旺。北伐战争以后,本帮商民力谋发展,店铺增多。据民国十八年(1929年)《湖南全省农矿工商统计概要》载,衡阳共有服饰品、日用品、食品及其他各类商店3689户,营业人员12575人,资本额309万余元。城内繁盛,首推南北正街,自北门经南门至回雁峰麓“珍物罗陈,光灿夺目”。司前街、常公街、道前街、道后街以及南门外的宣扬街、河街,北门外的仓前街、石狮街等均属热闹街市。桑园街、泥湾河街、珠琳巷、宣扬街、赖麻口、五福庵、拖泥巷等,则为杂粮业、钱业和手工业类聚地。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粤汉铁路通车,本地农副土特产品远运外销,百粤商品源源输入,市场大有起色。抗日战争发生后,衡阳因扼西南交通要冲,成为战时大后方的物资吞吐地。上海的纱布、颜料、香烟、百货、五金、西药等均绕道宁波、金华、鹰潭、沙坪、芦苞、老隆等地转运来衡。湘西北的棉花、桐油、药材等在此集散。滨湖谷米、广东食盐也大量向此调集。重庆、昆明、贵阳、桂林及省内长沙、津市、常德等地客商,在此设庄采购,仅供应重庆的布匹,即年达80万匹,约占其总销量的l0%。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年(1939—1941年)为衡阳商业全盛时期,人口由战前(1936年)的10余万人,陡增至45.6万人,商业、饮食服务业有6000余家,从商人员达7万余人。分长沙、广东、江浙、江西、川黔和本地等帮,有同业公会46个,商业繁荣,市场活跃,为全省之冠。尤以百货、绸布、南货、粮食、旅馆、饮食、运输业最为发达。与战前比较,百货业由93家增至255家,绸布业由73家增至220家.南货业由23家增至123家,粮食业由ll2家增至310家,旅馆业和运输业各增4倍以上,分别达537家和l00余家,其他如五金、香烟、茶食、照相、影剧、酒家等,无不激增。工商业区延伸至郊区的白沙洲、合江套和衡宝路一带。还有五桂坊的竞园商场、新华商场,有大小商店l25家,经营涉及23个行业。有些富商巨贾则挤在僻静街巷,经营南杂、海味、纱布等批发业务,如设在王衙坪内的慎昌庄,资本雄厚,吞吐量大,每次购进白糖数百乃至数千件。 数衡阳餐饮业较为发达。衡阳城中一些老餐馆如人民路的宴群园、大华楼、大三元酒家,中山路的楚湘阁、东华楼,石狮街的怡兴园,梓童巷的梓园,常公街(今常胜路)的兢园、九如阁,正殿巷(今和平路)的瀛峤仙馆,后宰门(今和平北路)的小佳乐、醉仙阁,吉祥街的乐福酒家等。其他门店如面粉、包点店有新洞庭、新兴园、万香楼、天升阁等,酒菜筵席店如远东酒家、豫章大酒家、四海酒家等,都以各擅其长的佳肴打开市场。 此外还有广帮的南园酒家、白云酒家、珠江楼,川帮的蜀渝、蜀腴、小蜀腴,江浙帮的鸿运楼、小江苏、上海酒家,长沙帮的塑华园、奇珍阁、杨裕兴等。其中南园、蜀腴等以粤味、川菜为主,鸿运楼、上海酒家等以江浙风味见长;长沙帮以正宗湘菜、面粉著称,而衡阳帮则以本土地方风味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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