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素有崇文重教的传统

据报道，在浏阳北乡，仅沙市镇秧田村、淳口镇杨柳村、龙伏镇焦桥村和石柱峰村4个村就出了博士66名，出现所谓“博士村群”，这与当地崇文重教的传统不无关系。

浏阳素有崇文重教的传统。宋代理学家杨时奠定了浏阳文脉之基。杨时（1053—1135）是程门四大弟子之一。“程门立雪”的典故说的就是杨时拜师的故事。杨时学成后南归，程颢声称：“吾道南矣。”绍圣元年（1094），杨时出任长沙浏阳县令，创办了浏阳第一所书院——文靖书院，大力传授二程之学。杨时在浏阳当了４年县令，他在浏阳所建的归鸿阁，被列为“浏阳八景”之一，名曰“鸿阁斜阳”。杨时的再传弟子张栻在其《归鸿阁记》中这样赞誉杨时：“先生晚识陋，何足以窥之蕴？惟公师事河南二程先生，得中庸、鸢飞鱼跃之传，于言意之表，践履纯固，卓然为一世儒宗。”

浏阳文庙是中国保存最好的文庙之一，今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也是浏阳崇文重教的见证。浏阳文庙即浏阳学宫，是浏阳一中的前身。浏阳学宫始建于北宋治平元年（1064），南宋嘉定元年（1208）重修。南宋时，浏阳学宫的教学活动已初具规模，从宋末诗人连文凤《送刘悦心教授任浏阳》一诗略见一斑，诗中云：“一穗藜烟待校书，携书且此作师儒。扶持学法防时弊，教养人材应世需。”从浏阳学宫到浏阳一中，有不少北乡弟子在这里求学。

到清代，浏阳出现八大书院，既有官办的，也有民办的，除省会长沙和茶陵州外，在各县中是数量最多的。浏阳俗语云：“西乡出花旦，北乡出书担。”说明西乡是戏乡，北乡是书乡。浏阳北乡早在光绪年间建起了文光书院和石山书院。位于沙市镇的文光书院一度号称浏阳八大书院之首。文光书院始建于1893年，由浏阳北乡淳口人、举人彭子铨卖掉祖宅及家中一百多亩的农田，联合当地34名士绅创建，竣工之日，湖南巡抚吴大澂和湖北巡抚谭继洵分别送来了“正谊明道”和“镕范文林”的贺匾。书院教学不把学生束缚于制举之业，而以造士育才为本。到现代，这种学风尤盛，以致浏阳北乡人才辈出，中国科学院士、原北京大学校长周其凤就是龙伏镇人，我所认识的著名考古专家、长沙市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黄朴华也是龙伏镇人。

现在，书院虽然没有了，但还有学校，还有农家书屋。如秧田村，就有2所学校，1个很好的农家书屋。学校和农家书屋这个没有围墙的学校，为村里青少年的成长和村域文化气息的蕴涵，提供了不竭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