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学与湖南维新运动

超星学术视频·湘学讲坛·第九讲（2015年）

总策划：陈书良 李跃龙

主讲人：陈先枢（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沙学院文化研究所教授）

 湘学与湖南维新运动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前，湖南是中国最保守的省份之一，而甲午战争使湖南的民风士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湖南一跃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而长沙作为湖南的省会，自然成了湖南维新运动的中心。长沙既是维新运动开展最为活跃的城市，也是新旧之间斗争最为激烈的城市。维新运动对旧式湘学来了次前所未有的触动。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对后世湘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政治面临大变革，而作为“经世之学”的湘学所“经”之“世”，已不再是是清嘉道朝帝国主义叩开东方封建王朝大门时的形势。为了救亡图存，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发动了维新变法运动。湖南当局支持变法新政，涌现了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代表的大批维新变法活动家。1898年，湖南开时务学堂，梁启超任总教习，四月光绪帝下《定国是诏》，实施变法，史称“百日维新”。八月慈禧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禁，谭嗣同等“六君子”殉难北京菜市口，康、梁逃亡，变法失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占领北京，慈禧太后西逃西安。八月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起事于鄂皖赣湘，被残酷镇压。

从1895至1900年七年中，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政治事件，清王朝风雨飘摇。从政治思潮与学术嬗变考察，从湖南维新运动的到来、湖南维新运动高潮的兴起及一系列变革举措，到湖南维新运动的失败，均与湘学与其他学术思想的消长与斗争有关。

一、湖南维新运动与湘学学术思想的嬗变

1.浏阳算学馆的创立和省城书院的改革

湖南维新运动大致上分为两个阶段:从1895年到1897年11月梁启超入湘前是长沙维新运动的早期阶段，1897年11月梁启超入湘后，长沙维新运动进入高潮阶段。湖南维新运动的早期阶段以浏阳算学馆的创建为开端。

1895年，谭嗣同正在武昌帮助其父湖北巡抚谭继洵办理赈务。他经常与当时正在武昌两湖书院读书的唐才常、刘善涵一起讨论时局，商议救国救民之策，谭嗣同说“因日与往复图议所以导之者，佥谓自算学始。”他们筹划在家乡浏阳开设一所“算学格致馆”。谭嗣同与他的老师欧阳中鹄等相继制定了算学馆《开创章程》《经常章程》和《原定章程》《增订章程》等。

1897年春，浏阳算学馆以浏阳文庙（今浏阳市一中）奎文阁为馆址正式开馆。《浏阳算学馆增订章程》载明：“本馆之设，原以培植人才，期臻远大，并非为诸生谋食计。算学为格致初基，必欲诣极精微，终身亦不能尽。”这实际规定了浏阳算学馆的教育宗旨，即培养“诣极精微”的数学专门人才。根据这一宗旨，算学馆主要开设算学方面的课程，因“绌于经费，不能延聘各门专师”，格致方面的课程由生徒自学，“一俟经费充裕，再行聘请方言、格致各门专师”。算学馆要求入馆生徒读过经书，入馆后不再读经，只要求课余“温习经、史”。馆内备有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西书”，订有《申报》《汉报》《万国公报》等报刊。这些教学内容都带有明显的近代色彩。

2.时务学堂的创立及其传播新学的教学活动

关于教学内容，总的原则是“中西并重”。梁启超认为：“今时局变异，外侮交迫，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通一国之书。”但首先须通晓“中国经史大义”，然后才能致力于“西籍”。他还具体指出，“今中学以经义掌故为主，西学以宪法官制为归，远法安定经义治事之规，近采西人政治学院之意。”他所注重的“中国经史大义”就是“以宗法孔子为主义”，“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实际上是经过康有为改造，并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的“公羊春秋”学说。为此，梁启超还撰写了《读春秋界说》和《孟子界说》，作为学堂学生的教材，以向学生灌输变法改制思想和大同民权学说。根据“中西并重”的原则，时务学堂的功课分普通学和专门学两类。普通学有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基础四门；专门学有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三门。

到戊戌政变后，时务学堂被改为求实书院。时务学堂虽然存在的时间不长，但它对湖南的维新运动和近代湘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它培养的大批人才如林圭、秦力山、李炳寰、蔡锷、唐才质、范源廉、范旭东、杨树达等，有的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坚，有的则成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骨干,或各个领域的栋梁之材。

  3.《湘学报》与《湘报》的创办及其影响

    长沙的维新派人士非常重视报纸的作用。正因为维新派这样重视报纸的作用，所以他们在长沙维新运动中创办了一系列报纸。这些报纸既是长沙维新运动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长沙维新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重要条件。在这些报纸中影响最大的是《湘学报》和《湘报》。

《湘学报》的创刊与湖南学政江标对长沙校经书院的改革有关。江标对校经书院进行改革时，设立了史学、算学、舆地、交涉、掌故、商务六科课士，同时他创办了算学、舆地、方言三个学会，又创办《湘学报》，使校经书院成为了集学堂、学会和报纸三位一体的维新派活动阵地。《湘学报》于1897年4月22日创刊。参加编撰的有唐才常、杨毓麟、邹代钧、徐崇立等二十四人。其中唐才常撰文最多，仅署其名的就有五十八篇之多。

《湘学报》为旬刊，每册约三十页，内容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介绍新政和西方自然科学方面的文章，如胡兆鸾的《论湘中所兴新政》，唐才常的《质点配成万物说》，周传梓的《舆地之学》《交涉之学》，李钧鼐的《以公司兴水利》以及《论整勾股递推法》等算学专论。第二类为介绍西方国家演变和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文章。这类文章大都发表于《湘学报》前期唐才常主编期间。如唐才常的《各国政教公理总论》、公法通义自叙》，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连载，易鼐的《论西政西学治乱兴衰均与西教无关》《五洲风俗异同论》。在这些文章中，维新派大力宣传西方国家治乱兴衰的历史，宣传西方近代社会经济制度，借以说明西方民主制度和议院国会制度的优越性。其中有许多公开宣传“素王改制”和公羊《春秋》学说的内容。唐才常在《湘学报》上称，如“《春秋》者，素王改制之书，而三统三世之义，足以范亿劫恒河沙世界，莫之违也”， “《公羊》内外夷夏之说，随时变通，期于拨乱反正。是故《公羊》为公法家言”。第三类是宣传中体西用的文章，如宣传张之洞的《劝学篇》。

因为《湘学报》侧重于学术理论方面，新闻只是附带的内容。加之《湘学报》为旬报，出版周期太长，文字又比较艰奥，不能满足维新派宣传的需要，于是，《湘报》应运而生。《湘报》的主要创办人是熊希龄，1897年4月开始筹办，经过近一年的筹备，《湘报》于1898年3月7日正式创刊。

《湘报馆章程》揭示了《湘报》的宗旨：“专以开风气、拓见闻为主，非籍此谋生者可比”，并保证“取值极廉，仅收工本纸张之费，无论贵贱贫富士农工商皆可阅报”。《湘报》的栏目有“首载论说、奏疏，次录电旨，次录公牍，次录本省新政，次录各省新政，次录各国时事，次录杂事，次录商务，如尚有余幅即选刊政学新书于后”。

论说是《湘报》最重要的部分，是《湘报》政治倾向的体现，总是列在报首。其中有报馆撰述的文章，如唐才常的《论热力》《时文流毒中国论》《论保卫局之益》，谭嗣同的《治事篇》《以太说》，梁启超的《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论湖南应办之事》，戴德诚的《变学刍议》，樊锥的《开诚篇》《发锢》，何来保的《悲孔》《说私》等；还有“报友”撰写的文章，如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毕永年的《存华篇》，涂儒翯的《商务平论》，皮嘉祐的《平等说》，洪文治的《论戒缠足说》等。《湘报馆章程》还规定“本报与学堂、学会联为一气”。因此，南学会多人的讲论稿也作为论说的内容刊登在报首，如南学会学长皮锡瑞的十二次讲论稿全部刊登，其他有陈宝箴、黄遵宪、谭嗣同、杨自超的讲论稿都刊登在《湘报》上。同时，《湘报》还在论说部分刊登时务学堂一些学生的课卷，如蔡艮寅（锷）的《后汉书党锢传书后》，黄颂銮的《诸子学派散见论语孟子考》《孟子以大事小以小事大为交涉学精义》，郑宝坤的《公法律例相为表里说》，张伯良的《问美欲认古巴为独立之国有合于公法否》等。维新派人士正是通过论说宣传西学和近代民主思想，宣传维新变法。

《湘报》与时务学堂、南学会互为表里，构成了长沙维新派进行维新变法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宣传的重要阵地，并且紧密地与湖南维新运动联系在一起；其内容丰富而与一般市民密切相关，其文笔畅达而又通俗，因而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创刊后不久即达到五六千份的销量，对于湖南维新运动的深入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4.南学会的创办及演讲新学的内容

创办社团是维新运动中维新派宣传自己主张、开发民智和积聚自身力量的重要手段之一，同时也是维新运动中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湖南维新运动中的各种维新社团的创立不仅在数量上在全国都是处于领先地位的，而且从其社团的性质和功能来看，也带有其他省区创办社团所不曾有过的特点。这种特点突出表现在成立于长沙的南学会。

南学会的议事会友是熊希龄、谭嗣同等十个绅董，是南学会的骨干，负责议定会中事务章程。讲论会友则是可以在长沙“齐集会讲”的会友，其中以省政官员和议事会友为主体构成主讲人队伍。南学会开始时推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舆地。

南学会以讲论为主要活动方式。1898年2月21日南学会正式成立。南学会最后一次讲论是6月18日，有记录可查的南学会集会共十七次，其中讲论十三次，放映幻灯三次，临时议事一次。在十三次讲论中，演讲者共有十三人，四十四人次。讲论的具体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宣传素王改制，为维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这主要表现在皮锡瑞的讲论中。皮锡瑞认为，“中国重君权，尊国制，猝言变革，人必骇怪”，所以要昌言变法，必须假托先圣，“必先言孔子改制，以为大圣人有此微言大义，然后能持其说……既言变法，不能不举公羊改制之义”。他首先论证了孔子删订群籍，维世立教，“孔子遂为中国二千年之教祖”。然后又从孔子创教，很自然地引申出素王改制变法。

第二，宣传民族危机的严重，突出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如谭嗣同在第一次讲论时就主讲“论中国情形危急”，他列举了“自道光以来，通商诸事因应失宜”，而导致的列强对华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偶一兴兵，即割地偿款，几不能国。而德国又起而乘之，瓜分豆剖，各肆侵凌”。他表示，“与诸君讲明今日危急情形”，是为了“共相勉为实学，以救此至危急之局”。黄遵宪在第五次会讲时作演讲，“说日本、台湾、印度极透彻痛切，云法人又有邀索两广利益、云南铁路之事”。而李维格在第六场会讲时“说波兰事，娓娓可听”。维新派官绅痛陈甲午战后，特别是胶州湾事变后中国的严重危机，又以台湾被割占，印度沦为殖民地、波兰被分裂的事例，来唤醒民众的民族危机感，从而认识到维新变法的迫切性。

第三，呼吁“保教保种”，宣传“文明排外”的主张。针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维新派官绅在演讲中大力呼吁“保教保种”。如皮锡瑞在讲演中指出：“今时事岌岌。旅顺、大连湾已插俄旗；闻英法皆有变局。中国四百兆人将有灭种灭教之惧！”他认为，在民族危机关头，“正应急起为之，如救焚拯溺，其最急者，一曰保种，一曰保教”，而要“保种保教”，“实为急开民智，万不得已之计”，“因为保种宜开智，保教尤宜开智，未闻有以力强者也”。

第四，从开民智的需要出发，大力宣传“西学”和“新学”，特别是宣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皮锡瑞在第二次演讲中提出“西学出于中学，本周秦诸子之遗，庄列辟尹诸书所载”。谭嗣同第二次讲义也认为，中国古代的各学派已经蕴藏着近代各门学问的萌芽，“举近来所谓新学新理者，无一不萌芽于是”。还有皮锡瑞的“论交涉公理”、李维格的“论译书宜除四病”、黄遵宪的“说教旨略异”、谭嗣同的“论新学益处”从各个方面宣传“西学”和“新学”。更有杨自超“论地球行星绕日”、邹代钧“论舆地经纬度之理”、黄遵宪“论知觉不在心而在脑”、谭嗣同“论全体学”，宣传西方近代天文学、地理学、心理学和人体解剖学。他们的目的都是为宣传西学减少阻力，而他们在宣传西学和近代自然科学知识方面是不遗余力的。

第五，对一些湖南新政的具体措施进行解释和宣传。如戴德诚和熊希龄“说保卫、团练事”，李维格“讲通商及巡捕事”，谭嗣同“讲治兵”，曾广钧“论开矿当不惜工本”等。

与讲演相辅相成的南学会另一种活动方式是答问。即在听讲中会友如“有疑义新理。可以纸笔互相问难”，问难一般由演讲者批答。大部分答问都在《湘报》刊载。问难者大部分为时务学堂的学生，如杨昌济、毕永年、辜天佑、章瑞麒、范源濂、郭鹏、蔡钟浩等。

南学会虽然没有实现其创办者的“政治构想”，但却起到了“开启民智”，传播近代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宣传维新变法主张的重要作用。

二、湖南维新运动代表性人物的学术思想

鉴于时间的限制，这里只对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三人的学术思想作一规纳。

1.熊希龄的维新思想

⑴ 兴利思想

一是主张创办枪弹厂。熊希龄认为，西方国家“商务居重，练兵次之”，先富后强的发展道路，并不适合于正处于危亡之秋的中国，“窃观大局之变，已成孤注……外患强邻，内忧伏莽”，在此内忧外患的危急时刻，兴利致富还不是湖南的当务之急，“方今之急，莫如火器”，因为“兵饷之端，临时筹画或可就绪，若枪炮则非一朝一夕之所能取洽也。”因此，熊希龄给湖南维新呈献的第一条建议是自行创设枪厂。遗憾的是，由于财力限制，熊希龄苦心策划的湖南创办枪厂的设想，始终无法实现。

二是主张开通航运。熊希龄虽然认为“火器”为湘省头等急务，然湖南百端待举，没有银钱难成大事，创办枪厂的失败，使熊希龄的思路不得不回到兴利致富上来。熊希龄经与蒋德钧等反复磋商，提出有两项事业可以立办：一是开办机器制造工业，二是筹办内河行轮。他认为这两项不仅是湘省兴利致富的重要门径，而且与湘省已开办的矿业也紧相关联。因此熊希龄在《上鄂督张之洞函》中认为当以“创兴小轮为第一义”。1897年9月25日，湘鄂轮船局成立，正式通航。

⑵书院改革思想

熊希龄要求时务学堂学生每人备札记册二本，每日心得，皆记于册上，五日一缴，由院长批答发还学生。在教学形式与考试标准上，学生均定期听讲并举行考试。讲学宗旨与旧式书院大相径庭。时务学堂议立之初，原以“中体西用”为其宗旨。然自聘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加之熊希龄的主张，遂改其宗旨为“中西并重”。由上可见，时务学堂的教学宗旨和方针，实以经世救国与陶铸政才为要义。

1898年春，守旧势力开始攻击时务学堂。面对守旧势力的猖狂进攻，熊希龄毫不畏惧。就在王先谦等《湘绅公呈》呈递后的第三天(7月13日)，熊希龄便联络吴獬等，亦向陈宝箴呈递《公恳抚院整顿通省书院禀稿》，对王先谦等进行回击。通过这个禀稿，熊希龄书院改革的思想得到了系统的阐述。   

《禀稿》针对湘省书院具体存在的种种弊病，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改革措施和要求：

第一，定教法。主张“延聘纯正博学、兼通中西之儒，编立教法”。

第二，端师范。強调 “师严而道尊，人才自可奋兴”。

第三，裁干修。即裁去 “荐人之费”，“以节浮费”。

第四，定期限。规定其山长须以住院十个月为度，不得任意旷职。

第五，勤功课。须令学生每日作札记一条，由山长亲自评阅，“以示鼓励，而昭实学”。

第六，严监院。任命本地教官为监院，限令住院，申明条规，“免滋流弊”。   

第七，速变通。首先将书院中“多半守旧、不通时务”之山长，“尽行辞去”，不致耽误学生前程。

熊希龄书院改革的上述思想，其所指陈书院弊端及所提改革措施，不乏真知灼见，可谓切中时弊，对于守旧士绅，无异于当头一棒。虽然熊希龄的这些改革措施并没能在全省得到施行，但在中国教育思想发展史上，无疑有着积极和进步的意义。

2. 谭嗣同的《仁学》思想

谭嗣同先后接受了康有为基于今文经学基础上的维新思想的影响，又从清末著名佛学家杨文会居士学佛学，同时也接受了一些西方思想的影响，从而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维新思想。

谭嗣同从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和佛学中吸取的民权和平等思想是他的维新变法思想的政治思想基础。从民权和平等思想出发，他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进行了激烈和直接的批判。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平等思想。他指出：“仁以通为第一义”，而“通之象为平等”，“平等者，致一之谓也。一则通矣，通则仁矣”。这样，他总结出一个“仁——通——平等”的公式。从这一公式出发，他提出要打破“四不通”，即上下不通、中外不通、男女内外不通和人我不通。而代之以“四通”，即上下通、中外通、男女内外通和人我通。这些观点都反映了资产阶级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要求，也是谭嗣同提出“冲决伦常之网罗”的理论依据。

《仁学》是谭嗣同的主要学术著作，其写作背景，是应佛学家吴嘉瑞之邀，写一篇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的论文，交香港《民报》发表。从1896 年夏季起，谭嗣同在南京用了几个月时间写成此书。

《仁学》的立意，仁学即人学，鼓吹人权和人本主义。《仁学》的学术思想主要可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提倡民权至上。《仁学》认为，要实现“上下通”，必须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武器是近代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以民权思想为其理论根据。首先，用“民择君”的“共举论”否定“君权神授”。其次用“民本君末”的民权论否定君权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再次，用君权可变论否定君权不变论。

 第二，鼓吹反清革命。《仁学》宣扬法国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他清楚地看到西方列强侵略、瓜分中国的危险，把反对侵略和卖国同反对清王朝的专制统治结合起来，从而使其社会政治思想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性质。

 第三，批判三纲五常。《仁学》认为，要实现“男女通”，必须反对等级观念和纲常名教，实行资产阶级的平等博爱。从谋求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出发，变法应以批判三纲五常为起点。他批判君为臣纲，反对忠君，认为君主不仁，尽忠无异于助纣为虐。他批判父为子纲，认为“子为天之子，父亦为天之子，父非人所得而袭取也”，即同为上天之子，人格平等，父与子概莫能外。他批判夫为妻纲，主张男女平等，反对女子缠足和溺女婴，尤其同情妇女的无权地位和不幸遭遇，力斥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谬说。

 第四，主张发展自由经济。《仁学》中提出了“人我通”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的理论。谭嗣同认为，“仁——通”是万事万物皆具有的规律。“通商”乃是“仁——通”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只有体现“通人我”精神，发展商品交换和流通，社会经济才得以存在和发展。在国内，如能做到“仁通”或“人我通”，就可达到贫富相通、社会财富通畅的目的，一旦“一人获利，踵者纷至”，此即“自由”。“不问官民”，“大富”可设大厂，“中富”可没中厂，“穷人”靠出卖劳动力则可以“赖以养”，此即“平等”。“富人”有钱，“穷人”有力，从而大家“第就天地自有之利，假吾力焉以发其覆，遂至充溢普遍而收博施济众之功”，此即“博爱”。这样一来，富人可以获得巨额利润，并增加自己的生活消费，穷人也可以解决生计问题。

第五，向往世界大同。在大同世界里，经济上贫富均等，政治上君臣平等，思想上自由博爱，破除人为的一切隔绝和对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同五伦中朋友关系一样。这些大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方传入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潮与中国固有的传统大同思想的结合，构建了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雏形。

3.唐才常的学术思想体系

不像谭嗣同那样有学术专著行世，其思想散见于1898年长沙刊本《觉颠冥斋内言》及《湘报》《湘学报》《民权索》《大陆》《亚东时报》等清末民初报刊。尽管如此，唐才常作为维新时期的代表人物，仍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与外交等方面。

在政治上，唐才常猛烈抨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反对君主独裁，呼吁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主张设议院，立国会。他认为政治制度不外乎君主制、君民共主制和民主制，而民主制最合理，欧美之所以富强，根源在于实行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国为民主制，“公权于民”，“人人出其爱力以保国权，而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

在经济上，唐才常主张大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工商富国。他主张效仿西方设立“赛工艺会”，“大赛工艺，使有所观感效法，以为华人之龟鉴，亦收回利权之一大关键也，而又隐寓趋重兵器之意于其间”。唐才常主张农工商并重，批判中国官吏“彼以辱商妒商之心，抑勒攘削，不清其源，强塞其流”。在参与了湖南很多近代工矿企业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发展近代工商业的具体规划和措施，他建议修订海运政策，发展造船业，扩大对外贸易，仿效西方各国于“所立商埠要区，俱设公使领事，屯泊水师兵舶，以资护卫而壮声威”。他力主改银两为银元，设立官银行，“推行既广，银钞并盛，遇有大故，数千百万之资财，可以取之俄顷，而富强之效，即权舆于是”。

在文化上，唐才常猛烈抨击落后文化及纲常伦理，视时文为流毒：“吾中国之塞智摧权腐心亡种亡教以有今日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提倡西方实用之学，“我中国不欲保种则已，如欲保种，必尊崇西人之实学”。但他主张治新学先读古书，因为孔孟学说已包含新学内容，孔子改制即是推行民权。唐才常进一步提出了废科举、兴学校的主张。他把废科举、兴学校同国家之兴亡联系在一起，认为“变通学校，最为当今急务”。同时，他还提出创办专门学校，培养专门人才，派留学生出国等建议。这些主张体现了“新民，新学，新心，开民智”以及为发展资本主义培养人才的精神。

在外交上，唐才常反对闭关自守，认为任何国家只能以相通求自存，应加强相互间友好交往，“夫国于地球之上，必欲孑焉而独立，微独今所不能，亦且古无此理”。“中国通亦通，不通亦通，与其通于人而失自主之权，何如通于己而扩小民之利？”与各国交往应不卑不亢，既不盲目自傲，也不自卑自贱，“去其骄心固心”，“去其畏心葸心”。与各国交往的目的，只在智其良，强其学，富其本，不在挟愤寻仇之举。但也感到列强侵华的残酷现实：“彼其用心，盖亡其国而犹未已也”，中国只有奋发自强，先强其政、学、教，而后能强其种；否则深固闭绝，日面漆室。可见唐才常是中国较早系统提出“对外开放”策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