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柳庄种茶和西北整顿茶务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清长沙府湘阴县人，道光举人。早年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在院长贺熙龄（1788—1846）的引导下，趋于实学，深得陶澍、林则徐的赏识。咸丰二年（1852）在郭嵩焘、江忠源等人的劝说下，初为湖南巡抚幕僚，为湘军济师筹饷甚力，受曾国藩赏识。在曾国藩的保举下组建楚军，于咸丰十二年（1862）初升浙江巡抚。旋即与法国人组织的“常捷军”一起进攻浙江太平军，攻陷宁波、绍兴等地。次年，升闽浙总督。咸丰十四年（1864）攻克杭州。咸丰十六年（1866）在法国人日意格的帮助下创办福州船政局，成为洋务派首领之一。次年任陕甘总督，率湘军先后镇压西部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创办兰州制造局、兰州机器织呢局等企业。光绪元年（1875）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次年大举出兵新疆，击败俄、英支撑的阿古柏侵略军，收复除伊犁以外的天山南北各地。光绪三年（1877）又“舆榇出关”，迫使沙俄交回所侵占的中国领土伊犁。光绪七年（1881）任军机大臣，调两江总督。光绪九年（1884）中法战争时，督办福建军务，力主抗击法国侵略者，病逝于抗法前线，归葬长沙县石门乡柏竹村。有《左文襄公全集》。

左宗棠一生与茶结下不解之缘。在出山之前，他过着“耕读”生活。道光二十三年（1843）他以积年节余款项购得家乡柳家冲田70亩，“日巡行陇亩，自号湘上农人”，自署其门曰“柳庄”。他耕田种地，颇讲究科学技术，主要以所学得的古区田法从事耕种。然而，这时商品经济也逐渐有所发展，在湘北地区，主要是谷米、土布、茶叶、竹木等业。左宗棠适应了这种形势，他从安化引进茶种，开园种茶，颇获其利。他的儿子左孝同曾写道：“府君于柳庄艺茶、种树，期尽地利。湘阴产茶府君实为之倡。”营建柳庄当年，他高兴地写信给老师贺熙龄说：“茶园所入，今岁差可了清国课。逐渐增加，于人事不无裨益，倘更桑竹之利成，其可以存廉耻而广惠爱者大矣。”到咸丰元年（1851），他又在给贺仲肃的信中写道：“山中小荀，新茶风味，正复不恶。安得同心数辈来吾柳庄一聚语乎？……兄东作甚忙，日与庸人缘陇亩。秧苗初茁，田水琮琤，时鸟变声，草新土润，别有一段乐意。出山之想，又因此抛却矣。”

左宗棠安家柳庄，前后14个年头，直至咸丰七年（1857）骆秉章与胡林翼为“醵金”买得长沙司马桥宅，才“自柳庄移家省城”。他经营柳庄的活动，学用结合，使他对“茶务”颇多体验，为他往后在西北的整顿茶务活动奠定了基础。

同治十三年（1874），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在镇压回民暴动后，开始着手整顿西北茶务，改“官引”为“票法”，广招商贾。著名历史学家刘泱泱对此段历史有深入的研究。

西北茶商，过去由晋商承办，称东商；后多湖南人，谓南商。“东商仅十之三，南商十之七”。而茶的来源，除部分川茶外，大多来自湖南长沙府安化县。这种茶运到陕西泾阳压制成块，称为砖茶，销陕、甘、青、新和西藏、蒙古等地。每引100斤，另带损耗14斤，课税有正课4两，杂课4种计1两4钱4分。当时，每年销28996引，收税128742两多，是一笔较大的财政收入。

可是“甘省茶务，自军兴以后，商民流离，茶引停销，悬课无着”。同治十一年（1872）初，左宗棠拟订茶务试办章程，以清积弊。一是清理积欠。他说：自咸丰五年至今积欠达386900余两，这些积欠“皆虚悬无着，未能征获分厘；若不通融办理，亦谁敢充商”？他主张“将积欠各课奏请豁免”。这样，“积欠既清，后累可免；商累既蠲，商情自期踊跃”。二是清理茶引。过去各商茶引有28996道，但系畅销时定额。现招商试行，应以行销领引采办。他主张从同治十二年（1873）起，“行一引之茶即纳一引之课，从前积引不准代销，庶免移新掩旧之弊”。三是清理杂课。过去每引有捐助、养廉、充公、官杂4项杂课，纳银1两4钱。他认为：“正课百余万两且归无着，更何可征收杂课以累新商？与其徒杂课之名，致妨正课，曷若蠲除陈课之累，以救新课。”因此，他主张除杂课宿弊而重正课。四是清理商人。他根据商人资本微薄不能承引，向由山西大商领引情况，主张除待此章程批准后通知晋商外，还应让陕西泾阳各县“力能承引之商”去陕西先开官茶总店“试办新引”。

可是，清政府对上列四条，只准“缓征杂课，而积欠正课未蒙蠲缓”。于是左宗棠另拟改革章程。这个章程采取“以票代引”办法，“一票若干引不必定以限制，唯视商人多寡”为准。商人除原有东、西两柜茶商外，添设南省商人的南柜总商，“新商与旧商各领各票，各不相涉”。一引配茶80斤，杂课缓征，正课3两，由湖南运茶到甘肃的厘税，按“从权轻收”原则，“酌抽二成，其余八成以各省在积欠甘省协饷项下分年划扣”，“庶茶商不苦重厘，销引可期踊跃”。但销售后仍须完厘，其厘亦从轻定议。左宗棠如此定议，目的是“以便商贩而广招徕”。同治十三年二月（1874年4月），左宗棠又向清政府上奏《甘省茶务久废请变通办理折》，指出：“盐可改票，茶何不可？”主张“以票代引”。每票50引，即5000斤，另带损耗70斤。每引纳正课银3两，杂厘1两4钱，至多不过2两，每票即需课厘计222两。“凡商贩领票，均先令纳正课”。凡“陕甘商贩有票运茶过境，茶厘减纳十分之八，只抽两成”，余则由各省划抵积欠甘饷。为了保护甘茶销售，对“无票私茶”和课税较轻的山西茶商入境，令其补领官票，“缴纳正课”，“照章守厘”。甘肃官茶运销新疆，每票加征厘金20两，课税100两。因此，新疆官茶每票要363两。

左宗棠改革甘肃茶务，改引为票，取得一定成果。原来只有2000多引，改票后发票835票，每票50引，即有4万多引，税收达233400多两。

在西北市场上，俄商的竞争不可忽视。以茶来说，俄国在1874年就提出修改1869年的《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开辟新的贸易路线，攫取贸易权益。俄国在1875年派索思诺夫斯基“由楚、蜀来甘，盖专为采访茶路”，开辟茶叶“由楚达陇径抵其国边界”的新的通商路线。左宗棠对此亦很注意。他说：“俄人所需中国之货，茶为大宗。询其茶外尚须何物？答以川丝、大黄两种。询其入口之货，则毧毡、哈喇海龙、灰鼠皮之属。语以货高价贵，非民间日用所必需，行销难旺。伊答以本国地方出布甚佳，甲于洋布，可以多运。”左宗棠在了解了市场情况之后，主张逐步开展对俄贸易。他说：“开办之初，则尤未可过于烦数，一则欲其入，不宜闭其门；一则此时操之太蹙，后必顾而之他，不夺不餍，翻滋论端。”

左宗棠除大力整顿西北茶务外，在福建时也很重视茶务的改革，专门上奏了《闽省征收起运销茶税银两专能定额情形折》。

左宗棠整顿茶务的直接结果是湘茶在西北地区销量的复兴，并畅销于俄国，使湖南茶业臻于鼎盛。据吴觉农《湖南茶业报告书》等记载，湖南茶业极盛时年产量达100万担之巨，仅长沙府安化一县，东坪、桥口、黄沙坪、西州等地有茶庄80余所，年产茶七八十万箱。其中“红茶销俄者约占百分之七十，英、美仅占百分之三十……嗣广帮中兴，由香港销英、美之红茶约增至百分之四十，余百分之六十仍由恰克图销于俄国”。同治《平江县志》也载：“红茶大盛，商民运以出洋，岁不下数十万金。泉流地上，凡山谷间，向种红薯之处悉以种茶”。每当茶市方殷，贫家妇女相率入市拣茶，塞巷填衢，寅集酉散，喧嚣拥挤。

由于左宗棠奏请茶叶由官营改为私商营运，也打开了湘茶销往东南的通道，大批湘茶与浙盐互贸，从而从苏浙沿海出口，远渡重洋。直到光绪十六年（1890）后，由于国际市场受印度、锡兰茶竞争的影响，湘茶的销量才逐渐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