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新生

古城黎明

    1949年8月5日，长沙曙光初照。黎明，当昨夜还睡卧于街头屋檐下的解放军官兵卷起背包开始调防时，天心阁翘檐上的风铃同时奏响了第一支晨曲。

  南下大军脚穿草鞋丈量着只有6.4平方公里的古城。放眼望去，“路不平，沟不通，水不清，灯不明”，街巷遍布的竹寮木棚，令背负着民族希望的人民子弟兵深感担子沉重。长沙市第一任市委书记曹瑛和市长阎子祥摊开从旧政权接收过来的城区地图，久久凝视，仿佛从那城廓的烟云中，听到历史上曾归依或行吟于长沙的屈原、贾谊、司马迁、张仲景、杜甫、李白、辛弃疾、谭嗣同等圣贤志士发出的悲愤喟叹。

  历史的凝重和在废墟上重建家园的责任，使新政权的领导集体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满目疮痍，百废俱兴”这个严峻事实无情地考验着他们。收拾残局，当然要从关心民生疾苦做起。长沙和平解放十七天以后，人民政府迅速成立建设局，接着，房产局、养路队、自来水和路灯筹建委员会也相继组成。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城市基础设施的破败，无疑阻碍城市的发展。在长沙和平解放的最初日子里，叹息历史留下的荒芜只能是一时感情的倾泻，面对枯草瓦砾更多的是需要理性的思考。重建古城必须着眼未来。1950年9月，为了慎重研究长沙的城市建设，市政府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邀请在京专家学者举行“长沙市规划技术座谈会”。一座城市的规划构想孕育于祖国心脏，而且形成了长沙规划原则草案并绘制了草图，这自然是具有三千年历史的古城亘古未有的一笔浓墨重彩。

  根据这个规划，在晨曦初露之时，一淤积于城区的垃圾污秽被清理，部分破烂道路被整修。当时。八大公沟的疏通，湘雅路、军库路、北大马路等道路以及沿江大道的加固'这些工程，不仅具有恢复城市造血功能的现实意义，其实也蕴含一种象征意义，因为城市建设的春天在乍暖还寒的时候已早早到来，城建的基石已开始奠定。

    长沙不愧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无数革命先烈曾经叱咤风云地打破了一个旧世界，其目的就是要建设一个新世界。为了缅怀、告慰先辈的功德，1950年10月，湖南省第一届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在长沙修建湖南革命烈士公园，规划占地118公顷，其面积之大，在当时的新建公园中堪称全国之最。市委、市政府将城区最美丽的地方划拨出来，祭奠最美丽的灵魂，其心之至诚和目光之远大为世人所钦仰。

    的确，牢记历史，是先人给今人的寄托。但今人对先人的回报，却应该是将历史与现实接轨并延伸于未来。长沙的建设者深深体会到这点。

    根据规划草案“市政建设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总方针，兴建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来水、沿江大道、五一西路、轮渡和儿童公园这五大工程项目就被放在重要位置。自古以来，长沙居民饮用河水、井水的无奈，终于为自来水的汩汩清泉所取代。当年一叶扁舟运送乘客颠簸于风浪里的惊恐，也随着五艘渡轮的汽笛长鸣而消失。指点江山，近看江鸥翔集，远看层林尽染，欢呼新生活的长沙人民眼角眉梢都是笑。

    噩梦醒来是早晨。公共汽车的发展又给早起的人们一个惊喜。

“文夕大火”后，官商创办的开明股份公共汽车公司的汽车全部被毁，解放初年只有两辆，靠木炭启动，行驶两条路线。到1952年初，人民政府在天心游路修建车库后，很快就发展到十一辆，并且成立了公共汽车公司。与此同时，大托铺飞机场工程开工。至此，长沙的公用事业已初见端倪。市民“行路难”的问题，初步得到缓解。

    尽管这时的公共汽车以木炭为燃料，但它终究是人民的财产。简陋的运载工具并不能滞留历史前进的步伐，它只能说明生产力在一个阶段还比较落后。这种状况和当时环境卫生得到初步改善一样。试想，1951年成立的卫生局清洁大队和财政局的肥料公司当时尽管都是用木板车为工具，但它却清理了曾使城市污秽不堪的垃圾与粪便，这其实就是进步的标志。

  有了一个清洁的环境，在以后的日子里，一些公用设施如三医院、省精神病院、市传染病院、湖南剧院等项目陆续开工。新湖南报、五一路新华书店建成。天心公园开放、烈士公园初具规模，岳麓山风景区也开始大规模建设。到1954年，黄兴路、蔡锷路、五一路、解放路、中山路全线铺上沥青。长沙终于拥有一个最初的清新美丽的姿容，勾勒了一个可以触摸的轮廓。

  这个轮廓为1958年市委编制的“长沙地区规划方案”提供了清晰的思路。这年，为了加强城市建设的领导．组建了市规划建设委员会，开始对长沙市城市总体规范和城区区域规划进行论证。用科学的态度规划管理母城，发展卫星城。这在城市获得新生的年代无疑是项重要工作。但是，由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的谬误和随即而来的“大跃进”的荒唐，规划工作进展缓慢。这时长沙城区成立了城市人民公社，人们忙于砸烂铁锅炼钢，开办公共食堂，城市建没受到一定干扰。

比较瞩目的是实施铁路东迁外移的准备工作，即京广复线新线路基工程。同时开始拉通五一东路和修建碧洪支线、雨花路等。

    五一西路当年栽植的法国梧桐已留下九道密密的年轮，新的树苗刚刚栽进五一东路坑坑洼洼的泥洞里，十里长街已初见雏形。沿五一路新建的百货公司、省供销社大楼、中苏友好馆、湘绣大楼、长沙饭店、省委第一招待所、省煤炭设计院和长沙铁路局大楼不断崛起。陈迹渐渐抹去，当年屈贾行吟的地方开始崭露新容。

长岛人歌

  1959年，长沙迎来共和国诞生及和平解放十周年大庆。这年10月，烈士公园高达59米的纪念塔落成，四周摆满花篮。缅怀先烈，更多的是要用建设成果告慰英灵。“长岛人歌动地诗”，其实也是当时长沙人民的心声。

  经过“反右”那段思想狂躁以后，人们进入反思，开始冷静地论证了长沙市总体规划。1960年，市委通过了这个规范并经省委批准。总体规划的方针是：“压缩旧城区，控制近郊区，在县区发展远郊小城镇。”通过规划管理，对压缩旧城区人口规划，降低旧城区人口密度起到了积极作用。大规模的改造与建设任务摆在人们的面前。城区面积已大，东到五里牌，北靠浏阳河，南至豹子岭，西越溁湾市。长沙、望城两县划归长沙市，并将郊区面积扩大为218.6平方公里。东风路、韶山路、长下路开始修建，春华路、宾馆路、人民中路着手动工。人们高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这支昂扬的歌曲，投入到城市建设各类项目之中。

    长沙，本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一方水土，又是京广铁路线上的枢纽。铁路、水运南北通衢，遗憾的是贯通东西方向的交通设仍较落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60年，沟通浏阳接通江西省公路干线的东屯渡公路桥建成。长沙人民第一次拥有自己的宏伟大桥。通车那天，不少城乡人民前来欢庆。人们抚摸用花岗岩砌成的桥廊，在亭亭玉立的华灯之下合影留念。在原来的渡口旁，有几位摆渡的老艄工捻着胡须发出会心的微笑，他们也该休憩，安度晚年了。

    从此，长沙的主要河流湘江和浏阳河有了轮渡和公路大桥，结束了摆渡的历史。但尽管如此仍不能满足工农业发展的需要。根据当时铁路部门的部署，经过多方勘测，决定选择扼湘江咽喉部位的猴子石兴建铁路大桥，以打开长沙通往湘西及中国西南地区的通道。在猴子石下游，古有南津城、朱张渡。宋代大埋学家朱熹、张栻曾在此沉思。因此在这里修建铁桥不论是人文价值和现实意义都不寻常。经过紧张的筹备和现场施工，到1961年已有两个巨大的桥墩露出水面。

    然而，滔滔北去的湘江也有落潮的时候，正当纵卧江心的橘洲公园建设进展顺利，市内麻石街着手改为沥青路面，麻石沟改为管道沟，市委大楼落成，全市人民正雄心勃勃大展宏图之时，1962年，国民经济遇到严重困难，国家实行调整方针。作为实施长沙市城市总体规划的重要部门长沙市规划建设委员会被撤消了，仅恢复城市建设局规划科。国家动员建筑工人回乡支援农业生产，长沙市工程公司也被撤消，两千多名职工只留下八百余名转入房屋修缮公司。在这期间，国家调整原属长沙市的部分土地给株洲、湘潭，长沙地区实有面积为3995平方公里。

    但是，素来具有忧患意识的长沙人民决心和面临暂时困难的国家同舟共济。作为一座楚汉名城的长沙在经过“文夕大火”的灾难浩劫和以后的战祸兵燹，地上文物遗迹大已破败或荡然无存，真实的历史大都埋藏于地下，因而抢救珍贵的文物十分重要。自1961年改建著名的火宫殿后，1962年市政府公布了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样，如同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一样，不少亟需抢救的地上、地下文物得以妥善处理，这在国家面临经济困难年代能办这样的实事是殊为难得的。

    1963年以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好转，长沙的城市建设又恢复了元气。由于基建投资增加，政府在南郊砂子塘，北郊刘家冲等工业区附近着手规划住宅小区，昔日荒凉的城区边缘地带开始有了一幢幢造型新颖的楼房，部分劳动人民陆续迁入新居。为着美化市容，全市的绿化面积由解放前7.3公顷增加到250公顷。近郊苗圃不断增加，能向城市供应常绿与落叶乔木与灌木，木本与草本等花木草卉。遥想古代，长沙古典园林众多，西汉定王台之蓼园，唐代之湘水亭、裴休草堂，五代之碧湘宫、葵园，宋代之八景台、梅园，明代之吉王府的紫荆园，清代之抚督花园及朱家花园等均闻名于世，可惜它们都一一毁于战事。为了弥补这一憾事，使城市增添生命的原色，公园建设和马路行道树比翼双飞。种植于五一路中央的常青灌木、绿化带及沿江大道的香樟、雪松即是佐证。它们虽不如古代官府及私家花园那么典雅幽静，但这些花木毕竟为人民所共享，点染着城市的妖娆。

  历史的车轮转到1965年。根据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近郊工业区建设开始拉开帷幕，北郊氮肥厂、南郊磷肥厂陆续开工，一些住宅小区规划建设文化、商业等配套服务网点，新的住宅小区也着手建设。

古城上空，蓝天飘浮白云，春风拂面，湘江千舟竞发，帆影绰绰，橘子洲如一块碧玉，独具特色。面对这座以岳麓为屏，湘江为带，橘洲浮碧江心的美景，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大加赞赏，提出“西文东市”辟橘洲为大型公园的设想，供省委、市委研究。长沙，又处于万木葱茏，欣欣向荣的年华。它的变化令革命前辈谢觉哉惊喜之情流于笔端，他在诗作《回乡》中写道：“一为迁客去长沙，回到长沙不识家。人物依稀城廓改，天心园里看桃花。”长沙，为众多的先辈和百姓深感欣慰了。

浪遏飞舟

    历史，曲折而迂回地前进。1966年至1976年，中国处于“文革”的劫难之中，长沙也难以幸免。这座古城在和平解放以前，一度蒙受战火的罹难，到处是断壁残垣。好不容易迎来新生，并经过十七年的艰苦努力，终于使旧貌改换新颜，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城市建设也就困难重重了。

    最先遇到的厄运是城建机构被撤消，工作人员被下放，整个城市规划工作几乎陷于停顿。接着，房地产管理局、园林管理处等业务管理部门也相继被撤消，曾经一度理顺的关系顿时出现混乱。以园林绿化为例，花圃被改作机关农场，名贵花卉被摧毁，风景树木被砍伐，绿化地屡遭侵占，仅市苗圃就被划割27公顷土地，岳麓公园先后被占用58.13公顷，烈士公园被占用15.28公顷。

    其次是“文革”的两派斗争毁坏了不少城建设施。在极端无政府主义状态中，两派占山为王，不少建筑物遭受严重破坏。位于五一路的市委大楼被侵占，中苏友好馆、湘绣大楼、航运局大楼等建筑物变成了武斗的场所，许多大街小巷的墙壁被猩红的油漆涂抹，成为红海洋。高音喇叭的喧嚣撕破了夜的宁静。及至五一广场中央的纪念碑由兴建复到炸毁，人们都处于愚昧茫然和无所适从之中。

    此外，城市的公用事业也屡遭破坏，铁路、公路、水上交通经常被阻塞或中断，停电、停水现象时有发生，城市房屋的乱占乱建和市容市貌的脏、乱、差达到了极至。凡此种种，使城市建设举步维艰。

    在这漫长曲折的十年之中，也有几项工程为之瞩目。最大的工程当属湘江大桥。这座桥于1971年9月动工，次年国庆节建成通车。主桥长1250米，桥面宽20米。它将繁华的市中心同湘江西岸广大的地区联通起来，支桥延伸于橘洲，是一座大型连续多跨双曲拱桥，造型美观，气势恢宏。这样，流经市区的湘江、浏阳河终于先后拥有了大桥。入夜，桥廊上的灯光齐明，如一串串玛瑙珍珠，而它倒映江中，又似波浪中飘荡瓣瓣玉兰。伫立桥上，探寻猴子石铁桥踪影，可惜它终因国民经济的困难，最终消失于烟波浪里了。这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和湘江大桥对应的，是1975年10月动工的长沙火车站工程。这是一座造型新颖，具有那个时代特征并有湖湘特色的大型建筑物，总建筑面积42064平方米，钟楼火炬高63.1米。由于这座车站是京广线上的枢纽，北通首都，西南方向连接韶山，其政治色彩尤为强烈。因此，在施工过程中，全国各地纷纷支援，影响巨大，成为当年国内仅次千北京的第二大车站。

  正因为长沙特殊的政治地位，在这十年中革命纪念地的兴建、复建一直放在首要位置。1966年建橘洲公园《沁园春》词碑，1968年第一师范复建工程竣工，1970年清水塘中共湘区旧址建成。一时间，全国各地的瞻仰者手举红宝书如潮水般涌来。

  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根据当时政治形势的变化，城市规划工作又获得生机。1973年成立了城市建筑设计院，后改名规划设计院。这期间，拆除了1970年于小吴门建成的“一条龙饮食店”等乱建建筑物，修建八一路跨线桥，韶山路电信局大楼、省肿瘤医院、麓山宾馆、市体育馆、红旗剧院、湘江宾馆、朝阳新村居民区陆续施工兴建。城市公用设施建设如组建液化气站、兴建三水厂等。到1976年，自动电话也由四位升为五位。

  受政治气候制约的十年，长沙的城市建设也匍匐了十年，虽说痛苦与艰难并存，曲折迂回和缓步前行同在，但总的来说，长沙的城建速度仍然是远远不如人意的。倘若不受到“文革”的破坏与干扰，勤劳勇敢、充满智慧的长沙人民也许在那十年中干出了更多的业绩。历史的不幸教育了人民，既苦涩也凝重。

早春岁月

  1977年的春节之夜，爱热闹的长沙居民通宵达旦地燃放烟花礼炮。黎明，环卫工人清扫满地红色纸屑时，不由自主地想起粉碎“四人帮”时大街小巷同样遍布一层鞭炮纸屑的情景。人民从浩劫中走出来，用自己喜爱的方式欢庆政治桎梏的解脱，哪怕这种方式采用的是酗酒和燃放鞭炮，其内涵仍是深刻和感人的。因此，环卫工人也怀着喜悦和振奋的余兴进行清扫工作。这种心情应该说和1949年8月5日长沙和平解放揭开最初的黎明相差无几。

尽管从1977年起城市建设又进入第二4.复苏阶段，严峻的经济形势仍然考验着人们，但精神枷锁已经打开，无休无止的政治派别斗争已经结束，天空渐渐晴朗，那山、那水、那洲再也不会蒙上阴影，而可以像调色板上的颜色加以调遣糅和作画了。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五一东路60米扩建工程的竣工，由于多年来政府一直考虑的铁路东迁这个问题得到解决，交通阻塞的状况有了改观，53平方公里的市区因此松绑而活跃起来。俯瞰城市，全长4.18公里的五一路贯通东西，成为全市的主干道。

    的确，五一路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长沙城市建设的骄傲，它宛如长沙城的脊梁，托起人们对美好前景的希望。“老长沙”都记得这句话：“南门到北门，七里容三分。”旧时的长沙城区一直局限在京广铁路以西、湘江以东的狭窄范围内，现在终于以其空间的延伸扩大而改变了容颜。这条长街设计安排了6个大型街心花园，l8处街边花坛，6万余丛花卉，近6千米绿化带。大路两侧高楼不断涌现，车辆分流两侧，秩序井然。如果站在五一广场正中央极目望去，远在东边的火车站如大鹏展开双翼，正中钟楼的火炬熠熠生辉，格外的庄严雄伟。而朝西投去深情的一瞥，湘江大桥却如一道飞虹，闪现着秀丽魅人的神韵。

    是的，这条大道是分阶段逐步实施建成的。五十年代初建五一西路，当时路宽40米，建成后，它曾和路旁的省供销大楼即所谓“合作庙”遭受过非难，认为路太宽，浪费了资金，那栋供销大楼也被无端戴上“穿西装戴清朝官帽”所谓“复古主义”的帽子。其实那正是目光短线的表现。1977年完成五一东路60米宽的扩建工程后，1978年即将五一中路建成。这条大道前后历经20个春秋，鉴此，城建规划者在思想认识上无疑也付出了一定代价。路中央的绿化隔离带几经拆除，路旁的法国梧桐几经砍伐即是教训。但尽管如此，横贯长沙市区的通衢大道终于变成了现实。它为以后长沙市主干道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及教训。

1977年到次年底，毕竟只有两年。这两年中国正处于拨乱反正阶段，经济实力有限，但是，恢复生机的城市规划部门又着手编制新的长沙市城市总体规划，房地产部门也开始理顺管理体制，于1978年恢复了“文革”期间被撤消的私房交易所。在公用事业方面，三水厂二期工程竣工，四水厂也着手动工，液化石油气站开始在全市铺开，同时，长沙市出租汽车公司开始营业，拥有大客车、小轿车各10辆。

与此同时，自市委决定成立城市管理委员会后，市容管理得到加强，并初见成效。隶属于城市建设局的环卫处充实了人员，增添了运输车辆。由市基本建设委员会代管的市环境保护研究所和市环境保护监测站都同时开展了工作。园林绿化也重新出现了新局面。“文革”期间留下的污泥浊水正在清除，饱经破坏的公用设施及建筑物正在修复，污染城市的高音喇叭正在卸下，再难听到歇斯底里的口q嚣了。于是，绿色开始点染城市，小鸟回归园林，人们纵情呼吸清新而湿润的空气，公园里又有人打起了太极拳。青少年宫已经开放，在刘胡兰塑像前，少先队员献上鲜花，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与五一路交叉的韶山路略具规模，省图书馆的建筑影影绰绰映现于人们的瞳仁之中，一群白鸽向远方飞去，留下串串哨声在蓝天回旋。

  这两年城市的变化虽然短暂，但由于它是一次大的浩劫留下的时空，因而它的蕴含十分丰厚，耐人品味。它是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正如民谚所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城市建设再也不会遇到“以阶级斗争为纲”那逆时代进步的思潮了，而排除城市建设指导思想错误，正是一座城市赖以发展的关键所在。

  这两年从某种意义上可谓“早春岁月”，它实际上已为以后长沙的大规模建设拉开序幕作好了准备。长沙市第一任市委书记曹瑛曾在他的诗作《忆长沙——谨向长沙人民祝贺新年》写道：

“长沙好，革命传统早。先烈精神须永葆。春到人间遍地花，能不忆长沙。  

长沙忆，最忆是人民。朴实勤劳多智慧，国中开遍美芙蓉，朝霞映葱茏。”

  革命先辈曹瑛道出了人民的心声。

  仅以此文，纪念长沙和平解放五十周年。

作者：易允武

来源：2005年5月湖南文艺出版社二月花文丛《雨打芭蕉——易允武自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