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长暴行实录

岳麓山乡

　　黄吉淸（退休干部，男，67岁）：

　　日军第一次轰炸长沙是1938年9月。当时长沙广泛流传着 这样一段“顺口溜”：“飞机从未炸过长沙省，不知炸弹狠不狠，张治中，把任上，飞机第一次炸了火车站。房屋炸得一坦平，炸了‘六国，与‘交通’（旅社名）。被炸人，真正苦，伤心伤意哭儿女，还有好多嫂子们，伤心伤意哭男人(丈夫）。看的人叹口气，这个炸弹真不细，我们今日在这里看，不知来日炸怎样？警报一叫不得了，街上居民如山倒；店铺都把板子关，吓得老板慌了张，家家户户把门锁，个个都往山里躲，躲在山里莫做声，还怕敌机会收音。讲给各位不肯信，飞机上面还有千里镜。二日飞机炸湘潭（27架），回头又炸岳麓山，清华大学受损伤，北门外面炸了飞机场，南门外面炸了东瓜山。尤其是次日飞机来得猛（9架），又炸了水风并、黄土塘、杜家山，陆军医院受损伤。有钱的老爷和太太，带起家属住租界（水陆州）,没有钱的真作孽，躲在长沙动不得。敌机一到又轰炸，性命相关谁不怕，好汉无钱到处难，一家大小作商量，什物等项都不爱，只有青布衣裳要多带。” 当时我就躲在现在的长岭加油站后面山顶上，上面有个国民党挖的战塚洞，飞机来轰炸时，我就躲下，看见地面的高射炮对着飞机打，但毫无效果。国民党九战区总监部就设在南元宫（现在梓园路口上面的一个鼓堆上），毎逢飞机来轰炸，就听到有人在上面呼喊：“飞机一架一架，从湘阴发现，向南飞！”。 1939年展1941年当时长沙没有防空警报，全靠“打点”和用喇叭呼喊，以后日机轰炸的次数就更多了，少则一架，多则数十架。

　　1944年长沙沦陷以后，国民党的空军对日军进行了一次轰炸。飞机从谷山方向飞起，日本鬼子挨了不少炸，但百姓也死伤无数。轰炸的那一天，我与雷三爹两人躲在彭家大屋前面洪水洞的竽头田里（现在红旗开发区），一颗炸弹正丢在洪水涧里，石片炸伤了雷三爹的脖子。

　　1941年农历八月，日军又攻打长沙，到了大西门河边，没杀过河，一个星期就退走了。

　　第二次打长沙是同年的农历十一月，日军打到了南大十字路口和麻园湾。当时是第十军军长李玉堂的部队守长沙，这次死了不少入。我当时住在麻石巷子（今红旗区）我亲眼所见被日军杀的有城北镇25保长的彭菊华，娄建忠(俗名叫娄七梦天）一家八口人仅他一人逃出，其余7人都死在菜园里。彭家大屋彭靑红的长工王福辰(小名叫王胖子)，在左家塘被杀。和他同时被杀的有30多人，都是用绳子捆了，刺上一刀扔在左家塘塘里。

　　1944年农历十一月，有一天下雪，我正在家里烤火，晚上一个喝醉了酒的日本鬼子(金胖子等部队的）冲进家里，将我和我的母亲无故毒打一顿走了。

　　那时，长沙城郊的游击队贺秋伢子,他们悄悄地捉到一个日本鬼子，用麻袋装了准备送过河去领取奖金，在渔湾市被日本便衣抓了,贺秋伢子被杀死。在柑子园口还发生过白天杀日本宪兵的事件。

　　有一次，我从井湾子回来，亲眼见日本人用枪射击正在田里耕种的农夫取乐，一枪就把那位农民打死了。街邻丁满祖母的儿子丁六保，经常到日本部队驻地(今水利电利厅内)找点活干，赚得点盐呀米呀混饭吃。有一天，日军驻地丢失了东西，怀疑是他们偷了，就把他活活烧死了。我的一个表侄廖保诚的儿子廖长伢子也是这次和丁六保一起在日本部队驻地做事，抓起来一顿毒打，放回后一直吐血屙血不止，几个月后就死了。回忆这些事情，真是惨不忍睹。观在日中关系恢复正常，我们希望两国永远友好下去，这些血的教训，我们要告诉后代，永远牢记心中。

　　熊玉环（女，66岁）：

　　辱父亲名叫熊旺盛，他是在1944年日本鬼子进攻长沙被日本鬼子杀害的。

　　那一年，我父亲50来岁，身体也不太好。我记得那一天是农历四月十八日，我母亲、姐姐和我从家里疏散区乡下,可我父亲不愿意走，想要照顾家里喂养的鸡、鸭与猪，于是家里就只留下了他一人。

　　二十八日，日本鬼子进了长沙，一国民党士兵临撤退时，送给父亲一块猪肉，他不敢要，那士兵把猪肉扔在家门口就走了。父亲把肉煮熟了，想带到乡下给我们吃，但在途中遇上了日本兵，把猪肉给抢走了。也因为这一块肉就没有难为他。我们下乡后住在罗家村，离家时并没有交待住什么地方。父亲下乡后没有找到我们，就住到隔罗家村几十里的一个熟人黎大伯家。他在那里住了几天后，又溜回岳麓山，从家里带出了一些衣服，同时托人四处打听我们的消息，或转告他所住的地方。不几天，有人告诉了我父亲的住处。母亲就叫我去与父亲见面。当时， 我只有14岁，一双赤脚走了几十里，来到罗家村，见到了父亲。父亲对我说：家里种了大家的40担毛谷的田，又喂有家禽，一些必要的东西也没带出来，要再回家一躺看看。说完，就送我出了罗家村，然后就又溜进城去了。从此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父亲了。大约十来天后，一个年轻人找到了我们，告诉了我父亲被日本鬼子杀害的经过。

　　当时，日军驻扎在左家垅的王家湾，正在附近四处掳人当伕。我父亲不敢呆在家里，连忙收拾了一担东西挑着回乡下来。在路上看见一群穿着青衣、黄衣的人迎面走来，父亲以为是住在附近的人回家，就对着他们呼喊：“喂，你们不要去王家湾，日本鬼子正在那里掳人呢！”那群人果真停了下来，待父亲走近，一把就将他抓了起来。原来，长沙附近乡下，不时有游击队骚扰日军。日军为了报复，也派出一队队的日军便装去乡下掳人。这一群人正是化了装的日本鬼子。他们从父子坡抓了 12名正在田里干活的农民回王家湾。父亲不知底细，自动送上门去了。我父亲等13人被抓回王家湾关了几天。这儿天， 父亲天天喊冤，但日军不理不睬，几天后就全部被日便衣队杀害了。当时，他们将13人反绑着做一排跪在河边，由日兵依顺序逐一用军刀砍死。我父亲排在第六、七位。13人中有一青年比较机警，见情况不对，在押往刑场的途中已悄悄将绳索弄松。临刑时，他排在第二个。见第一个被砍头（此人是他的叔叔一家人，叔叔及两个侄儿，正在田里车水时被抓），—横心：反正是死！猛然挣脱绳索拼命逃跑，万幸得以逃脱。几天后，找到了我们，告诉了这些情况。父亲被杀害的地点是岳麓区第一保第十甲的北风嘴（现在杜家塘天马村岳麓渔场场部）。

　　我有个叔伯舅舅，俗名谢八老倌、谢八里手。两公婆以卖杂货、南食为生。民国三十四年（1944年）日本鬼子进攻长沙，当时，老百姓大都巳经逃走，他俩不想去乡下“走兵”，仍守在家里继续做生意。那个时候，老百姓在家的已没有几个，他俩的主要顾客就是卫戍当地的国民党官兵，这样一来，也就与他们混得很熟了，为方便起见，他俩还弄了两套国民党军服穿在身上。日本鬼子来的那一天，在铺子里当场就把我婶婶杀了。我舅舅逃跑到汪家湾（檀木村口），也被日本鬼子一枪打死了。

　　李仲（离休干部，男，75岁）：

　　关于日本鬼子轰炸长沙的情况，过去曾由长沙的民间艺人编有“孝歌”（又叫夜歌，扯白歌），供人们在追悼会上吟唱，其内容对轰炸长沙的情况讲述得十分详细。岳麓山乡有个唐瞎子，现年74岁；红旗区有个汪得琪，俗名香麻子，现住团园，就会唱它。一唱起它，就会引起听众中的婆婆姥姥回忆起当时的悲惨情景而流汨。

　　我祖居杜家塘麓南小学处。长沙沦陷那天，我与母亲、哥哥 3人一起离家逃难，逃到五星老山柺子这个地方时，碰上日机扫射轰炸。混乱中，我哥哥被冲散了。他只身一人逃难，跑到北村时，被日本鬼子抓了，并于当日被杀害在二塘村口（令学士桥过去）的陈家祠堂。那一天，在进二塘村往学士桥去的垅中，逃难的百姓被日军的机枪射死了不少人。三天后我去收尸，只看见陈家祠堂周围躺满了被打杀或刺死的尸体，总共有一二百具。我哥哥(名叫李寿民)是头上挨了2刀，胸上挨了3刀。从陈家祠堂回来，走到我家附近的何家塘猪墩子（当时属岳麓区五保三甲），见猪倌丘那丘田里被杀死了3个人。那3个人不是住在这附近的，因此，不知名姓，一直无人收尸。后来，就这样烂在田里，以致后来这田里的服一小块地方的禾长得总是比其他地方的要壮，要高。因为那一小块地方的禾特别肥沃些。据说，这种禾不能吃，在收割时，总要将那一小块禾留下不收割。因此，等到所有的田光秃秃了的时候，唯独那一小块稻子仍黄灿灿的留在田里面，令人总是回忆起那三具尸体。据说直到解放以后，才从田里挖出那三具骨头另外给埋了。

　　古历五月初四那大，在大马—村(当时属岳麓区六保九甲) 的幕庐屋的谭红武家门前面，日本鬼子埋了3个人。日本鬼子强迫谭红武的父亲谭谷诚等人挖坑。挖的时候，谭谷诚吓得要命，唯恐自己也遭活埋。坑挖好后，把抓来的3个人推迸坑里，然后，强迫谭谷诚等人往坑里填土，日本兵则站在一旁狂笑不止。遭活埋的3个人，一个是住在五星的周xx(小名瘦子伢子），一个叫尹梓真，是个外乡人，一个是住在二同村俗名叫吴四麻子的大儿子。

　　农历九月，我从乡下“走兵”回家，在路上被日本鬼子抓住，在今湖南大学科学馆所在地的一栋房里关了几天，并被打得九死一生。他每打我一顿，我就退一下，又打一下，又躲闪一下，于是日本鬼子就不停地打。关在一起的某人见状，对我说：“你莫躲!要硬挺着让他打!不然，会被活活打死的。” 我照着那人的话做了，这才使日兵住手。晚上，关在一起的人中有亲友在外接济，那接济的人弄了好酒好肉给站岗的日本鬼子吃，于是关在一起的五六个人都跑了，我也跟着一起跑了出来。

　　一个月后，我又被日本鬼予抓住了，说我是“人大的游队，死啦死啦的有！ ”并淮备将我押往衡阳。从长沙出来，晚宿在官门口（今望城县九江乡车塘河边上）日军驻地。半夜之后，我偷偷地逃了出去，如果不逃的话，我这条命就没有了。旋即，我参加了长沙县抗日自卫游击队。

　　日本鬼子每到一个地方，就奸淫掳抢，无恶不作。左家垅有个日军据点。这一带妇女饱受摧残。时时有妇女面容憔悴，含泪而归，则她家里人就知道一定是不幸遭日木鬼子强暴了，但那时是生活在魔掌之下，对此也只能暗中痛恨而已。

　　还有一次，大白天在路上，一日本鬼子看见一妇女牵着个小孩在行走，走上前对小孩就是几刺刀将小孩刺伤，以此作乐，路人赶紧躲到一边。我当时也在场，躲在一边，敢怒而不敢言。

　　还有一次，我在北付口（今望城县九江乡白鹤塘），看见一队日本鬼子从白鹤村走过来，冋延寿庵据点。我连忙躲到路边墙角下，和我躲在一起的还有2个堂客们。路上行人中有一个妇女抱了2个小孩，躲慢了，日本鬼子吼叫着追了过來，要对她施行强暴。那妇女拼命奔跑，见无法逃脱，抱着2个小孩投塘自尽了，那口塘距我躲藏的地方很近，所以，整个情景我看得清淸楚楚。

　　(熊税乾，77岁）：

　　一提到日本鬼子，就恨不得生吞了他们。

　　1938年长沙大火后不久，我的一个叔伯老弟娶媳妇，新娘住在韭菜园。那天，我们这边的亲朋戚友抬着花轿热热闹闹地到韭菜园接亲，新娘刚上花轿，就碰上了日本飞机的轰炸。刹那间，瓦片横飞，房屋倒塌，灰尘乱舞，硝烟弥漫，不见人影。人们惊慌失措，纷纷四散躲避。我们从屋后面跑出，打开屋后的竹篱笆往坪中跑。有人喊：“住坪里跑不得！空旷地方飞机看得见！”我们连忙往山里跑。山坡上，人们像乌龟虾子似地乱窜，一路上到处是跑失的鞋子。

　　旧社会，我家里很穷，人口多，有8姊妹，父亲已经过世了，祖父在世，已经70多岁。1944年日本鬼子打长沙，我那大屋里住11户人家，其他10户都离家“走兵”了。祖父说：“我家就不走兵了吧，跑到乡下也是饿死，不如大家一道就死在家里算了”因此，我们家没有走。

　　4月18日，国党驻防部队来了。我祖父正在马路边上锄头柄，准备到田里看水。一士兵看见了他，用斑竹棍一棍将他打倒，怪他没有依令疏散。隔壁叔祖父60多岁了，只俩孤寡老人，平素靠打草鞋为生，也遭到一顿毒打，然后，强令立即疏散。我们只好准备离家。当时，我正在田里耒田，我母亲喊我赶快回 来收拾什物，做几担捆了。我一个弟弟当时只有10岁，在喂牛。于是，我叫他牵着牛，我挑一担东西离开家门。送了第一担东西到另一边屋里打转身准备再挑出第二担什物。军队就命令不准回去。我十分着急，家里的东西只挑出一担，剩下的东西怎么办？恰好，村邻李氏两兄弟也被拦住了，他们也想回家桃东西出来。3人就仗着地形熟悉，一道从塘基边各自溜回家又挑出一担东西出来了。我家里还喂了一对猪，我又同时把猪给赶出来了。准备将猪赶到小村（地名）去。刚赶到路口，又被士兵拦住了，说猪、粮通通不能疏散走。我所挑的东西，里面稍好点的衣物全被清走，并令我将这些“不准拿走”的东西包括猪送到甲长家里。我将剩下的东西送到小村后，又从家里拿了200块钱(10元一张的纸票）回来，想用它换回所扣押的东西。他们不肯，我便去找甲长（他以炸油货，如小花片等为生，当时，军队驻扎在他家里。）。甲长收下了 10块钱；然后出面为我求情，他们这才让我把猪给赶了出来。从甲长家里出来只百来米，在火花塘那里，又被2个士兵拦住，不淮我朝前走，只准往后走。争执中，有只猪突然一冲往前面去了，一士兵一冲上去对猪屁股就是一刺刀，猪负痛冲到田里，陷在泥泞中。

　　那士兵穿了鞋，不愿意追下田，就扔下我不管，扬长而去，走进了甲长家。我连忙下到田里将猪赶上田，往小村走去。到了傅家岭上坡处，又被两个士兵栏住了。恰好我叔祖父先前被他们叫住，嘱他替他们带路去三角塘，然后一道返回。正与俩士兵在一起。叔祖父连忙求情道：“这是我家的猪”。俩士兵看在他为他们带路的份上，让我过去了。

　　第2天（19日 )，那头被刺的猪不吃潲，只好杀了。第3天，另一头猪也不吃潲了，就又杀了。

　　第4天，日本鬼子就来了。他们把我家刚杀下的猪肉吃个精光，只留下猪油没要。祖父把猪油用罐子装了，藏在山里面，这才留住了那一罐子猪油。

　　24日那天，日本鬼子把青壮年劳动力掳去当挑伕。我们村里的人共掳走了20多个，我也在其中。我家十几口人，就只我一个劳动力，我走后，家里怎么办？真急死人。记得我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掳的。那年，我家种了一块土的洋芋。日本鬼子看中了它，令我将地里的洋芋头送到他们的驻地去。叔祖父说：“我来送去吧！日本鬼子不肯，非要我与邻村李少华去不可。我与李少年抬着洋芋送到长塘日军驻地后，就不准我们离开。日本鬼子所掳的人集中在一个大屋里，叫我们煮了一大锅饭，然后用手捻成一个个的饭团子，再用筐挑了饭团送到泉塘子给日本兵吃。

　　第二天，刚天亮，就叫我们起来干活。到靠近前线的银盆岭这边的山脚边待命。3时，枪炮声震耳，枪弹横飞，正在打仗。打死了的日本鬼子或伤兵就令我们抬往另一个山脚下去。当时，我们都没有担架，反正是2个人抬一个，一人抬肩一人抬脚，听见机枪响，就令我们卧倒，机枪声一停，就令我们继续抬人。抬完一个，就回到银盆岭这边抬下一个。我一连抬了好几趟。这一仗共打了7天。18日，日军就攻下了岳麓山。我们在一起的民伕有福老地那边的人20多，我们村的人20多，共10多个，在岳麓山住了几天，既然战事已结束了，我们就提出请他们打证明并让我们回家。他们说：“好，过几天就办。”但是几天后，又统统将我们转入“后勤部”，令我们为他们挑运粮食。没有就带着我们四处去抢，然后令我们将抢到的粮食给抬回来，就这样，干了个多月。后来，听说要开拔到江西去，民伕都很害怕。我们随日本鬼子的部队走到了白沙，接到 命令转回头，到了洪山庙驻扎，后来几天，辗转了几个地方。我们这一伙民伕共40余人，每天分派2人煮饭，每人分派吃一筒饭。一天，我们从捞刀河新码头出来，到捞刀河口接东西。但送东西的人没来，所以没接到东西，旋即接到开拔的命令。那一天我抬的东西是一筐饭，另一个伙计是替住在我上屋的姓龚的人家做长工的王矮子。两个人抬了这筐坂，我在前他在后，一个日本鬼子押着我们。他除了扛着枪外没什么负担，不一会，我们就跟不上他了。他见我们走到后坪去了，就在前面停了下来，等我们抬到他身边，他端希刺刀对着我头部猛刺一刀，刺得我血流满面。民決中同村的彭二爹见状，连忙接过我的担子，赶紧抬起米加快脚步就走。一段时间后，体息了。民夫被统统集中在一起，大约有300来人。这时，我恰好又和彭二爹聚到一起了，他见我满头满面都是血，就牵我到河边替我清洗，并敷上草药。一日本兵见了，走过来一掌将我打入河里。幸亏我水性好，便乘机沉入河底，潜水溜到一边躲起来，等到日本鬼子开走之后，才爬上岸往家里逃。路上碰上了日本鬼子。把我又捉住了。因前一晌我们抬日本鬼子的尸体和伤兵时，每个民伕也发了一块红十字会标志的白布。我把那块白布掏了出来，一个日本兵一把夺过去，将它丢在一边，但也因此没有抓我了。我赶紧闪到路边，待他们走过后，继续往家里逃。到了湘江河边，寻不到一只摆渡的船，没有办法，在河边呆了3天。3天后，才过了河。过河后，又不敢进村，只好躲在杨家乡姑妈家。姑妈家也不安全，就每天早饭后跑到溁湾镇殿岭上的庙里面躲起来，下午五六点后才从庙里回到姑妈家。直到战争结束，才回到自己的家。

　　村子規,宋里已被日本人搞得一踏糊涂。我家里就死了2个：爷爷和妹妹。家里一无所有，肚子又饿得要命，又无法出去谋生，那日子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

　　日本鬼子只要一看见妇女，抓着就强奸。村子里遭强奸的无数。我的一个婶婶叫陈淑华，刚生下孩子才个把月，一天之内就7次被抓并遭强暴。有一次在杨家香铺巷子里躲了一巷子的妇女，被日本鬼子发现，他们把妇女的衣服统统脱光。妇女们出于本能，个个都用手去掩胸遮腹,日本人纷纷往妇女胸扔烟蒂，迫使她们因烫而松开手将烟蒂抖掉，借此达到恣意侮辱中国妇女的目的并以此为乐。

　　我们街上黎端午的堂各长得十分漂亮，有个2岁的小孩，丈夫被掳去当挑伕。日本鬼子来的时候，她抱着孩子躲在猪圈下商的粪坑里，被日兵寻到，拖上来架到塘边供挑水、洗衣洗、洗菜的跳板上，用水将她随意地洗了两下，就在跳板上对她施行强暴，完事后扬长而去。黎妻即抱着幼子含愤投塘自尽，真是惨极了！

　　我回家后不久，和我一道被掳的20多名民伕，只陆续回來了彭二爹、秋大螃蟹和王XX等3人。其余的就再也没有回来。多半是全死了，如住在火家塘的就死了4人。

　　杨玉祥（住岳华村村民，男，76岁)：

　　轰炸的日子是农历四月初十。

　　第一次日本军队打长沙没有攻进城，在岳麓山被堵住了。

　　第二次日军是从河莹山那边过来的，有2个师。首先是轰炸。我记得是炸清华大学(现中南工业大学所在地)，张家吊那边丢了一个炸弹，炸死了段世标父子2人。那一天是农历四月二十二日。这一天，日本鬼子在云母乡（今岳华村）三保三甲杀了许多人。当时无人敢出来收尸。事后数尸体，共37具。掳去24人，都是有家有口的，其中有些就从此失踪了，如杨友明、郑满团团、台满爷、狡东长子、易永祥等。云母乡当场被杀的有17人，如易信祥堂客两娘崽（先奸后杀，扔在塘里）、易气三等等。

　　我当时躲在百马庙的神案底下，日本鬼子进来了，在神案边乱翻，只怕是真有神灵佑护，不知怎的可就是没看见我，才幸免于难。

　　日军进村后，挨户捣毁房屋，烧毁家凡、农具。来不及逃走的妇女几乎全都遭到强奸。

　　日军走后，整个村里，寻不到一口完整的锅、完好的碗，油、盐、米，也所剩无几。那年头，不要说是被杀和因掳而死的人，就是后来受磨、挨饿而死去的人也不少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