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坤先：忆鸡母岭战斗和鸡母岭惨案

　　1945年6月17 日，先父任广西柳城县河东抗日指挥部主任，正在他的指挥部——设在柳城县沙埔填老街。与同僚们谈论抗日事宜。忽然一青年求见，送来一件军装、军刀、望远镜等物，其中有一把长长的日军指挥刀，枉称是战利品，送给先父作纪念。见面后问东问西打听一些与战利品无关的事。先父对此人并不熟悉，非亲非故，不禁顿生疑窦，觉得来者不善，必有缘故，心中警惕起来。后来得知，来者乃凤山街（当时柳县县城城所在地）吴某，曾任凤山街小学教师，日军侵占柳城后当了日本特务。于是待此人走后立即决定把指挥部搬到离河边较近的后街（即新街）。果不出所料当日晚半夜日军即来围攻。原来吴某送战利品是假，实为探听先父曾贯之及其指挥部机关的所在地，以便歼灭之。幸好先父有所察觉，换了驻地，战斗打响后得以从容撤退。结果日军扑了个空。

　　1944年日军第二次侵入广西，占领广生要交通路线。柳州市柳城县均被沦陷。先父曾贯之受肖时国民党将领林虎将军之命，组成了“柳城县河东抗日指挥部”。被任命为指挥部主任，并立即组建了一支以当地乡替为基础，以当地青壮年为骨干的抗日自卫队。依他平日在地方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加上人民对日寇的痛恨，很快形成抗日之势。在柳城县河东的大埔、沙埔、上雷，东泉一带对日寇展开了游击战。经常对柳城（现凤山镇）。沙塘等日军驻地进行骚扰。或破坏其军事设施，或夺其军事物资，在柳江河及柳北的各条公路上袭击其水陆运输线。给其人员以创伤，给其物资以损失，使之不得安宁。因此，曾贯之及其自卫队早已成为日寇的心腹大患，对其恨之入骨，总想寻找机会给予打击或消灭。这次经过周密策划的沙埔一役本想一举歼灭自卫队及其指挥部，但却扑了个空，当然不 肯善罢甘休。第二天即6月18日又重新集结部队，在柳城县维持会会长黄欢遂(此人抗日胜利后被关押在柳城监狱)带领下直扑我的家——柳城县上雷乡古仁村（现属沙埔乡）鸡母岭屯而来。

　　鸡母岭位于沙埔镇东南约15华里，上雷镇东北约8华里的一个山冲里。距柳州市约85华里距柳（州）融（安）公路以东约8华里。我家大院就在鸡母岭山脚，称为鸡母岭屯，大院座东朝西，四角有炮楼，均为三合土建造，十分坚固。背靠山岭，三面竹林环抱，军事上易守难攻，日军未曾到过，被认为是比较安全的地方。因此，沙埔遭劫，大量难民从沙埔逃出，扶老携幼，带着耕牛家畜和简单行李鸡母岭撤退，涌入我家大院。当时的鸡母岭由我二叔曾冠英带领几十条枪驻守。18日面对大量涌入的难民，便派徐恕（时任上雷乡乡长)带领一班乡警在四里外的大帽塘一带警戒放哨。可是，18日晚上徐恕发现敌情未派人回报鸣母岭，自己带着一班乡警从北面的叶家背口上溜走了。对于日军的到来，鸡母岭一无所知，待到19日天黑时，发现已被日军四面包围，无法撤退。当时被困在大院内的难民约上千人，大部分是老幼妇儒。自卫队不足百人，只有一挺轻机枪，几十条步枪，几支驳壳枪和一些手榴弹。日军则是一支野战军，敌我力量十分悬殊，战斗打响后，自卫队只能凭借大院四个角的炮楼进行顽强抵抗，尽管敌军火力强大，整个上午未能靠近大院。战斗异常激烈。面对敌人的猛烈进攻，到中午时分,院内人心开始动摇，对能否守住入院失去信心。其中，谢阿连觉得在此等死不如冲出去只要上了后山就可能突出重围。很显然这是一种冒险行动，上千人的难民在光天化日之下是无法突围的，但他不听劝阻，中午刚过，他和另外一人（此人姓甚名谁已无法査找)各带一支双筒步枪，从南侧门向外冲，只跑出约30米远的竹围跟前就中弹倒地了。他们是这场战斗最先牺牲者。在院内，曾阿昌右手中弹，子弹穿过他的手腕被裤带上的铜板挡住而保住了生命。战斗进行到下午，越来越残酷。日军急于结束战斗，便调来野战炮（家兄曾让元被浮后亲眼所见，炮有两个铁轮，炮口有饭碗大小）从叶家后山的东北方向大院进行猛轰。第一炮打中西北角炮楼的楼上窗户，将窗户炸飞。曾阿华正从楼上往楼下走，在楼梯口中弹，当即身亡。他是第三位牺牲者。接着楼下又中了一炮，炸开一个大洞。第三炮打中西北角炮楼东侧的横屋。第四炮打中西南角炮楼，炸塌了北面的挡墙。第五炮打中南侧门门楼，炸塌了北面的挡墙。第六炮打中东南角炮楼（宝斗楼）的二楼，炸开一个大洞。拴在院外晒场的耕牛，鸡鸭被炸死不少。在进行炮轰的同时，日军还打来毒气弹向院内施放毐气，许多大人小孩中毐。有的晕倒、有的呕吐，有的鼻子流血。不知是谁说了一声：尿可以解毒。一时间人人抢着喝尿或用毛巾浸尿后捂着鼻子以防毐气，痛苦万状，形势巳十分严峻。尽管如此，自卫队队员依然严守阵地顽强抵抗。直到黄昏时分，日军仍未能攻入大院。遂派被抓去的本村人送信来劝降。条件是：只要交出武器，可保院内人员的生命安全。鉴于当时的严峻形势，曾冠英等领导人经过慎重考虑，认为继续抵抗，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和损失。为了保住上千人的生命，决定接受条件进行谈判。但实际上只交出部分简陋的或破坏后的武器，将一些好的枪支投入东北角炮楼下的古井内，与此同时，院内的人们开始动荡，为不知前途的命运作准备，妇女们开始进行“老化”的化妆，以防不测。

　　夜幕降临，战斗结束、难民们从西南大门鱼贯而出。日军荷枪实弹举着刺刀在大门口排成两列，强迫难民们往邻居的廖家禾场集中，同时，从人群中把青壮年一个个拉出来另外集中。这时，人群开始骚乱，喊声、哭声乱成一片。大量日军士兵钻进人群洗劫财物，强拉年轻妇女。人们趁混乱之机纷纷向屋后山的竹沐、树林、重林和山边的河谷等处四散奔逃。未逃脱的统统被集中在廖家门前。被拉出来的青壮年中，一部分被押夫当挑夫、牵牛。有62人被拉出不到100米远的田边集体枪杀，有的被刺刀活活捅死。其中有我的胞兄曾敬元（桂林高中学生，时年19岁）和他的一位同学（姓甚名谁何方人氏已不可考）。有一青年听见枪响拔腿就跑，三个日军向他射击，他沿着曲折的田埂疾奔，打了10多枪未击中，他终于死里逃生。有些人中弹未死躺在原地叫喊，但谁也不敢去救，其状惨不忍 睹。有一名叫李雪辉的青年被刺刀捅了几刀后昏死过去，他醒来时才发现自己未被杀死。此时已是半夜过后，日本人已离开现场，才个挣扎着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得以幸存。我当时只11岁亦未能幸免，被俘去牵牛。家兄曾立格（原梧州师范高级讲师，1993年去世）、曾让元（西安石油学院副教授）、曾让光（襄凡市司法局律师）、堂兄曾敬先（61年去世）、曾佳元(现住鸡母岭）等均被俘，被关押一至数天不等。许多青年妇女被拉去当“慰安妇”，受尽凌辱。究竟有多少妇女被害，已无认査考。据后来家人说，本村的有朱XX、曾XX、孔XX等，一位七十高龄的老人也遭奸污。外来的难民不知其数，由于情面关系都不敢自报，使他们的心灵终生受到压抑和摧残，一位怀抱婴儿的母亲和一群冲出重围的难民逃至后山脚的一条水沟里，突然婴儿啼哭，引起同伴们的恐慌，怕哭声招来日本人。为了大家的安全，这位母亲忙中无计，竟将婴儿沉入水中活活溺死。这是家姐曾碧如（退休副主任医师、现住北京）亲眼所见她就是这群逃难者之一。小小生命，竞成了日寇暴行的牺牲品。

　　我的二叔，这次战役的指挥者曾冠英是怎样脱身的呢？原来，当难民们从大门出去时，他走在人群的后面，二婶谢顾清背着小儿子曾振元走在他的前面。当快要出门时，她忽然听到门外有入说:“准备好，曾冠英快出来了。”似是汉奸黄歌遂的声音，不由得一惊，这明明是日军搜捕他的信号。如果再往前走，必然落入日本人之手，定死无疑。他们当机立断，这回不出了！待到天完全黑了以后，才从西北角炮楼下被炮弹打穿的弹洞爬出。外面是一片稻田，当时早稻已高过膝,他们二人从稻田中爬行，越过横门河，沿着通向后山的山边前进，终于脱险。

　　再说先父曾贯之。17日夜沙埔一战之后，18日凌晨他带领身边的自卫队向六广、山旧―带转移，18日进行休整。当得知鸡母岭被围的消息时，已是19 日，便立即带队从鸡母岭碍山前来支援以求解围。因白天战斗激烈，日军火力强大，无法靠近，只好待到天黑才沿着河沟（即现在的灌渠，当时未通水）慢慢向大院靠拢。当他们到达屋背的河沟时，枪声已经停止，听到院内院外的一片哭声，而且见到一些从院内逃出的人，得知大势已去无法挽回，连呼“完了！完了! ”即昏倒在地。为什么？因为我们全家男女老少二三十口人，除了他自己和满叔曾秉义(当时在风山对河他岳母家，1973年在北京逝世)、大哥曾漫涛（当时在国民军服役，1990年在武汉病逝）三人在外，其余全部被围在大院之内。他知道，日本人是冲着他来的，对他的家人绝不会手软。面对家破人亡、全家覆没的惨状，他痛不欲生，曾拔枪企图自杀，后来在随行人只的劝慰和搀扶下才慢慢离开。

　　这就是震惊当时的“1945.6.19”大惨案，是日军在广西境内犯下的重大罪行之一。总共杀害65人，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椐当时一位被拉去当挑夫的大禾村:（离鸡母岭3华里)人后来说，这支日军娃从贯州独山撤退下来的，其番号无法得知，走了一个多月退到武汉时向国民军投降，日军投降后才得以回家。

　　抗战胜利初期，国民政府对“6 .19”惨案特别重视，特在善后救济中给予专项救济。1946年李宗仁将军又亲笔提写“保卫乡土”匾额一块赠予先父，以表彰他在抗日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当时的《柳州日报》对对此作过报道。这块匾额1949 年以前一直挂在柳城县参议会的大厅里，后来不知去向。

　　“6 . 19”惨案已过去整整50周年了，人世沧桑，当时的抗日英雄们大多已经作古，历尽劫难现在还活着的，也都是50多岁以上的老人。但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忘记，当年的古战场——鸡母岭虽经50年风雨的剥蚀，旧貌已难难辩，但战争的伤痕依旧。每当我旧地重游目睹屡屡弹洞，总是抑制不住对死难的怀念和对侵略者的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