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福区宗教文化述略

开福区宗教文化述略

杨锡贵

宗教是一种文化现象，以信仰为核心;宗教又是一种群体行为，具有团体性与组织性，均遵从共同的仪轨。自产生以来，逐渐形成了一些适应特定群体的比较有影响的宗教，如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其中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被公认为世界三大宗教。

在今开福区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先民，自古以来就有着自己的精神寄托与慰藉。在古代，除祖先崇拜、神灵崇拜外，信仰的宗教主要是道教、佛教和伊斯兰教；进入近代以来，除原有宗教信仰外，因天主教、基督教的传入，又增加了新的信仰。因此，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重要组成部分的开福区内，历史上不仅宗教场所比较集中、宗教活动比较频繁，宗教遗存遗迹、文献文物亦甚多，对开福先民和开福社会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时至今日，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在开福区内比邻而居，和谐相处，这一独特现象在湖南可说绝无仅有，在全国应该也不多见。兹将开福区各宗教在历史上的发展情况，略述如后。

一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传入长沙的确切年月无可稽考，但道教文化丰富，开福区亦如此。有表达善良愿望和追求道教理想的传说故事，许逊曾在此斗蛟斩蜃除民害，成少卿鹅羊山升仙得道，吕洞宾兴化寺设斋施济，周真人福降龟祷雨佑民等；有著名的道教福地（道士在达到终极解脱目标前的修炼场所）鹅羊山，至迟在唐朝人著作中已有记载，宋、明时名闻天下，游览与吟咏者络绎不绝；更有众多宫观庙宇，如东岳宫、鹅羊观、寿星观、关帝庙、城隍庙、真武宫、文昌庙、龙王宫、兴隆寺、洪山庙、戴公祠、心福庵等，它们是道教祀神和做法事的处所，慰藉道教信众心灵的精神家园，同时也是古代建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又有设在东岳宫的中国道教会湘支部、设在如意街的长沙市道学正宗会等道教组织。

二

佛教传入长沙，始于三国吴宝鼎三年当西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创建的麓山寺。目前所知，今开福区内最早的一批佛教寺院是在唐朝时始建的，如铁佛寺、上林寺、泐潭寺、兴化寺等，此后有开福寺、龙兴寺、报国寺、天井山白龙寺、云山寺、竹隐寺、千寿寺、万福禅林、观音寺、铁炉寺、白霞寺、朝阳寺、镇湘寺等佛教寺宇的创建，巍然屹立其间；佛塔则有铁佛塔（又名湘春塔）、揭谛塔、文昌塔等。大多数寺宇和佛塔在民国时期毁而不存，有的佛寺在中华人共和建国初期尚存，而开福寺则至今仍存，开福寺及重建后的铁炉寺今日香火犹盛。这些众多的佛教寺宇建筑与传统宫殿建筑形式相结合，具有鲜明民族风格和民俗特色，保存至今或重修的佛寺构成了今开福热土上独特的景观。开福寺内及附近至宋代已形成的紫微山、碧浪湖、白莲池、龙泉井、放生池、鸳鸯井、凤嘴洲、木鱼岭、祓褉亭、嘉宴堂、会春园、回步桥、舍茶亭、清泰桥、舍利塔、千僧锅等十六景，引人入胜；铁佛寺及铁佛塔以其创建年代早、诞生时神话般的传奇和迥异于众的建筑材料等，独具魅力；清代重建的泐潭寺，建造者释衍义刻意而精心构建的大士现图、说法狮台、银龙出壑、放生鱼沼、云覆长桥、古洞明月、莲香曲浦静室清风等八大景观，引人留连；其他寺院梵宇，虽均是大同小异的院落式布局，但清幽寂静之境，庙貌庄严之像，文物装点之精，不仅信众景从向慕，名流雅士常往驻足，其他普罗大众亦时相瞻仰。它们既是人们宗教信仰的皈依之地，又是历史文化的汇聚之所，更是开福悠久历史文化的体现。

在开福佛教历史发展过程中，大德高僧，代有其人。唐有法华禅师、善觉禅师、戒灵禅师等，五代有保宁禅师等，宋朝有僧洪蕴、紫柯、道宁、楚圆、绍铣、等禅师，明朝有僧澈堂、溪谷、普性、鲁山、大云等禅师，清朝时期有僧惟印、佛国、却烦、铁目、普振、寄尘、衍义、懋功、西枝、常静、明心、寄禅、笠云、南泉、一心等禅师，民国时期则有释海印、宝生、悟性、了凡、宝箴、惠光、明果等禅师。他们或卓锡建寺，或重兴道场，或载新庙貌，或继修正觉，或重演菩提，或雅擅诗词书画，均是大阐宗风、弘化一方的人物。其中，洪蕴尤擅诊切，以医术名世，皇帝赐号广利大师，成为开福宗教历史上唯一获此殊荣的高僧；兴化寺住持绍铣禅师偕章惇经略梅山（今安化、新化一带），为北宋开梅山贡献良多。寄尘不仅工诗，又能书、工画，兰竹、败荷、残菊，纵笔皆佳；笠云能诗善书，“诗学苏陆，书似李春湖”；寄禅即八指头陀，是近代著名诗僧，诗风自然、清新、豪放、深沉；海印自号憨头陀，习医，工书画，善诗。他们不仅是佛门中人仰慕的高僧，名流文士愿意与之倾心相交的朋友，也是世人敬重的大师。

佛门中人虽被称为方外之士，只是就精神信仰上、生活方式上而言，这并不阻碍方外人士与世俗名流文士的交流互动。

有些官员虽未入佛门，却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嗜浮图法，对佛教敬礼有加，或游践山林以瞻仰梵宇，或拜谒禅师以探究佛理，或倡首捐赀以修缮寺院，或捐赠田亩以作香火之资，对佛教的贡献良多。晚唐时出任湖南观察使的裴休拜谒过曾任上林寺住持的善觉禅师，又瞻仰过马祖道场泐潭寺。马楚国的马殷、马希范父子为酬谢、感恩，邀保宁勇禅师在会春园创建开福寺；该寺后来的修缮或重兴，除寺僧的募化外，多次得到有关官员的大力支持，如明朝的吉王、清朝时的总兵卜世龙曾助修天王诸殿，清偏沅巡抚丁思孔曾捐置田亩，清湖南巡抚赵宏恩、梁国治均曾捐廉、捐银等等。其他寺院的情况亦与此相类似。

佛门中人与文化名流互动频繁，而文化名流与名僧结缘者则更多，彼此常相雅聚，吟咏唱和，捉对手谈，品茗悟道，不一而足。众多名僧与名流之间的这种交往，尤以明末清初万福、千寿两寺主僧惟印与王船山之间的结缘最具典型意义，两人同为前朝遗民身份，均拒绝仕宦新朝，保持了士大夫气节，王船山自称与惟印同为“最上国手”，生前并将所著书托付千寿寺僧保存，积聚有两橱之多。名僧与文士之间的觞咏唱和，影响最大的当属清末在开福寺组织的碧湖诗社，一时闻名遐尔的文人学者如王闿运、郭嵩焘、陈三立等，名满海内的高僧大德释敬安、笠云、海印等均加盟其中，“春朝秋夕，集缁素之能诗文者，聊吟煮茗，嗣响风骚，亦吾湘之胜概矣”，一时传为文坛盛事。另据粗略检索，历代名僧名士所写与开福佛寺及其景点有关的诗作就有近80首，重要的记、碑记、诗序、传记等有30多篇。这些作品，不仅具有很强的文学欣赏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有的更是重要的历史文物。

进入民国时期，为适应新的形势，更好地发展佛教事业，近代佛教社团纷纷建立起来，一些全省性的佛教组织，如中华佛教总会湖南支部、湖南佛学讲习所、湖南佛教慈儿院、湖南省佛教会筹备处、中国佛教会湖南省分会等佛教社团机构，设于开福寺内。

在国际交往方面，早在13世纪中期，开福寺道宁禅师之法脉就已与日本禅宗发生关系，日本佛教临济宗派视开福寺为祖庭圣地。清朝顺治时，僧佛国航海而来，对开福寺进行大规模修缮。清末，日本僧人水野梅晓曾在开福寺协助笠云办理僧立师范学堂，卜凤嘴胜地，建造屋宇；笠云曾率领门人筏喻、道香等东渡日本，参访东京等地。

三

伊斯兰教系随着我国回族和维吾尔族的迁入而传来长沙。最早来长沙的是回民马成中，他在明洪武年间（1368-1398）授长沙卫校尉，遂落籍长沙，伊斯兰教随之传入。今开福区境内的高岭乡、汉回村和乌溪村这些地方，均有部分回民在此生产和生活，有明洪武年间从军或宦游至长沙定居者，有明永乐年间北平等地一些商贾来湘经商落户者，有国民党军官如哈精诚等留湘定居者，共有六个姓氏，即马、欧、兰、张、李、哈，其中以马姓居多，故历来有“北京马”之称。他们均信奉伊斯兰教。

四

天主教传入湖南是在明末清初，最先在长沙传播天主教的传教士是葡萄牙耶稣会教士陆若瑟，他曾在长沙修建临时教堂。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因朝廷明令禁止，天主教不得已而退出。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又有天主教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李文秀进入长沙。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方济各会教士明德在今开福区今长春巷购置地产，修建简易教堂，随后又于教堂附近建修女院和育婴堂，开辟了长沙地区的教务。从此，天主教便以位于今开福区境内的长沙天主教堂为立足点，开展了持续的传教活动。

抢米风潮发生，长沙天主堂、修女院、育婴堂均被毁。风潮平息后，重修了教堂、修女院、育婴堂等，民国8年（1919）竣工。教堂系仿哥特式建筑，十字架平面造型，与主教神父楼连为一体，形成一座庭院式的群体建筑格局，至今犹存，被称为“一座典型的西方宗教建筑遗存”。

位于今开福区的天主堂即湖南教区圣母无染原罪堂，从天主教传入长沙不久，就一直是省内天主教的中心。其在开福区先后创办了长沙圣安多尼小修院、长沙教区玛利亚圣母无玷圣心修院，以培植传教力量。同时，为减少传教工作对士民心理的冲击，以方便传教，天主教又举办社会公益机构和活动，创办了丽文初级中学及附属小学、丽文高级护士学校，开设珍所并在此基础上建成了长沙天主堂医院（今长沙市第二医院），开办了长沙育婴堂和长沙天主教难民所等慈善机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中，长沙天主堂医院承担了收治伤病员的任务，并设立战时救护队，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作出过一定贡献。

五

今开福区地域内也是基督教新教（习称基督教）重要的活动区域，在此从事过传教及其他活动的差会有13个之多，占在长沙基督教会组织的强半以上。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英国伦敦会最先进入长沙并在今开福区外湘春街建堂，英国循道公会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初、美国中华圣公会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美国宣道会于清宣统二年（1910）等相继进入今开福区活动。民国时期，以上差会除伦敦会、宣道会外，其他两个差会继续开展活动；又有北美长老会于民国元年（1912）、中华基督教自立会于民国七年（1918）、长沙基督教女青年会于民国8年（1919）、真耶稣教会于民国十一年（1922）、美国遵道会于民国十二年（1923）、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于民国十三年（1924）、中华内地会于民国十五年（1926）、长沙基督化家庭实验所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春、中华基督教会湖南大会于民国三十六年（1947）等，进入今开福区开展活动。其中除自立会、真耶稣教会、基督化家庭实验所属于中国人自办教会外，其余分别属于英、美两国差会。这些差会中，又以美国差会活动的开展更著成效，美国驻长沙领事詹森报告称：“美国在湖南的传教事业是大规模的，是有进步的，亦且要耗费巨款的。这些教会在教育方面做了有价值的工作，也是大家承认的。”虽然报告的是全省的情况，却与开福区的情况若合符节。

教堂是基督教举行弥撒礼拜等宗教活动的场所，在今开福区境内建立的基督教教堂曾有：英国伦敦会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建立的北门外教堂（后转给长老会），循道公会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建立的福庆街教堂、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建立的西长街教堂，宣道会于清宣统二年（1910）建立的东长街小吴门教堂（后转给遵道会），圣公会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建立的吉祥巷教堂、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建立的北正街教堂，长老会于民国六年（1917）建立的外湘春街新教堂（即永恒堂或城北堂），真耶稣教会于民国十三年（1924）建立的潮宗街教堂，遵道会于民国十二年（1923）购进中山东路原宣道会教堂、民国三十五年（1946）后建有水风井堂，中华基督教会有北门堂、中山路宣道堂。其中外湘春街城北永恒堂、北正街麻石教堂、潮宗街真耶稣教会堂至今完好，仍为基督教活动场所。基督教会除教堂外，基督教男青年会在大四方塘（今开福区一路吉祥）建有会永久性会址，基督化家庭实验所在丝茅冲的今德雅村一带建有建成二层楼房一栋，此外还有学校、神学院、医院、慈善等机构建筑物。有的具有典型的哥特式建筑风格，是西方建筑艺术的典范；有的则与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相融，形成了新的中西合璧建筑风格。

基督教传教士们发现，开展公益事业让中国人获得实在的益处，可以减少对他们所传宗教的抵触，赢得中国人民的好感。基督教会的公益活动，主要是开办学校、医院、社会慈善机构等。清末至民国时期，今开福区境内的教会学校，小学有圣公会的雅各学校、初等男学校、三一女学、私立三一小学，长老会的惠湘女学、成智小学（男校）、益湘小学、开智国民学校、成智益湘小学，遵道会的明道小学，其中以三一小学最为著名。中学有圣公会的雅各中学、长老会的福湘女中、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曾宝荪创办的艺芳女校、遵道会的遵道中学，福湘女中、艺芳女校是其中的佼佼者。慈善机构则有中华内地会在小吴门办的长沙瞽女院。基督青年会活动则更为广泛，女青年会主要在女学生和社会青年妇女中进行一些社会教育和社会服务活动；男青年会通过设立总务、会员、德育、智育、体育、学生、童子、社会服务等八部，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的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影响。

基督教会在中国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中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圣公会曾掩护辛亥革命元勋黄兴从长沙脱险。抗日战争期间，基督教女青年会曾组织话剧队、歌咏队、宣传队等，参加过救护空袭受伤人员和难民服务工作，办难民工厂，组织伤兵俱乐部，给伤兵赠送棉背心等；基督教男青年会在总干事张以藩的领导下，将宣传抗日、救济难民、服务抗日军人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

所有这些活动，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在促进中西方文明的交流、传播现代科技文化、改变国人固有思维和陋习、培养适应现代社会潮流的人才等方面，起到了正面的积极作用。

六

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传入长沙及开福区后，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的。除了各种宗教自身的原因、彼此之间或多或少的排他性外，还与当局政策、人们思想观念、文化之间的冲突、社会动荡与战争及政局变动等有着很大关系。

进入近代以来，在中国社会变化日趋激烈，各种社会矛盾十分复杂和尖锐，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此起彼伏的情况下，各宗教为适应社会潮流，力图进行一些自身改革，以求不断发展。素来比较松散的道教，进入民国也开始组织起来，在今开福区境内有设于东岳宫的中国道教会湘支部、设于如意街的长沙市道学正宗会。佛教竭力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以新的方式与组织形式来弘扬佛法，各地掀起名僧讲经之风，德安、太虚、惠光等高僧均曾在今开福区境内讲经弘法。天主教和基督教在不放弃依仗条约特权的同时，积极开展文化、教育、医疗、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同时提出要使在华天主教“中国化”和使在华基督教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选择了一种更能为中国人所接受的方式来推进其传教事业，尽管仍然不断地受到过一些冲击，但总的来说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一些中国籍的神职人员提出了“自养、自治、自传”口号，开始了自办教会的探索。

总之，开福区历史悠远，文化底蕴深厚，千百年来蓄积的宗教文化，构成了开福区厚重人文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无论已经消逝抑或遗存至今的宗教文化， 均已成为难忘的记忆和宝贵的财富，是开福区城市生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