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运动与近代湖湘文化的第二次转型

鸦片战争后，魏源、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将经世致用的湖湘学风化为“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指导思想，在维护圣道的同时，大力学习西方坚船利炮之“长技”，这是近代湖湘文化的第一次转型。甲午战争失败后，近代湖湘文化被迫再次进行转型，即由侧重学习西方的技术转向学习的政治制度。

一、近代湖湘文化第二次转型的背景

1.甲午湘军败绩及湖湘士人的深刻反省。

清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三日（1894年7月25日），日本海军对丰岛海面的清朝舰船发动突然袭击，中日战争因日本的不宣而战而爆发。与此同时，陆上日军也在汉城发动了对清朝军队的进攻。李鸿章的北洋海军和淮军在与日军的作战中连遭败绩，甚至有将领不战而溃走，战火很快烧到中国境内，“寇遂窥奉天，朝野大震”。

当此存亡之秋，朝野均瞩望于曾因收拾洪、杨之役而威名赫赫的湘军来挽救危局，湖南官绅亦自觉舍我其谁、责无旁贷。七月，还在朝鲜局势紧张之时，湖南巡抚吴大澂即曾电奏朝廷，“请统率湘军赴韩[朝]督战”。时在浙江任道员的李光久（李续宾之子）亦致书总督刘坤一，“淮军尽败，上意必属湘军”，建议速选勇将，早作准备。九月初，闻淮军在朝鲜作战一败再败，皮锡瑞写下“灞上真儿戏，神州岂乏材。吾湘士犹奋，应更广招徕”的诗句，极其希望朝廷征召湘军出战，以挽回败局。

湖南官绅的主动请缨，朝廷在给予褒奖的同时，谕令湖南募勇添兵。湘军在朝野的深切期望之中，陆续开赴辽东抗日前线。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正月，北上湘军一部驻守山海关，其余则在田庄台、牛庄等地扼要布防。在二月初的牛庄战役中，面对强虏，湘军毫无惧色，不惜肝脑涂地，但还是输掉了这场辽东最关键的战役，六天之内，营口、田庄台随即失守，湘军辽东战役彻底失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后，清政府被迫求和，甲午战争以比过往更多的割地与赔款而告终。

“自咸丰以来，削平寇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语战绩则曰湘军，语忠义则曰湘士”，自湘军和湘军集团崛起以来，湖南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救世情怀与担当精神，进而形成一股不可向迩的虚骄之气，似乎只要湖南人一出手，中国最难的事情也不在话下。但事与愿违。战争的失败，带给湖南人的不仅仅是耻辱，还有外省人鄙夷的目光。有广东人和湖南人吵架说：“你们是湖南的么，你们湖南人红顶子多，山海关外一仗，还杀你们湖南人不绝！”

面对耻辱与鄙夷，湖南人首先是莫名的震惊与悲愤，能平大难的湘军竟然出现了难以置信的惨败，“自马关定约，胶州结案，举中国之人有死人之心，无生人之气”，“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溟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其次是痛心疾首的自责，认为“甲午的败仗，实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赔日本二万万银子，也是我们湖南人害国家的”，将一切的一切都扛下来，心中充斥着一种对战争失败的深重负疚感。

事情如果只是到此为止，并没有多大意义与价值，因为这有可能在不知所措的失望中，就此沉沦下去而一蹶不振；必须有进一步的反思，开出对症之方。湖湘志士“始转侧豁窹，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自古具有强悍、任性、刚直性格的湖南人，被打掉虚骄之气并经历震惊、自责和反省后，迸发出一种新的更强烈的进取心，“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不敢循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更是宣称“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存则中国存”，进一步坚定了救中国当从湖南始的责任担当意识与豪迈气概。正如唐才常所言，湖南人“自吴中丞狼狈牛庄之后，介胄之夫，稍稍知旧法之不能用，而向之读书谈忠愤，攘臂诟詈，弋乡愿名者，则亦开通其耳目，充其智识，幡然求之中西图籍，一洗其从前虚骄之气，雍雍彬彬，怀瑾握瑜，庠序之气，靡然向风”。湖南人中的先知先觉者已经感觉到了“旧法之不能用”，需要改变旧法，采用新法，并从“中西图籍”中探索新的挽救之法，将视眼放得更为宽广。是沉沦还是变革，湖南人毅然选择了后者。湖南人这种不惧挫折、反躬自省、服气不服输、霸气外露、勇于有为的精神气度正是湖湘文化特征的重要表现。

2.救亡图存政治议题下全国维新思潮的激荡

与以往列强历次侵华战争相比，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不仅仅是割地赔款，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西方列强在中国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的狂潮，一种被豆剖瓜分的惊慌恐惧气氛笼罩在中国的上空。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使救亡图存成为19世纪末中国最大的政治议题。

自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中国就一直面临着民族危机，洋务自强运动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没有使中国实现真正的强大与富裕，反而被自己曾经的学生东邻小国日本打得一败涂地，且出现了更加严重的瓜分之祸。因此，必须改弦更辙，探索新的救亡图存之道，新的知识精英提出了变法维新的主张，代表性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

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力斥东汉以来的经学之非，指尊崇了两千多年的圣贤经传皆为伪造，以此从思想上动摇封建统治的正宗地位；又著《孔子改制考》，将孔子打扮成一位“托古改制”的改革家，认为民权、平等、议院、选举等皆其所创，以此为变法改制张本。通过以上两书奠定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后，康有为又通过一系列上书，提出了变法图强、救亡图存的具体建议和措施。

梁启超宣传其师说不遗余力，在《变法通议》中较为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维新变法的主张，强调：“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废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严复则译介当时西方最新的进化论即达尔文进化论，明确指出万物进化无不遵循物竞天择的法则，国家社会不进行变革就会被淘汰。维新派又通过与洋务派的论战，高唱西方天赋人权之说，在对洋务派全面的批判中，系统阐明自己的变法维新主张，其核心是兴民权、行君主立宪、设立议院。

湖南的精英人物也深入地参与了维新变法理论的构建，为维新变法思潮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并体现出鲜明的湖湘地域文化特色。

二、湖湘维新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湖湘维新思想家是一个人数众多的群体，包括谭嗣同、唐才常、樊锥、熊希龄、皮锡瑞、张百熙、欧阳中鹄、易鼐等湘籍维新志士，甚至被称为保守派的王先谦、叶德辉等亦有开通务实的一面。此处仅选取谭嗣同、唐才常、樊锥的维新思想进行简要分析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