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闲斋师门答问

本文载《湘学研究》2017年第二辑

剑闲斋师门答问

陈瀚问 郭嵩焘答 杨锡贵点校

【点校说明】

《剑闲斋师门问答》一卷，由陈瀚与郭嵩焘的问答、郭嵩焘致陈瀚手札（5件），以及陈尔锡跋三部分组成。其中郭所作答及书札系据其手迹制板。该书由陈瀚之子尔锡据其家藏整理而成，封面有“郭筠老条答陈剑闲论学墨迹”字样，清宣统三年石印版。陈瀚，字子峻，号德轩，清湖南湘乡诸生，是湘乡“东山十子”之一，历佐曾国荃、左宗棠等幕。光绪年间，曾在思贤讲舍从郭嵩焘问学，此《答问》即两人之间问学纪录的一部分，涉及经学、小学、文论、职官、洋务、海防、外交、国际形势等方面内容，是了解和研究郭嵩焘思想的重要史料。查岳麓书社编《郭嵩焘全集》，除其中五函有收外，其余未见，兹据湖南省图书馆藏本，将陈郭问答及陈尔锡跋文两部分校点刊出，以饗读者。字迹漫漶处以 表示，校者所补文字均以[  ]表示。本点校稿经湖南省文史馆馆员梁小进先生审定，谨此致谢。

【原文】

[陈问]

左氏言魏氏事，造饰尤甚，盖吴起为之，以媚魏君者尤多，要非左氏再传弟子也。张苍非荀卿弟子，贾生非张苍弟子，贯公毛诗之学亦非贾嘉弟子。嘉果以左氏为传《春秋》，授受详明如此，何不言诸朝为立博士？此又从《贾谊传》增设之。嘉与史公善，当武帝时，贯公为献王博士，时必非嘉弟子，史汉俱在。而歆之徒，博采名儒，牵合妄造，元朗冲远，以江左以后文人独尚左氏，不加深察，叙录如此，误矣。

《河间献王传》言献雅乐不言献左氏《周官》也，盖武帝时秘府固有周官左氏，特武帝所不信，而太史公所见《左氏》又非若今本耳。且因献王好古，而以为私立毛诗、左氏、春秋博士，显与朝廷异学，当亦刘歆所诬，而班氏误采之也。

但以《春秋》论，则博士所见《左氏春秋》即太史公所见《古文春秋》。《国语》，东莱张霸亦见之，是真本也。歆欲立其坿益之本，乃讬之秘府旧文，反以为学残文阙，稍离其真耳。经自公羊、胡毋生、董生相传，绝无脱简。曰“脱简”者，盖如《尚书·梓材》，经刘向校补，歆乃欲增续《春秋》也。传或间编者，亦比坿《春秋》年月，改窜左氏之故。

向治《公羊》，后奉诏治《谷梁》，其书本《公羊》者十之九，本《谷梁》者十之一，未尝言左氏也。《说苑》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吴子对曰：言国君必谨始也。谨始奈何？曰：正之。正之奈何？曰：明智。按：“谨始”之说，本《公羊》、《谷梁》。绪言“明智“之说，本兵家，要旨俱非左氏说也。《十二诸侯年表》云：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此《春秋》当系《梼杌》，犹晋语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申叔时云教之《春秋》者也，必非左氏之书。《史记》云四十章，《艺文志》云三篇，此又云《抄撮》八卷，名不雅驯，歆所讬也。《虞卿传》云上采《春秋》，下观近世，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以刺讥国家得失，世传之《虞氏春秋》，《年表》同。盖虞氏之书虽亡，其体例略同《吕览》，非传《左氏》者也。《史记》言八篇，《艺文志》于儒家云十五篇，于春秋家云《虞氏微传》二篇，此又云《抄撮》九卷，亦歆假讬也。荀卿之书，多本《谷梁》，亦非传《左氏》者。

班氏此篇叙次最明，可为《左氏》功臣矣。按《方进传》，十三受《春秋》，积十余年，经学明习，徒众日广，诸儒称之。又云治《谷梁》而好《左氏》，为国师，是方进所见《左氏》尚非秘府古文。歆以其名位俱重，假以为助耳。《左氏》所载事实，本非从圣门出，犹《周官》未经夫子论定，则游夏之徒不传也。歆引《左氏》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始具，则今本左氏书法，及比年依经饰左、缘左、增左，非歆所坿益之明征乎。如《别录》，经师传授详明如此，歆亦不待典校秘书而后见也。

《论语》之左邱明得亲见孔子，或在孔子前，俱未可知。若传《春秋》之左氏，传中所叙事实，与当时孔子弟子所传说往往歧异，且于鲁悼已称谥，其年之后于孔子可知。又其好恶大异，圣人知失明作传者，与《论语》之邱明故自有别。

刘曰左氏之书仅见夫子之书及列国之史，公羊闻夫子之义[1]，见夫子之书者盈天下矣。闻而知之者，孟子而下，其惟董生乎。

王应麟考和帝元兴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误也。郑兴子众终于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时，二误也。章帝之子为和帝，先后失序，三误也。释文序录亦云元兴十一年，皆非也。今按此疏前序光武于成帝前，此又混。歆于和帝时纰缪如此，安能别古书之真伪。

汉哀帝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左氏》义，博士至不肯置对者，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也。《古文尚书》逸十六篇，绝无师说，郑氏载其目有《舜典》，则非百篇之旧。盖夫子所删之余，又有弃稷，周人，讳始祖，故《尧典》曰让于稷契，惟帝曰弃则不讳，则《弃稷》篇亦伪讬也。其馀如《史记》三统术，《王莽传》所引多战国诸子所讬，或有歆等改窜者，故博士抱残守缺，恐失其真。若《左氏春秋》非出孔壁，民间亦有，但非引文解经转相发明，如歆所讬之章句，义理浅陋，名为《春秋左氏传》者耳，故以为不传《春秋》，洵确论也。《毛诗》、《逸礼》，诸儒不辨，则固欲存之矣。

又左氏见陈氏有齐，所以言八世之后，莫之与京；见三家分晋，所以言公侯子孙，必复其始。或遂以此疑后人伪造，未知然否。

凡此数条，皆不能无疑者，愿闻其详。

[郭答]

案：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春秋左氏》皆古文旧书，藏于秘府，孝成皇帝陈旧藏，校理旧文，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儒林传》称张苍、贾谊皆修《春秋左氏》，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是西汉时《左氏传》自有传授，惜未立学官，置博士，其书未显耳。《艺文志》春秋家《左氏传》三十卷，列之《公羊》、《谷梁》之前，而惟公羊、谷梁得立学官，是以《左氏传》最为晚出。太史公传《儒林》，治《春秋》者三家，董仲舒、胡毋生治《公羊》，瑕邱江生治《谷梁》，而年表以《左氏春秋》与《铎氏微》、《虞氏春秋》、《呂氏春秋》并著，亦以《左氏》纪事，非公、谷、铎经之体虞。世儒者穷究经旨，不尚事实，是以有《公羊》善于例、《谷梁》善于经、《左氏》善于事之言。哀帝令刘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左氏》义，博士至不肯置对，范升以为师传无人，由儒者之弗尚之也。东汉以后，郑、许诸儒兼通三传，郑君注《左传》未成，以与服子慎，不闻注《公羊》、《谷梁》，似郑君治《春秋》，以《左传》为主。至东晋，《春秋左传》服氏、杜氏各置博士，《公羊》、《谷梁》省不置，则以汉儒讲义已穷，而《左氏纪事》为有据依，时好尚使然，亦势所必至也。陆氏《纂例》谓左氏功最高，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春秋》不得左氏传，则事恐不明，即《公》、《谷》之得失，亦无从预而知之。是以治《春秋》必不能废《左氏》。国朝治经，专主汉学，汉儒所不尚，必曲毁之。如刘氏申受、孔氏巽轩，发明《公羊》义例伟矣，而于《左氏传》必曲诬之，使不得列于经，其亦过也。《左氏》之文容有后人附益者，孔疏《文十三年传》“其处者为刘氏”云：“汉室初兴，《左氏》不显于世，插注此辞，将以媚于世。”若此类者，必多有之。且疑有后人补益者，如冯商所续《太史公》，今诸师补，文自分格。冯商所补，必有入之本文者，必谓《左氏传》尽由刘歆附益，是诬也。宋林黄中以刘歆传《左氏》，遂谓《左氏传》言“君子曰”皆刘歆之词也，不免臆断。国朝诸儒以《尚书古文》出自王肃，因并《左氏传》多出刘歆伪造，亦太失之苛矣。凡经生家言，各有祖尚，遂成一种风气。吾辈治经，所通大义，此不足尚也。至《正义》叙二郑、贾逵于章、和二帝年号误例，又误永元为元兴，亦不怪刘歆不能与郑兴、郑众同时，则由随意论述，未一检查史传，不足以疑《左氏传》也。

又录《春秋考证》，以博士不传《左氏春秋》为确论，而云《毛诗》、《逸礼》，诸儒不辨，则固欲省之。刘歆所论，尚有《尚书古文》，而《艺文志》称齐、鲁、韩三家诗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河间献王好之不得立，而毛公自为献王博士，是《毛诗》在西汉亦未立学官，与《尚书古文》、《左氏传》同也。刘歆所传《逸礼》并不见之《艺文志》，所遗亡亦多矣。今存者，经有《左氏传》、《毛诗》。《毛诗》幸赖郑君一《笺》，得无异言，而《左氏传》郑注未成，治汉学者乃专主《公羊》，必欲曲诬《左氏》出自刘歆伪讬，以申博士不肯置对之旨。并谓贯公所传非今《左氏传》，而凡班、史所述，皆为刘歆所诬而误，乘之曲附汉儒专尚《公羊》之义，遂至苛刻不仁。如此，吾不愿闻。

[陈]问

古人讲《易》，主理主数，说各不同，数究可以该理否？且自康节先生后，言数者附会殊多，今之所为太乙数者，自命为可验运祚灾祥、刀兵水火，并知人之贵贱，其考阳九百六之数，亦似历历可验，岂小道抑有可观者与？

[郭答]

《易》之为书象数而已，而圣人精义之学亦在其中，周官掌之，太卜用以决疑，明吉凶之应，一本之象数。圣人系《易》，发明其义，而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知得失则知吉凶矣，知忧虞则知悔吝矣。圣人之情见乎象辞，辞者所以宣象数之蕴也。横渠之言曰：《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圣人作《易》，所以为极深研几之学也，后世术数家一依于《易》以为言，而全失其义，君子所弗道也。

[陈]问

国朝理学巨儒，自当以二陆为正宗，然稼书先生排斥阳明不遗馀力，似未免门户之见。桴亭先生于天文、地理、河渠、兵制、农政以及医巫、卜筮、技击之学，各究极其意，返求实用。然其《思辨录》，刘霞仙中丞指摘疵谬，不为无见。其学殆归于平正而不免失之庸近者耶？

[郭答]

国朝诸儒，以稼书陆氏为最醇。明季阳明之学方昌，蕺山刘氏、息峰孙氏、棃洲黄氏，皆一代大儒，皆宗主阳明。稼书先生力斥之，亦所救时弊也。朱子论象山言禅学无不可者，必引以证圣功，则足以害道。稼书断断辨论，亦朱子之旨也。霞仙先生纠正《思辨录》，语语精实，起桴亭质之，亦必心折首肯。

[陈]问

言心性者，不一其说。孟子言性，以善为宗，专就天理之本然而言，在当时告子、公都子之徒已多异说，其后荀、杨、董、韩各出一义，然皆以孟子之言为不然。及宋诸儒出，言性特详。程子曰：孟子言性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谓受禀处不相远也。人性皆善，于四端之情可见。其有自幼而善，自幼而恶，是气禀使然。故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张子曰：凡物莫不有性，由通蔽开塞，所以有人物之别；由蔽有厚薄，所以有智愚之别。又曰：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焉。朱子曰：有天地之性，则太极本然之妙，如孟子所言仁之于父子等是也。有气质之性，则二气交运而生，如孟子所言目之于色等是也。盖性只是理，然无那天气地质，此理亦无安放处。由气有清浊，质有美恶，皆阴阳之分所为，遂致贤愚不一。而推其气质之始，有清无浊，有美无恶。浊者清之变，恶者美之变，以其本清本美，故可易之，以反其初也。此皆兼理与气言，似有功于孔、孟者也。邵子曰：性者，道之形体也，道妙而无形，性则仁、义、礼、智具而体著矣。李延平曰：动静、善恶，皆相对而言，世之所谓动静、善恶，非性之所谓动静、善恶也。惟求静于未始有动之先，而性之静可见，求善于未始有恶之先，而性之善可见。此其所论，专以理言，似可与孔、孟相发明者也，未知然否？

[郭答]

程子于性中分出气质，朱子以为足补孟子所未备，横渠于此言之精矣，而延平之言特妙，蒙尝反复孟子之书，而知其言为至备也。孟子言四端，皆于情之发处验之。情者，性之显也，是非独性善情亦善也。孟子因曰：乃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其有不善，情之溢也，情溢而性漓矣，故夫害性者情也。君子之学，反情而归之性，为夫性之本然者固善也。《易》曰：继之者善也。成者性也。天地之生机，皆善也。人者，天地之心，全受天地之善气以生，此性之原也。程子所谓气质，即孟子所谓才也。才者，效命于情以为用者也，而有厚薄明暗之分，为其具于生初，故亦谓之性。而孟子之言性曰：若夫乃不善，非才之罪也，则亦言夫气质之逐情而流者也。于此显出人性之善恶，于所发处□□□。其所发，则气质也，情也，皆可约而归之善也。正惟性之常本善也，圣人之言曰性相近也。近者何，善而已矣。若言气质，则相□固远矣，不得云近也。圣贤之言，��合无间，疑程子此言，反多一层推勘。

[陈问]

王阳明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作字却与亲字作对，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亲字意，说亲民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矣。窃思《大学》本辟廱、頖宫之地，三代盛时，所以立学校、育英才者也。《大学》一书言教而不言养，似不必兼教养说。且治国平天下，虽于新字无发明，汤之《盘铭》三节固尝释之，是作亲作新，究以何义为长？

[郭答]

六经之文，讹误者甚多。汉儒传经，且不惜改字以就义。《大学》于“明”、“新”二字，皆引《诗》、《书》之文以释之。则程子之云“亲当作新”者，自无疑义。且《大学》成已成物之功，以新民为极致，于亲民义无所取。阳明之言适得其反，如云“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及言挈矩之道，发明新字，甚至阳明乃云无发明，何也？先儒持论，各有所见，要当择善而从之，如此“新”字证之本经，而固无疑矣。

[陈]问

夫子《大学章句质疑》谓：知言者，穷理之极致；养气者，立诚之全功。而引朱子所称胡安定“知至故能知言，意诚故能养气”二语，以为甚精。窃思《大学》之言致知，不如言诚意之深而详，即《孟子》所论，其于所谓养气，言之至精且密，而于知言则寥寥数语，未示其所以然。窃以为知言者必所推甚广，若徒在语言辞气间，何以为穷理之极致。愿闻知至之所以能知言，知言之所以为穷理之极致。

夫子又谓致知、诚意，体用兼资，内外交养，是知行并进工夫。窃思诚于中乃能形于外，其学极于慎独，十目视十手指，皆慎独中之一念其究也，所以有心广体胖之效，似宜根之于内，乃能如此。若从外面张皇，或恐终形勉强也。

[郭答]

知言工夫尽大，穷究事物人心之变，而得其权衡，自然声入心通，一一窥见其底蕴。圣人德盛化神，其功用全在此，岂可轻易看过。孟子于“知言”一段，而自信为圣人复起不易吾言，所以能闲先圣之道，而使邪说者不得作，其功用亦在此。此圣人之全量功夫，亦祇在穷理而已。程子言“敬义夹持”四字最妙，诚中所以形外，而制于外者，所以养其中。“体用”二字原是兼资，阳明却言知即是行，竟将行字一层抺过，所以有弊，究竟知、行二字岂能截分。圣人言慎独，岂能撇下万数不管，专来慎独。慎独者，正为行处，若工遇行处，便行此心，仍不失为慎独也。

[陈]问

修身齐家章五“辟”字，唐《石经》作“譬”，程叔子改正本亦作“譬”。郑注曰：譬犹喻也，言适彼而以心度之，反以喻己。则身修与否，自可知也。蓝田吕氏曰：见贤思齐则之，其所亲爱畏敬而譬焉，见不贤而内自省则之，其所以贱恶、哀矜、傲惰而辟焉。延平周氏曰：能近取辟，可谓仁之方也已。果能近之，其身所亲爱者，以辟于人之所亲爱云云。则其所行者，莫非公恕之道。石林叶氏曰：所藏乎身不恕，未有能喻之人者也，故齐家在于用恕。又庐陵胡氏、范阳张氏别训“辟”为省察，而亦读以“譬”音。朱子以前未尝有读“僻”者，故陆氏释文所载祇一音。案《朱子语录》曰：古注“辟”音，似窒碍不通，敖惰非美事，如何譬得，故今只作“僻”字。又文集《答张敬夫书》曰：昨夕因看《大学》，旧说见“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处，依古注读作“譬”字，恐于下文意思不属，此只合读作“僻”字，盖言常人于其好恶之私，常有所偏而失其正，故无以察乎好恶之公，而施于家者。又溺于情爱之间，所以多失道理而不能整齐也。如此读之，文理极顺，又与上章文势亦正相似。且此篇惟有此五“辟”字，卒章有“辟”，则为天下僇之“辟”字，亦读僻，足以相明云云。据所言，觉较前说为长，似以仍从章句为是。

[郭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