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疏请十八载，分闱盛典落地三湘

前后疏请十八载，分闱盛典落地三湘

杨锡贵  杨依人

自古以来，士子们大多有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梦想；自隋唐以来，科举考试几乎是十年寒窗苦读的士子们实现这一梦想的唯一通道。科举考试成为中国最主要的选官制度，分县试、府试、省试、礼部试和殿试，其中省试即“乡试”和礼部试即“会试”，是读书人一生中特别重要的两个考试阶段。因每科录取比例极低，其竞争之激烈，现今被称为“最残酷”的高考和国家公务员招聘考试，均无法和它相比。与其他省份相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湖南参加乡试的考生不仅面临考试难度大、考中机会少的困境，还有着十分特殊的非考生自身努力所能克服的巨大风险。

赴考往往得赌上身家性命

自元、明至清朝初期，湖广省（大体包括今湖北、湖南两省）合闱乡试，湖广贡院设于武昌。湖南学子应试，须赴武昌，路途遥远，近者相距千余里，远者二三千里，往往得提前十天半月甚至两三个月出发，不像湖北考生有近水楼台之便利，更不可能像生活于交通高度发达的现代人那样可以早发夕至。湖南考生裹粮而行，跋山涉水，风餐露宿，能按期赶到武昌参加乡试已是万幸；至于那些经过长途跋涉，早已身心疲惫的考生能否考出一个好成绩，恐怕得靠上天格外垂青才行。

不仅如此，湘省赴试学子还面临着过洞庭湖时的生死考验。每届乡试之期，正是盛夏酷暑，洞庭湖汪洋恣肆，一遇暴风陡发，只得停船等候，有时十天半月都开不了船。因洞庭险阻而耽误试期，每科都有不少湘籍学子“数千里裹粮而来，至不得一望见棘闱而去”。为了能按时参加考试，有部分考生乘一叶扁舟，冒险赶路，常遇风涛，樯倾楫摧，葬身鱼腹，甚至父子兄弟同遭覆溺，酿成人间惨剧，见者惊心，闻者落泪。学子们的赴闱之旅，因此而蒙上了一层浓郁的悲壮色彩。

赶一次考，需要赌上身家性命，令许多湘籍考生望而却步，其亲戚朋友也为之担惊受怕。据光绪《湖南通志》记载，桂阳考生扶朝盛踏上赴考之旅后，其母每天都提心吊胆，总害怕儿子过洞庭时遭遇不测，在家终日以泪洗面，朝盛回来得知后很心疼和自责。就算自己不怕危险，让父母遭此大罪，亦于心不安，朝盛从此便不再去应试。湖南有的读书人甚至根本就不作功名之想，终身都没有去武昌参加过乡试。

因为路途险远而有种种耽搁，“其能至武昌而入场者，十无二三”，最终应试人数自然少之又少。更由于洞庭之险而至有太多考生白白地丢了性命，考生至亲也越来越不放心让他们去赶考，学子们赶考的积极性越来越低。动员士子们参加乡试，竟成了湖南各级地方官员非常棘手的一项工作。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偏沅巡抚大人赵申乔曾“遍饬地方官敦促赴试”，并要求学臣“广加收录”。经过广泛动员，湖南这次参试人数虽略有回升，但仍然少而又少。

从默默忍受不公到强烈呼吁分闱

  作为中国古代社会最为稀缺的资源, 科举名额的配置状况与地区利益的平衡有着直接关系。因为湖南赴考考生基数小，考中的人数自然更少，所以当时科考中举的人甚至不到湖北考生的四分之一。这种严重不公的局面，让湖南士子们强烈不满，直感叹“可怜湖南数千里赋税之地，渐弃为科第沦落之乡”，“同有三载觐光之愿，而险远不前；同受圣朝教养之恩，而以向隅为泣”，情词真切，形同泣诉。

清康熙中晚期，学子们终于决定不再忍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纷纷强烈要求两湖分闱，即湖南、湖北分开设立考场进行乡试。杨启新等各属生贡首先提出了这一请求，其后湖南各地贡监生员如郭远、王元复、胡兴耦、杨启鼎、陈鹏年等，均曾单独陈请或联名公请。其中，桂阳人郭远《公请南北分闱呈》、湘潭人陈鹏年《恳请再题分闱呈》，被完整地保留下来。

从其内容来看，士子们除陈述赴武昌应试之险远的理由外，更认为湖南已经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域，“长沙为湖南省会，节制则另有抚宪，分司则另有藩臬，钱粮、户口、官职、考成，事事与湖北判然为二”，理应有自己的乡试考场；而且视具体情况安排考生就近乡试已有成例在先，隶属于湖南的平溪、清浪、偏桥、镇远四卫靠近贵州，朝廷规定四卫士子就近在贵州参加乡试，而湖南其他士子却不得不越险远赴湖北之武昌；若单独举行乡试，可以增加湖南士子中举人数，是“广沛皇仁”的好事。士子们并承诺，愿意共同捐赠分闱后贡院建设费用，组织考试所需费用则往年“湖南每科协济湖北为数若干，可留为南闱之用”，不足之数由原用于资助考生应试的盘费和乡试士子实名捐赠补充。强调“为湖南念久远，为诸生择利害计，无有大于分闱一事者”，由湖南单独举行乡试、设贡院于长沙才是最好的补偏救弊之法，以致在康熙皇帝六十大寿时，朝廷特开恩科（即在正常的三年一次乡试外，另行增加一次乡试考试），其他各地考生摩拳擦掌，而湖南考生竟意兴澜跚，反倒认为分闱分额才是实实在在的惠政。偏沅巡抚李发甲首次疏请分闱被驳回之后，陈鹏年呈文更是言辞激烈，直指“部议之驳稿不公”。

士子们持续不断地呼吁，强烈要求分闱，时间持续近二十年之久，堪称一场清代湖南童生（未考中举人者均称童生）的分闱“请愿”运动。

两湖分闱盛典落地三湘

学子们的分闱呼声，得到湖南各级地方官员的积极回应和支持，各道、府、州、县及布政使、提学道佥事等地方官员，将学子们的呈文及时逐级上报，无不希望尽量玉成。时湖南最高长官为偏沅巡抚，康熙年间的前后几任偏抚赵申乔、潘宗洛、李发甲等高度重视，随即先后上奏朝廷。

康熙四十四年（1705）十月，赵申乔上《请湖广乡试南北分卷疏》，认为虽然“分闱事属创始，固难轻议”，但是分卷则有科场条例可依，有顺天、陕西乡试之旧例可援；至中榜名额，则提议平均分配，因“两湖州县略同，人才亦复相捋”。赵申乔疏请分卷，标志着湖南最高主政者开始着手解决两湖乡试对湖南严重不公的问题。时江南（含江苏、安徽两）、陕西（分陕西、甘肃两省）亦如湖广一样，乡试系两省合闱，牵一发而动全身，因为担心触动整个科举体制，朝廷未接受赵申乔分卷之请。

康熙五十一年（1712）六月，继任偏沅巡抚潘宗洛，因有曾经督学过湖广省的经历，对湖南考生赴武昌考试悲苦之状十分了解和同情，遂上《题请长沙分闱乡试疏》。他认为，江南、陕西虽然和湖广一样合闱乡试，但水陆无阻，而湖南则隔越洞庭。虽然从无分闱分额的先例，但考虑到湖南的特殊情况，恳请皇上破例同意两湖南北分闱，以“创亘古未有之盛典”。并建议“另差正、副考官二员至长沙考试，分中楚省举人额数之半”；因南北两闱，学道不能兼顾，“倘逢乡试之期，即于湖南道员之中拣选一员，权委调度”。赵申乔分卷之请都不被采纳，比之更进一步的潘宗洛分闱之请，朝廷当然更不会同意。

又过了四年，偏沅巡抚李发甲先后两次密疏分闱。第一次密疏，是和湖广总督满保、学政李之望联名奏请，因为在事前得到皇帝首肯，所以只是简单地重复了湖南士子赴武昌乡试险远的理由，重点落在在长沙设立科场可以“不费国帑”，只需“差正、副主考官至长沙考试分中”，即可创千古未有之盛典。第二次密疏，主要是针对礼部意见进行了辩驳，详细陈述了湖南考生不论是从东西陆路，还是从河道水路，赴武昌乡试都是十分困难的现实情况；并搬出了康熙帝曾下令在洪泽湖设立救生桩之事，指出士子过洞庭确实十分危险，许多湖南学子在此溺水而亡，而南北分闱就是洪泽湖无形的“救生樁”，可以挽救无数湖南士子的性命，“上以广圣主好生之德，下以救士子覆溺之危”。他还指出，科场定例实际上皆出自皇上特恩，“湖南分闱，似亦不必苦拘定例”。李发甲满以为可以说服朝廷，在上奏的同时，自己又捐出俸禄，督促官绅加紧兴建长沙贡院。没想到礼部还是坚持认为科场定例已久，不便更改，而皇帝“依议”同意了礼部的处理意见。凡事期望愈高，往往失望也就愈大。李发甲接奉上谕后，“汗流浃背，睁目僵立，侍从扶之，已气绝矣”。而建设中的贡院，也只好改作湖湘书院。

两湖分闱，三任巡抚奏请，都因为礼部的驳议和康熙“依议”而一挫再挫，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偏沅巡抚和湖南学子们几乎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不想分闱却又出人意料之外地逆袭成功。吕谦恒在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担任过湖广乡试正主考官，当时他因为同情湖南考生，曾经以“湖南文风日盛，远隔洞庭，不无遗珠，理宜分闱”密奏，却如泥牛入海，没有下文。雍正帝继位后，多次颁谕表达兴贤育才之意，又鼓励官员踊跃献策。时已转任河南道御史的吕谦恒遂再次为两湖分闱事上奏，认为“夏秋之交，洞庭泷涛壮猛，湖南士子赴乡试，苦遭覆溺，宜分设棘闱。”

接到吕谦恒的奏疏后，雍正帝于雍正元年七月二十九日（1723年8月29日）传谕礼部，“于湖南地方建立试院，每科另简考官，俾士子就近入场，永无阻隔之虞，共遂观光之愿”；如果准备工作来得及，“于明春即分湖北、湖南两闱考试”。湖南单独举行乡试，终于得偿所愿。分闱上谕传来后, 湖南巡抚（由偏沅巡抚改）魏廷珍立马与湖北巡抚商定好原湖广行省正、副榜举人分配名额，并于当年就将湖湘书院改造成湖南贡院。第二年，湖南便第一次单独举行乡试。至此湖广南北分闱政策正式落地生根。此时，距偏沅巡抚首次疏请，已逾十八年。

湖南未吐之才华，尽发文明之气象

两湖分闱这一“亘古未有之盛典”能够照临三湘大地，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与湖南各地生员的持续呼吁、各级地方官员的积极支持分不开。特别是偏沅巡抚赵申乔首提分卷、潘宗洛首倡分闱、李发甲两疏分闱和御史吕谦恒密奏分闱，“部议愈坚, 请之愈勤”，贡献均甚巨大。四者之中，尤以吕谦恒最后的临门一脚效果最佳，故湖南后学们有“分闱之举，三公始之，公实成之”之评价。

湖南、北分闱后，没有了长途跋涉的辛苦，没有了洞庭风涛的险阻，节省了经费，延长了学习时间，全省无不欢呼雀跃。湖南首次乡试，士子赴试异常踊跃，是科入试考生近万人，差不多是以前每年赴武昌乡试人数的五倍，盛况前所未有，以致原来准备的考棚严重不够，只得在提调衙门之侧临时增加棚号。

南北分闱，各方视其为前所未有的获取科举功名之机遇。湖南“家置诗书，人怀铅椠，下至苗瑶子弟，争趋向学，庠序盈门，萃萃俎豆，实人文极盛之时，万世太平之象也”。桂东县“往岁阻洞庭，乡试不上十人。分闱后争自劝学，登甲乙者不绝”。因为分闱之后，这既激发了湖南士子的功名进取心与应试的积极性，也拓宽了湖南士子的入仕之路。

偏沅巡抚李发甲在请分闱第二疏中说，若能单独举行乡试，将使“湖南未吐之才华，尽发文明之气象”，而分闱以来的事实正如其所言。学者王文琴对南北分闱前后乡试中举、会试中式人数进行统计后，给出了如下具体数据：分闱以来，湖南乡试每科中举人数在 60 人左右，是南北分闱前的近三倍；清光绪八年（1882 年）以前, 湖南各科乡试共录取正副榜举人4800 余人，其总数超过之前任何一个朝代。湖南会试中式名额，分闱之前平均每科 3 人左右；雍正二年（1724年）湖南单独参加会试得中 8 人，自同治二年（1863）后每科中试者在10人以上，至光绪年间一般每科达12 人以上。

不仅如此，湖南还通过科举产生了大批具有重大影响的一流人才，嘉道时期的何凌汉、胡达源、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何绍基、胡林翼等，咸同时期的劳崇光、罗泽南、曾国藩、江忠源、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曾国荃等，光绪时期的谭钟麟、谭继洵、魏光焘、张百熙、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梁焕奎等，大多成了影响湖南乃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