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度湖南地方史志研究情况报告

湖南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进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2016年，湖南地方史研究、地方志的整理与研究继续获得较大丰收。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湖南地方史著作着力于专题研究，包括学术专著、纪念文集与通俗著作8部（套）共计24本；发表学术论36篇（不含人物、文献和党史类论文），内容涉及对湖南历史文化、源流及断代史的研究，对某一时期如民国时期湖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微观研究成果也较多。整理编撰出版的湖南地方志三部，研究论文4篇。

一、湖南地方史研究

1、古代湖南史研究

2016年，湖南古代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新石器时代祭祀，长沙春秋扬越来源，长沙郡起源，长沙、宁乡、邵阳、武冈、攸县地名源流，宋代湖南茶业和社仓，清初湘西地区农业结构等问题。

曲新楠先生在《湖南新石器时代祭祀遗存概述》一文中，以时间为序，对湖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主要考古学文化——彭头山文化、高庙文化、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的祭祀遗存进行了梳理；对照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在《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一书中提出的“分辨祭拜”的标准，一处祭祀遗存并不能涵盖伦福儒等提出的所有标准，在湖南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只能通过遗物本身特点，结合出土背景来进行分析。

喻立新在《长沙春秋扬越来源探究》中认为，长沙春秋时期的扬越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原本生活在江汉平原及今赣西北—赣北（鄱阳湖以西）。两周之际，今赣西北—赣北的扬越人进入长沙，建立政治实体虎方。春秋中晚期，虎方方国政治中心设在今宁乡黄材一带。公元前 491 年，扬越族所建立的虎方因楚昭王南征而灭亡。虎方国虽亡，但扬越族未灭，直到战国中期，湘水中上游的扬越人才被楚国征服。春秋时期，长沙地区的主要生活族群是扬越人，故长沙古称“扬越之地”。

“南洞庭”即洞庭湖南部，在今益阳市管辖范围内。《先秦南洞庭——南洞庭湖古遗址发掘报告集》借用这一特定地域名称，以叙述南洞庭湖尚形成之前这一带地下埋葬的部分先秦文化遗存，所收报告包括洞庭湖南部新湖遗址、蔡家园遗址、大通湖遗址、玉竹垉遗址、石咀头遗址、漉湖遗址、泞湖遗址、铁铺岭遗址等8处先秦古遗址发掘简报，分别对各遗址的地理环境、地层堆积、文化遗存进行了较详细的描述和较深入的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结论。这些遗址及其遗存的时代经历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和商周时期，其间没有大的缺环，改变了之前对洞庭湖南部历史文化面貌的认识，是研究洞庭湖南部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另有《南洞庭湖史前遗址环境考古学研究的收获和初步思考》《洞庭湖南部古遗址动物清单》《益阳南洞庭湖两处古遗址水稻鉴定报告》三篇研究报告，对遗址的环境、动物、水稻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给出了相应的结论。

《钟相草坪大起义研究》是学术界首次出版研究洞庭湖区传奇人物钟相的长篇专著。据史料记载，鼎州武陵人钟相是南宋时期占据洞庭湖一带的农民起义军首领。陈致远、周星林两位教授从细微处入手，在查阅大量历史文献和地方志书的基础上，开展扎实的田野调查，搞清了钟相大起义的来龙去脉。他们用多方考证的史料，重现了800多年前钟相、杨幺农民起义发生的原因、时间、辗转确切地址及人物在其过程中的表现、结果，并深入分析探讨了这场农民革命失败的原因以及思想的局限性和进步性。

对湖南地名源流的研究，有学者用力甚多。

张超凡在《长沙郡起源初探》中指出，里耶秦简出土以后，长沙郡作为秦朝初年三十六郡之一的传统观点被否定，认为长沙郡极有可能是由长沙王吴芮设置。长沙郡出现的前提是该地区在政区划分上发生重大变化，即由洞庭、苍梧二郡演变为长沙一郡；吴芮在楚汉战争之际占领了该地区，有条件进行这一政区变更；长沙之名来源于古越语，而吴芮的势力集团正是越人集团。也就是说，秦汉之际，湖南地区行政区划发生过重大变化，吴芮在受封为长沙王之前，实际控制了长沙郡所辖的地区，在调整所辖区域的行政区划时，用了古越语的词语来命名这个新郡——长沙郡。

彭雪开近年致力于湖南地名源流研究，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考证文章，2016年除发表对长沙源流考证文章外，还对宁乡、邵阳、武冈、攸县源流进行了考证。通过对长沙地名源流的考证，他认为长沙在上古时为三苗国地，后为越人所居，得名“沙”。西周初得名长沙，为扬越部落方国名。行政区划历有长沙、湘、临湘、抚睦之称。隋文帝开皇九年（589），改临湘县为长沙县，为长沙县名之始。县、郡皆同城而治。关于宁乡源流，彭雪开在文中先是以较大篇幅对宁乡炭河里文化遗址的社会组织属性进行了分析说明，认为从所发掘现有文物及公布的材料看，难以推定为政治实体或方国，或方国类的政治实体，当是原居中原且善于制造青铜器的戈族一支，因不堪殷人压迫，在殷商末期逃藏于南方，进入黄材盆地，筑城隐藏族居，专以制造青铜器为业，后与当地土著一起创造了南方青铜器文化中心。接着说明三国吴置新阳县前，今宁乡县境属益阳县；吴太平二年（257），析益阳置新阳县，因县治处沩水北岸，又为新置县，故名新阳；晋改吴新为新康，当与晋代帝司马炎立新朝治新政有关；隋时省新康县入益阳县，唐时又析置新康县；北宋设置宁乡，与新化、安化、善化同为祈愿地名，当与宋初“以文治国”密切相关。后县治两迁，终设玉潭镇。关于邵阳源流，他认为白公胜作乱失败后，其族人一支逃藏今湖南邵阳市邵水流域，以楚昭王嫡亲为荣，极有可能将养育他们族裔的河流取名“昭”，族人后裔于战国初择居在今昭水与资水（古名益水）交汇处山陵之上，聚落为城邑，故得名昭陵。昭陵置县约在楚悼王“吴起变法”时，属楚苍梧郡，秦汉属长沙郡；昭阳系东汉初长沙刺王子封侯于此，因侯城位于“昭”水之北，故得名昭阳；邵陵，三国时吴主孙晧分零陵立邵陵郡，为避晋文帝司马昭之讳，于吴宝鼎元年（266）改昭阳县为邵阳县，治原址，邵阳之名，始载于国史、地方志、地名志；五代晋天福（936-944）中，为避庙讳，改邵州为敏州，邵阳县为敏政县，治原址；宝庆，以年号名，南宋理宗赵昀曾任过邵州防御使，继承皇位后，“诏邵州潜藩可升为宝庆府”，以为纪念；宝庆，为喜庆之词，意为宋理宗赵昀登上帝位，举国庆贺，故谓之宝庆；民国置宝庆县，后复改邵阳县，县治、州府治，多治于今邵阳市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移邵阳县治塘渡口，终属邵阳市。关于武冈源流，彭先生认为在西汉文帝三年（前174）置县，县治今武冈市新东乡七里桥，并对武冈、都梁、武刚、武强、武攸、武冈州称谓分别进行了考证；三国吴之后，县名数改，区划数更，县域随改，县治随区划而迁；北宋初复名武冈，县治迁入今址，成古城不易。关于攸县源流，他据《奏谳书》中《狱簿》中有攸令赴攸县“初视事”，苍梧郡攸县利乡发生叛乱，“新黔首”“所取荆新地”以及其它内容考证，认为攸县秦始置，时间为秦始皇二十六年。

关于清初湘西地区农业结构的研究，陈明、柴福珍先后发表了两篇同一主题的论文。在《清代改土归流后湘西地区农业结构的演变》一文中，主要探讨了改土归流后湘西地区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副业等农业内部不同部门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认为改土归流后湘西地区农业结构出现了新的格局，人口增长是农业结构演变的主要原因。在《清初湘西地区农业结构探析》一文中，他们对清初湘西地区农业结构中的种植业、副业、畜牧业、渔业、林业等各农业生产部门分别进行了阐述，认为清初影响湘西地区农业结构形成的因素包括移民开发、涉农政策、民族政策、兵祸天灾等，其中民族政策是主因。

学者周方、高彭露指出，在宋代，茶树是湖南地区栽培最广泛的经济作物，几乎所有州县都栽种了茶树，而且茶叶产量居于全国前列。当时湖南地区的茶叶品种众多，名品荟萃。在产茶地区中，湖南的茶叶收购价格与出售价格均比较高，亦可从一个侧面反映湖南茶叶品质之优良。湖南省所产之茶，小部分在当地消化，绝大部分转向中级集散市场榷货务，最终销往集中在以汴京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周边民族地区。宋代湖南地区的茶业经济能得到较大发展，得益于湖南优良的自然条件、悠久的茶树种植历史、农业的发展与人口的持续增长。社仓作为一种民办仓储，对救荒备荒起到了重要作用。何书林、王江燕认为，湖南社仓与朱熹创办五夫社仓并进一步将其推广至全国的背景有关，其产生的原因包括南宋时期湖南地区自然灾害尤其是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饥荒和地方动乱亦随之发生这一现实因素，以及思想文化上的因素即湖南地区真德秀等理学家和湖湘学派思想的影响。岁久法坏，在后期，社仓因为管理不当或仓官侵移等原因，出现了一些弊端，以至于有些社仓被其他地方仓储所代替，但在饥馑之年它对湖南地区甚至南宋政权的社会秩序的稳定，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国宇主编的《湖南手工业史》，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湖南地区手工业发展变迁为研究对象，采用通史体例，依石器时代、先楚时代、楚国时期、秦汉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元时期、明代、清代、民国时期的历史时序，首次对历代湖南地区的手工业成就进行了全面系统梳理，清晰地勾勒出了湖南手工业发展进步的概貌与脉络。这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梳理湖南地区手工业史的行业通史，对于深化湖南经济史的研究，丰富和充实中国经济史学，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均有裨益。当然，关于手工业具体的实践活动、各门类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对农业商贸与城市兴起的影响等问题，限于体例，本书未作进一步的细化和深入，只能留等将来弥补。

伍新福所著《湖南文化史》，以湖南地域文化的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采用通史体例，上起原始社会，下迄清代末年和辛亥革命前，对湖南地域文化发生、发展、演变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梳理，涵盖文学艺术、教育与人才、科技工艺、经学理学、史学地学、哲学与社会思潮、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诸多领域的成就。该书重点阐述以汉民族为主要载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同时尽可能发掘和介绍土家、苗、瑶、侗等湖南各土著少数民族的民族文化；除全面记述历代文化阶层在各文化领域的成就和建树之外，还着力搜集、记述民间和社会大众的各类文化事项和在文化领域的创作与承传，诸如民间口头文学与民间工艺、民间信仰崇拜、生活习俗与民族风情等内容，在书中均占有相当的篇幅。作者还在书中对学术界过去一些存在谬误的观点进行了厘清，如认为“潇湘”非为湖南地域性简称而是古代对湘江的一种美誉。这是第一部由学者个体独立完成的关于湖南文化史研究的通史著作，其意义正如该书序言作者刘建武先生所说：不仅有益于湖南文化本身的研究，也有助于学术界在此基础上开展对湖南地方史其他方面的研究，是值得研究湘学和湖南地方史学者重视的一部力作。

2、近代湖南史研究

2016年，近代湖南史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军事史、经济史、政治史、教育史、社会治理、社会生活史等问题。

（1）近代湖南军事史研究

关于近代湖南军事史的研究，主要涉及湘军及辛亥前后的湖南新军问题。

湘军在与晚清的各地农民起义军作战中迅速成长，使晚清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中兴将帅十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湘军的建制、管理，湘军将领的军事思想等，都是学界长期以来热衷探讨的话题。

刘继元《湘军概念的演变——以〈湘军志〉〈湘军记〉为中心》一文，分析了湘军概念的演变，认为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指代曾国藩以湘乡勇为基础创立的新军，湘军（或湘勇）中的湘是湘乡的简称。第二，经过《湘军志》的书写，湘军定义扩大为出身湘中以曾国藩所创营制中的将领，招募湘中官勇成立的新军的总称。第三，经过《湘军记》的书写，湘军成了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湖南籍军官率领的军队的统称。湘军影响的扩大导致了“湘”影响的扩大。“三湘”释义的新解及清中叶“楚南总名为湘矣”的认识使“湘”所指的地域扩大到湖南全省，这也为湘军含义的扩大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二者相辅相成，使得“湘省”这一称呼自太平天国运动以降逐渐取代“楚省”。

徐松荣《湘军的战略原则与战术特色》一文，分析了湘军的战略原则与战术特色。湘军是晚清咸丰同治年间，在湖南团练武装的基础上组建的一支军队。它由江忠源发其端，曾国藩叫道其成，胡林翼、左宗棠壮其大，发展成为清朝平乱的重要武装力量。湘军历经国内平乱战争二十年（咸丰初年至光绪初年），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为统帅，将战争理论与实战结合，鉴古而不泥古，效人而不拘于人，提出并实施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战略与战术及其独特的战法。它具有统筹全局、谋定后战、以静制动、正奇互用、攻势作战等九个方面的战略原则，以及分清主次与集中兵力、水陆相依与水师战法、扎营自固、讲求阵法等七个方面的战术特色。湘军战争正处在冷热兵器交替的时代，也处在中西军事文化交流、西方新式武器装备引进与晚清军制改革的初期，其战略战术开始打上新时代的烙印。湘军能够打败和消灭太平军、捻军、少数民族起义军，以及收复新疆，既与其比较完善成熟的军制、营制、统兵与指挥体制分不开，也与其比较完善的战略战术及其独特的战法分不开。

雷乐街在其硕士学位论文《晚清湘军饷需制度变革研究》一文中，分析了湘军饷需制度的变革。曾国藩通过自办捐输、自抽厘金，为湘军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饷需供给保障。自募勇丁与自筹饷需为湘军一步步壮大，脱颖而出，最终成为战胜太平军的主力奠定了基础。在战时，清中央政府无力及时、足额地保障前线军队饷需的供给。得到筹饷权与责的地方督抚在开发新的税源的同时，也设立了一系列临时性的管理机构。湘军饷需的最大税源——厘金，自出现之日起，地方便掌握了厘金税目、税率、局卡的设置以及人员任命等权力。临时设立的厘金、粮台等机构，在战时紧急情况下，部分地取代了原藩司的权力，并且只对地方督抚而非中央户部负责。占时，在财政体制中，上述一系列体制外的因素，与同为体制外的湘军紧密结合在一起。咸丰十年，湘军统帅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以及左宗棠、李续宜、严树森、沈葆桢分别担任浙江、安徽、湖北、江西诸省巡抚，一时形成了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将领掌控东南各省权力的局面。战时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此时也开始制度化、固定化。

在《解读湘军后勤制度领先之处》一文中，姜涛认为湘军从建立至同治元年共12年，兵员有12万之众，所用军需银不到3000万两；绿营在咸丰二年以前的两年中，兵员仅9.7万人，军需银开支却达2510万两。湘军人数虽少，但战斗意志比较高，尤其擅长打硬仗。曾国荃统率的吉字营湘军，先后经历吉安、安庆、天京等战役，便是其中的代表。姜涛认为湘军这种擅长打硬仗的本领和湘军的粮台、厚饷、长夫等后勤制度有很大关系。一是粮台制度。1854年，曾国藩专门设置统一办理饷需军械事务的机构——粮台。湘军粮台共分八所：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事所、采编所。粮台设总理事务一员，总揽大权，各所则分派委员若干人负责。曾国藩在筹饷过程中，还不时针对实际情况进行改革，设立了前敌、后路粮台和转运局，使粮台各部门职责更加分明，提高了工作效率，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粮台后勤保障体制，为湘军后勤做出了很大成绩。湘军水师除了日常的军事任务外，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保证湘军粮台的正常运转。湘军粮台筹集到的物资，都可以通过湘军水师快速安全地运往目的地。二是湘军的“厚饷”制度。曾国藩制定湘军饷章，除突出营官饷银待遇外，再就是使勇丁的饷银从优，并且力求实效。勇丁之优饷，对湖南贫苦山农确有很大吸引力，保证了湘军的兵源。三是湘军的长夫制度。绿营军制规定绿营兵除进行训练、战事外，还要承担各种繁重差役，平时缺乏训练，战时后勤保障不济。针对这一弊端，同时为提高湘军士兵战时行动速度，1854年曾国藩首创长夫制，即在军营中专门设置后勤人员承担军中杂务。长夫制度的建立，不仅使湘军摆脱了绿营差役的羁绊，提高了战斗力，而且避免了战时随便抓夫拉差，扰害百姓，缓解了对立情绪。

宋胜瑞在《长江水师巡防制度研究》中指出，长江水师巡防制度源于湘军水师旧制，并具体分析了这一巡防制度。长江水师是由曾国藩编练的湘军勇改建而来。1862年，清廷批准设立长江水师提督跨于战后改编湘军水师为经制长江水师。1864年5月，长江水师提督正式设立。随着第一任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的莅任，长江水师的创立正式归标，成为清廷的经制水师。长江水师成立后，水师的营制规章除生命饷的支配权及官员兵弁的任命权，由湘军将领手中转移到清朝中央政府外，其他一切规章制度仍沿用了湘军水师的旧制。长江水师的布防采取了划分各营辖区的办法。首先，长江水同沿江五省其他绿营水师界定各自的管辖范围。其次，又在长江水师的管辖范围内划分22营辖区，“以专责成”。最后，在各营管理范围内设置一个个汛地。长江水师哨与哨之防地衔接，营与营之防区衔接，镇与镇管辖江面衔接，最后长江水师与绿营水师接防，使长江上自荆州，下至江苏江阴几千里江面，严密布防。长江水师的这种布防，虽然有效地稽查了沿江盗匪、盐枭等不法之徒，但也使长江水师化整为零，大大削弱了水师的战斗力。长江水师后期，为应对长江一带的动荡局势，清廷又设立江南巡辑队和长江舰队协助长江水师完成巡防任务。长江水师巡防制度的建立及水师兵弁的实力巡辑，起到了严查盗匪，稳定沿江秩序的效果。

尹广明在《霆军裁撤始末探析》一文中，分析了霆军的裁撤过程及原因。湘军集团中，鲍超的霆军是湘系军事集团中的精锐之一，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太平天国灭亡后，该军奉诏参与围剿东捻军，并挽救淮系铭军于覆亡之中。但鲍超、刘铭传二人间的矛盾却在击败东捻主力后骤然激化，湘、淮集团间矛盾表面化。霆军仅在被有效地控制时才能用于作战，此时使湘系和朝廷同时受益，且朝廷受益更大。鲍超率军，霆军尚有价值；鲍超去职，朝廷最终无法找到可以控制霆军的合适人选，霆军就无法用于作战，此时对湘系和朝廷都会产生负面影响。根据逆向归纳法，鲍超去职后无法控制霆军，最优选择是裁撤霆军。因湘、淮系浓厚的各将各私其军的特点，将领间的私人恩怨演变为派系之争，清廷利用这种矛盾，削弱湘系军事势力。霆军的最终结局说明，当大规模农民运动被渐次镇压下去之后，清政府对封疆大吏势力坐大高度警惕，其政策重点已从军事问题转移到如何稳定刚刚重建的封建统治秩序上来。

关于清末民初湖南新军，翁敏对其在辛亥革命中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进行了分析了。她在《湖南新军与辛亥革命》一文中指出，湖湘志士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湖南新军是湖南光复的重要力量，也是援助武昌起义的重要力量。至武昌起义爆发前，全国各地相继练成规模不等的新军，湘省只编成一混成协，即第二十五混成协，但在辛亥革命中，这支新军成为光复省城长沙的主要力量，也是援鄂湘军的主力军，为维护革命胜利果实和扩大革命影响发挥了巨大作用。武昌起义爆发后，新军与湖南革命志士密谋举事，光复长沙。湖南独立之初，又积极投身于援鄂大业，对巩固武汉革命大本营、争取各省响应革命做出很大的贡献。不过，湖南新军也不免沦为权力争斗的的工具，卷入长沙事变之中，饱受舆论指摘。在整个辛亥革命期间，湖南新军可以说起到了生力军的作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湘省乃至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但共和甫定后，湘省新军骄扬跋扈的行径，引起湖南政界和普通民众的强烈不满。因此，湖南新军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革命的发展。（翁敏：《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2）近代湖南经济史研究

2016年，关于近代湖南经济史的研究，主要涉及民国时期湖南木材贸易和常德近现代航运业问题。

湖南是我国主要木材产地之一，由于城市的发展和近代工业的兴建对木材的需求量激增，促使湖南木材贸易兴盛，造就了民国中期湖南木材贸易的黄金时代。何梦竹、李莉两位学者在《民国时期湖南木材贸易初探》中，对民国时期湖南木材造林方式、种类产量分布、砍伐运输方式等生产经营情况，山客、水客、木行、木号等木商类别，地方小市场、城市市场、区域市场、跨区域中心市场等4个层次的木材市场情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对民国时期湖南木材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在促使各木材产地形成中小城市，也使洪江、沅陵、零陵等四水流域重要的木材集散地从小镇发展成为重要商埠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湖南生态系统，造成水土流失加剧，水旱灾害频发。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木材利用，直接导致了森林蓄积量的锐减，阻碍了湖南近代林业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只有对森林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兼顾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才能最终实现林业的可持续发展。

沅水之尾、洞庭之西的常德，依水而生，航运业是其城市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动力。杨宇丹《常德近现代航运业兴衰历程》，针对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常德近现代航运业兴衰历程进行了研究，分四个时期描述了其历史状况： 1897年至1929年，在近代化、地理位置和传统商贸地位作用下，常德近现代航运业兴起；1929年至1943年，商贸繁荣，战争客观上使得其战略地位上升，常德航运业发展；1943年至1945年，日军入侵，常德航运业紧缩；1945年至1949年，复原运输下常德航运业非正常发展，内战爆发后又急速衰落。关于常德近现代航运兴衰的原因，该文认为是区位与资源优势、社会变革、战争影响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3）近代湖南政治史研究

关于近代湖南政治史的研究，2016年有研究论文3篇，硕士学位论文1篇，主要涉及外国驻长领事、清末资政院湖南公债案、民初湖南县乡议会之教育经费议案、抗战爆发前后的湘西革屯运动等问题。

20世纪初，清政府在列强的胁迫下，开放长沙为通商口岸。各国为进一步攫取在湘特殊权益和条约特权，相继在长沙开设使馆，日本是其中重要一员。翁敏在《近代日本驻长沙领事制度述论》中，对日本在长沙领事制度的兴废进行了考察，指出：长沙开埠通商之初，日本率先设立领署和下属的警察署，并将其升格；抗战前日本在长构筑了相对完备的领事制度体系，搜集有关湘省经济、政治等在内的各种情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在华领事机构依旧运作着，其在华领事由主要处理商民事务的使馆工作人员演化为彻彻底底的间谍人员，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937 年8月领事馆关闭，但长沙日本领事一职直到中日双方正式宣战之后才被裁撤。

清末各省举办新政，导致地方财政亏空，湖南财政几至“无米可炊”的地步，新任湖南巡抚杨文鼎在开源节流均归无效之后，决定发行120万两地方公债，以解决窘迫的财政赤字。但却因事先未发送谘议局讨论，引发议员的抵制，双方僵持不下，最终将这一公债案从地方推至中央，并发展为弹劾军机大臣事件。唐靖在《清末资政院湖南公债案探析》一文中认为，按照清末宪政改革的体系，于地方设立谘议局作为地方自治和省议会的筹备机关，中央则设立资政院作为将来上下议院的基础。在实际运作中，湖南谘议局第二届年会期间围绕巡抚杨文鼎不经局议而擅自发行公债的议案屡起冲突，直至以闭会停议作抵制。双方相持不下，最后不得不提交资政院进行调解核议，遂因此酿成资政院第一次常年会期间诸多议案中轰动一时的湖南公债案，其间行政与立法权的矛盾积累，又致使该案成为稍后资政院弹劾军机大臣的直接原因。

雷春成的硕士学位论文《民国初年（1912—1913）湖南湘乡县议会研究》，探讨了民国初年湘乡县的议会运作情况。辛亥革命后，全国上下政治一新，纷纷推行民主宪政，建立议会机关，湘乡县议会由此诞生。县议会有立法权，可通过议案议决县内应兴应革事项、财政税收、政府预决算等，还可依法对县内官员监督、弹劾，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权力机关。县议员由民众依法选举产生，代民参政议政，为民请命亦属当仁不让。因此县议会在正常运作和履行其职权的过程中，势力要处理好与民众、县知事的关系。一方面，为民服务是其机构性质决定的，也只有维护了民众利益，处理好了与民众的关系，才能进一步获得民众支持。另一方面，县议会与县知事可以互相监督、相互制约，县议会的议案只有通过县知事才能由理想变成现实，县知事只有通过县议会才能合法施展其政治抱负。因此，二者关系十分微妙。县议会诞生后，议员们积极参政议政，以图利用这个合法平台造福乡梓。县议会在促进湘乡经济建设、民生改善、教育发展和社会风俗改良等多方面付出了诸多努力，较为全面地推进了湘乡县近代化进程。

县乡议会是民国初年中国政治民主化、法制化追求在基层社会的具体深化。由于教育之于国家、国民的重要性与湖南省地方教育发展经费筹措存在的困境，教育经费是湖南县乡议会讨论的核心，提出大量与教育经费相关的议案，以图重振教育。当时县乡议会所提的筹措、整理教育经费措施主要包括充分利用现有经费，拓宽经费来源，鼓励群众集资、私人办学，并积极监督政府对教育的财政拨款等。议案是议会运作的中心，王洪铭、何际亮合著论文《1912-1913年湖南县乡议会之教育经费议案研究》，以教育经费议案分析为基础，探究地方议会的运作实态，认为县乡议会在一定程度上曾实实在在的存在和运行过，使得千百年来一直高高在上的地方官第一次受到民众的间接监督，总体来看推动了当地基础教育的发展，地方议会在历史上的确发挥过作用。但这些议案有的尚有缺陷，有的未能落实，在行使制定本地的制度、法规、监督行政机关的各种公务活动等权利方面十分有限，说明作为从西方移植进来的民主制度，需要深厚的民主基础和相当的客观条件，完全照搬是行不通的。

张传跃先生对抗战爆发前后的湘西革屯运动进行了探讨与分析，认为其历史根源是清代遗留的“屯政”之弊病，现实背景则是何键主湘后为削弱陈渠珍在湘西的割据势力，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引发的连锁反应。何键对于湘西苗民的革屯诉求处理不当，使得运动从和平请愿发展到武装抗屯，虽然在省军镇压下暂时平息，但抗战爆发后省军调拨前线，武装革屯运动再次风起云涌，加之陈渠珍趁机在幕后多方运作“倒何”，使得湘西局势更加复杂。何键下台后张治中主湘，通过谈判方式与革屯武装达成了“废屯升科”与“整编抗日”两项协定，并重新启用陈渠珍等一系列措施方使湘西局势稳定。

（4）民国时期湖南政治社会治理研究

2016年有3篇硕士学位论文对民国时期湖南政治社会治理情况进行了研究，主要涉及汤芗铭、赵恒惕、薛岳主湘时期的湖南政治、社会、经济情况的研究。

范莎莎在《汤芗铭政府与民初湖南社会（1913—1916）》一文中，分析了汤芗铭治时，湖南的政治、社会状况，改变了以往人们对汤芗铭“汤屠夫”印象的局限性认识。1913年10月，汤芗铭被袁世凯任命为湖南督军兼民政长，开始了两年零九个月的督湘。汤芗铭来到湖南后，严格执行袁世凯的命令，“本治乱用重典之旨，为正本清源之图对二次革命中的革命党人严厉缉捕，残酷镇压，大批革命党人被杀害，使湖南弥漫在恐怖氛围之中，民众反汤事件层出不穷。汤当局大幅裁撤湖南军队，以北军替代，加强军事控制，引发郴州兵变。同时，汤在湖南的两年多，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一丝喘息之机，政府的有效管理，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环境，湖南工矿业取得尤为骄人的成绩。在社会治理上，汤芗铭政府积极组织地方团防，严缉盗匪，禁赌禁烟，革除社会陋习，发扬社会文明风气。在教育上，汤政府当局继续推广国民教育，小学校发展迅速，为教育的普及做出了贡献，然而经费的不足使得中学校及高等学校等发展缓慢部分学校倒闭。

骆建辉《赵恒惕“联省自治”与政局变动研究（1920-1926）》一文，主要围绕赵恒惕“联省自治”的各种政治活动及其与政局变动的关系展开。叙述了赵恒惕的家族背景、成长经历以及上台主政湖南的经过，介绍了联省自治思潮的兴起和谭延闿开启湘省自治的经过，分析了赵恒惕联省自治思想主张，论述了赵恒惕参与省自治活动及联省的举措，介绍了援鄂战争、谭赵战争、赵唐冲突的经过，论述了这些战争、冲突对政局变动和湖南联省自治的影响，并从政局变动的角度对赵恒惕联省自治进行了评价。

薛岳在抗日战争中，先后指挥参与了十多次重大战役，被誉为抗战中歼敌最多的将领；同时又以湖南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兼主湘政长达六年之久。在《薛岳主湘与抗战时期湖南社会（1939—1945）》一文中，张美兰认为薛岳主湘期间，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方面采取了符合战时湖南实际的各项措施，稳定了湖南战局，保障了战时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为湖南抗战后方基地的巩固以及战时湖南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总体而言，薛岳主湘期间，完成了湖南省政府所承担的抗战战略任务，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战；坚持抗战的同时，也执行了国民政府积极反共的政策，破坏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5）近代湖南教育史研究

关于教育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清末新政初期湖南改制书院兴办学堂的章程、医学传教与湖南近代护理教育的发展，以及湖南近代教育与社会活动的变迁三个问题。

谢丰、周小喜在《清末新政初期湖南改制书院兴办学堂的章程问题》指出，在清末新政初期湖南改书院兴学堂的过程中，为了使各地兴学育才有章可循，订立办学章程成为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1902年初，湖南巡抚俞廉三通过考察比较东西各国学堂制度以及山东学堂章程，制定并推行了《开办大学堂章程》及《开办蒙养小中学堂章程》，全省迅速形成有序的学堂体系。随后，清政府先后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与《奏定学堂章程》又成为湖南办学的新标准，先后得到了省府的大力推行。俞廉三不仅重视办学章程的制定，也以各种方式督促地方严格按章程办学，从而使得新政初期湖南书院改制的数量和速度都明显领先于其他各省。清末新政之初，湖南启动教育改革和应对困难的路径是切实而具体可行的；湖南兴学成效的取得与俞廉三等人注重章程的制定与推行，严格督促地方实施章程有着直接的关系。

谭凤林《医学传教与湖南近代护理教育的发展》一文，探讨了医学传教与湖南近代护理教育问题，认为医学传教运动与教会医疗事业的迅速扩展催生了湖南近代护理职业教育；湖南近代护理教育经历了萌芽与初步发展（1898-1911）、快速大发展（1912-1937）和战时的艰难生存（1937- 1949）三个阶段。医学传教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医疗和教育活动传播福音，但经历非基督教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冲击后，这一功能相对减弱，行医和教育的世俗化功能得到增强，其带入湖南的护理教育事业，奠定了湖南现代护理教育的基础，促进了湖南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促进了湖南偏远湘西山区护理教育的发展，对湖南近代社会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孙少柳《突破与引领：湖南近代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变迁》对湖南近代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变迁进行了探讨，指出社会生活的变迁是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自然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在近代湖南社会生活的变迁过程中，教育的近代化发挥了关键作用。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启发求变心理，扭转湖南人封闭守旧的消极心态；二是推动革旧布新，鼓励人们抛弃封建陋习，接受西方近代生活文明；三是普及知识，使教育惠及社会大众，转变传统社会形态。此三种作用在湖南近代史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表现。

（6）近代湖南社会史研究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