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湖南文献整理与研究报告

文献是记录、积累、传播和继承知识的最有效手段，是人类社会活动中获取情报的最基本、最主要的来源，也是交流传播情报的最基本手段。《文献著录总则》将其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本报告所说文献包括书籍、期刊等出版以及石刻、碑刻等的整理与研究。文献是科学研究的基础，科学研究离不开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历史研究更如此。据笔者不完全统计，2016年涉及湖南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文章近100篇，著作3部，成果堪称丰富。谱谍类文献研究论文5篇，大型历史文献汇编丛书1套。

一、湖南文献史研究

2016年湖南文献史研究方面论文有两篇，即寻霖《湖南文献史概述》和徐雁《“上不负先贤，下泽惠来学”——从〈沅湘耆旧集〉到〈湖南文献撷珍〉》，一为对先秦至民国时期的湖南文献历史的概要性叙述，一为对清中叶自邓显鹤编刊《船山遗书》《沅湘耆旧集》等书以来学界和出版界编纂、整理、传播湖湘先贤著述和地方文献情况的梳理。

寻霖先生在文章中对自先秦至民国时期的湖南文献史作了概要性的梳理，按历史发展阶段分别叙述了各个时期湖南文献的主要成就，提出了湖南文献分期观点，并认为文献的多寡与湖南人才波峰相联系。

徐雁通过梳理清中叶自邓显鹤编刊《船山遗书》《沅湘耆旧集》等书以来，湖南日渐形成的编纂、整理、传播湖湘先贤著述和地方文献的优秀学术传统，对湖湘文库、《湖南文献撷珍》的知识内涵和阅读接受价值进行了评介和阐发。

二、湖南综合性文献研究

此处所指综合性文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全国综合性文献中包含的湖南文献，一是湖南本省的综合性文献。

2016年，学者关于湖南综合性文献的研究论文共6篇，即：殷思佳、李鼎楚《从宋、清两朝“榜告”看湖湘学派对湖南司法的影响》，王晓天《四库全书中之湘人著述概说（上下）》，朱则杰《〈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吴登鸿等五位湖南籍作家为中心》，朱迪光《民国时期〈船山学报〉办刊宗旨发覆》，万琼华、石临风《“五四”前湖南知识男性对“节妇烈女”的再现——以湖南〈大公报〉》（1915-1919）为中心》，江山《民国〈湖南文献汇编〉学术价值述论》。研究所涉及的文献为宋清两朝“榜告”、《四库全书》中的湘人著述、清代湘籍诗人著述以及《船山学报》《湖南大公报》和《湖南文献汇编》等，兹将各文研究的侧重点与主要观点，作一择要介绍。

殷思佳、李鼎楚两位学者关注到了宋、清两朝的湖南地方“榜告”问题，认为这些涉及大量相关司法事务内容的榜告，立基于具体的个案审判与指导，是中国传统权力体制中地方行政署理司法的表现，体现了湖湘官员一定程度上的地方造法权，即对中央颁布法律在适用、实施上的细化与变通，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地方司法的情况。并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第一，规范“诉审”，整饬刁讼，化弊清讼。第二，惩治刑讯惨酷滥用，以仁恤民。第三，防治诬告，惩禁讼师，以纯良风俗。第四，察吏安民，巧规严治书役行为。作者最后指出，湖湘地方榜告体现有两处亮点，一是注重技巧细节上的智慧，如专设木柜而由长官亲启收状的巧妙，这一反饱儒之士动辄宏经大义的教化风格；二是敢行非常态地极端重惩，如对屡教不改的婪索书役“即拿杖毙”，这有异于常是“温情脉脉”的儒者之为。深究其因，湖湘学派中“熔炼多家”的思想风范和“敢为人先”的精神品质，应是对此大有影响。

清乾隆年间，朝廷编纂完成了堪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百科性丛书《四库全书》，其中也汇集了历史上湖南学者的大量著述，对于湘学的发展和传播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和作用。王晓天先生按经、史、子、集的分类顺序，分别将四库全书中所收湘人著述及存目书籍一一加以介绍并作考订。其中介绍经部所收湘人著述9种，存目书29部；史部所收湘人著述11部，存目书32部；子部所收湘人著述9种，存目书26种；集部所收湘人著述24种，存目书34种。不但介绍作者之湘人身份、简历，且扼要介绍其著作之主要内容，而间有考证，以补昔日之逮，冀有助于湘学之研究。

在清代诗歌（包括散文）的文献学研究领域，近年相继出版了《清人别集总目》和《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两种巨著，各著录清代作家近两万人，难免疏忽、缺漏乃至错误。朱则杰先生取吴登鸿、张礼、聂铣敏、凌兴凤、雷飞鹏等五位湖南籍作家，仍旧按照《提要》著录的先后立目排序，依次考述所缺或误生卒年与相关著述情况；有些同时涉及《清人别集总目》的问题，也一并予以指出。

朱迪光先生对船山学社主办的学术杂志《船山学报》两个不同阶段的办刊宗旨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前期宗旨是通过宣传船山学术思想崇尚传统文化又反对西化以新天下，这代表着在中国重要的转型时期部分知识分子的忧虑与努力；20 世纪30年代初恢复出版的《船山学报》，虽然声称继续船山学社民国六年以前学报办理，但实际上是以尊船山为号召，重在提倡尊孔读经。

万琼华、石临风两位学者利用1915-1919年的长沙《大公报〉》所刊载歌颂“节妇烈女”的诗歌评论资料进行研究后指出，“五四”前的湖南《大公报》率先标举并践履“反对帝制，拥护共和”的理念，其进步性不言而喻。但在此期间为数不少的湖南知识男性歌颂“节妇烈女”的诗歌评论，除娴熟地运用历史典故，以情动人的手法外，还着力美化“节妇烈女”的外貌与性情，赋予“节妇烈女”事迹以神秘色彩。作者指出，此举在呼应官方“褒扬贞节烈妇”主流话语的同时，背离了时代风潮，给时人留下观念陈腐的印记，成为剥夺女性生命权、扼杀其精神自由的合谋者，直至五四运动后才从迷梦中惊醒。

江山先生则著文对民国《湖南文献汇编》的学术价值进行了探讨。《湖南文献汇编》由湖南文献委员会编纂、印行，刊登先哲遗著和时贤著述，第一辑共刊发129篇文章，第二辑收文158篇。作者首述成书情况，然后重点对两辑内容及学术价值进行述论。作者认为，其第一辑无论体例的编排还是内容的选择，均有别于传统的地方文献书籍的编纂，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第二辑所汇纂的内容均与湖南省志有关，在史料上、学术上乃至对于实际的文献工作都有很高的价值。近年来，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湖南文献汇编》的相关文献越来越多地被作为研究的史料加以利用，对于湖南乃至中国的文化、学术的发展具有的重要价值。作者认为爱乡爱国因素是民国时期学人竞相重视地方文献事业的主要原因，对于湖南乃至中国的学术研究具有典型意义，在当今也还有着重要的价值。

三、湖湘名人著述文献研究

2016年，关于湘籍名人著述文献研究论文共计63篇，涉及到周敦颐、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王先谦、王闿运、杨开慧、毛泽东、刘少奇、匡互生等13位的著述文献。

1.周敦颐著述文献研究

 湖南永州道县人周敦颐，字茂叔，世称濂溪先生，是北宋著名哲学家，学术界公认的宋明理学开山鼻祖，2016年对其著述文献进行研究的论文有3篇。

朱熹尊推周敦颐《太极图说》，以理学立场对《太极图说》进行了全面诠释及发展。陈坤、李佳两位学者着重对《太极图说》中的理学心理学思想进行了研究，认为周敦颐论述了“心性义理”“气一元论”的“性命合一”心理发生观点，他关于“形生神发”“神发知矣”的体现形神关系的生理心理思想和实践，关于“孔颜乐处”的人格理想与精神境界追求，关于“主静无欲”“五性感知”的道德心理修养方法和关于“因循心理”的教育心理观论述，都闪耀着心理学思想的光辉。深入研究周敦颐《太极图说》的理学心理学思想，对于发掘我国宋明理学时期心理学宝贵思想遗产，继承、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通书》是周敦颐对其《太极图说》的进一步展开，其关注的重点为“立人极”，即如何通过修养与教化来体认天道，成为圣贤。王雪霏着重对《通书》中的“无欲”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在修养论方面，周敦颐基于孟子“寡欲”的修养论，将“寡欲”推演至“无欲”，提出了自己“无欲”的修养论。

陈弘、张京华、周欣文章三位学者撰文从日本所藏周敦颐著作的中国古代刊刻本，日本编注、训点的周敦颐著作，日本刊印周敦颐著作的单行本三个方面，对周敦颐著作在古代日本的传播作了详细梳理。

2.王夫之著述文献研究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巨人，其著述丰厚。2016年，笔者所见学界研究王夫之著述文献的论文有6篇，主要集中在其经部类的《周易外传》《庄子解》和史部类的《读通鉴论》《宋论》四种著述。

《周易外传》是王夫之第一部经学类的著作，学术界以往有关王夫之易哲学的研究已经有相当多的成果。本年度的两篇关于《周易外传》论文，一从经学诠释体式入手进行研究，分析《周易外传》的诠释体式与风格，进而以道论与知能论为中心，探索夫之以“外传”的形式对《周易》这本古老的经学文本所做的创造性诠释。作者认为，王夫之通过“外传”的经学诠释体式，阐发了深刻而富有诸多新义的哲学思想，其中“道论”与“知能论”思想最为系统而深刻。其“道论”中“阴阳与道为体”“盈天地皆器，道者器之道”“圣人依人建极”“圣人之治”乃述器、制器而非“治道”等命题，与其“知能论”中“夫人者，合知、能而载之一心也。故曰‘天人之合用’,人合天地之用也”的思想，既基本上奠定了王夫之的唯气论的思想路线与带有近代新人文主义性质的肯定人的主体性的思想品格，也让他与宋明理学中的程朱理学一系初步划清了界限。其中、后期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在《周易外传》一书基础上充实、发展起来的。另一篇从则从贞天地、立人极、通天人三个方面对王夫之《周易外传》中的圣人观进行了阐释，认为三者既是对圣人的内在规定，也是一种客观叙述；既是圣人成就自身的工夫，也是其所达至的境界；既是“本体上说工夫”，也是“工夫上说本体”。“贞天地”可分为“择阴阳之粹精”和“肖阴阳之德”两个方面，其内涵是贞守天地之正理、贞固天地之正气，其途径是效法天地的易简之道。立人极体现在圣人的德性才能和法象治器、制礼作乐等作为中。二者体现了“本天论人”和“以人合天”的思维方式和诠释向度，其理论基础在于“通天人”。在阐释中，王夫之综合了先儒关于“圣”的“通天”、“德性”、“才能”、“纯于天理”、“境界”等方面的涵义，突出了圣人养民佑民和治理社会的“作为”，是对明代中晚期重内圣、轻外王思潮的一种理论补正。

梅珍生先生以王夫之的《庄子解》为中心，对庄子的自由与逍遥进行了论述。认为在中国道家思想中，自由意味着个体将生命当作无功利的游戏，“游”就是生命的本质。尽管每个个体的自主性会对他者产生制约，但个体之间是“不足以相役，不足以相君”的。道家“自由”的“原点”就是要合于“天钧”与“道”。有己、私智、语言等是自由与逍遥的限制因素。道家要求个体超越于“心知之灵”；依从各自的条件同“各如其分”，各“凝其神”；超越一切功利的关系，“以无用用无用”，最终与道相合，休乎天钧。 

关于王夫之史部类著作《读通鉴论》，刘荣先生着重对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君道政治思想进行了研究，认为三代圣王之道是为船山心目中理想的君道典范，包括取天下以道、扶进人才、能安敢言者和从容调御几个方面。三代以下君主之治道当效法三代之王道，并因时损益和斟酌，君主之政治品格、知人之哲、用人之道、纳谏之道、辱大臣为辱国及立嫡与豫教并行等是为君主理政之道，即为君之道。王道在本质内容上仍然属于君道；并指出王夫之之重视为君之道的原因有二，一来在于他仍未走出“圣君贤相”之政治理想，二来是为将来社会提供治道之借鉴，“述往以为来者师也”。宋雪玲认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品评历史人物时，体现着他对君子理想人格的多重期许，并将船山先生对君子人格的这种期许概括为修身、处世以及救世匡时三个主要方面。船山先生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用今天的眼光看来，难免有历史的和自身的种种局限，但是他那种对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现实期许，对现实社会深沉的关怀、忧虑与同情，以及独立的具有批判性的理性思考精神，理应代代传承。当今知识分子也应传承古人“为人弘道”的精神传统，把个人的学术追求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深切地关怀社会现实，为人民立德立言，肩负起为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的使命。王夫之在《宋论》中对抗元英雄文天祥进行了批判，认为其轻信女主，出使元营，忠诚得过了头。学者熊锐认为王夫之的文氏批判，展现了遗民史家独特的历史与文化背景，由于未全面考虑实情，这种批判有诸多不当之处。王夫之两部史论著作是中国史学史上的经典，但王夫之在评判文氏时与其主张之治史原则却有所出入。史学评论需具备“了解之同情”的态度，不宜苛求。

3.魏源著述文献研究

魏源是近代湖南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第一人，是学界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对象，研究其著述文献是魏源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关于魏源著述研究的论文共4篇，其中研究《海国图志》者3篇，研究其史学著作者1部。

由于其所著《海国图志》在近代中国所具有的里程碑意义，成为研究者重点关注的对象实在情理之中。三篇《海国图志》研究文章，分别围绕该书版本比较、在英语世界首次译介和该书重要意义展开。

夏冰在《〈海国图志〉的三个版本考论》一文中，对魏源编著《海国图志》五十卷本（道光二十二年）、六十卷本（道光二十七年）和百卷本（咸丰二年）各自的辑撰、修订增补扩充情况及其承续关系进行了考察和论述。作者认为，《海国图志》五十卷本所辑资料，在《四洲志》基础上所增加的资料主要有历代史志和类书、元明以来华人岛志和海外闻见录材料、外国著作及近日夷图夷语，以及魏源亲笔所撰的居于全书之首的《筹海篇》和书中所录《圣武记》有关章节以及他大量的专题考证文章，是一个经魏源精心编撰得很完整的版本。《海国图志》六十卷本则是对五十卷本的增补修订，一是从卷三至卷四十三有 48 次辑录《万国地理全图集》的文字，而辑自其他书籍的仅卷七补谢清高《海录》、国史馆《郭世勋传》和卷三十九补《美理哥图志略》等少许文字；二是附录的资料大为扩充。至于结构的调整，主要是将原卷三十二中属大西洋欧罗巴洲的《普鲁社国记》和《普鲁社国沿革》等，调到卷三十八，改归北洋。《海国图志》最后修订扩充文献资料的主要来源为《地理备考》《外国史略》《地球图说》《瀛环志略》四书，此外增补的附录资料很多。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是魏源用自己在广州、香港买到的地图册，增加了一些新图，换去了部分旧图。作者最后指出，《海国图志》三个版本之间不是简单的补辑，而是初版、修订扩充、再修订扩充的关系。

满丹南、李海军等四位学者合作完成的《〈海国图志〉在英语世界首次译介研究》一文，则侧重对《海国图志》在英语世界首次译介情况进行研究。该文指出，《海国图志》50卷刊行后，第一位将《海国图志》译介到英语世界的是德国传教士郭实腊，他于1847年在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英文期刊《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第16 卷发表关于《海国图志》的书评文章 Review of the Hai Kwoh Tu Chi，首次将《海国图志》译介到英语世界。郭实腊的译介文章，主要采用介绍加评论的方式，共有 26 段。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本文作者分别对各段文字的主要内容作了简要介绍后，重点指出了译介中出现的误读问题及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如：将作者误作林则徐，并称林则徐为战争的祸害者，污蔑林则徐卑鄙、残酷等，导致英语世界读者对林则徐产生了负面的印象，这些不利言论传入国内后，使林则徐的处境更为险恶；地名（如佛朗机误为西班牙等）、语句的误读让读者特别是学术研究者对《海国图志》的内容产生认识和理解上的偏差，进而得出与事实不符的错误结论。作者同时认为，郭实腊向英语世界译介《海国图志》的首创功绩不能抹杀，正是他的译介文章为西方国家研究中国士大夫的思想提供了材料，进而促进了中西方在历史、地理等领域的沟通与交流。

王晓华先生文章，则主要探讨了魏源《海国图志》对走向深蓝的启蒙意义。首先对《四洲志》与《海国图志》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然后说明相比《四洲志》，《海国图志》主要增了有关介绍海洋知识和外国先进武器的内容。在此基础上，重点探讨了《海国图志》在五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批驳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观点，提出了扬长避短的御敌之策，对以后的中国在对付外敌侵略方面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二，用外国人介绍外国的资料编撰而成，更具有准确性和真实性，标志着近代史学走向一个新的转折点；第三，新海洋知识的介绍，对于日后中国认识世界，乃至走向海洋，走向深蓝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第四，此书出版后传入日本，在日本维新运动的发展上曾起过一定的作用；第五，《海国图志》的问世，宣告我国闭关自守时代的结束和中国觉醒、走向认识世界的历史时代的开始，开辟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新风气。文章最后指出，《海国图志》全书充满了强烈的爱国热忱，触及了深刻的社会实际，反映出时代的呼声，魏源的“经世致用”及“师夷长技”的爱国思想，即使在中国走向深蓝的今天，仍对我们有一定的启迪和鼓舞作用。

魏源不仅是当时走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也是卓有成就的史学家，研究魏源史学著作的论文则为刘泱泱《魏源及其史学著作》一文。文章对魏源所撰除《海国图志》以外的其他几部史学著作，如《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元史新编》《明代食兵二政录》等书的写作意图、体例，成书经过、版本流变及主要内容，均进行了简要介绍，对其史学价值，作者分别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4.曾国藩著述文献研究

董丛林在《“杨萧三谕”与〈讨粤匪檄〉比较论》一文中，对二者的“显异”背后的“隐同”之处。太平天国起义挥军北进途中，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的名义，发布《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救一切上帝子女中国人民谕》，是太平天国宣示其反清号召、进行社会动员的重要文告，本文作者称之为“杨萧三谕”。曾国藩练成湘军“建旗东征”伊始，也发布了一道名为《讨粤匪檄》的文告，既是平定太平天国的社会动员，也是其自我“亮相”。通过对二者的对比分析，作者认为，在对清朝态度的宣示方面，“三谕”表现出对清朝激言指斥、誓予推翻的态度，而曾檄对清朝的肯定和维护着墨无多，调门不高，颇有几分暧昧。在文化方面所持基调，前者坚持“夷夏之辨”（以“胡虏”指斥清朝，当属传统意义上的“夷夏之辨”范畴），同时更显以“洋”统华；后者瞄准并紧紧针对太平天国宗教，以“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为论旨来大做文章，从而构成该文告的最核心内容。既可见其政治上的截然对立，也可见其文化上“显异”的背后，又有“夷夏之辨”基点理据上的“隐同”之处，更可进而体察双方策略立意上的高下反差，不失为制约其成败得失的重要因素。

牟哥在《解读〈曾国藩家书〉中蕴藏的伦理文化》一文中，对《曾国藩家书》中蕴藏的伦理文化进行了解读。文章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分析了《曾国藩家书》所蕴藏的伦理文化产生的背景；并认为其伦理文化主要来源于对传统儒道伦理思想的扬弃、对传统家训的改造、对曾氏家风的秉承、对自己人生经验四个方面；其伦理文化的主要内容则包括孝梯伦理教育思想、治学伦理教育思想、勤俭持家伦理教育思想。总之，《曾国藩家书》中蕴藏着深厚的家教伦理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虽然经过漫长的历史变迁，但曾国藩尊老爱亲、为学谦虚、尚勤崇俭、戒奢戒惰的思想不但没有磨灭，反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更加熠熠夺目。

5.左宗棠著述文献研究

2016年，关于左宗棠著述文献的研究论文，笔者所见有3